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紀歐洲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 歐洲政治格局變遷 影響
Abstract: This article thinks that the Reformation exercise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hange of the politics structure of Europe. Because of the Reformation, the European feudalism began to crumbl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Reformed or Protestant accelerates the development of bourgeoisie. Because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show the different attitude to the new religious belief, the politics change of European countries is in different steps. All of this illustrate that the revolution of ideology can also exercises a great influence on social system.
Key Words: the Reformed the politics change of Europe influence
十六世紀歐洲基督教國家出現的教會革新運動,也是歐洲新興資產階級在宗教改革旗幟下發動的一次大規模的反封建的政治運動和民族獨立運動。其表現形式是反對西歐當時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即以羅馬教皇為首的天主教會,並導致基督教新教會的誕生,形成路德的信義宗,加爾文和茲溫利的歸正宗,英國的安立甘宗及歐洲各國出現民族教會的新局面,由此促進了宗教寬容和信仰自由之風在近代歐洲流行。長久以來,史學界對這一次宗教改革運動在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作用與影響著墨較重,而對歐洲政治格局變遷的影響的探討則論述較少,本文擬在這方面作些淺析。
(一)
十六世紀的西歐,到處呈現出許多新舊社會更替時期的明顯表征,資本主義萌芽經過近兩個世紀的發展,已經由簡單的手工協作進入到手工工場的新階段,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就必然要求掙脫為封建經濟服務的封建制度。宗教改革則正是這個時代所特有的一場以宗教為形式的社會變革,它給歐洲政治格局變遷帶來的首要影響就是瓦解了歐洲的封建制度。
十五世紀下半葉,在歐洲,英國、法國、西班牙,北歐的斯堪的納維亞各國,東歐的波蘭、俄國都已普遍確立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統治,僅在德國和義大利還未形成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但整個歐洲制度的本質是相同的即封建制度。然而西方的封建制度又不同於東方的封建制度。
東方的封建制度可以說是“一元一體”制的,封建皇權自始至終都是高高在上的,宗教勢力長期臣服於皇權,雖偶爾能弄潮一時,卻從未在政治、經濟、思想諸領域占據統治地位,世俗王權是封建制度的唯一總代表;西方的封建制度則可以說是“二元一體”制的,這多出的“一元”就是教會封建主義,這樣歐洲封建制度的政治和經濟方面大體就由世俗封建主義和教會封建主義兩部分構成。二者勢均力敵,彼此交替消長,既相互區別排斥而自成體系,又相互交融滲透。在西歐,提到封建主義就不能不提到教會封建主義,而這裡所說的教會封建主義其實主要是指羅馬天主教會,稱其為封建主義是因為羅馬天主教會有著自己的獨立的封建主義形態。
首先,在政治上,羅馬教廷實行以教皇為首的封建中央集權制,教皇有權制定、修改法律,決定教區的劃分;教皇還通過教職任命在建立了大主教、主教、神甫等組成的封建教階等級制,遍布歐洲各國的大小教區,實際是聽命於教皇的封建行政區;教廷擁有法庭、監獄,可以更改國家法的判決,同時也不斷粗暴干涉各國的內政;其次,在經濟上,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礎,羅馬的教廷及其教會更是歐洲最大的封建土地所有者,因而也是最大的封建主,天主教會至少擁有歐洲土地的三分之一,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教會土地上的農民不但要受名目眾多的賦稅徭役的剝削,而且還受到什一稅和高利貸的盤剝;最後教會神學思想更是封建統治思想的主體,支配著整個社會的政治和精神生活。
正是由於中世紀歐洲教會的特殊形態,羅馬天主教會成為歐洲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誠如恩格斯所說的,歐洲“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國際中心是羅馬天主教會。它把整個西歐(儘管有內部戰爭)聯合為一個大的政治體系……它給封建制度繞上一圈神聖的靈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教階制,最後,他自己還是最有勢力的封建領主……要在每個國家內從各個方面成功地進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須先摧毀它的這個神聖的中心組織。”①因此反封建就必須要反對羅馬天主教。因此,當時的宗教改革其實就是以反對天主教為形式的反封建運動。
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首先爆發於德國,隨後迅速向周邊蔓延並逐漸從一種地方性的鬥爭轉為全民族的甚至全歐洲的規模鬥爭。它與天主教的鬥爭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 思想上與天主教三大理論支柱的鬥爭。
羅馬教皇維護封建制及其地位的神學理論支柱主要有三點即教皇最高權威論,“聖禮”得救論與“善功”贖罪論,教士特權論。正是這三根支柱禁錮了中世紀人們的思想,讓人們終日活在對“原罪”的恐懼里,活在對“救贖”的追求中,使人失去了進取之心。而宗教改革時產生的新的宗教觀則讓人重新又獲得自由。
首先,針對教皇最高權威論,路德提出了新的教皇觀。他認為基督教的首領是基督而不是教皇,教皇僅僅是羅馬的主教和牧師。“教會在世界上不能有一個頭,世上也沒有人能統治它,主教和教皇不能統治它,只有在天上的基督是頭,也只有他統治。”②這一觀點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教皇的絕對權威;另外,加爾文也說:“我們所謂預定,是指上帝以其永恆旨意,也就是上帝自己決定了世界上每個人的成就。”③“上帝創世以前,他已藉著基督揀選了我們。”④這裡加爾文也把人的一切直接歸於上帝,他以上帝的絕對權威論就否定了教皇的權威。
其次,針對“聖禮”得救論與“善功”贖罪論,路德指出了聖禮觀,主張減少和簡化聖禮,至於聖禮的作用他則認為:“我們教會教導人,設立聖禮不單是要作為上帝恩賜我們旨意的標誌和見證,為要激勵並堅定領受聖禮之人的信心……因此,我們教會棄絕那些人說,聖禮的本身使人稱義,而不說相信罪得赦免的信仍是為領受聖禮所必要。”⑤而對“善功”贖罪論,路德則說:“你唯有因信才能得救,即令你無法行別的,也能得救。”⑥在路德眼中“信”才是最重要的,而並非“聖禮”,並非“善功”。
最後,針對教士特權論,路德又提出了“平信徒皆為祭司”的理論。他說:“讓每一個知道自己是基督徒的人確知:我們都是祭司,我們彼此沒有分別,即是說,我們對聖道和一切聖禮都有同等的權。”⑦由此,路德就剝下了教士神聖的外衣,否認了他們的特權,體現了人與人的平等。
這樣,宗教改革就首先從思想上解除了當時人們的禁錮,而思想的解放則使人們開闊了眼界。使人們可以用一種全新的眼光來看這個變化了的世界,並從思想上為人們接受新的政治制度打下基礎,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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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文版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三 第389頁
②馬丁.路德《羅馬教皇權》《路德選集》香港版上冊 第124頁
③加爾文《基督教原理》費城版 第926頁
④《以弗所書》《聖經》現代中文譯本1982年香港版 第295頁
⑤《奧格斯堡信條》第十三條《歷代基督信條》基督教輔出版社1957年版第64頁
⑥馬丁.路德《教會被虜於巴比倫》《路德選集》上冊 第289頁
⑦《馬丁.路德選集》費城版 卷二 第282-2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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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經濟上的鬥爭。當時的天主教擁有大量的土地,為此,宗教改革時期,許多人倡導將土地收歸國有,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另外宗教改革家們還堅決反對教延出售贖罪券,反對高利貸等,從各個方面來打擊教延在經濟上的種種特權。
第三,政治上,首先否定了教權至上。路德指出世俗政權亦是上帝所賜,同屬“屬靈等級”宣稱世俗國家並不依附於天主教會,並提出要取消教會在司法、出賣聖職、施行特恩等方面的特權;其次,他又倡導政教分離,他主張政府不干涉信仰,教會也不干涉政治,他說:“教皇和主教應真正做主教,宣揚上帝之道,但他們卻放棄了這個責任,變成了世俗的君主,用那專管生命財產的法律施行治理。他們是如此徹底地把事情顛倒了!”①
這樣,通過宗教改革時所傳播的一系列新觀念必然打擊了天主教,而打擊了天主教就是打擊了當時的封建制度。首先,否定天主教和教皇的無上權威就是對封建等級制的批判。中世紀西歐的等級制是封建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西歐封建等級制的第一等級就是教會等級。而神職以外的世俗人則都低於這個等級。對此新興的市民階級極為不滿。路德就認為教俗之間“實在沒有什麼差別,他們所謂差別,只是職務和工作上的差別,而不是等級上的差別”,②在此基礎上他又進一步提出了世俗的平等,貴族與市民、農民一樣也無貴賤之分。他說:“不管他是男是女,是王侯、農民,是修道士和平信徒,”“在基督徒中間,除基督以外,沒有尊長,大家都是平等的,有同樣的權利、稟賦與榮譽……”“世俗掌權者也是一樣,他們不過是受委託,拿刀和杖,懲罰惡人,保護善人,一個皮匠、農民各有各的工作和職務,他們也都是受了聖職的神甫和主教……”③在此基礎上,加爾文教會所具有的民主共和性質又為世俗政權的民主共和化奠定了基礎。加爾文把教會稱為“上帝之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他看來,上帝極推崇教會的權威,但他堅持認為基督是教會的頭,從而避免了像在天主教會中所存在的那種專制色彩。在加爾文教會中,教牧只有分工的不同,沒有等級的差別,而被統稱為“監督”。牧職是完全根據《聖經》設立的。加爾文稱:“《聖經》設立了三種牧職,同樣古代教會將教牧分為三種職務,他們從長老中選立牧師和教師,其他長老主持訓戒和糾正的事。執事受任照管窮人,處理周濟。”而這種職權分明的教會組織是由民主選舉而產生:“按立長老的方法,就是由會眾投票選舉”;“監督必須由人選立和委任,才算為合法的選召”。④這裡,一方面是教會權威的至高無上,另一方面是教會組織的民主共和,這二者的結合便決定了整個國家政權性質的轉變。對此恩格斯說:“加爾文的教會組織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而在上帝的王國已經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間的王國還能夠仍然從屬於君王和領主嗎?”⑤另外,加爾文的“天命說”更是強調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其意志體現於全部空間與時間之中,他提出:“萬事均由上帝的秘旨所統括……無一不在上帝的掌握之中。”⑥他將人的得救與否也完全歸於上帝的揀選預定,這就從新角度解除了人們對天主教會的依賴,否定了教皇及其神職人員的特權,同時又藉助上帝的意志肯定了封建制度的沒落和資本主義興起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因為一切都是上帝的意思,在人類歷史上“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都在上帝的新的特殊旨意管理下”。⑦從而為社會發展的客觀必然性蒙上了一層了神聖的外衣,為反對封建制度提供了理論依據。
這些都是宗教改革運動對西歐封建制度的打擊,而除此之外的又一重要的表現就是由宗教改
革所帶來的一系列的運動與革命,這系列運動與革命也給了西歐封建制度以致命的打擊,瓦解了西歐的封建制度。
首先是德國的農民戰爭。當宗教改革一在德國爆發時,農民們就把這當作解除其自身苦難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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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馬丁.路德選集》費城版 卷三 第254-255 卷二 第69頁 卷三 第353頁
④加爾文《基督教要義》香港版 卷四 第54-58頁
⑤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文版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三 第389頁
⑥⑦加爾文《基督教原理》費城版 卷十一 第199頁 卷一 第2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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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宗教改革過程中一系列的思想也給當時德國農民的思想帶來衝擊。路德在運動一開始就曾大聲疾呼:“為什麼們不運用百般武器來討伐這些身為教皇、紅衣主教、大主教則又傷風敗俗,不配為人師表的羅馬罪惡城的蛇蠍之君,並且用他們的血來洗我們的手呢?”①他還說道:“上帝的語言就是劍,就是戰爭,改革迷途和毒藥。”②這些都給德國的民眾帶來很大影響。雖然路德本人在後期思想發生了轉變,反對使用暴力,並害怕農民戰爭,以至後來對農民戰爭深惡痛絕,但是形勢的發展並非他所能控制的。1524年6月,德國南部的農民在宗教改革運動的影響下爆發了聲勢浩大的農民戰爭,幾乎席捲了整個德國。雖然這場最終以失敗告終,但卻給教俗封建主以沉重的打擊。
其次是在宗教改革思想影響下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在日內瓦,1536年加爾文開始在此傳教,並創建了共和化、民主化的加爾文教,在它的指導下,資產階級力圖將反教權和反俗權結合起來,開始對世俗封建制度實行大反叛,並在日內瓦建立了神權共和國。在尼德蘭,宗教改革運動不斷深化,並演變成更大的變革世俗封建制度的革命風暴,經過數十年戰爭終於推翻了西班牙在尼德蘭的封建專制統治,創建了資產階級的荷蘭國。在英國,加爾文的預定論與共和主義思想為清教徒所繼承,最終資產階級以清教徒革命的形式廢除了日暮途窮的封建所有制,在預定論思想的鼓勵下,克倫威爾的鐵騎軍唱著聖詩,堅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和革命的正義性,向封建王朝開火,於1649年將英王處死,宣告資產階級共和的建立,在世界範圍內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資本主義時代。
由此可見,以宗教改革為形式的社會變革運動已徹底瓦解了歐洲的封建制度,在思想,在制度等各個方面,將中世紀籠罩在歐洲上空的封建制度徹底地掀了去。給人們以自由地呼吸,同時由於這一改革運動而產生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也促進了當時新興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二)
宗教改革運動不僅瓦解了歐洲封建制度,而且也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發發展與資產階級的產生,從而加速了歐洲政治格局的變遷,即從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
在“中世紀只知道一種意識形態,即宗教神學。”③當時歐洲封建社會把意識形態領域的哲學、政治、法學等都合併到神學中去,宗教神學禁錮著人們的思想,要求人們禁慾,不注意個人的價值等等,這些都與資產階級的發展是完全相背的。因此資產階級要發展就必須要先打破這種思想上的束縛,而宗教改革則正是對思想領域的一次解放運動。
路德為了反對羅馬教廷的思想禁錮和精神專制,提出了信仰自由的主張,他認為人們信仰完全應由個人決定,反對任何以暴力干涉、強迫命令、壓制信仰自由的行動,他說:“要用暴力命令或強迫任何人信這信那,不但無益,而且是不可能的,這必須用別的方法達到,不能用暴力去完成。”④此外路德還宣揚“因信稱義”說。他認為人的信仰就是人的一切,人只要有信仰,無須任何中介或代禱者,就可以獲得上帝救贖的恩典。信仰是使得人與上帝面對面,“沒有任何受造之物居於其間”,⑤信仰使人擺脫了一切外在的束縛,在上帝面前,只要求個人的心、靈魂,個人的信仰在場,人就可以靠自己的信仰來解救自己。這樣人就從中世紀天主教所宣傳的一系列教義中慢慢走了出來,思想的解放使得近代科技得以發展,這樣就加速了新興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為了適應市民資產階級的需要,路德又提出宗教信仰應從時間上和金錢上厲行節約,即推行廉儉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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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七 第406-407頁
②朱寰《世界古代史》第573頁
③馬丁.路德《羅馬教皇權》《路德選集》香港版上冊 第469頁
④《馬丁.路德選集》費城版 卷三 第235頁
⑤《路德選集》香港版 上冊 第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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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天主教會的節日繁多,危害極大, “一般人在節日除受精神上的損害之外,還要受兩種物質上損害,既荒廢了自己的工作,而且花錢比平常更多,甚至損害身體,使之不宜於工作”。①為此,他宣布除禮拜日外所有的節日都應廢除,並建議把一些較為重大的聖徒節日也歸併到禮拜日,或僅在節日當天舉行一個早彌撒,把該日的其餘時間仍作為工作的時間。這樣既縮短了聖禮所占用的時間,又節省了開支,這對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是很重要的。加爾文也在其預定論中提出選民要具有高尚的品德,其中之一就是“節約、儉樸”。他認為不應該把財富視為罪惡,主張人們順從上帝的呼召,在各自的職業中追求與獲取財富,此為上帝所允許並加以支持的。但對財富的使用,應加以節制,不應有“過分的貪慾和無度的浪費……奢侈和享樂”,②反對“過份享受美酒,以致腦滿腸肥”。③這裡加爾文通過宣揚有節制的生活和限制浪費而建立起了新的道德觀念,使財富的積累成為完全合情合理的事,這也正符合了資產階級的原始積累的需要,加速了新興資產階級的發展。
除此之外,在上文也提到過,加爾文通過宣揚“天命說”來強調上帝的意志決定一切,以此來肯定封建制度的沒落和資本主義的興起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在此基礎上,加爾文還把現世的奮鬥和事業的成功與得救聯繫起來。他認為人的一生,有的飛黃騰達,有的默默無聞,有的身居高位,有的卻抑居卑下,究其根本原因主要在上帝的揀選,被上帝選中的即為“選民”,這樣的人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支持與保護;而未被選中的即為“棄民”,這樣的人將受到永罰。與此同時,加爾文又通過“呼召說”將上帝這種“選民”與“棄民”不可探知的神聖加以顯像化。他說:“上帝的特別揀選本來是隱藏著的,卻由呼召而表明出來,因而呼召可稱之為揀選的證據。”④而呼召的具體徵兆有三,其中一條就是要能夠勇於鬥爭,百折不撓,去爭取事業的成功。他認為:“凡欲求來世在天國得到光榮的,在今世必須鬥爭,而鬥爭之勝利必須經歷無數困難及克敵制勝始能獲得。”⑤這樣經過鬥爭獲得事業上成功者,不僅死後升天堂,而且在現世又可以理所當然地獲得財富,過著優裕的生活,因為“一個人所享有的財富並非出於偶然,而是上帝的分配”,⑥而對於未積極鬥爭、缺乏勇氣或在競爭中失敗的人,不僅死後被定罪,而且現世也要生活於苦難之中。依此說教,今生事業的成功,財富之獲得,既是上帝之呼召,又是獲得上帝揀選之明證,既可在現世過優越生活,又可獲得天國的入門券。所以,在這種思想武裝起來的加爾文教徒無一甘願自暴自棄而當棄民,都堅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在事業上得到上帝的幫助與肯定,在激烈競爭中奮起拼搏,百折不回,全力以赴,在挫折中增強信心,在失敗中鼓起勇氣,力求最終獲得成功,以最後證明自己是上帝的選民。這就順應了當時歷史的潮流,完全推翻了中世紀天主教宣傳的教徒要輕視今生的財富,安於貧困,反對經商致富的說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加爾文的信條適合當時資產階級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⑦
由此可見,宗教改革時所湧現的一系列思想,尤其是加爾文的宗教觀,對當時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與資產階級的壯大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與資產階級的壯大必然要求一種符合自身發展的大的政治環境。他們越發展,可以說封建制度就越岌岌可危,所以說宗教改革加速了歐洲政治格局的變遷。
(三)
在歐洲,資產階級革命並不是所有國家所有地區同時爆發,也並不是所有國家和地區的革命
形式、程度都相同,其原因儘管有政治歷史等因素的差異,但與宗教改革思想的影響也存在著重要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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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馬丁.路德選集》費城版 卷二 第127頁
②威爾.杜蘭特《世界文明史》卷十九 第210頁
③④⑤⑥加爾文《基督教原理》費城版 第724、964、714、408頁
⑦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文版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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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來看最先爆發宗教改革運動的德國。在德國,新教徒們主要信奉的是路德新教。早期路德確曾倡導要使用暴力,但其矛頭主要是指向天主教會,而並非直接指向封建政權,所以,當農民戰爭爆發時,他退縮了,轉而攻擊農民戰爭,與封建諸侯站到了一起,因為農民戰爭已危及到了封建政權的統治。路德先針對農民起義的綱領鼓吹農民只能以和平方式呼籲改革,決不能反抗領主,並利用《聖經》宣稱“動刀的必死於刀下”。1525年4——5月間,他又在撒克遜選侯轄境各地進行反革命的宣傳,發表了《反對殺越貸的農民暴徒書》,叫囂要“戳碎、扼死、刺殺”農民,誰為鎮壓革命而死就成為“殉道聖徒”。①路德新教已成為了諸侯們加強統治的工具。雖然在此後1555年《奧格斯堡和約》確定的“教隨國定”的原則,使路德教正式取得了合法的地位,這可說是當時德國新興的資產階級取得的一大勝利,但德國的封建制度並未被推翻,並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其中路德教的作用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因素。這主要是由於路德在否定教權的同時他肯定了封建諸侯的政權,這是其保守的一面。他以君主至上的觀點來否定教權至上之說,指出世俗政權也是上帝所賜,同屬“屬靈等級”,並據此由進一步論證了教權應服從俗權,對此威爾.杜蘭特這樣寫道:“各地諸侯對新教均表示歡迎,因為他發現,新教不但是高舉國家,而且服從國家,由於他們自己就是國家的象徵,因此,他們接受新教即無異於使他們在其領域內變成精神上及塵世上之雙重領袖。”②與此同時,完全受路德教影響的北歐諸國,丹麥和瑞典國也先後支持並建立起路德派的國家教會,並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仍沿續著封建制度。
而在宗教改革時期同樣傳播於許多國家的加爾文教則與路德教不同,在加爾文教的影響下爆發了一列的以宗教為形式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比起德國的農民戰爭來要深入許多。
加爾文教首先在日內瓦取得統治地位,1541年以加爾文為首的宗教改革激進派在日內瓦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式的長老制教會。它有力地維護與鞏固了日內瓦的資產階級政權,並成功地主持了西歐第一個資產階級神聖共和國,並以此為基地,多方派員宣傳其教義,使加爾文教迅速傳播於尼德蘭、法國、蘇格蘭、英格蘭等資本主義較發達的地區。
在尼德蘭,加爾文教迅速傳播著,從1566年起,尼德蘭加爾文教信徒掀起反天主教會的破壞聖像運動,遭到了西班牙統治者的血腥鎮壓,之後1572年爆發更大規模的北方起義,北方的革命又推動了南方,革命進入高潮,這期間由加爾文宗精神統治的18人委員會作出了很大的貢獻。經過反覆曲折的鬥爭,尼德蘭資產階級革命在北方獲得了勝利,而這場革命的勝利,加爾文宗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在英國,其資產階級革命也在“加爾文教中給自己找到了現成的理論”。英國的清教徒們將加爾文教教義與其政治目的相結合,經過激烈的鬥爭,國王查理.斯圖亞特被送上了斷頭台,新成立的獨立派國會,通過了一系列立法廢除了貴族院,規定了一院制國會為全國最高立法機關,以克倫威爾為首的國務會議掌握了行政權,國會正式宣布英格蘭為共和國。英國資產階級的意義遠遠超出了尼德蘭資產階級革命的範疇,這兩次革命雖然都打出了加爾文宗的旗幟,但尼德蘭只是局部性的勝利,而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則在全國範圍內結束了封建統治,建立了新的國家政權。這主要是由於,在英國,加爾文宗精神滲入了國教會,並擴大至資產階級和下層人民中間,最後又從封建王權把持的國教會中分化出了清教,清教比尼德蘭革命中的加爾文教更高出了一籌,它不是在民族獨立、反對天主教會的圈子裡原地踏步,而是不斷以血與火的鬥爭去贏得資產階級的政權。
綜上所述,在宗教改革時期,各家各派思想的不同,對當時歐洲各處國家與地區的革命方式與程度有著深淺不一的影響,這可以說是宗教改革運動對歐洲政治格局變遷影響的又一重要表現。
某一社會中在特定時代形成起來的環境,可以造成肥土沃壤,使新的宗教信仰藉以出現和傳播,而給舊的宗教信仰注入新的生命。如果,某種宗教思想如果沒有歸於消滅,就會在社會意識中得到強烈的反響,並變成一種巨大的思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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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馬丁.路德選集》費城版 卷四 第248-254頁
②威爾.杜蘭特《世界文明史》卷十九 第1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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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宗教思想屢屢出現在社會發生尖銳危機的時期,因為這民眾充滿著悲觀失望、無所適從的情緒,但方興未艾的宗教神話卻宛然給他們昭示出一條擺脫絕境的出路。各種不同的思想,連同宗教思想在內,固然是由一些人提出來的;但是,只有受到人民民眾支持的思想,才能在社會意識中鞏固下來。要受到人民民眾支持,這又要看所提出的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他們的利益和情緒。而民眾的利益和情緒則一向植根於歷史環境所由構成的那些因素的總和之中,首先是植根於民眾的社會經濟地位之中,植根於社會集團和階級相互關係之中,植根於階級鬥爭的進程之中。
十六世紀正值歐洲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社會過渡的轉折時期,歐洲社會歷史的發展和進步的關鍵也正在於這次轉折。宗教改革運動雖然是思想領域內的一次革命,但促進了這次歷史的轉折,它加速了轉折的到來,瓦解了西歐當時的封建制度,不同國家、地區對於新教的不同態度,也造成歐洲不同國家、地區在向資本主義過濾的政治分野中的步伐和程度。這充分說明了歷史的發展並非單一的,並不僅僅只有經濟條件決定歷史的變遷,思想理論領域裡革命對社會政治制度的變遷往往也起著重大的甚至決定性的作用,一旦理論正確,它往往反作用於生產力,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反之則會阻礙社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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