十甫堂

廣州市基督教十甫堂是廣州地區現存的歷史最悠久的基督教堂，為1862年英國循道公會俾士牧師所創建。150多年來，十甫堂經歷了清朝、民國時期的跌宕起伏，又在新中國“三自運動”中獲得新發展，1983年12月24日復堂後，無論神學思想建設及基督教中國化建設，在軟體硬體方面都取得巨大變化，復堂後十甫堂歷任堂主任牧師為麥惠新牧師、陳嬋牧師。2005年起陳嬋牧師任堂主任。

每周日開設早、晚兩場主日崇拜。其中晚堂國語聚會為2013年所增設。每周約有750人參加聚會。周日設有慕道班課程。

從2015年開始，該堂聖樂部定期開展樂理培訓、管樂培訓等，為詩班員提供專業的技能培訓，不斷提升聖樂事工水平。聖樂部現有6隊詩班、1個敬拜讚美隊，1個弦樂組。

為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十甫堂在2014年開設微網站及關聯官方微信公眾平台，藉此分享聚會快訊、教會視頻、團契事工、信仰栽培等信息。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廣州市基督教十甫堂
• 外文名：Shifuchurch of Guangzhou
• 位置：廣州市荔灣區龍津西路逢源正街54號（原十甫路93號）
• 性質：基督教堂
• 創建時間：1862年

1. 建堂早期歷史

⑴ 追根溯源

1842年鴉片戰爭結束之後,基督教獲得了在中國內地的傳教特權，其中新教在毗鄰港澳的廣東，以廣州為中心開始傳播。在基督教在華傳播史上第4個發展高潮的恢復發展期(1842-1880年)，基督教新教各傳教差會如循道會以及倫敦會、公理會、聖公會、浸禮會、長老會、歸正會、美以美會、監理會、貴格會、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等亦先後來華傳教，在中國各地建堂創會。尤其1901年庚子賠款之後,基督教中國化的問題得到在華傳教士的普遍重視,中國人也開始對基督教有了正確的認識，各國修會紛紛進入廣東，基督教發展達到黃金階段，循道會是最早來到廣州傳教的外國宗派之一。[1]

1851年（清鹹豐元年）1月，英國循道公會義務教士俾士受到馬禮遜等傳教士的影響，懷著在中國開啟傳教事業的抱負，在沒有得到教會的支持下仍自費來到香港，同年12月北上廣州。當時《南京條約》已簽署約十年，西方人士要進入中國仍然有一定困難。雖然不能進城，他便在城門口派單張。後在著名華人宣教師梁發的幫助下開始傳教活動，在十三行以商行職員身份進行隱蔽的傳教，他又不斷寫信給英國循道公會，報告事工情況及進展。1852年，英國循道會海外傳道總會決定將畢治(W. R.Beach)和郭修信(Josiah Cox)二人按立為傳教士，遣往中國。1853年（鹹豐三年），俾士終於得到教會的支持，正式按立他成為牧師及承認他是首位循道公會來華的差遣員，於1853年底在廣州與畢治和郭修信二人匯合，組成布道團，並於當年在增沙設一福音堂，建立該會在華的第一座教堂，創設廣州教區，進行開創性傳道活動，為循道會在嶺南傳教之始。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循道公會的傳教士們避難澳門,隨著《天津條約》的簽訂，避地澳門的俾士等傳教士再度入粵，設堂傳教，並在廣州增沙創設聖道書院，培養華籍牧師。[2]

⑵ 開基創始

由循道會始創於1862年的基督教十甫堂，因位於當時廣州第十甫而命名為“循道會十甫堂”,是為現十甫堂前身。

當時，循道公會的傳教士和其他教會的傳教士一樣,著重採取直接傳教的方式傳播福音,例如建立教堂、街邊演講、旅行傳道、發放聖經書籍等。熟悉城市傳教工作的俾士牧師（George Piercy，1829年－1913年）為當時廣州的循道公會和十甫堂的奠基人，被譽為中華循道公會之父，建立起“中華循道公會華南教區”，是循道公會在華發展的重要奠基者。他21歲來華，在傳道31年（1851-1882年）里，不僅建立堂會，也開辦學校、醫療工作，並翻譯西方屬靈書籍，例如《天路歷程》等；他又將舊約的故事以中國傳統的章回小說形式改編，加強華人信徒對聖經的興趣及認識。1882年回國後，繼續向倫敦碼頭地區的水手傳教至離世為止。

1902年由傳教士彼·威廉(William Bridie)所撰寫的廣州聯區報告，敘述了一群滿清官員參加聖經班的故事，說他們成功地在一個曾做過道台的姓惠的官員家中，每周日為一個12人組成的紳士群體開設查經班，並使他們經常前往教堂參加禮拜，從而“在廣州傳教史上首次得以進入最顯貴的家庭”。他認為這表明“前所未有的向一個處在一般傳教工作之外的階層傳播福音的機會來臨了”。在此局面下，循道會在華南各聯會均取得進展。就整個廣州教區來說，在1905年，“會友人數計有二千多人，在二十年間，增長了五倍”。

1910年（宣統二年），廣州教區易名為華南教區，下轄廣州、佛山、北江、台開、新中、梧州、香港等7個聯區。雖然在進入民國時期後，華南地區的政局一直不穩；而且，以廣州為中心的南方政權長期與英國關係緊張，而循道會的英國背景使其事業遭遇諸多障礙，但總體來看，華南循道會的事業還是逐漸地向前邁進。1919年（民國8年），該會在廣東有布道區30個，正式教堂29座，教會職員106人，受餐信徒2013人，辦有國小35所，中學2所，醫院2所。民國29年時信徒最多，達4000人。1925年，在全國性的教會本色化運動的背景下，循道會廣州教區易名為“中華基督教循道公會廣州教區”。1931年，全國性的“中華基督教循道公會”成立後，這個教區的正式名稱是“中華循道公會兩廣教區”，包括廣州、佛山、開新、台山、韶州、梧州、香港等七個聯區。抗日戰爭中，循道會華南教區遭受較大損失，至民國 36年信徒人數減至 1300人。[3]

⑶ 興建教堂

循道會繼1861年在廣州南關增沙街購大屋建堂後，1862年，又在繁華的西關第十甫，用白銀千餘兩，再購得一座磚木結構的兩層大屋，改建為福音堂，命名為“循道會十甫堂”,是為現十甫堂前身。其後再於廣州高第街添置福音堂一所。內住傳教人員眷屬，外則建立正式禮拜堂。日間講道，晚上查閱《聖經》。這樣，在廣州一地，循道公會以有效的方法擁布道機關三處，俾士等開始時在廣州開拓教務，陸續形成了以增沙、第十甫和高第街三處教堂為中心的勢力。[4]

座落在原廣州市十甫路93號的舊十甫堂自建堂後，至1929年民國政府在第十甫開建馬路時，該福音堂已改建裝修多次。直至1934年又大修一次這座青磚騎樓教堂為正面是紅磚外牆，有一玫瑰圓窗，尖頂立一白色十字架的建築物，全部費用一萬餘元，均由當時中國信徒所捐獻。[5]

⑷ 自立實踐

辛亥革命後，民國政府表示對各宗教一視同仁，在多種因素作用下，基督教獲得快速發展。廣東省在1903-1919年中大約有43個差會在傳教，廣州有包括英國循道會的20多個差會。但就各個教會來看，其發展規模和速度又有明顯差異。當時，廣東絕大多數教會是由外國差會直接經辦的，傳教事業基本掌握在外國傳教士手中。由中國人直接辦理的教堂雖然也有所發展，但力量還相當薄弱。由於各差會派遣國的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各教會的發展也受到一定影響。根據1913年《廣東基督教會總計表》和1920年(The Program of Advance)的統計資料，循道會這一時期的發展整體是呈衰退之勢，狀況如下：

布道區：1913年59個，1919年30個；

受餐信徒：1913年2310人，1919年2013人；

醫院：1913年3所，1919年2所；

學校：1913年20所，1919年36所。[6]

十甫堂當時所屬的循道公會來華後一直為獨立的英國傳教差會，在脫離外國差會和傳教士的供養與控制而走向“自立”和“本色化”獨立的進程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首先，在宣教事務方面，循道會廣州(華南)教區從一開始就重視利用本地信徒的力量，較早具備建立符合中國社會文化特徵的教會的意識，注重訓練本地信徒參與教務。1890年，利用一筆中國人的400元捐贈，廣州教區在增沙教堂“創辦了專收男生的神學院”，除正式的學生外，“還邀請當地的傳道人、別的教會的同工來選讀研經，或與個別職務有關的短期課程”，訓練本土教會人員。從19世紀末開始，就陸續出現了一些華人牧師、宣教師和踴躍參加各類傳教活動的平信徒。1922年華南教區年議會記錄中出現的中國教會牧師名單，作為“教區代表”列名的有十甫堂堂主任牧師禤奉常等22人。1923年，後來成為教區主席的關更有（前十甫堂堂主任牧師）也列在教區代表的名單中。

其次，華南循道會較早提倡並較早實踐本地教會實現經濟獨立，即所謂“自養”理念。作了兩方面規定，其一是新立牧師全由本地教會供養，即所有現有的本地牧師均由當地的教友供給作為一項原則，從不建議將未獲得由地方資金供養保證的候選人按立為牧師；其二是在教區建立“維持基金”，教區內各處教會均向維持基金捐款。在1912年華南教區傳教士會議所作出的決議中，有一項即是將實現自養作為教區的一個目標。十甫堂1934 年的財政預算表在其2368元的預算中，有73.48%為各項教友捐款，只有26.52%可能來自差會補助。因此，十甫堂雖尚未實現完全自養，不過，其來自信徒捐贈的收人占了大半，已呈自養趨勢。

在幾十年的傳播和發展中,雖然循道公會沒有像浸信會或北美長老會那樣取得令世人注目的成績,但循道公會依然在宗教、教育、醫學等領域給華南地區帶來許多新的轉變,確立了自己在華南地區近代化進程中的獨特地位。1919年4月廣東最大的基督教組織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成立後，循道會等教派還與協會合辦了廣州白鶴洞協和神學院，成為廣東基督教人才培養中心，廣東不少有名的基督教人才出於此院。[7]

1917年畢業於廣州協和神學院的禤奉常牧師（1896年－1958年），曾三度任職廣州十甫堂，分別為1922年2月、1927年2月及1941年2月，主持教務工作。在1941年2月至1947年5月調任前的第三次駐十甫堂期間，同時擔任循道會廣州聯區長（後幾經調任，最後任佛山聯區長，1958年反右運動中錯劃為右派，改革開放後1980年終得平反，平反通知書序號“省001號”）。[8]

⑸ 參與抗戰

抗戰時期，十甫堂在禤奉常牧師第三次主持期間，教堂二樓作信徒主日崇拜聚會使用，唱詩之聲伴著風琴聖樂，第十甫一帶路人遠近皆聞；當時十甫堂除了主日崇拜外，還在首層全部開辦了懿群國小和幼稚園，禤奉常任校董兼校長，因師資優秀，在當時西關一帶頗有名聲，學生人數甚多。在淪陷區生活是非常艱苦的，但教會學校每隔一段時間，就有包括罐頭黃豆、罐頭牛肉、奶粉等救濟品發放（私立懿群國小在1949年解放後由政府接管，校址仍在十甫堂地下，後易名為公立十甫第二國小，再後又合併為寶華正中約國小第一分校）。其間，因為經濟原因，十甫堂把門口兩邊的地方租出去，蓋了三層樓的房子。

曾有一次禤奉常牧師和兩位教友掩護三名抗日共產黨員經沙面轉移（因當時沙面是英國租界，英美那時都還沒對日宣戰，日本侵略者是不會到沙面抓人的），然後上了一條英國商船到了香港。禤奉常說：我不管他是什麼黨，只要他是反抗日本，就是好人！[9]

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8月，廣州著名的體育場地“海角紅樓”投入使用，時任十甫堂牧師的馮聯惠出任“海角紅樓體育會”社交顧問，為擴大當時廣州民間文娛體育事業對社會的影響做出了教會的支持。[10]

⑹ “三自”革新

1949年10月廣州解放時，中華基督教循道公會華南教區轄下在廣州有3間堂會。新中國成立，國內教會一改其過去分門別戶的狀況，在憲法和宗教政策的保護下，開展“三自”愛國運動，走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即實行“自治、自養、自傳”的方針，在人民政府領導下為建設新中國而奮鬥。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三自革新宣言”後，在全國各界特別是基督教徒中引起強烈反響，十甫堂所在的中華基督教循道公會廣州聯區於1951年3月30日召開“三自促進委員會議”，決定自4月份起實行自養。除了增沙堂1952年停辦外，十甫堂、高第堂教會還積極回響華南教區年會決定之“節省家用供應宣教同工一人” 的號召，節省家用。循道公會靠推行“三百三自養運動”努力自養，即每一教友每日為教會奉獻三百元（舊幣），視個人能力酌予增減。依此辦法，以聯區教友450人計，每年教友奉獻款可得4,860萬元（舊幣），可達自養目的。中華循道會華南教區1959年經濟狀況如下：當年經濟來源主要靠房租、教徒捐獻款，每月有租金400餘元，教徒捐款200元左右，而每月支出1600多元，收支差較大，向其他公會借款1000元；而教牧同工生活水平最高工資118元，最低20元，平均工資60元。由於經濟困難，自當年三月起減薪。在多方努力下，通過一系列措施，使教會基本上實現了自養。[11]

⑺ 1960-1966年大聯合時期

經過1958年社會主義運動後，由1959年起至1966年初，廣州各堂會進行了三階段聯堂，循道會廣州聯區的高第堂首先於1959年聯入了救主堂，即宣告循道會與國內所有教會一樣，分門別戶的狀況終結。而十甫堂經歷1959年、1961年及1964年三次聯堂，一直被定為聯合聚會堂點：

1959-1960年間第一階段聯為22間堂會時，循道會十甫堂、中華基督教會仁濟堂、浸信會慈愛堂及遠東宣教會大同堂四堂聯為十甫堂，召集人為王勉予牧師；

1961-1963年間第二階段再聯為14間堂會時，十甫堂組織架構維持不變，原召集人王勉予牧師調往光孝堂，新召集人為馮聯惠牧師；

1964-1966年間第三階段最後聯為9間堂會時，十甫堂與逢源堂聯為十甫堂，召集人仍為馮聯惠牧師。

1966年起的“文革”期間，十甫堂與全市教會同遭關閉。[12]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