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之靜，男，中國出版家，江蘇蘇州人。1912年12月31日出生於江蘇蘇州，1971年10月26日在寧夏逝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包之靜
- 出生地：江蘇蘇州
- 出生日期：1912年12月31日
- 逝世日期：1971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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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履歷
少年時期在蘇州念書，後震旦大學肄業。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投身於抗日宣傳活動，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春，由於叛徒出賣，父親在家中被捕，被判8年徒刑，關進南京國民黨中央軍人監獄。1934年春，包之靜和幾名學生由先行出獄的有家庭背景的獄友幫助，通過活動，由蔡元培（為首）、于右任、李石曾、張靜江四位國民黨元老，共同向國民黨政府軍政部保釋，從南京國民黨中央軍人監獄出獄。1938年轉入中國共產黨。不久被黨組織派到解放區,先後在新四軍5支隊的《前鋒報》、淮南區黨委的《新路東報》、《淮南日報》擔任負責人，並創辦了新聞專科學校，培養新聞人才。1945年後任華中新華通訊社、新華日報社副社長，山東大眾日報社副社長、社長，並負責新華社華東總分社工作。建國後，歷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中宣部新聞出版處處長、出版處處長。他在中宣部新聞出版處工作期間，曾根據毛澤東同志建議參與整理出版古典文學名著《金瓶梅》的工作。1950年，他被調到中共中央宣傳部擔任出版處長。“大躍進”期間的浮誇風影響到出版部門，書籍質量下降。他被委託起草的《關於改進書籍出版工作和提高出版物質量的報告》，由中宣部批發到各地，對於糾正濫編濫印圖書的現象起了積極作用。1961年以前一段時間，在黨內學習和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工作上，出現了簡單化、庸俗化、貼標籤和實用主義的現象。他受中宣部領導的委託，組織調查並起草了《關於毛澤東思想和革命領袖事跡宣傳一些問題的報告》。這一報告，經中宣部修改，於1961年3月由中共中央批轉全黨，以糾正這種不良現象。《毛澤東選集》、“幹部必讀”等重要著作的出版與發行，他都參與主持制定具體計畫。在60年代初期，他組織出版了一批外國學術著作。70年代,組織出版了《孫中山選集》。他早期譯有蘇聯小說《潛水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報刊雜誌上發表不少書評文章。是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人物自傳
包之靜，1912年生，蘇州人。1930年夏考入上海東南醫科大學，後轉入復旦大學。1931年夏因病回家休養，參加了蘇州世界語學會及社會科學研究會。1931年冬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並任縣委委員。此後經他介紹，發展馬繼忠（唐納）、佘增濤（林史枚）、徐壽娟（羅瓊）等加入團組織。
1932年春，由於叛徒出賣，在家中被捕，被判八年徒刑，關進南京國民黨中央軍人監獄。1934年春，因查無實據（未承認團員身份），經保釋出獄。
出獄後，於1934年夏到上海，同馬繼忠、佘增濤及葉籟士、胡繩等一起從事進步的文化工作。全面抗戰爆發後，在參加救亡工作的同時，積極尋找黨的組織。後於1938年夏在漢口經中共湖北省委郭樹勛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隨後，受組織派遣（鄭位三）進入淮南抗日根據地。此後一直從事黨的新聞工作。先後任《前鋒報》（新四軍五支隊機關報）主編兼社長，《新路東報》（中共津浦路東區黨委機關報）社長。1943年任《淮南日報》（新四軍二師及中共淮南區黨委機關報）社長併兼新華社淮南分社社長。
抗日戰爭勝利後，1945年10月調任《新華日報》（華中版，中共華中局機關報）副社長兼新華社華中總分社副社長（社長范長江）。內戰爆發後，1947年初隨部隊轉移到山東，任《大眾日報》（中共華東局機關報）副社長兼新華社華東分社副社長（社長匡亞明）。1948年底，《大眾日報》社進駐濟南，改為中共山東分局機關報，包之靜任《大眾日報》及新華社山東總分社社長兼總編輯。
1951年冬，調北京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處副處長。1953年初，調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主任徐邁進）。1954年底調回中宣部，任新聞出版處處長。
1964年初，當選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文革”開始後，中宣部被砸爛，包之靜因抵制學習毛主席著作中的簡單化、庸俗化、實用主義傾向，成了重點批鬥對象。
1969年秋，包之靜離開北京去了寧夏賀蘭縣中宣部“五七幹校”。1971年10月逝世。
1973年春，當時的中宣部軍管會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為包之靜舉行了骨灰送葬告別儀式。
1979年春，恢復後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為包之靜等6位同志舉行追悼大會。追悼會由胡耀邦主持，朱穆之致悼詞。參加追悼會的有胡喬木等許多領導同志。追悼會上，為包之靜進行平反昭雪，肯定了他一生為革命做出的貢獻，結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幫迫害致死”。
與江青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是挨批受斗的人中的一員。在挨批受斗中有一段時間是住在自己家裡出門挨斗。兩年之後的1968年，我被集中住進了“牛棚”。那時“牛棚”成了時尚。中宣部的“牛棚”設在車公莊北京市委黨校大院裡。有許多機關都在市委黨校設“牛棚”。
我們中宣部占了一座樓。中宣部的黑幫占了好幾間房。我、袁水拍、包之靜、吳寄寒、林澗清，還有一個副處長，我記不清楚是誰了。六個人住在一起。因為我們是“牛”，不讓我們睡床，躺在地板上。我們六個人，白天都要在茶几旁邊寫“交代”。除非接受外調，不管有沒有話可說，一定要這樣趴著寫“交代”。
晚上被關在“牛棚”沒人管，大家就胡說八道起來了。我們說的話，尤其是包之靜講他同江青過去相識時的事情也就沒遮攔的講起來了。包之靜說，他和江青在上海的亭子間睡過覺。可是到北京後她就不理他了。我們就“鬥爭”包之靜，說你是不是還妄想江青保你？幸虧她把你忘了，否則也許你就沒有命了。包之靜還說，這件事我告訴過上海的汪道涵。有一次我去上海問汪道涵，汪說他的確早就聽包之靜告訴過他這件事。如果那時房間裡有竊聽器，我們全是“現行反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