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生原因
甘肅省紀委日前印發通知,對違規打聽、過問
紀檢監察工作人員執紀問責或查辦案件情況,甚至欲施加影響進行干預的,將如實記錄並報告備案。這無疑給那些“包打聽”幹部的耳朵和嘴上加了一把鎖。
官場“包打聽”由來已久,打聽的領域也不僅限於紀檢案情。有的四處打探組織人事動向,有的喜好收集領導的背景傳聞,有的則熱衷揣測中央決策部署。所有“包打聽”都樂於開個“路邊社”,架個“小喇叭”,散布小道訊息。這些“包打聽”們為了更早更多地獲取“有價值”的信息,上竄下跳、四處串聯,搞得單位
小道訊息滿天飛。
“包打聽”幹部的種種不良做派折射出他們投機取巧的心態。無非是“混”成個耳朵長嘴快的“明白人”、胳膊長腿快的“能耐人”,四處鑽營,占便宜、撈好處。
“包打聽”的危害性不言而喻。他們把大部分精力用到打探訊息、傳播閒話上,自然沒有多少心思來想問題、乾工作,而且一些傳聞和所謂的內幕在他們口中添油加醋地傳播,混淆視聽,不僅弄得本單位烏煙瘴氣,還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
本質而言,“包打聽”反映出這些人政治紀律渙散。那些熱衷於打探訊息、得到一些所謂內幕訊息就到處私下傳播的黨員幹部,其腐蝕性、渙散性是非常嚴重的,必須依紀依規嚴肅處理。
甘肅省紀委嚴防“包打聽”的通知出台,無疑再次給此類幹部敲響了警鐘。眼下,地方換屆正有序進行,這個時候各路“包打聽”往往蠢蠢欲動。各地方各部門務必嚴肅政治規矩、嚴格政治紀律,不給那些“包打聽”們以“一展身手”的機會,全力維護風清氣正、人心思進的政治生態。
打聽內容
官場作為特殊的信息源和信息中心,包含大量關於政策和幹部的各類信息。越是“上層”的機構和領導,越是掌握著重要的“信息”;越是與自身直接“相關”的信息,幹部越有“打聽”的需求。依據“信息”與“打聽者”的相關性程度,可以把“包打聽”者分為“一級包打聽”(信息與幹部本人直接相關,幹部親自直接打聽者)和“代理包打聽”(與信息相關的幹部本人,不便直接打聽,吩咐親信代為打聽,此時的打聽者即為“代理包打聽”)。根據打聽“信息”的直接性和重要性,可以把“包打聽”所需的信息大致分為幾類。
第一,幹部選拔任用的信息。領導幹部的職位或“官位”,是其職業生涯中最為重要和最為直接的利益,也是幹部最為看重和重視的。
此類“包打聽”者,雖為領導幹部中的極少數,但是卻為最普遍的“包打聽”。預期競爭的“職位”越重要,競爭者越多,“包打聽”者就越多,“包打聽”者所下的“功夫”和“賭注”就越多。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加大對幹部選撥任用制度的改革完善,其程式也越來越公正和透明,但在幹部主要由“上層”任用的體制下,在中國官場錯綜複雜的“人情關係”中,此類“包打聽”還是會有存在的制度縫隙和“操作空間”。
第二,紀檢監察中的信息。紀檢監察,是保持黨員領導幹部廉潔清正、盡職盡責的重要制度,也是發現幹部問題、懲處不稱職幹部的日常機制,對各級各類領導幹部具有強大的激勵和震懾作用,自然也為各級領導幹部所重視和關注。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紀檢巡視的密集展開和嚴格查處,令幹部中的“疑似違規者”或“犯罪嫌疑者”極為恐慌,當紀檢監察組進駐一地或一單位時,幹部中的“坐不住”者,就可能成為“包打聽”者,或者委託“代理包打聽”。
由於紀檢監察組織多是查處“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和財經紀律”等方面的“負面”線索和問題,有“違紀和違法”嫌疑的幹部,多不願“自曝信息”或“自投羅網”,於是多派出自己的“親信”,代為打聽和試探,所以這方面信息的“包打聽”,多為“替人消災”型的“代理包打聽”。
第三,領導個人特徵和愛好的信息。領導幹部的特徵和愛好,影響著地方治理的進程和狀況,也影響著地方下屬幹部的業績和升遷。在決定幹部升遷的“上拔”機制下,主要領導幹部、特別是“一把手”的意向,是影響下屬幹部升遷的決定性因素。於是,圍繞著“一把手”等核心領導,各類“包打聽”者頻繁活動。為了“投領導所好、討領導喜歡”,就需要掌握領導的特徵和愛好。領導是否好大喜功?是否偏好形象工程?是否喜好運動鍛鍊?喜歡什麼運動項目?是否喜好書法字畫?往往成為各類“包打聽”者酒桌飯局、茶餘飯後的偵探對象和熱點。
此類“包打聽”者探得的“信息”,一是留待以後“自用”,為投其所好“領導”提供依據。二是“待價而沽”,為以後“信息尋租”時,為他人“買通”領導時提供“估價依據”。
第四,領導周邊關係網路和人脈的信息。領導也是社會中的人,也是生活中的人,自有其各種社會關係和親疏遠近。領導一般不太“好見”,越“大”的領導,也越不“好見”。而領導周邊的親近人士,自然相對“好見”一些,故領導的父母、配偶、子女、秘書等身邊人物,就成為各類“包打聽”的“圍獵對象”。特別是一個地方新來了“一把手領導”,馬上就會有人各方打探領導來自何方?籍貫何處?父母安在?妻子是誰?乾什麼工作?在什麼單位?子女是否上學?是否需要出國留學?如果工作了是在什麼單位?等等,甚至主要領導“七大姑、八大姨”的親戚關係也“了如指掌”。還有,“包打聽”者甚至吹噓,能夠掌握領導的“譜系學”:領導以前的“上司”是誰?故吏有誰?導師是誰?門生是誰?領導身邊最好的朋友是誰?領導和“誰”好和“誰”不好?統統了解的“一清二楚”。
此類“包打聽”者,也與上面打聽領導愛好者一樣,一般“大有人在”,掌握的“情報”和“信息”,要么自用,要么他用。此二類“包打聽”,雖不是嚴重的“違法亂紀”行為,但嚴重污染和扭曲了政治生態,是腐敗滋生的土壤。
存在危害
“包打聽”的政治危害似乎不言自明,但身處其中的正直幹部也似乎“難免其害”。政治生態的惡化,使很多幹部“裹挾其中”,特別是不良“政治信息”的傳播,很多與“選拔晉升”和“責任懲處”相關的幹部,很難“明智應對”。不良信息流傳到社會上,也對黨政形象和政府信譽造成影響。
第一,扭曲幹部的激勵機制。“包打聽”者的“信息傳播”與影響所及,會使正直廉潔的幹部得不到充分信任和使用,而投機取巧和討好領導的個別幹部,可能得到“晉升”或“逃過追責”。
第二,污染政治的生態環境。各級各類“官場”,權力巨大、責任巨大,同時“壓力山大”。領導與領導之間、幹部與幹部之間,各種“關係”複雜而敏感,只有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文化,才能使各級各類幹部用權公正、各負其責。如果各種“包打聽”者大行其道,不僅扭曲了幹部激勵機制,也嚴重污染了政治生態,各種官場“潛規則”就有施展“負向激勵”的制度空間。
第三,滋生腐敗的條件土壤。腐敗之所以發生和難以遏制,就是因為有其滋生的制度縫隙和制度漏洞。“包打聽”者獵取的各種“信息”,是其“負能量”施展的信息前提和基礎。斬斷“包打聽”者的信息鏈條,清除腐敗的條件和土壤,正是各地省級紀委遏制“包打聽”的制度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