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內城寺廟碑刻志·第五卷

內容簡介

《北京內城寺廟碑刻志》叢書第五卷，涵蓋清乾隆《京城全圖》現代複製版五排範圍內的廟宇與碑。與前四卷不同的是，本卷正式進入皇城，北皇城根（今地安門大街）與景山北墻，標定了廟志範圍的南北兩界。皇城之內，明代皆爲禁地，民間不得出入。自清定鼎，皇城對外開放，“東安、西安、地安三門以內，紫禁城以外，牽車列闠，集止齊民”。帝制末期，皇城城墻已幾乎名存實亡，最終於1920年代大部拆除。其殘存的極少遺址在今天辟爲皇城根遺址公園。清代開放皇城後，其內寺廟也隨之改變。一方面，“禁中創造寺觀”之爭因皇城禁地的開放而消弭；另一方面，原來附屬皇家或衙署的祭祀場所也大量向市民開放。據李緯文統計，在整個皇城範圍內，歷代文獻與地圖中共記載了七十八處祭祀建築，明時大多直屬皇家或宦官機構。它們雖奉佛道香火，卻多稱“殿”“宮”“堂”“祠”，乃因當時皇城屬禁中，尊佛重道爲儒生所忌，不以“寺”“廟”名之以避其鋒。例如，明武宗建鎮國寺之初，李東陽（明內閣首輔大臣，1447-1516）曾上書力諫，認爲“宮禁之體比與城市不同，自古及今，並無禁中創造寺觀事例”，他接著舉明憲宗的例子：“成化間欲於內府建玉皇閣，憲宗皇帝因內閣之言而止。”這類抗議一直不絶，以至於即使太監在自己衙署內建廟，也常以“堂”“祠”名之。然此禁至清代以後已完全消失，故有“慈慧殿”改名“慈慧寺”、“三聖祠”更名“火神廟”諸事。清代皇家在皇城中創建的最大寺廟，是五排八段的弘仁寺。清康熙四年（1665），爲了供奉世之重寶旃檀瑞像，康熙帝在明清馥殿遺址上建造了弘仁寺。它不僅代表了清帝一系與藏傳佛教之間的私人聯繫，也是清代格魯派事務的管理中心。但與此同時，它也並不排斥平民的參與。正如本書“弘仁寺”條所言，弘仁寺的標志——旃檀佛像，呼應了康熙帝“再世如來、現轉輪王像”的身份，乾隆帝在《弘仁寺碑》中明確指出，爲了繼承康熙帝“現無量壽身而爲説法”的作法，他重修弘仁寺以“助宣聖教，永闡慈仁”。至少在18至19世紀，弘仁寺是北京最顯赫的皇家寺廟，每年新年、皇帝與太后的壽辰及佛誕日，內務府都會在弘仁寺爲皇室舉行規模巨大的誦經法會，念經喇嘛常有數百人之多，來自雍和宮、永安寺等各大名剎。作爲理藩院核心機構喇嘛印務處的所在地，寺內也是清代帝王會見蒙古、藏族大喇嘛的重要場所和蒙古、藏族僧侶來京朝聖的聖地。但弘仁寺並非完全是皇家禁地，每年正月初八“打鬼”之日，喇嘛僧扮演諸天神將驅逐邪魔，圍觀群衆水泄不通，乃京城春節期間一大盛會，清代文獻多有記載。從內務府檔案來看，寺內宗教活動一直持續到了清末，直到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變，弘仁寺毀於兵燹，旃檀佛像下落不明。除了皇家建廟外，皇城內的太監建廟也爲數不少，五排範圍內共有十三處。太監建廟有兩次高潮，一是明初太監建寺，多爲衙署同人共同祭拜之用。隨著清初改內務府，宦官衙署撤銷，這些寺廟常被廢棄或轉由僧人道士經營，鐘鼓司、大佛堂就是這種情況。二是清末太監集資建養老之地，多購廟以存身，如西坊庵即是如此。皇城內景山後街三聖祠是比較少見的自明至民國中期一直由太監掌管的寺廟。它最初是內官監太監與火藥作祭祀火神的廟宇，入清後仍由禁中執事太監繼承管理，自嘉慶到光緒年間，重華宮太監一直將其視爲公産。民國時期，廟産權發生爭執，太監遺孀成爲廟主之一。隨後在1937年，三聖祠終被賣與商人，改爲尼僧修行之地。太監集體祭祀的寺廟變成私産的情況很常見，在民國時期寺廟登記檔案中，後者常被稱爲“家廟”。 “家廟”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有確定含義，指祭祀祖先的場所。清代官方禮制中沿用這一概念，雍正帝在《聖諭廣訓》中提及：“凡屬一家一姓，當念乃祖乃宗，……立家廟，以薦蒸嘗。”乾隆二十四年（1759）編成的《大清通禮》中也提到了“家廟”，以後道光年《大清通禮》與光緒年《大清》。

北京內城寺廟碑刻志·第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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