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札》是北京大學教授朱青生解答自己的學生提出的關於學習疑問的記錄，一共19封。針對的問題集中於如何遵從科學的規範和辦法，完成大學作為理性保證的目標，建構並鞏固自己的理性，同時認識並克服科學的局限，成為一個趨向完善的個人。信的寫作歷時4年，收信或質疑的學生也不固定，數年之間，或已遠赴海外求學，或已進入社會工作，大多則至今仍在學校念書。其中很多人最初收信時剛入大學，如今已成為終身願以學術為業的人。
基本介紹
- 書名：十九札：一位北大教授給學生的信
- 作者：朱青生
- ISBN：9787550218550
- 類別：教育
- 頁數：264頁
-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 出版時間：2013年10月1日
- 開本：32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專業推薦,媒體推薦,名人推薦,圖書目錄,序言,
內容簡介
北京大學用為通選課教材
多所高校選作“新生必讀 ”
《新周刊》評為“我們時代的33本青年書目”之一
“一個大學教師針對學生的種種困惑作出了解答，這樣的老師，在今天很稀有了。”
多所高校選作“新生必讀 ”
《新周刊》評為“我們時代的33本青年書目”之一
“一個大學教師針對學生的種種困惑作出了解答，這樣的老師，在今天很稀有了。”
作者簡介
朱青生，1957年生於鎮江，畢業於南京師範大學美術系，後獲得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碩士、海德堡大學美術史研究所博士。1985年—1987年任教於中央美院，1987年任教於北京大學至今。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朱青生把他的“科學、理性”的大學理想細化為點滴的規矩、日常的範例，然後口傳心授，把心得告訴來聽課的、來電話、來家裡作客的學生；具體問題具體回答，把它們寫成信寄給苦惱的提問者；再然後，這信這實用親切的文字開始在學生間流傳；最終，四年後，它們被有心人蒐集整理出來，面向了更多的“在追求科學、理性的大學路上摸索的人”。
——《南風窗》
——《南風窗》
名人推薦
老朱在《十九札》里，一本正經地談方法、談理性，我卻讀出了他冷靜背後的一腔真情。他是懷著對學術的愛，對學生的愛，帶著他那點書呆子氣，用他全部的治學經驗和生命體驗，來寫這十九封長信的。 ——孔慶東
圖書目錄
1.大學的意義和性質
人性自我發展理性大學科學方法
2.關於科學閱讀
目標規範基本信息
3.關於思考閱讀
科學意義思想讀中思讀後思不讀思
4.關於外語
英語外來語母語
5.關於資料卡片Ⅰ【引得卡片】
引得主導方法分類原則分項說明
6.關於資料卡片Ⅱ【研究卡片】
形式元素化
7.關於古文獻全文資料庫
國學齊全機械校對法檢索軟體
8.關於提問
問題提問
9.關於科學語言
科學論文學期報告科學語言
10.關於學士論文規範和碩士要求
學士論文碩士
11.關於學術翻譯
組合翻譯譯場規範
12.關於注釋
注釋六法科學注釋哲學解釋通俗注釋
13.關於術語
術語詞典學構成
14.關於索引
可重複性理解全文索引索隱
15.關於考試
考試四法
16.關於教師
職能等級知行合一
17.關於專家和學者
專家學者知識分子判斷
18.關於科學的局限
藝術科學理性局限追問無有的存在
19.自我檢討匱乏悵憾先天不足前程有限
收信人跋語
人性自我發展理性大學科學方法
2.關於科學閱讀
目標規範基本信息
3.關於思考閱讀
科學意義思想讀中思讀後思不讀思
4.關於外語
英語外來語母語
5.關於資料卡片Ⅰ【引得卡片】
引得主導方法分類原則分項說明
6.關於資料卡片Ⅱ【研究卡片】
形式元素化
7.關於古文獻全文資料庫
國學齊全機械校對法檢索軟體
8.關於提問
問題提問
9.關於科學語言
科學論文學期報告科學語言
10.關於學士論文規範和碩士要求
學士論文碩士
11.關於學術翻譯
組合翻譯譯場規範
12.關於注釋
注釋六法科學注釋哲學解釋通俗注釋
13.關於術語
術語詞典學構成
14.關於索引
可重複性理解全文索引索隱
15.關於考試
考試四法
16.關於教師
職能等級知行合一
17.關於專家和學者
專家學者知識分子判斷
18.關於科學的局限
藝術科學理性局限追問無有的存在
19.自我檢討匱乏悵憾先天不足前程有限
收信人跋語
序言
收信人跋語
這是19封關於學術規範和方法的信，是一位大學教師解答自己的學生提出的關於學習疑問的記錄。針對的問題集中於如何遵從科學的規範和辦法，完成大學作為理性保證的目標，建構並鞏固自己的理性，同時認識並克服科學的局限，成為一個趨向完善的個人。信的寫作歷時4年，收信或質疑的學生也不固定，數年之間，或已遠赴海外求學，或已進入社會工作，大多則至今仍在學校念書。其中很多人最初收信時剛入大學，如今已成為終身願以學術為業的人。
寫信初衷，本為教學，原來並無周密的寫作計畫，乃是根據學生問難而答，有些針對的還是個別同學的專門問題。信寫成之後，起初也無出版打算。某一問題既已說明，每每有其他同學問及我們曾經問過的問題，朱老師則以相關信件解答，以免各個解釋有所遺漏。同學有了新的問題，朱老師續以新信解釋。於是不同的信件慢慢多了起來，累積至19札。我們看到信的同學，覺得很有用，於是以電子文本的形式轉致自己的同學或朋友。朱老師的同事友人，多有在大學任教者，因各種渠道得信之後，贊其剖析清晰，轉而推薦給各自的學生或友人。來去之間，信的流傳範圍逐漸大了起來。受益者日多，需求者漸長，很多人覺得信中談到的問題，幾乎都是中國大學學生碰到的共同疑問，而現有學校教育中，尚無專門教授此類知識的課程，於是將這些信件出版，給年輕的求學者介紹關於學術規範和方法的常識和意義，就逐漸成為一個意向。依出版要求，朱老師對部分信件作了增補，調整了先後順序，但基本保持原貌，這才有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本小書。
書既成，依例需有一序。朱老師說，雖然他的很多同事比較推重這些信，但是考慮到這本書的主要讀者，還是由我們這些曾經問疑收信的同學來寫比較好，於是請我們各自寫一段，鑲嵌成序。為師長作序，本非我們所能。但在老師身邊受教日久，旦夕受其理想鼓勵，對此提議也就不以為詫異。兼或考慮到我們作為“當事人”的感受，可能同其他同學有著相通之處，於是有了下面這篇文字。但寫到後來，言語漸多，多含故事，幾近於跋，大不類序，遂用作跋。
第1封信寫於1997年4月19日(這一天正是朱老師40歲的生日)。其時，收信人劉平、劉子珍、馮華年、盛磊等人剛上大二，如同一般學生在大二都會對學校和學業有些失望和迷惑，朱老師於是寫信解釋了大學的性質和在大學應該遵循的學習方法和態度。他把自己為學生的一次奉獻作為對自己生日的慶賀。當時的收信人現在已經畢業，各奔東西，而後來同學看後說：
目前的中國教育所存在的缺陷導致中學教育和大學教育之間的嚴重脫節。一般的中學生對自己所要報考大學的建設情況基本無知，更談不上對大學的性質、目的、功能和運作模式有什麼概念了。中學教育除了負責訓練應試以外，或者空喊幾句“素質教育”的口號以外，基本上對塑造現代大學生沒有作出任何預備性的貢獻。跨入大學的文科生被突如其來的自由和寬鬆弄得無所事事，最後只有“托福”的殘酷壓迫才能稍稍使他們感到“昔日重現”。理科生則覺得大學和“高四”無異，於是，抱著“拚命三四年，幸福一輩子”信念嘔心瀝血。大學早在周代就是貴族子弟接受高級教育的場所，其目的是培養治國的君子；現代的大學(university)絕非低級的職業培訓中心或者求職中介所，而應該是對追求科學理性這一人類最高價值活動的表達和實現。而作為一名求學者，我非常真切地感受到困惑卻不知答案，可是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就是本書第一封信的內容所在了。(施傑)
第2封信講閱讀技術。在大學學習，閱讀是每個學生的第一要務，文科學生尤其如此。此信解答如何面對信息技術發展所帶來的信息量急劇增加，個人在信息海洋面前無所適從，如何迅速準確地拾取專業信息，了解學科發展的歷史積累和最新進展，如何協調瀏覽和借閱讀激發思維與磨礪思想二者的關係。關於閱讀的兩封信還闡述了科學閱讀和思考閱讀之間的區別和聯繫。
讀書因目的不同而方法亦有差異。學會正確讀書是走向科學學術的第一步。然而，面對浩如煙海的參考書，我們常會感到不知所措。因此，朱老師在《關於科學閱讀》一信中特彆強調了科學閱讀的重要性。
首先，科學閱讀的對象是學術論文或專著。這一點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由於這種閱讀方式以快速獲取有關專業信息為目的，因此並非適用所有的讀書行為。另外，朱老師還提醒我們，當資料收集全，應該注意閱讀順序問題，要從出版年代最近的開始看起，同時關注本課題的階段研究成果。
一篇論文往往是一部學術專著，令我們望而卻步，怎樣在短時間內決定是否能為我所用呢？朱老師在這封信中提供給我們在20分鐘內對一本書作出整體評價的方法，即“八看”。一看作者。朱老師特彆強調要注意作者在本學科內的學術地位，而不能以“名氣”取人。其學術成果可從專著目錄中了解。二看出版年代，原則上是出版年代越近越好，但也有特殊的情況。第三要看出版杜的性質，朱老師特別提醒我們注意出版社在某一領域的權威性，這樣我們可以在短時間內篩選出比較可靠的信息來源。四看內容提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接下來我們要對其參考書目有所了解，包括其時限、範圍及取向。第六要看書的目錄，正如朱老師所言，目錄是書的結構，反映了此書的性質，不應忽視。七看所熟知的相關段落，這樣可以從局部看出整體的科學性。最後要看其結論，先瀏覽專著的最後結論，如果有必要還可深入各章節看其小結。在完成以上八步後，你就可以決定這個研究成果應該全文研讀、部分研讀、通覽、選查還是備考了。朱老師自己常帶我們精讀原著，在藝術史方法課上，有一次一個下午唯讀了溫克爾曼原版《古代藝術史》中的一句話，字字考證到極致。但是，他在信中是告訴我們如何選擇該讀什麼。(趙媛)
關於科學閱讀，每個準備和正在從事科研工作的人都在進行著，而其中以科學的態度對待閱讀的人可能只占很少一部分。以前在查閱資料時，一般只要見到相關資料，都是等價對待，很少對其可信程度進行分類，更不用說先評判其是否為科學著作了。這就會忽視重點，不僅會浪費大量寶貴時間，而且由於重點資料沒有認真閱讀，很多有用的信息也未能被拾取。關於科學閱讀的信，不僅促使我對過去的閱讀行為進行反思，而且對今後如何進行科學閱讀更具指導意義。(楊愛國)
第3封信是朱老師專門寫給剛剛進入專業研究生課程的同學的。
研究生入學時，朱老師在德國，於是寫信匯報學習情況，老師回信從藝術史的“專業工夫”講到思考閱讀。信中辨析了科學閱讀與思考閱讀、個人與他人思想、科學與思想之間的關係，言之所及又自然解答了一些困惑：專業閱讀中，本領域加速積累的信息是否僅僅是學術工作的職業工具；非專業閱讀時樂於“好讀書不求甚解”，但怎么在分享、感嘆前人言論的時候培養、保持追問和辨難的能力……信中例證了“讀中思”、“讀後思”怎樣區別於科學閱讀(而又吸取科學閱讀的成果)而作為學問精進的方法和思想自我生長、完善、反省的門道。
“思考閱讀”集於“學術的規範與方法”中，又顯出另一層提示：既然“沒有任何一個方法是一以當全，像一把利劍，仗之者可以橫行天下……”(見《關於提問》一信)那么，根據特定的課題建構、檢驗、反思具體的方法，有賴於科學的常識，亦有賴于思想的構架，而思考閱讀正介其中。(盛磊)
我是從貴州大學外語系畢業後進入北京大學藝術學系學習的。在一個新的學校和新的專業中，我碰到了許多學習上的疑問。早在研究生面試之後，我就曾向朱老師請教過如何彌補專業知識不足的問題，朱老師為此曾專門找我談過話，可惜當時並未記錄下來。
第一次讀到朱老師關於學習方法的信，是在入學後不久的1999年冬天。其時我和盛磊一起選修《歷代名畫記》精讀課，遠在德國的朱老師專門寫信講述“思考閱讀”的方法，並叮囑盛磊轉致給我。朱老師在信中講解了對古代文獻中的關鍵語詞的釋讀方法，十分清晰、完備，同時又指出了精讀是求道的方法之一，令初入北大學習、心中混沌的我別見洞天。後來，我又就如何做讀書筆記的問題請教朱老師，朱老師給我介紹了做卡片的方法，後又整理為更為詳盡的《關於資料卡片Ⅱ【研究卡片】》一信。此方法既是對大量閱讀所獲知識的有效整理，又是以後進行專題研究的堅實基礎，打破了我從前做筆記的陳舊方法：做摘要和概述，既費時又不便查找。我在本科階段的學習缺乏學習方法和學術規範的訓練，在隨朱老師上課期間，時常就這些問題請教老師，朱老師多次給我寫信，詳盡地解答了我在各方面的疑惑與困難。這些信一方面是對疑問的解答，另一方面也要求我們在學術研究上勤奮、嚴謹、科學、規範。這些信告訴我科學的方法，也增加了我求學的信心。(張麗)
第4封信是關於外語學習方法、外語的意義，這些都是普通的道理，即使外語專業的同學也會注意到信中的另外一些要點。
也許很少有人真正關注過我們母語中一些詞語的確切性，朱老師在《關於外語》一信中特別地提醒了我們要以外語反觀母語中存在的問題，以追溯詞源的方式確定某一詞在現代漢語中的確切含義。朱老師在信中提供了科學的方法，同時也指出了年輕學生應該思考的一些問題。
這十九封信包含的不只是方法上的指引，也是精神上的鼓勵。在這個物慾橫流的世界，朱老師平靜地講述著教師的價值，專家與學者的分別，這些都給我們年輕學生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激勵我們在求知的道路上坦然前行。(趙媛)
第5、第6封信專門講解兩種不同的資料卡片(Ⅰ，Ⅱ)。
2000年3月，系裡要發表我的一篇文章，但是其中有一個注在電腦中漏掉了頁碼，遍尋卡片而不得，最後只好到圖書館重新去查書。其時，我正在準備碩士論文，於是就此一併求教於朱老師。這就有了這兩封信。朱老師在信中解釋了不同類型卡片的用途和製作方法，使我以前對於做卡片不甚清晰的地方得以補正。
作為學生，記筆記、做卡片似乎人人都會。在美國的楊思梁博士曾經對我說過，“(在國外)這是中學生應該學習的”，可不幸的是，像我這樣的人，只有到了大學，甚或研究生階段，才真正了解箇中細節。看了朱老師的信後，我才真正明白了引得卡片和研究卡片的不同用途和製作方法，才學會了分開製作目錄卡片和摘錄卡片，免卻了以前每張摘錄卡上都要抄寫繁瑣的“出處”的辛勞。而信中闡述的確定“元素”的方法和原則，則再次提醒我們在討論和思考的時候，必須時刻注意不同語境下、不同層次中，同一語詞在指稱、外延和內涵上的細微差別。
雖然“朝聞道，夕死可矣”，但此類科學工作的基本方法，還是知道得越早越好。早知道一天，少走一天彎路。此信當可有助於後學者遠離我曾走過的歧路。(彭俊軍)
做研究卡片雖然是基礎工作，但實際涉及建構每個人的思想的“書架”這個深層的問題。做研究卡片應該遵循什麼原則，應該如何建立卡片與卡片之間的關係，朱老師在《關於資料卡片Ⅱ【研究卡片】》一信里解答了這些問題，舉例說明具體的方法，並且強調弄清思考/問題的結構層次是解決問題的前提，做研究卡片便是幫助解決這個問題的手段。(馮華年)
第7封信是就資料庫問題給助手的工作通訊。
1998年至2000年，我參加了朱老師1995年來主持的“全文資料庫”小組的工作。我們的工作目的是利用現有的計算機技術和資源，將我國的古代文獻數位化，錄入電腦，並將其納入Internet，無論是專家、學者，還是我們學生，都能方便地得到開放性的全文資料。這項工作的意義已被共識，歐洲、美國及我國台灣地區的學府和研究機構都在做，我們希望將來能將這些小庫統一成大庫，文獻不但要全，還要精和準。資料庫這項技術將帶給我們文字的飛躍，也許還有文化的。(張弢)
現代的學術研究可以運用高科技帶來的便利條件大大提高效率。全文資料庫的開發和製作是一個重要的內容。在沒有資料庫的時代，學者必須也只能通過記誦或做卡片的方法來蒐集、運用材料，所以一部高水平的著作往往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能完成。例如東漢的許慎花了22年完成《說文解字》，而清代的段玉裁為注釋這部書就花費了36年的時間。所以，過去的學者皓首窮經才能在學術上稍有建樹。雖然說學問只有靠持之以恆、腳踏實地地用功才能做得好，但是，現代信息技術帶來的全文資料庫卻為學術研究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如果掌握了細緻、周密的檢索方法，那么在蒐集材料上就有令人驚異的高效率。所以，全文資料庫的開發，對一國學術水平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尤其對那些剛處於學術起步階段的青年學生來說，這種資料庫特別有幫助。知識的積累，當然不是一個現成的資料庫可以取代的，但是，利用資料庫能夠加速對材料的掌握和體會，有助於科研水平的提高。本書的第七封信就介紹了開發製作全文資料庫的意義和途徑。(施傑)
第8封信涉及學問之“問”字：
2000年4月，我和馮華年一起整理、編輯二戰後西方現代藝術的資料。一日，忽收到身在德國的朱老師書信一封，要求我們在閱讀過程中練習提問。初始並不在意，以為提問者，任人皆會(正常人在讀書之後，總會有一些想法，其中很多就是疑問)，及至展信閱讀，方明白“提問不僅有學問中問學求知的動機，還有對課題的設定和解決方法的追尋，更有對精神成長的一種懷疑、辯駁和創造的積極鼓勵”。有了對問題不同層次的理解，反觀以前所提出的“問題”，猛覺真正能稱為科學“問題”者，並不多見。“提問”背後隱藏的精神是“疑”，疑則有問。而懷疑精神正是現代人的標誌之一。所以疑問的習慣不僅是一種學術的基本方法和態度，而且關涉個人精神的成長和完善。“人情練達，直指本性，就是從懷疑始。”不由憶及1997年朱老師在北大所作的《文人畫研習》選課考試，參試者被要求闡述對某一問題的看法，而衡量的標準是：他/她的答案同朱老師的差別越大，則得分越高。此試也提出了勤于思考、勇於質疑的要求。總之，科學而頻繁地提問不僅是求知者個人建構和整理個人思維之“書架”的利器，也是吸收西方學術傳統和學術方法，建構中國現代學術應抱持的基本態度。(彭俊軍)
第9封信是朱老師多年教學和研究工作中特彆強調的問題，它產生於朱老師對自己專業的德國學派的反省，認為德國學術由於德語傳統經常將科學與思想混合為“精神科學”，使得許多問題難以澄清，於是，力主區別理性Ⅰ(算計性)和理性Ⅱ(思想性)，前者嚴格用科學語言處理科學問題，後者則是用倫理、哲思和宗教的方式。
我是中途加入朱青生教授的研討課的。在此前我剛做完學年論文。其實起源很簡單，我在聽完朱老師的一次大課後，當時心有戚戚焉，於是就冒昧地在答疑時間向老師請教有關抽象主義繪畫的問題，其對象恰巧是康丁斯基。朱老師聽完我的陳述，鼓勵我以此為題做一篇論文。現在回想起來，大概是老師當時記措了，誤以為我是他研討課的成員。而事實上我當時並不知道朱老師在那學期開了一門叫做“學期科研報告規範”的研討課這回事。而我當時也發生了誤解，以為老師想讓我把對康丁斯基的想法做成一篇論文。雖然有點愕然，但是老師的鼓勵令我感到有一股暖流湧上來，於是年少氣盛的我便回去認真琢磨了三天，綴成一篇文字，在第二次上課時交了上去。老師正好要去德國開會，於是就沉寂了半個月。後來我再一次去上課的時候，老師說：我正在找你呢。他便給我一封信的手稿，並同時把那篇文章還給我。這封信就是本書中的《關於科學語言》一信。我讀完這封信後，仿佛被當頭棒喝了一下，滋味不太好。但是回味再三，覺得裡面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是我從未澄清過的：科學和思想的界限。我絕非天庭生智，此前也不曾有人教過我，於是遂成貽誤。我決定接受老師的教授，便參加了研討班，並且以康丁斯基為題重做了一篇作業。如果有時間，我希望能完全按照科學的規範完成這篇論文，作為對老師授業的感恩和答謝。
重發表感想、輕調查研究考證是很多大學文科生的通病。就我的切身體會，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有三：首先是國小、中學的預備性教育不到位，對科學概念的闡釋比較膚淺或根本沒有闡釋，使得很多人把科學誤解為一種枯燥的、無聊的技術性活動，從而下結論認為科學對人的塑造沒有什麼意義；而思想，則一直以一種貌似深奧的面目出現，對富有好奇心和使命感的青年學生容易產生誘惑力。其次，科學的訓練過程是艱苦而長久的，是踏踏實實的，而思想則似乎可以在短期內就有成效。第三，時下流行的“非理性”、“後現代主義”等眾多西方的現代批判理論被誤解和簡化，成為不少青年學生趨之若鶩的對象。當然，這些還不是根本原因，最主要的是，目前國內的大學教育沒有對科學和思想兩者的關係做根本的反思，而是放任自流。比如說在人文類院系，很少有教師在學術規範上嚴格把關，以至於學生對論文的科學性質沒有清晰的概念，因此往往以思想性(甚至談不上思想性)隨筆濫竽充數，混個畢業完事。其實，科學規範並不難學，也許只在於老師的一記點撥，但是，假如沒有從根本上弄清科學和思想的關係，就很難理解這個表面上只是形式，而骨子裡卻是觀念的問題。本書的第九封信就從一篇思想性隨筆出發，清晰地解釋了科學規範和科學語言在大學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和意義，並對重思想、輕科學的片面傾向做了必要的反思和檢討。(施傑)
第10封信本來不是當時寫就的，而是北大藝術學系第一屆本科同學撰述學位論文時請教朱老師而得到的一個簡要規範。
“不以規矩，無以成方圓。”科學論文規範是學術得以承載、交流、發展的必要保障。而在中國的教學實踐中，對應有何種學術規範和為何以此為規範的問題，未給予足夠的重視。我在北大讀本科(國際政治)時，僅有一位留美博士曾強調論證的邏輯和科學的尺度，而詳盡的論文規範再無老師提及。於是有學生從網上下載文章，稍做剪輯，便成為畢業論文，且居然得以高分通過，令人瞠目。
教師因各自的學術觀點不同而對論文規範的認識殊異。一位國政系的教授叮囑我不要用常人不懂的術語，要行文簡明以至可道之於村姑；一位歷史系的教授倡導立論要進入哲思層面，下筆要語出驚人；一位藝術學系的教授批評我論述拘謹，要放開思路、呈現文采。我曾將這些經歷作為故事說與朱老師，並請教釋惑。
朱老師將科學與思想作出區分，科學論文即對一個可以用科學的方式解決的問題按照科學的內在邏輯進行論證，科學的思維邏輯是論文規範的根據所在，並與思想和藝術的行文方式相區別。
我曾在網上看到哈佛的學術論文規範，為文理各科系共同依照，領域有別，而科學無差。北大欲躋身世界一流大學之列，則彰明科學的論文規範可為起點。(張欣)
第11封信不是通常意義上的信，而是朱老師對一個翻譯工作的總結。其中，按順序陳述了學術翻譯的一些組織和技術規範。朱老師認為翻譯不能算作科學研究(除了考釋文字古本)，而文學翻譯是藝術再創作，所以學術翻譯既要有效率，又要具備可信度。
1997年，我參加了朱老師組織的藝術史翻譯工作小組。其時年輕氣盛，心境一如朱老師當年持舊譯稿見出版社主編，頗有砥礪英文、大幹一場之豪情。兼之對組合譯製的認可和信賴，故雖藝術史知識多所欠缺，仍踴躍參加。其間歷時半年有餘，工作之時，慮及“責任”二字之重負，他人監督之壓力，不敢有絲毫懈怠。每遇疑問，必遍查書籍，若無以解，則問難於小組成員，集體討論之結果，每每令我茅塞頓開，常為一詞之得而大喜。而遍閱他人譯稿，多有拍案叫絕之處，心有所悟之時，以之反觀自己所負責的部分，常有所得。如此譯畢，雖仍覺缺憾頗多，然畢竟經多人校核，心下稍安。歷此一事，對“組合譯製”愈加深贊，因它體現了科學工作的一個基本原則：經多次重複檢驗而近於“真”，乃使人“信”。後每遇讀譯著萬分難解，翻原文恍然大悟之時，常自嘆曰：“若用組合譯製，當不會存此硬傷。”
這封信不但記述了譯書的經歷和方法，還記錄了一個漫長的約會。3年前的今天，書譯畢，我們曾聚於辦公室外的大廳中。是夜月朗星稀，柔風漫送幽香，我們舉杯期以20年之約，在精心選譯原著的權宜之後，待吾輩遊學歸來，當會同各界力量，共撰藝術史!當日曾約定刻石為記，今夜思之，誓言猶在而碑銘未成，時光飛逝矣!(彭俊軍)
第12封信是關於“注”。
幾年前，我還在北大求學。雖與朱青生老師同處燕園，但我卻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認識他的。老師的身邊總聚著一些出於不同因緣的青年，他們多是在選修他的“現代藝術”課時萌發進一步挖掘老師的學識或老師本人的動機的。我則是經人介紹，那天見面時，整個下午老師都在給我講什麼是現代藝術，但我至今仍未弄懂什麼是現代藝術。幸好兩點：一是我並不是對藝術或現代藝術感興趣才去接近他的；二是我發覺老師講的現代藝術遠遠超越了我平時被告知的藝術概念。按我的理解，老師把最高境界稱為“覺悟”，這也超出了求學的範疇，而可以延伸到人生和求道的玄奧天地。
北大學子碰到自己看來不太可能懂的東西時，採取一種三個環環相扣的對待方式：一是努力理解；二是竭力批駁；三是對拒絕不了的欣然接受。現代藝術對我而言，一直處於第一個程式。所以我在老師面前甚少發問，而多在傾聽。在一個已記不清確切日子的下午，老師講到歷史系的一位博士生在選修他的漢代圖像與文獻研究課程後感慨，這些學術的規範早在大一就應該得到訓練，但他到讀博士時才得以了解，真是不幸，而又萬幸。這個課程屬於與現代藝術問題完全不同的領域!在我追問之下，知道這些規範之中就包括當時正令我苦惱不堪的如何為論文作注的方式方法。當時我正在準備學士論文，遂趁機求之。當時老師手頭並沒有現成的講稿，就把自己的博士論文交與我參照學習，並許諾將來一定給我信詳談箇中要領。
這就是我所知道的本文及本書的最初緣起。當我收到這封信時，正是碩士論文的最後校改時間，其中的欣喜與感激自是不待細表。
老師在本書中的其他地方所談到的大學學習的宗旨和目的，不外是自身修為的提高，而教師的責任則在於規範的訓練。照此看來，我們的大學教育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這也是我所理解的本書付諸印刷的直接動機，以及它的意義。(陳心瑪)
著手撰寫一篇論文，做注釋是個突出的問題。這好像沒有什麼可以教的，一般都是拿一篇範文過來，如法炮製。大學老師也不會把它當一回事拿到課堂上專門講，似乎這是一件私下可以解決的事情。但是一旦真正做起來，就會發現沒那么簡單。例如,自己會發現所要注釋的東西非常凌亂，所涉及問題的性質和層次各不相同，一股腦地堆在腳註欄里，頗像個超級市場。其實，一旦知道論文的注釋不止有一種，就會自覺地進行必要的分類和梳理，例如，凡是涉及版本的注釋放到那裡，涉及科學推理的注釋放到那裡，等等，清晰準確，一目了然，心裡也就踏實多了。(施傑)
第13、14封信不是同時寫的，但問題是連帶相關的：
1999年底，我突然收到商務印書館郭紅編輯的電話，說是很快要出版朱老師的《沒有人是藝術家，也沒有人不是藝術家》這本書。因為自1996年我做朱老師“現代藝術”這門課的課代表以來，一直協助他做這本書的文字編輯工作，而彼時朱老師又在德國訪問，只好由我來做最後的整理。工作中較為重要的一項就是做索引，涉及確定哪些為索引項和如何索引的問題。於是朱老師發來傳真，為我解釋這個問題。正如他在給同學的其他信中常常涉及什麼是科學和什麼是哲思的問題，在這封信里他從做索引的角度區別科學與哲思。除了索引的方法和價值在科學與哲思中的不同外，朱老師還強調了在一個體系中使用關鍵性辭彙(索引項)時要考慮到的問題。語言是哲思的關鍵因素，商務印書館的這本書基本上是一部哲思著作，所以這封信也講到考察“一個詞的構詞理由和來源”的“四面法”。實際上這也同術語相關。在《關於術語》這封信中，朱老師從更廣的角度談語言問題(當然包括科學中的術語)。針對術語與一般性詞語及專門詞語的區別(即術語的本系統性)，他提出在使用術語時用三種方法來加以區別；針對術語與外語的關係，他又提出四種構造術語的方法。(馮華年)
第15封信論及的是每個學生最為關注的事情——考試。
我由北大國政系轉而投考朱師的研究生，然成績欠佳。愁窘之餘，曾寫給未老師一封簡訊以請罪。其中有這樣的語句：“斯巴達的婦女對即將出征的戰士說：要么拿著敵人的盾載譽而歸；要么戰死疆場，被自己的盾抬回故里。可我帶著自己的盾孤獨地回來，內心的傷痛不是來自對戰場和死亡的恐懼，而源於對自身存在價值的質疑和對周圍世界的焦慮。”可見我的心理困境。
不久，朱老師喚我至家中，拿出寫給劉平(曾與我一同考研，現擬赴法留學)和我的信。信中述及朱老師對考試類型和功用的理解，這是在中國現行高等教育體制下一位教師的切身思考。作為這種體制下的學生，心有戚戚。讀至信末一句“你們不要把考試成績作為衡量學習成果的唯一標準，尤其不要讓別人以考試成績所作的評價左右你們對真理的追求”，眼眶一熱，頓覺豁然。
個體在社會中不可避免身陷外在標準和內在追求兩種人生評判尺度的夾隙，既要應對外在標準(為了生存)，又不能為其所役(為了自由)。朱老師在此提出兩難境遇中的現實人生方式，同時寄予對學生深切的期冀：無論處於何種境況，都能憑藉理性做出選擇，尋找屬於自己的通往真理和幸福的路。這也是朱老師對現代人的闡釋。(張欣)
第16封信關於教師，是一篇現代《師說》，收信人中有一個是清華大學的理工科研究生。
高中起，我對於多數老師照本宣科的授課變得失望。人的活生生的智慧怎么能灌注在這種授課方式中呢?於是我轉而專注於學科競賽，不久也意興索然。人的價值難道就體現在顯示自己在智力上高人一等嗎?
進了大學，授課變為抽取梗概、講解重點，沒有完整的理路，更沒有引人入勝的探索、追問，大多數老師的作用僅僅是告訴你教材里重點是什麼以及如何準備考試。於是大學教育變成了在半睡半醒中聽完一節節課，在糊裡糊塗中通過考試、拿到文憑。我的問題更多了，然而沒有人回答，最多得到這樣的斥責：“你還是踏踏實實做一點科學研究吧，對這個社會才有切實的貢獻，人文科學一點用都沒有。”然而我還是不明白，就算是做科學，只需要讀論文、做實驗、發文章就行了嗎?科學的技術化傾向使人變成了科學項目的奴隸，導師蛻變成了老闆，學生又怎么辦?那么，什麼樣的人配教我們，我們應當受到哪些方法論的訓練以獲得獨立的研究能力?另外，人活過這一生的意義真只是為了得這個獎那個獎，出這本書那本書嗎?科學訓練是為了以後獲得高薪和優越的社會地位或者便於在舒適的學術崗位上發表不夠格的學術論文以湊數嗎?這些是我的問題，然而好像沒有人能給我一個清楚的回答。後來有了朱老師《關於教師》的信。
在這封信里，朱老師主要回答一個問題：網路時代教師何為。老師由傳統的“傳道、授業、解惑”談起，講到大學裡不同教職的設定與標準，最後又回到教師的神聖職責：幸福的航燈。(陳亮)
第17封信是論述專家/學者的區別，為了解決一個同學的困惑。
半年前在北大結束了4年的本科生活，同時亦開始了3年的研究生生活，仍舊是從前的學校，仍舊是從前的專業，於我終點就是起點，新的亦仿佛是舊的，感覺應該是邁出了一大步，卻又仿佛仍舊停駐在原地似的，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惶惑，不知道真正的這一步應該如何邁出，又邁向哪裡。一開學，系裡讓我去日本研修半年，臨行前與朱老師匆匆談起自己的困頓：求學難道只是以學歷在勞動力市場上取得較之其他人更高的標價的可能嗎?只是被鍛造成更熟練精密的社會零件的可能嗎?求學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朱老師的信正是在我對方向依然迷惑不解的時候收到的。它給我指明了一個方向，更準確地說，是辨明了一個方向。專家與學者似乎是一個方向上的兩點，又似乎是不同方向上的兩極，兩者之間的距離是一個認識的過程。認識方向，也認識自己。這個過程同時也是一種選擇，亦不是一種選擇，因為它不僅僅是朱老師信中告訴我的選擇，是我在求學路上向前跨進一步時不覺的已然的選擇，而且還是一個認真的“求學者”對“學”純粹的必然的選擇。我想這也不應當僅僅是朱老師呈示給我一個人的選擇，就像困頓不僅僅是我一個人的困頓一樣。(王岩)
當我回顧自己的本科階段時，發現過早進行專業化訓練帶來的惡劣後果：在應當開張大局、拓寬視野的時候，被學之即忘而且在研究生階段還要重複學習的專業課程占去了寶貴的時間，這是教學單位對學生的不負責，也是珍貴腦力資源的浪費。我還發現了在身邊的誘惑：慷慨激昂的批評者容易迷惑大眾的判斷力。然而當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中的大多數以為應當發發牢騷甚至罵人來顯示自己憂國憂民時，默默無聞的踏實的基礎工作誰來做?在這個缺乏信仰的年代，有人欣賞甚至欽佩信教的人，以為他們至少有追求。對於一個不斷追問的人來說，為什麼非要執著於成功、利益才能心安，為什麼不能以無所追求作為一種追求?這些問題我想過，但沒想清楚，在整理朱老師的《關於專家與學者》一信的過程中澄清了一些。
在這封信中，朱老師談了專家與學者的差別，對有志者提出了學者的要求。專家是學者的基礎，但學者不僅止於此。學者不同於所謂的知識分子，他們是求道者。求道途中，先要經受嚴格的科學訓練，養成對問題保持理性判斷的習慣，包括對待信仰問題。而當對人對事也像對學問一樣一絲不苟時，學者的品格就養成了。(陳亮)
第18封信《關於科學的局限》是一份講演稿，後來寄贈給了清華的一位同學：
理工科的學生容易產生一個誤解，以為文科不屬於科學的範疇。然而從其歷史的源流與所秉持的精神來看，文理科本屬一宗，只是人性為了理解世界與自我而顯現為不同方式。文理的分劃顯得過於粗糙，文科可分為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理科又可分為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作為人性中因對自身發問而生的人文科學，其研究的程度和算計的方式表明它確屬於科學，並且因其引領人對人性的整體進行思考而具有重要的價值。然而，科學並非萬能，人的存在也並非完全理性，在全面復歸人性的道路上，現代藝術以其特殊的干預方式顯示出獨特的價值所在。
朱老師的後幾封信，尤其是《關於科學的局限》這一封，顯示出他寫作的指歸：在經歷嚴格的科學方法的規範後，思想就有可能健全地展開。一個理性而又具備不斷反省能力的人，他在抬頭仰望星空或反觀自身時，也許一種寧靜而幸福的感覺就會油然而生。(陳亮)
在這封信里我不僅理解了科學的局限，也更多地了解了科學本身。科學作為人類理性發展的產物，是人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剖析自己就可以發現並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可以用理性來解決。我們的目標是到達幸福的彼岸，但卻不能確定渡舟在哪裡。這也是我所面臨的問題。“不斷地反省和發問”確實是一條達到“獨立與自由”的途徑，也許只有通過人性不斷的完善，才能實現真正的幸福。(張昱琪)
第19封信是朱老師當選為最受學生愛戴的老師而對自我的反省，並以此答謝北京大學廣大同學的盛情。
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哪個年代都會有，我不願隨波逐流，又害怕被時代所遺棄，於是只有惘然。
朱老師給了我一種解答，一種心靈豐富的健康生活的可能，一種現代人的處世自立：固守該固守的，超然該超然的。“上帝死了”。我們無法再在什麼信仰中獲得庇護(現代人所獲得的自由及其代價)。我們也許只有在理性的基礎上樹立一個現代人的行為底線，再依靠個人的努力爭取到自身內心的安寧。後來覺得朱老師教什麼課程無關緊要，從朱老師的“自我檢討”中得到啟發才是關鍵。(卓佳旻)
我們都覺得，能讓更多的人看到朱青生老師這19封信是一件可喜的事，因為這是一個機會，讓更多有志投身學術的年輕人在起步時就意識到學術中科學規範的重要性。朱老師經常強調做學問要科學、嚴謹，只有有意識地運用學術方法與規範才能使科學學術成為可能，進而構造人類的理性精神。他自己是這樣做的，同時也不忘教導學生科學地讀書、思考、提問、寫作等，而這一點卻是我們不少年輕學生所缺少的。也許我們有天馬行空般的思維能力，但我們卻不懂得接受規則的制約，而且由於很少能接受完整的科學訓練，引發了許多無謂的爭論、說辭，浪費了時間、精力和心智，甚至連真正的問題都提不出來!一位編輯非常恰當地概括了我們的意願：
我要將一百本書送給學友，因為覺得它提供的方法和觀念是我們所能見到的最可信服的、最具創見的文字。我但願他們比我提前認識到這種縝密、科學的學習方法和坦蕩、獨立、理性的知識人格，從而能夠在紛繁浮躁中找到明晰的學問、人生之路。這也是我對自己的期望。(陳蔚)
2001年4月19日
這是19封關於學術規範和方法的信，是一位大學教師解答自己的學生提出的關於學習疑問的記錄。針對的問題集中於如何遵從科學的規範和辦法，完成大學作為理性保證的目標，建構並鞏固自己的理性，同時認識並克服科學的局限，成為一個趨向完善的個人。信的寫作歷時4年，收信或質疑的學生也不固定，數年之間，或已遠赴海外求學，或已進入社會工作，大多則至今仍在學校念書。其中很多人最初收信時剛入大學，如今已成為終身願以學術為業的人。
寫信初衷，本為教學，原來並無周密的寫作計畫，乃是根據學生問難而答，有些針對的還是個別同學的專門問題。信寫成之後，起初也無出版打算。某一問題既已說明，每每有其他同學問及我們曾經問過的問題，朱老師則以相關信件解答，以免各個解釋有所遺漏。同學有了新的問題，朱老師續以新信解釋。於是不同的信件慢慢多了起來，累積至19札。我們看到信的同學，覺得很有用，於是以電子文本的形式轉致自己的同學或朋友。朱老師的同事友人，多有在大學任教者，因各種渠道得信之後，贊其剖析清晰，轉而推薦給各自的學生或友人。來去之間，信的流傳範圍逐漸大了起來。受益者日多，需求者漸長，很多人覺得信中談到的問題，幾乎都是中國大學學生碰到的共同疑問，而現有學校教育中，尚無專門教授此類知識的課程，於是將這些信件出版，給年輕的求學者介紹關於學術規範和方法的常識和意義，就逐漸成為一個意向。依出版要求，朱老師對部分信件作了增補，調整了先後順序，但基本保持原貌，這才有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本小書。
書既成，依例需有一序。朱老師說，雖然他的很多同事比較推重這些信，但是考慮到這本書的主要讀者，還是由我們這些曾經問疑收信的同學來寫比較好，於是請我們各自寫一段，鑲嵌成序。為師長作序，本非我們所能。但在老師身邊受教日久，旦夕受其理想鼓勵，對此提議也就不以為詫異。兼或考慮到我們作為“當事人”的感受，可能同其他同學有著相通之處，於是有了下面這篇文字。但寫到後來，言語漸多，多含故事，幾近於跋，大不類序，遂用作跋。
第1封信寫於1997年4月19日(這一天正是朱老師40歲的生日)。其時，收信人劉平、劉子珍、馮華年、盛磊等人剛上大二，如同一般學生在大二都會對學校和學業有些失望和迷惑，朱老師於是寫信解釋了大學的性質和在大學應該遵循的學習方法和態度。他把自己為學生的一次奉獻作為對自己生日的慶賀。當時的收信人現在已經畢業，各奔東西，而後來同學看後說：
目前的中國教育所存在的缺陷導致中學教育和大學教育之間的嚴重脫節。一般的中學生對自己所要報考大學的建設情況基本無知，更談不上對大學的性質、目的、功能和運作模式有什麼概念了。中學教育除了負責訓練應試以外，或者空喊幾句“素質教育”的口號以外，基本上對塑造現代大學生沒有作出任何預備性的貢獻。跨入大學的文科生被突如其來的自由和寬鬆弄得無所事事，最後只有“托福”的殘酷壓迫才能稍稍使他們感到“昔日重現”。理科生則覺得大學和“高四”無異，於是，抱著“拚命三四年，幸福一輩子”信念嘔心瀝血。大學早在周代就是貴族子弟接受高級教育的場所，其目的是培養治國的君子；現代的大學(university)絕非低級的職業培訓中心或者求職中介所，而應該是對追求科學理性這一人類最高價值活動的表達和實現。而作為一名求學者，我非常真切地感受到困惑卻不知答案，可是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就是本書第一封信的內容所在了。(施傑)
第2封信講閱讀技術。在大學學習，閱讀是每個學生的第一要務，文科學生尤其如此。此信解答如何面對信息技術發展所帶來的信息量急劇增加，個人在信息海洋面前無所適從，如何迅速準確地拾取專業信息，了解學科發展的歷史積累和最新進展，如何協調瀏覽和借閱讀激發思維與磨礪思想二者的關係。關於閱讀的兩封信還闡述了科學閱讀和思考閱讀之間的區別和聯繫。
讀書因目的不同而方法亦有差異。學會正確讀書是走向科學學術的第一步。然而，面對浩如煙海的參考書，我們常會感到不知所措。因此，朱老師在《關於科學閱讀》一信中特彆強調了科學閱讀的重要性。
首先，科學閱讀的對象是學術論文或專著。這一點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由於這種閱讀方式以快速獲取有關專業信息為目的，因此並非適用所有的讀書行為。另外，朱老師還提醒我們，當資料收集全，應該注意閱讀順序問題，要從出版年代最近的開始看起，同時關注本課題的階段研究成果。
一篇論文往往是一部學術專著，令我們望而卻步，怎樣在短時間內決定是否能為我所用呢？朱老師在這封信中提供給我們在20分鐘內對一本書作出整體評價的方法，即“八看”。一看作者。朱老師特彆強調要注意作者在本學科內的學術地位，而不能以“名氣”取人。其學術成果可從專著目錄中了解。二看出版年代，原則上是出版年代越近越好，但也有特殊的情況。第三要看出版杜的性質，朱老師特別提醒我們注意出版社在某一領域的權威性，這樣我們可以在短時間內篩選出比較可靠的信息來源。四看內容提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接下來我們要對其參考書目有所了解，包括其時限、範圍及取向。第六要看書的目錄，正如朱老師所言，目錄是書的結構，反映了此書的性質，不應忽視。七看所熟知的相關段落，這樣可以從局部看出整體的科學性。最後要看其結論，先瀏覽專著的最後結論，如果有必要還可深入各章節看其小結。在完成以上八步後，你就可以決定這個研究成果應該全文研讀、部分研讀、通覽、選查還是備考了。朱老師自己常帶我們精讀原著，在藝術史方法課上，有一次一個下午唯讀了溫克爾曼原版《古代藝術史》中的一句話，字字考證到極致。但是，他在信中是告訴我們如何選擇該讀什麼。(趙媛)
關於科學閱讀，每個準備和正在從事科研工作的人都在進行著，而其中以科學的態度對待閱讀的人可能只占很少一部分。以前在查閱資料時，一般只要見到相關資料，都是等價對待，很少對其可信程度進行分類，更不用說先評判其是否為科學著作了。這就會忽視重點，不僅會浪費大量寶貴時間，而且由於重點資料沒有認真閱讀，很多有用的信息也未能被拾取。關於科學閱讀的信，不僅促使我對過去的閱讀行為進行反思，而且對今後如何進行科學閱讀更具指導意義。(楊愛國)
第3封信是朱老師專門寫給剛剛進入專業研究生課程的同學的。
研究生入學時，朱老師在德國，於是寫信匯報學習情況，老師回信從藝術史的“專業工夫”講到思考閱讀。信中辨析了科學閱讀與思考閱讀、個人與他人思想、科學與思想之間的關係，言之所及又自然解答了一些困惑：專業閱讀中，本領域加速積累的信息是否僅僅是學術工作的職業工具；非專業閱讀時樂於“好讀書不求甚解”，但怎么在分享、感嘆前人言論的時候培養、保持追問和辨難的能力……信中例證了“讀中思”、“讀後思”怎樣區別於科學閱讀(而又吸取科學閱讀的成果)而作為學問精進的方法和思想自我生長、完善、反省的門道。
“思考閱讀”集於“學術的規範與方法”中，又顯出另一層提示：既然“沒有任何一個方法是一以當全，像一把利劍，仗之者可以橫行天下……”(見《關於提問》一信)那么，根據特定的課題建構、檢驗、反思具體的方法，有賴於科學的常識，亦有賴于思想的構架，而思考閱讀正介其中。(盛磊)
我是從貴州大學外語系畢業後進入北京大學藝術學系學習的。在一個新的學校和新的專業中，我碰到了許多學習上的疑問。早在研究生面試之後，我就曾向朱老師請教過如何彌補專業知識不足的問題，朱老師為此曾專門找我談過話，可惜當時並未記錄下來。
第一次讀到朱老師關於學習方法的信，是在入學後不久的1999年冬天。其時我和盛磊一起選修《歷代名畫記》精讀課，遠在德國的朱老師專門寫信講述“思考閱讀”的方法，並叮囑盛磊轉致給我。朱老師在信中講解了對古代文獻中的關鍵語詞的釋讀方法，十分清晰、完備，同時又指出了精讀是求道的方法之一，令初入北大學習、心中混沌的我別見洞天。後來，我又就如何做讀書筆記的問題請教朱老師，朱老師給我介紹了做卡片的方法，後又整理為更為詳盡的《關於資料卡片Ⅱ【研究卡片】》一信。此方法既是對大量閱讀所獲知識的有效整理，又是以後進行專題研究的堅實基礎，打破了我從前做筆記的陳舊方法：做摘要和概述，既費時又不便查找。我在本科階段的學習缺乏學習方法和學術規範的訓練，在隨朱老師上課期間，時常就這些問題請教老師，朱老師多次給我寫信，詳盡地解答了我在各方面的疑惑與困難。這些信一方面是對疑問的解答，另一方面也要求我們在學術研究上勤奮、嚴謹、科學、規範。這些信告訴我科學的方法，也增加了我求學的信心。(張麗)
第4封信是關於外語學習方法、外語的意義，這些都是普通的道理，即使外語專業的同學也會注意到信中的另外一些要點。
也許很少有人真正關注過我們母語中一些詞語的確切性，朱老師在《關於外語》一信中特別地提醒了我們要以外語反觀母語中存在的問題，以追溯詞源的方式確定某一詞在現代漢語中的確切含義。朱老師在信中提供了科學的方法，同時也指出了年輕學生應該思考的一些問題。
這十九封信包含的不只是方法上的指引，也是精神上的鼓勵。在這個物慾橫流的世界，朱老師平靜地講述著教師的價值，專家與學者的分別，這些都給我們年輕學生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激勵我們在求知的道路上坦然前行。(趙媛)
第5、第6封信專門講解兩種不同的資料卡片(Ⅰ，Ⅱ)。
2000年3月，系裡要發表我的一篇文章，但是其中有一個注在電腦中漏掉了頁碼，遍尋卡片而不得，最後只好到圖書館重新去查書。其時，我正在準備碩士論文，於是就此一併求教於朱老師。這就有了這兩封信。朱老師在信中解釋了不同類型卡片的用途和製作方法，使我以前對於做卡片不甚清晰的地方得以補正。
作為學生，記筆記、做卡片似乎人人都會。在美國的楊思梁博士曾經對我說過，“(在國外)這是中學生應該學習的”，可不幸的是，像我這樣的人，只有到了大學，甚或研究生階段，才真正了解箇中細節。看了朱老師的信後，我才真正明白了引得卡片和研究卡片的不同用途和製作方法，才學會了分開製作目錄卡片和摘錄卡片，免卻了以前每張摘錄卡上都要抄寫繁瑣的“出處”的辛勞。而信中闡述的確定“元素”的方法和原則，則再次提醒我們在討論和思考的時候，必須時刻注意不同語境下、不同層次中，同一語詞在指稱、外延和內涵上的細微差別。
雖然“朝聞道，夕死可矣”，但此類科學工作的基本方法，還是知道得越早越好。早知道一天，少走一天彎路。此信當可有助於後學者遠離我曾走過的歧路。(彭俊軍)
做研究卡片雖然是基礎工作，但實際涉及建構每個人的思想的“書架”這個深層的問題。做研究卡片應該遵循什麼原則，應該如何建立卡片與卡片之間的關係，朱老師在《關於資料卡片Ⅱ【研究卡片】》一信里解答了這些問題，舉例說明具體的方法，並且強調弄清思考/問題的結構層次是解決問題的前提，做研究卡片便是幫助解決這個問題的手段。(馮華年)
第7封信是就資料庫問題給助手的工作通訊。
1998年至2000年，我參加了朱老師1995年來主持的“全文資料庫”小組的工作。我們的工作目的是利用現有的計算機技術和資源，將我國的古代文獻數位化，錄入電腦，並將其納入Internet，無論是專家、學者，還是我們學生，都能方便地得到開放性的全文資料。這項工作的意義已被共識，歐洲、美國及我國台灣地區的學府和研究機構都在做，我們希望將來能將這些小庫統一成大庫，文獻不但要全，還要精和準。資料庫這項技術將帶給我們文字的飛躍，也許還有文化的。(張弢)
現代的學術研究可以運用高科技帶來的便利條件大大提高效率。全文資料庫的開發和製作是一個重要的內容。在沒有資料庫的時代，學者必須也只能通過記誦或做卡片的方法來蒐集、運用材料，所以一部高水平的著作往往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能完成。例如東漢的許慎花了22年完成《說文解字》，而清代的段玉裁為注釋這部書就花費了36年的時間。所以，過去的學者皓首窮經才能在學術上稍有建樹。雖然說學問只有靠持之以恆、腳踏實地地用功才能做得好，但是，現代信息技術帶來的全文資料庫卻為學術研究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如果掌握了細緻、周密的檢索方法，那么在蒐集材料上就有令人驚異的高效率。所以，全文資料庫的開發，對一國學術水平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尤其對那些剛處於學術起步階段的青年學生來說，這種資料庫特別有幫助。知識的積累，當然不是一個現成的資料庫可以取代的，但是，利用資料庫能夠加速對材料的掌握和體會，有助於科研水平的提高。本書的第七封信就介紹了開發製作全文資料庫的意義和途徑。(施傑)
第8封信涉及學問之“問”字：
2000年4月，我和馮華年一起整理、編輯二戰後西方現代藝術的資料。一日，忽收到身在德國的朱老師書信一封，要求我們在閱讀過程中練習提問。初始並不在意，以為提問者，任人皆會(正常人在讀書之後，總會有一些想法，其中很多就是疑問)，及至展信閱讀，方明白“提問不僅有學問中問學求知的動機，還有對課題的設定和解決方法的追尋，更有對精神成長的一種懷疑、辯駁和創造的積極鼓勵”。有了對問題不同層次的理解，反觀以前所提出的“問題”，猛覺真正能稱為科學“問題”者，並不多見。“提問”背後隱藏的精神是“疑”，疑則有問。而懷疑精神正是現代人的標誌之一。所以疑問的習慣不僅是一種學術的基本方法和態度，而且關涉個人精神的成長和完善。“人情練達，直指本性，就是從懷疑始。”不由憶及1997年朱老師在北大所作的《文人畫研習》選課考試，參試者被要求闡述對某一問題的看法，而衡量的標準是：他/她的答案同朱老師的差別越大，則得分越高。此試也提出了勤于思考、勇於質疑的要求。總之，科學而頻繁地提問不僅是求知者個人建構和整理個人思維之“書架”的利器，也是吸收西方學術傳統和學術方法，建構中國現代學術應抱持的基本態度。(彭俊軍)
第9封信是朱老師多年教學和研究工作中特彆強調的問題，它產生於朱老師對自己專業的德國學派的反省，認為德國學術由於德語傳統經常將科學與思想混合為“精神科學”，使得許多問題難以澄清，於是，力主區別理性Ⅰ(算計性)和理性Ⅱ(思想性)，前者嚴格用科學語言處理科學問題，後者則是用倫理、哲思和宗教的方式。
我是中途加入朱青生教授的研討課的。在此前我剛做完學年論文。其實起源很簡單，我在聽完朱老師的一次大課後，當時心有戚戚焉，於是就冒昧地在答疑時間向老師請教有關抽象主義繪畫的問題，其對象恰巧是康丁斯基。朱老師聽完我的陳述，鼓勵我以此為題做一篇論文。現在回想起來，大概是老師當時記措了，誤以為我是他研討課的成員。而事實上我當時並不知道朱老師在那學期開了一門叫做“學期科研報告規範”的研討課這回事。而我當時也發生了誤解，以為老師想讓我把對康丁斯基的想法做成一篇論文。雖然有點愕然，但是老師的鼓勵令我感到有一股暖流湧上來，於是年少氣盛的我便回去認真琢磨了三天，綴成一篇文字，在第二次上課時交了上去。老師正好要去德國開會，於是就沉寂了半個月。後來我再一次去上課的時候，老師說：我正在找你呢。他便給我一封信的手稿，並同時把那篇文章還給我。這封信就是本書中的《關於科學語言》一信。我讀完這封信後，仿佛被當頭棒喝了一下，滋味不太好。但是回味再三，覺得裡面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是我從未澄清過的：科學和思想的界限。我絕非天庭生智，此前也不曾有人教過我，於是遂成貽誤。我決定接受老師的教授，便參加了研討班，並且以康丁斯基為題重做了一篇作業。如果有時間，我希望能完全按照科學的規範完成這篇論文，作為對老師授業的感恩和答謝。
重發表感想、輕調查研究考證是很多大學文科生的通病。就我的切身體會，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有三：首先是國小、中學的預備性教育不到位，對科學概念的闡釋比較膚淺或根本沒有闡釋，使得很多人把科學誤解為一種枯燥的、無聊的技術性活動，從而下結論認為科學對人的塑造沒有什麼意義；而思想，則一直以一種貌似深奧的面目出現，對富有好奇心和使命感的青年學生容易產生誘惑力。其次，科學的訓練過程是艱苦而長久的，是踏踏實實的，而思想則似乎可以在短期內就有成效。第三，時下流行的“非理性”、“後現代主義”等眾多西方的現代批判理論被誤解和簡化，成為不少青年學生趨之若鶩的對象。當然，這些還不是根本原因，最主要的是，目前國內的大學教育沒有對科學和思想兩者的關係做根本的反思，而是放任自流。比如說在人文類院系，很少有教師在學術規範上嚴格把關，以至於學生對論文的科學性質沒有清晰的概念，因此往往以思想性(甚至談不上思想性)隨筆濫竽充數，混個畢業完事。其實，科學規範並不難學，也許只在於老師的一記點撥，但是，假如沒有從根本上弄清科學和思想的關係，就很難理解這個表面上只是形式，而骨子裡卻是觀念的問題。本書的第九封信就從一篇思想性隨筆出發，清晰地解釋了科學規範和科學語言在大學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和意義，並對重思想、輕科學的片面傾向做了必要的反思和檢討。(施傑)
第10封信本來不是當時寫就的，而是北大藝術學系第一屆本科同學撰述學位論文時請教朱老師而得到的一個簡要規範。
“不以規矩，無以成方圓。”科學論文規範是學術得以承載、交流、發展的必要保障。而在中國的教學實踐中，對應有何種學術規範和為何以此為規範的問題，未給予足夠的重視。我在北大讀本科(國際政治)時，僅有一位留美博士曾強調論證的邏輯和科學的尺度，而詳盡的論文規範再無老師提及。於是有學生從網上下載文章，稍做剪輯，便成為畢業論文，且居然得以高分通過，令人瞠目。
教師因各自的學術觀點不同而對論文規範的認識殊異。一位國政系的教授叮囑我不要用常人不懂的術語，要行文簡明以至可道之於村姑；一位歷史系的教授倡導立論要進入哲思層面，下筆要語出驚人；一位藝術學系的教授批評我論述拘謹，要放開思路、呈現文采。我曾將這些經歷作為故事說與朱老師，並請教釋惑。
朱老師將科學與思想作出區分，科學論文即對一個可以用科學的方式解決的問題按照科學的內在邏輯進行論證，科學的思維邏輯是論文規範的根據所在，並與思想和藝術的行文方式相區別。
我曾在網上看到哈佛的學術論文規範，為文理各科系共同依照，領域有別，而科學無差。北大欲躋身世界一流大學之列，則彰明科學的論文規範可為起點。(張欣)
第11封信不是通常意義上的信，而是朱老師對一個翻譯工作的總結。其中，按順序陳述了學術翻譯的一些組織和技術規範。朱老師認為翻譯不能算作科學研究(除了考釋文字古本)，而文學翻譯是藝術再創作，所以學術翻譯既要有效率，又要具備可信度。
1997年，我參加了朱老師組織的藝術史翻譯工作小組。其時年輕氣盛，心境一如朱老師當年持舊譯稿見出版社主編，頗有砥礪英文、大幹一場之豪情。兼之對組合譯製的認可和信賴，故雖藝術史知識多所欠缺，仍踴躍參加。其間歷時半年有餘，工作之時，慮及“責任”二字之重負，他人監督之壓力，不敢有絲毫懈怠。每遇疑問，必遍查書籍，若無以解，則問難於小組成員，集體討論之結果，每每令我茅塞頓開，常為一詞之得而大喜。而遍閱他人譯稿，多有拍案叫絕之處，心有所悟之時，以之反觀自己所負責的部分，常有所得。如此譯畢，雖仍覺缺憾頗多，然畢竟經多人校核，心下稍安。歷此一事，對“組合譯製”愈加深贊，因它體現了科學工作的一個基本原則：經多次重複檢驗而近於“真”，乃使人“信”。後每遇讀譯著萬分難解，翻原文恍然大悟之時，常自嘆曰：“若用組合譯製，當不會存此硬傷。”
這封信不但記述了譯書的經歷和方法，還記錄了一個漫長的約會。3年前的今天，書譯畢，我們曾聚於辦公室外的大廳中。是夜月朗星稀，柔風漫送幽香，我們舉杯期以20年之約，在精心選譯原著的權宜之後，待吾輩遊學歸來，當會同各界力量，共撰藝術史!當日曾約定刻石為記，今夜思之，誓言猶在而碑銘未成，時光飛逝矣!(彭俊軍)
第12封信是關於“注”。
幾年前，我還在北大求學。雖與朱青生老師同處燕園，但我卻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認識他的。老師的身邊總聚著一些出於不同因緣的青年，他們多是在選修他的“現代藝術”課時萌發進一步挖掘老師的學識或老師本人的動機的。我則是經人介紹，那天見面時，整個下午老師都在給我講什麼是現代藝術，但我至今仍未弄懂什麼是現代藝術。幸好兩點：一是我並不是對藝術或現代藝術感興趣才去接近他的；二是我發覺老師講的現代藝術遠遠超越了我平時被告知的藝術概念。按我的理解，老師把最高境界稱為“覺悟”，這也超出了求學的範疇，而可以延伸到人生和求道的玄奧天地。
北大學子碰到自己看來不太可能懂的東西時，採取一種三個環環相扣的對待方式：一是努力理解；二是竭力批駁；三是對拒絕不了的欣然接受。現代藝術對我而言，一直處於第一個程式。所以我在老師面前甚少發問，而多在傾聽。在一個已記不清確切日子的下午，老師講到歷史系的一位博士生在選修他的漢代圖像與文獻研究課程後感慨，這些學術的規範早在大一就應該得到訓練，但他到讀博士時才得以了解，真是不幸，而又萬幸。這個課程屬於與現代藝術問題完全不同的領域!在我追問之下，知道這些規範之中就包括當時正令我苦惱不堪的如何為論文作注的方式方法。當時我正在準備學士論文，遂趁機求之。當時老師手頭並沒有現成的講稿，就把自己的博士論文交與我參照學習，並許諾將來一定給我信詳談箇中要領。
這就是我所知道的本文及本書的最初緣起。當我收到這封信時，正是碩士論文的最後校改時間，其中的欣喜與感激自是不待細表。
老師在本書中的其他地方所談到的大學學習的宗旨和目的，不外是自身修為的提高，而教師的責任則在於規範的訓練。照此看來，我們的大學教育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這也是我所理解的本書付諸印刷的直接動機，以及它的意義。(陳心瑪)
著手撰寫一篇論文，做注釋是個突出的問題。這好像沒有什麼可以教的，一般都是拿一篇範文過來，如法炮製。大學老師也不會把它當一回事拿到課堂上專門講，似乎這是一件私下可以解決的事情。但是一旦真正做起來，就會發現沒那么簡單。例如,自己會發現所要注釋的東西非常凌亂，所涉及問題的性質和層次各不相同，一股腦地堆在腳註欄里，頗像個超級市場。其實，一旦知道論文的注釋不止有一種，就會自覺地進行必要的分類和梳理，例如，凡是涉及版本的注釋放到那裡，涉及科學推理的注釋放到那裡，等等，清晰準確，一目了然，心裡也就踏實多了。(施傑)
第13、14封信不是同時寫的，但問題是連帶相關的：
1999年底，我突然收到商務印書館郭紅編輯的電話，說是很快要出版朱老師的《沒有人是藝術家，也沒有人不是藝術家》這本書。因為自1996年我做朱老師“現代藝術”這門課的課代表以來，一直協助他做這本書的文字編輯工作，而彼時朱老師又在德國訪問，只好由我來做最後的整理。工作中較為重要的一項就是做索引，涉及確定哪些為索引項和如何索引的問題。於是朱老師發來傳真，為我解釋這個問題。正如他在給同學的其他信中常常涉及什麼是科學和什麼是哲思的問題，在這封信里他從做索引的角度區別科學與哲思。除了索引的方法和價值在科學與哲思中的不同外，朱老師還強調了在一個體系中使用關鍵性辭彙(索引項)時要考慮到的問題。語言是哲思的關鍵因素，商務印書館的這本書基本上是一部哲思著作，所以這封信也講到考察“一個詞的構詞理由和來源”的“四面法”。實際上這也同術語相關。在《關於術語》這封信中，朱老師從更廣的角度談語言問題(當然包括科學中的術語)。針對術語與一般性詞語及專門詞語的區別(即術語的本系統性)，他提出在使用術語時用三種方法來加以區別；針對術語與外語的關係，他又提出四種構造術語的方法。(馮華年)
第15封信論及的是每個學生最為關注的事情——考試。
我由北大國政系轉而投考朱師的研究生，然成績欠佳。愁窘之餘，曾寫給未老師一封簡訊以請罪。其中有這樣的語句：“斯巴達的婦女對即將出征的戰士說：要么拿著敵人的盾載譽而歸；要么戰死疆場，被自己的盾抬回故里。可我帶著自己的盾孤獨地回來，內心的傷痛不是來自對戰場和死亡的恐懼，而源於對自身存在價值的質疑和對周圍世界的焦慮。”可見我的心理困境。
不久，朱老師喚我至家中，拿出寫給劉平(曾與我一同考研，現擬赴法留學)和我的信。信中述及朱老師對考試類型和功用的理解，這是在中國現行高等教育體制下一位教師的切身思考。作為這種體制下的學生，心有戚戚。讀至信末一句“你們不要把考試成績作為衡量學習成果的唯一標準，尤其不要讓別人以考試成績所作的評價左右你們對真理的追求”，眼眶一熱，頓覺豁然。
個體在社會中不可避免身陷外在標準和內在追求兩種人生評判尺度的夾隙，既要應對外在標準(為了生存)，又不能為其所役(為了自由)。朱老師在此提出兩難境遇中的現實人生方式，同時寄予對學生深切的期冀：無論處於何種境況，都能憑藉理性做出選擇，尋找屬於自己的通往真理和幸福的路。這也是朱老師對現代人的闡釋。(張欣)
第16封信關於教師，是一篇現代《師說》，收信人中有一個是清華大學的理工科研究生。
高中起，我對於多數老師照本宣科的授課變得失望。人的活生生的智慧怎么能灌注在這種授課方式中呢?於是我轉而專注於學科競賽，不久也意興索然。人的價值難道就體現在顯示自己在智力上高人一等嗎?
進了大學，授課變為抽取梗概、講解重點，沒有完整的理路，更沒有引人入勝的探索、追問，大多數老師的作用僅僅是告訴你教材里重點是什麼以及如何準備考試。於是大學教育變成了在半睡半醒中聽完一節節課，在糊裡糊塗中通過考試、拿到文憑。我的問題更多了，然而沒有人回答，最多得到這樣的斥責：“你還是踏踏實實做一點科學研究吧，對這個社會才有切實的貢獻，人文科學一點用都沒有。”然而我還是不明白，就算是做科學，只需要讀論文、做實驗、發文章就行了嗎?科學的技術化傾向使人變成了科學項目的奴隸，導師蛻變成了老闆，學生又怎么辦?那么，什麼樣的人配教我們，我們應當受到哪些方法論的訓練以獲得獨立的研究能力?另外，人活過這一生的意義真只是為了得這個獎那個獎，出這本書那本書嗎?科學訓練是為了以後獲得高薪和優越的社會地位或者便於在舒適的學術崗位上發表不夠格的學術論文以湊數嗎?這些是我的問題，然而好像沒有人能給我一個清楚的回答。後來有了朱老師《關於教師》的信。
在這封信里，朱老師主要回答一個問題：網路時代教師何為。老師由傳統的“傳道、授業、解惑”談起，講到大學裡不同教職的設定與標準，最後又回到教師的神聖職責：幸福的航燈。(陳亮)
第17封信是論述專家/學者的區別，為了解決一個同學的困惑。
半年前在北大結束了4年的本科生活，同時亦開始了3年的研究生生活，仍舊是從前的學校，仍舊是從前的專業，於我終點就是起點，新的亦仿佛是舊的，感覺應該是邁出了一大步，卻又仿佛仍舊停駐在原地似的，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惶惑，不知道真正的這一步應該如何邁出，又邁向哪裡。一開學，系裡讓我去日本研修半年，臨行前與朱老師匆匆談起自己的困頓：求學難道只是以學歷在勞動力市場上取得較之其他人更高的標價的可能嗎?只是被鍛造成更熟練精密的社會零件的可能嗎?求學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朱老師的信正是在我對方向依然迷惑不解的時候收到的。它給我指明了一個方向，更準確地說，是辨明了一個方向。專家與學者似乎是一個方向上的兩點，又似乎是不同方向上的兩極，兩者之間的距離是一個認識的過程。認識方向，也認識自己。這個過程同時也是一種選擇，亦不是一種選擇，因為它不僅僅是朱老師信中告訴我的選擇，是我在求學路上向前跨進一步時不覺的已然的選擇，而且還是一個認真的“求學者”對“學”純粹的必然的選擇。我想這也不應當僅僅是朱老師呈示給我一個人的選擇，就像困頓不僅僅是我一個人的困頓一樣。(王岩)
當我回顧自己的本科階段時，發現過早進行專業化訓練帶來的惡劣後果：在應當開張大局、拓寬視野的時候，被學之即忘而且在研究生階段還要重複學習的專業課程占去了寶貴的時間，這是教學單位對學生的不負責，也是珍貴腦力資源的浪費。我還發現了在身邊的誘惑：慷慨激昂的批評者容易迷惑大眾的判斷力。然而當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中的大多數以為應當發發牢騷甚至罵人來顯示自己憂國憂民時，默默無聞的踏實的基礎工作誰來做?在這個缺乏信仰的年代，有人欣賞甚至欽佩信教的人，以為他們至少有追求。對於一個不斷追問的人來說，為什麼非要執著於成功、利益才能心安，為什麼不能以無所追求作為一種追求?這些問題我想過，但沒想清楚，在整理朱老師的《關於專家與學者》一信的過程中澄清了一些。
在這封信中，朱老師談了專家與學者的差別，對有志者提出了學者的要求。專家是學者的基礎，但學者不僅止於此。學者不同於所謂的知識分子，他們是求道者。求道途中，先要經受嚴格的科學訓練，養成對問題保持理性判斷的習慣，包括對待信仰問題。而當對人對事也像對學問一樣一絲不苟時，學者的品格就養成了。(陳亮)
第18封信《關於科學的局限》是一份講演稿，後來寄贈給了清華的一位同學：
理工科的學生容易產生一個誤解，以為文科不屬於科學的範疇。然而從其歷史的源流與所秉持的精神來看，文理科本屬一宗，只是人性為了理解世界與自我而顯現為不同方式。文理的分劃顯得過於粗糙，文科可分為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理科又可分為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作為人性中因對自身發問而生的人文科學，其研究的程度和算計的方式表明它確屬於科學，並且因其引領人對人性的整體進行思考而具有重要的價值。然而，科學並非萬能，人的存在也並非完全理性，在全面復歸人性的道路上，現代藝術以其特殊的干預方式顯示出獨特的價值所在。
朱老師的後幾封信，尤其是《關於科學的局限》這一封，顯示出他寫作的指歸：在經歷嚴格的科學方法的規範後，思想就有可能健全地展開。一個理性而又具備不斷反省能力的人，他在抬頭仰望星空或反觀自身時，也許一種寧靜而幸福的感覺就會油然而生。(陳亮)
在這封信里我不僅理解了科學的局限，也更多地了解了科學本身。科學作為人類理性發展的產物，是人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剖析自己就可以發現並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可以用理性來解決。我們的目標是到達幸福的彼岸，但卻不能確定渡舟在哪裡。這也是我所面臨的問題。“不斷地反省和發問”確實是一條達到“獨立與自由”的途徑，也許只有通過人性不斷的完善，才能實現真正的幸福。(張昱琪)
第19封信是朱老師當選為最受學生愛戴的老師而對自我的反省，並以此答謝北京大學廣大同學的盛情。
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哪個年代都會有，我不願隨波逐流，又害怕被時代所遺棄，於是只有惘然。
朱老師給了我一種解答，一種心靈豐富的健康生活的可能，一種現代人的處世自立：固守該固守的，超然該超然的。“上帝死了”。我們無法再在什麼信仰中獲得庇護(現代人所獲得的自由及其代價)。我們也許只有在理性的基礎上樹立一個現代人的行為底線，再依靠個人的努力爭取到自身內心的安寧。後來覺得朱老師教什麼課程無關緊要，從朱老師的“自我檢討”中得到啟發才是關鍵。(卓佳旻)
我們都覺得，能讓更多的人看到朱青生老師這19封信是一件可喜的事，因為這是一個機會，讓更多有志投身學術的年輕人在起步時就意識到學術中科學規範的重要性。朱老師經常強調做學問要科學、嚴謹，只有有意識地運用學術方法與規範才能使科學學術成為可能，進而構造人類的理性精神。他自己是這樣做的，同時也不忘教導學生科學地讀書、思考、提問、寫作等，而這一點卻是我們不少年輕學生所缺少的。也許我們有天馬行空般的思維能力，但我們卻不懂得接受規則的制約，而且由於很少能接受完整的科學訓練，引發了許多無謂的爭論、說辭，浪費了時間、精力和心智，甚至連真正的問題都提不出來!一位編輯非常恰當地概括了我們的意願：
我要將一百本書送給學友，因為覺得它提供的方法和觀念是我們所能見到的最可信服的、最具創見的文字。我但願他們比我提前認識到這種縝密、科學的學習方法和坦蕩、獨立、理性的知識人格，從而能夠在紛繁浮躁中找到明晰的學問、人生之路。這也是我對自己的期望。(陳蔚)
2001年4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