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費爾

托爾德·勞費爾(1874—1934)

美籍德國藏學家。生於德國科隆市，肄業於柏林大學，1897年在萊比錫大學獲博士學位。通達波斯文、梵文、巴利文、馬來語、漢語、藏語、蒙古語、滿語和日語。1898年移居美國，參加基撒普組織的北太平洋探險隊，到庫頁島及西伯利亞一帶考察。1901年又參加美國資本家席福出資的考察隊到中國考察。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勞費爾
• 外文名：Berthold Laufer
• 出生日期：1874年
• 逝世日期：1934年
• 職業：語言學家、人類學家
• 畢業院校：柏林大學
• 代表作品：《中國伊朗編》

簡歷

1908—1910年又參加美國布拉克斯頓夫人組織的考察隊到青藏高原考察。從1910年起到美國芝加哥自然歷史博物館工作，任該館人類學部主任達20多年。1934年突然跳樓自盡，原因不明。勞費爾的《中國伊朗編》一書，自稱是研究“中國對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貢獻”的，並且“著重於栽培植物及產品之歷史”的一部科學史專著。

生平

勞費爾1874年10月11日出生於德國科隆（Cologne），父親馬克西·勞費爾（Max Laufer）、母親歐仁妮·施勒辛格·勞費爾（Eugenie Schlesinger Laufer）在經濟上很富裕，為勞費爾從小就提供了接受教育的一切便利條件，使他從小得到了很好的培養。他還有一個哥哥，叫亨因里奇·勞費爾（Heinrich laufer）,是一位享有盛譽的內科醫生，在開羅行醫多年，於1935年7月10日去世。

童年時期的勞費爾對戲劇非常感興趣，尤其是木偶劇。他經常和同齡兄弟姐妹們一起創作和演出劇目，並曾一度懷有成為戲劇家的夢想。雖然後來他選擇了與戲劇家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但他一生都是莎士比亞的崇拜者。勞費爾還學習音樂多年，尤擅長鋼琴。對音樂的喜愛為他後來對中國藝術的極大興趣埋下了伏筆。

勞費爾的父親希望兒子能夠成為一名律師或醫生，但勞費爾決定選擇考古學作為自己的專業。儘管非常不悅，父親最終還是向勞費爾的決定作出了讓步，並在經濟上資助他進行了長期而艱苦的專業學習和訓練，幫他完成了學術事業的準備階段。

從1884年到1893年，勞費爾在德國科隆的弗里德里克—威廉高等學校（Friendrich Wilhelms Gymnasium）學習。在十年的學習中，他受到了德國自然科學考據學訓練。1893年，勞費爾轉入柏林大學學習，1894年至1895年，他又參加了柏林市的“東方語言高級研修班”（Seminar for Oriental Languages）。1895年，他肄業於柏林大學。之後轉入德國萊比錫大學（University of Leipzig）學習，並於1897年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1931年，他又收到了由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所授予的法學名譽博士。

勞費爾在柏林和萊比錫求學期間，最終選定東亞作為自己的研究領域，並為此花費了大量時間來學習必要的語言學知識。他先後學習了波斯語（Persion）、梵文（Sanskrit）、巴利語（Pâli）、馬來語（Malay）、漢語、日語、滿語、蒙古語、達羅毗荼諸語（Dravidian）以及藏語等。他的老師中不乏當時最傑出的學者。他師從弗蘭克博士（Dr. Franke）學習梵文，師從威廉·顧路柏教授（Professor Wilhelm Grube），學習漢語，師從文法學家格貝勒茨（Gabelentz）學習馬來語，師從胡斯博士（Dr. Huth）學習藏語，師從朗格教授（Professor Lange）學習日語，等等。經過這些名師的指點和自身的努力，勞費爾打下了良好的語言基礎，為他能夠打開並解讀各種語言記錄的文獻寶藏準備了鑰匙。

1898年，勞費爾的博士學位論文出版後不久，美國的德裔教授弗·鮑斯（F·Boas）便建議勞費爾去美國，並為自己年輕的同胞謀得一份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的工作。美國是一個後起資本主義國家，因此美國的東方學，包括所謂 “漢學”，起步較晚。在二十世紀初期，美國雖然已有六七十年侵略中國的歷史，但他們所能舉出的漢學家仍寥寥無幾。最早研究中國學問的美國人算是衛三畏（S·Wells William），其所著的《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一書1848年業已出版。之後是美國公使柔克義（W·W·Rockhill）及費諾羅薩（E·F·Fenollosa）。“至於人才之豐澀，造詣之淺深，以視歐洲先進諸國，固不可同日而語”。當時美國正加緊爭奪遠東霸權，它的一些學術機構為了讓美國在與遠東地區的交道中更得心應手，向歐洲（主要是德國）引進若干東方學者，希望發展美國的東方學。勞費爾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移民的。

進入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工作不久，勞費爾便於1898年參加了傑蘇普北太平洋考察隊（the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前往東北亞的薩哈林島（Saghalin，即庫頁島）和阿姆爾河（Amur，即黑龍江）地區進行考察。這次考察歷時約一年（1898—1899），旨在研究當地的人種學和土著部落。在此次探險中勞費爾對於人類學的興趣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同時他也獲得了大量資料，這些收穫都反映在他之後所寫的一系列文章著作中。考察結束後，他發表了《傑蘇普北太平洋考察——關於薩哈林島的民族學研究》（The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Ethnological Work on the Island of Saghalin）[ 載於Science,N.S.9.1899年，732—734頁.]、《關於在阿姆爾河地區部落中的考察的初步評論》（Preliminary notes on exploration among the Amur Tribes）[ 載於American Anthropologist,N.S.2.1900年，297—338頁.]等一系列論文。

從1901年至1904年，勞費爾又領導了赴中國的席福探險隊（Jacob H·Schiff Expedition）。此行的目的是就一些文化和歷史問題在中國進行調查探索和尋求文獻文物，並獲取人種學的一些資料和信息。這次考察是由美國大金融家、慈善家雅可布·亨利·席福（Jacob Henry Schiff）資助的。在這次考察中，勞費爾為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蒐集了一大批中國漢代陶器和玉器。勞費爾對於中國的陶器、玉器頗有研究，在蒐集品的基礎上先後出版了《中國陶器》、《中國玉器考》等若干種研究專著。但由於勞費爾沒有發表過任何考察遊記，所以我們對考察詳情無法了解。考察結束後，他擔任了人種學部助理（1904—1906）。1905年他受邀擔任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講師，1906年開始又擔任東亞語言學講師，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至1907年。這三年是勞費爾一生中唯一一段教學經歷，自此之後他沒有在任何學校擔任過教師，終生於學，未嘗好為人師。

1908年，勞費爾受邀赴芝加哥市費爾德自然歷史博物館（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任職。在費爾德博物館，勞費爾一直擔任東亞學部的助理主任、東亞民族學部的副主任以及人類學部的主任直至去世。

遠東探險

轉到費爾德博物館工作之後，勞費爾曾組織和領導了兩次長期的遠東探險。第一次是1908—1910年間的布來克斯通考察隊（Blackstone Expedition）。這次考察的資助者是美國富婆布來克斯通夫人（Mrs.T.B.Blackstone），考察擬定的重點地區是中國的西藏和西北其他地區。勞費爾一行在進入中國內地後，1909年4月8日，鎮迪道兼按察使榮霈就沿途各地查報勞費爾入出境日期事宜給吐魯番廳發去飭令：為札飭事。案奉撫憲聯札開：宣統元年二月二十四日承準外務部咨開，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美柔使函稱，美國博物院博士羅佛遊歷山西、陝西、甘肅、湖北、四川、新疆等省，考查人類風俗學，並便中購買博物院陳列物件，請給專照並請經過厘卡處所免檢放行。除由本部咨行稅務處轉飭各關卡，於該博士羅佛運物到時查照放行外，相應咨行貴撫飭屬妥為保護，並將該羅佛入境、出境日期聲複本部可也等因到本部院。承準此，除分咨外，合行札飭。為此，札仰該道即便查照轉飭所屬，俟美博士羅佛持照遊歷到境，務須照約妥為保護，仍將入境、出境日期隨時具報，以憑核咨。切切。此札。等因。奉此，除分行外，合行札飭。為此，札仰該廳即便遵照，俟美博士羅佛遊歷到境照約妥為保護，仍將入境、出境日期具報查考。切切。此札。

1909年4月17日，吐魯番知縣曾炳潢又就查報勞費爾入出境日期事宜給鄯善縣發去札文：為札飭事。案奉臬憲札飭，案奉撫憲聯札開：云云日期具報查考。切切。此札。等因。奉此，合行札飭。為此，札仰該縣即便遵照，俟美博士羅佛遊歷到境照約妥為保護，仍將入境、出境日期具報查考。切切。此札。（文中兩則札文均參看《近代外國探險家新疆考古檔案史料》，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日本佛教大學尼雅遺址學術研究機構編，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20001年6月出版。）從札文來看，勞費爾當時到達的所謂西藏其實是指甘肅、四川等地的藏區。第二次考察是在1923年，他領導馬歇爾·費爾德探險隊（the Marshall Field Expedition）再次前往中國考察。

除了自己的學術研究外，在費爾德博物館裡，勞費爾還承擔著各種行政和管理事務。當然，他的主要興趣還是在中國探險這一領域。因而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國展覽品的整理上。這些中國展覽品絕大多數是勞費爾在遠東探險中蒐集和購得的，其中讓他尤其引以為傲的是玉器收藏，他經常親自向遊客們展示說明這些玉器，他自己認為這批玉器的購置收藏同他對於玉器的研究專著應該並列於他的主要貢獻之中。此外，勞費爾還負責編纂了博物館的許多出版物。他是一個驚人的工作狂，聞名於博物館職員之中的是他的兩張書桌，兩張桌子上都擺放著堆積如山的文稿，它們之間有一張旋轉椅，以便於他從一張桌子轉到另一張桌子。

社會活動

勞費爾一直深深地關心著推動美國認真研究遠東文化的興趣。他為美國芝加哥的紐伯里圖書館（the Newberry Library）和約翰·克勒拉圖書館（the John Crerar Library）收集了豐富的漢文書籍和手稿。這其中就包括那份1928年從紐伯里圖書館轉移到國會圖書館（the Library of Congress）的宋耕織圖（1210.A.D.）孤本。他還與美國農業部在其遠東植物和耕作方法的調查研究項目上進行了合作。當美國學術團體會議（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成立促進中國和日本研究的委員會時，他欣然參加，並擔任了促進中國研究委員會的第一任主席，他將創造性的想像力，以及致使他自己將驚人的能量和時間奉獻於斯的熱情，都投入到工作中去。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一時期美國在遠東研究上取得的卓越進步應該歸功於他在委員會初期的領導。

勞費爾還積極參加著各種學術團體，若將他所屬的委員會和學術團體的名稱全部羅列出來，其長度令人驚訝。這其中很多團體中他都扮演了活躍的角色。他是中國顧問委員會（the Advisory Board of China Institute of America）的會員；中國文化和經濟研究會（the American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Economic Institute）的會員；波斯藝術和考古學會（the board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ersian Art and Archaeology）的會員；人種學協會（the Ethnological Society）的會員；美國東方學會（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的會員，並一度擔任會長；美國新東方學會（the New Orient Society of America）的名譽副會長；等等。他還是美國考古學雜誌（the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eology）的副編輯；北平國家圖書館的特別通訊員。[ 參看Biographical Memoir of Berthold Laufer(1874—1934),by K.S.Latourette,presented to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at the autumn meeting,1936]在他感興趣的領域，他似乎是非常樂意接受邀請，並提供幫助來推動這一領域的發展。

儘管身兼如此之多的活動，勞費爾卻同時完成了數量眾多的學術著作，這不能不使人驚嘆。勞費爾一生有兩百多種學術出版物問世，他的著作，從內容上看，從大部頭專著到只有兩三頁的專題文章，包羅萬象。從地理上看，覆蓋了整箇中國、印度、東西伯利亞、日本、薩哈林島、菲律賓群島以及太平洋群島。因為他對工作的熱情和高標準，他常常擬訂遠超出自己力所能及範圍的計畫，致使一些只完成了一部分的手稿一直躺在他的文卷檔里，最終也沒有完成。高度敏感和長期的超負荷工作使得他的健康狀況日益惡化，患上了嚴重的沮喪症，到了晚年這種情況尤為嚴重。同時，病痛的折磨和過度寫作帶來的緊張也使得他的性格變得暴躁易怒，常常對同行學者苛責。也許正是這些原因，導致勞費爾最終選擇了自殺。

與敦煌學

勞費爾與敦煌學的淵源始於二十世紀初，主要是和北平圖書館所藏敦煌文書以及斯坦因蒐集品有關。1902年，正在領導席福探險隊的勞費爾曾給大英博物院的萊昂納爾·大衛·巴爾奈特（Lionel David Barnett）寫信，表示他對斯坦因在剛剛結束的第一次中亞探險中所獲得的藏文資料非常感興趣。而勞費爾在漢學、藏學、西夏學等方面的造詣也引起了斯坦因的注意，因此，當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1913—1916）結束之後，他將自己在皇家地理學會所做報告的講稿和一些文章寄給了勞費爾，並請勞費爾幫助考釋他在第三次中亞考察所獲藏文西夏文文獻。勞費爾回復了一封感謝信，但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這封信最後沒有寄到斯坦因手裡。（參看王冀青《伯托爾德·勞費爾（公元1874—1934年）》，載《中外敦煌學家評傳》，陸慶夫、王冀青主編，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

1920年2月27日，斯坦因再次從義大利塞諾比奧（Cernobbio）給勞費爾寫了一封信，信中談到他第三次中亞考察所獲文物將於當年4月在大英博物院開箱，由於沙宛、霍爾寧等合作人已經去世，他請求勞費爾幫助考釋漢文、藏文、西夏文文獻。[ 參看王冀青《伯托爾德·勞費爾（公元1874—1934年）》，載《中外敦煌學家評傳》，陸慶夫、王冀青主編，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本文中關於斯坦因和勞費爾的所有通信內容均參考王冀青先生在該文中的譯文，特此說明，以下不另外注出。]1920年3月20日，勞費爾從芝加哥給斯坦因在英國牛津的通信地址寫了回信。從回信內容可知，這時勞費爾已涉足敦煌學，對北平圖書館收藏的幾件敦煌出土藏文文書研究了一段時間，並完成了部分手稿，等待出版。他答應考釋西夏文和藏文文獻，但建議將漢文文獻交由伯希和考釋。1920年底，斯坦因從印度致電負責管理斯坦因蒐集品的大英博物院錢幣部部長約翰·阿蘭（John Allan），讓阿蘭於1921年上半年陸續將西夏文、藏文文書原件通過英國駐美國芝加哥領事轉寄給了勞費爾。

勞費爾在考釋和研究了一段時間的斯坦因蒐集品之後，取得了一些成績。他在斯坦因從黑城遺址中發現的元朝漢文文書中辨識出當時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紙鈔，他還為黑城遺址中發現的一件西夏文和藏文雙語寫本殘片標上了藏文注音字母的轉寫，為黑城遺址中發現的一件西夏文殘片（K.K.Ⅱ.0234.k.號）上的藏文注音又藏文字母進行轉寫。這些成果斯坦因都在自己的出版物中表示了感謝。但由於勞費爾在費爾德博物館事務繁忙，加之疾病纏身，而這時斯坦因又連寫幾封信詢問考釋工作的進展情況，勞費爾感到無法交代，最終不得不放棄這批文獻。1925年4月16日，他寫信給斯坦因，解釋自己因為各種事務無法完成考釋，之後便將這批蒐集品寄回斯坦因。

勞費爾貢獻最大的領域是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農作物和技術工具的傳播，以及人們之間思想的互相滲透。他尤其致力於研究中東地區和遠東地區之間文化的相互滲透。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中，他無疑有著別人無法比擬的才能和知識。他對於這些地區各種語言的了解，使得他能夠更好地利用在這些地區所發現的文獻、碑銘等記載。他在考古學和人類學方面的興趣和之前所受過的專業訓練為他的研究提供了紮實的背景知識，也激起他極大的研究熱情。他驚人的記憶力使得他能夠把範圍廣泛的各種事實、因素排列在一起進行對比，牛溲馬勃，敗鼓之皮，第一眼看過去似乎是非常偶然細小的資料，他也不會遺忘。

人物貢獻

從某種意義來講，勞費爾的偉大貢獻是一種綜合體，即對他所在那個時代的知識的對比和解釋。對於大多數西方學者而言，由於語言的障礙，封鎖在這些語言中的巨大財富就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樣，而勞費爾則打開了這寶藏的封印，從中獲取了大量信息，他又將這些信息補綴、縫合，從而向世人昭示出各種文化之間的相互聯繫以及相互之間的貢獻。

然而，勞費爾始終沒有完全適應美國的環境，他仍然保持著一個外來者的姿態。這當然一方面是因為在當時的美國，即便是在他去世後的一段時期內，這一領域的學者堪稱是鳳毛麟角；另一方面，大多數研究遠東地區的美國學者，之所以以此為專業，其目的是為了理解這一地區的當代情況、局勢，即主要是出於功利的目的，使美國在西方列強紛紛進入東亞獲取各種利益的時代可以行動自如。當時美國的遠東學術界傾向於將自己獻給外交和商業往來，獻給經濟問題，獻給遠東與西方國家的現世關係。而相對地，歐洲研究遠東地區的學者們，幾乎無一例外地獻身於這一地區古老的歷史與文化。他們並沒有想要理解這一地區的現狀，事實上他們也不願意去做這種工作。勞費爾一直保持著這種歐洲學術傳統，因而也就無法認同美國人的行為和看法，無法消除自己對這種功利主義的不耐煩甚至不屑的情緒。

也許正是在這種難以適應的掙扎中，勞費爾對美國學術界作出了最大的貢獻。在美國，他被認為是非常傑出和有價值的學者，他極大地豐富了美國的漢學研究、遠東研究，這當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在早期的學習中所接受的歐洲學術傳統。如果他完全融入了當時美國的學術氛圍，或許他將無從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著作

他在藏學方面的論著主要有：校訂本《諸相》(印度造像學古文獻的藏譯本)、《苯教十萬龍經研究》、《西藏人的語言學研究：寶篋經》、《論下加字wa，西藏語音韻學研究》、《關於藏文苯教史著作》、《德勒斯登皇家圖書館藏文手稿目錄》、《兩則米拉日巴的傳說》、《米拉日巴的生平和道歌》、《勃律語和蓮花生的歷史地位》、《康熙版甘珠爾》、《西藏贊蒙的故事》、《吐蕃的鳥卜》、《藏語中的借詞》、《藏族文字的起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