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劉航琛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四川瀘縣
- 出生日期：1896年
- 逝世日期：1975年9月
- 職業：民國著名實業家
- 畢業院校：北京大學
生平簡介,酒店少東家,四川財神爺,工商界的木匠,民國隨葬品,
生平簡介
四川瀘縣人。出生在一個釀酒世家。192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是年秋任四川瀘縣中學校長。青年時即夢想興辦實業，以實業為後盾進入政界，這在軍閥混戰的民國時期，無疑是具有進步性的政治思想。1927年受王陵基的賞識並被重用，被任命為重慶銅務局事務所所長，因扭虧為盈而名聲遠播，被劉湘挖去承辦21軍財政。劉航琛上任後，一改軍閥強索硬派的封建掠奪，採取“加重稅捐、爭取鹽稅、整頓特稅”之方法，以求“苛而不擾”，廣收厚利，從財政上有力地支持了劉湘獨霸全川的夢想。1935年任國民黨重慶行營財務處副處長，翌年任四川省財政廳長。長期奔走於重慶與南京間，調處劉湘與蔣介石關係。1941年後任國民黨政府糧食部特派員、政務次長兼四川糧食儲運局長，兼任川康平民商業銀行董事長，川鹽銀行董事長以及重慶電力公司、自來水公司、四川水泥廠等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1947年任國民黨政府經濟委員會委員、立法委員。1948年任西南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曾為李宗仁競選副總統積極奔走。1949年6月任國民黨政府經濟部部長。是年底退往台灣。1975年9月病死於台北。
酒店少東家
劉航琛，四川省瀘縣人，生於1897年（清光緒二十三年），中藥業世家，舉家信奉天主教，取教義中“我愛人人，人人愛我”之意，喚藥鋪為愛人堂。其祖父劉敬亭曾購得蒸餾器一套，並用於提取藥材、花草中的有效成分和香精，發明出了一種有花香的低度甜酒，取名為“百花酒”。“百花酒”一經投放市場，便大受歡迎，劉敬亭便開設酒廠，推出蘭花、玫瑰等不同香型的甜酒。酒廠大獲成功，成為劉家的主要產業。
劉航琛之父劉子休執掌企業後，因與瀘縣天主教堂法籍主教交厚，主教將清政府對四川歷次教案的賠款，存於愛人堂。劉則利用這筆巨款，大肆擴充“愛仁堂”業務，並向法國人學得釀造花酒技術，取名“露酒”，獨創一格地由瓦罐改用玻璃瓶裝酒。在瀘縣酒業中，遂以露酒聞名，僅亞於當時名曲“溫永盛”，獲利甚豐。劉子休還推出了日後著名的白酒—瀘州大麯。愛人堂酒廠的成功使劉家從小作坊主一躍而為瀘縣富豪。
1916年，少東家劉航琛考上北京大學理科預科，三年預科結束後，轉入北大經濟系。八年的大學生涯，為其後來在財政、金融方面的縱橫捭闔打下了基礎。劉航琛在北大曾以攜妻就讀、逛八大胡同、豪賭、拒參加五四運動等怪行為同窗所側目。劉航琛信奉實用主義，對俄式革命不以為然，認為要強國，必先振興經濟，所以和當時“要救國就必須講政治”的主流觀點背道而馳。當時四川軍閥劉湘、劉文輝都意識到光憑帳下一群武夫，無法達到其獨占四川的目的，分別遣使前往北京，在大學生中網羅川籍人才，劉湘得到了何北衡、范崇實等人，劉文輝則得到了寧芷村。對於軍閥們的延聘，劉航琛一口回絕。
1923年，劉航琛北大畢業回鄉任瀘縣中學校長，並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儘管舉得了一定成效，也為學生們所擁戴，但由於被他解聘的一批守舊無能的教員對他大潑髒水，捕風捉影，呈文上告，最終劉航琛窮於應付，辭職赴渝，做起了愛人堂重慶分店的少東家。不久劉子休病危，死前重述了劉氏家規—不得做官，並立遺囑，將家產一分為二，平分於劉航琛與其長姐劉茂先。對這份有悖傳統的家產分割決定，劉航琛毫無意見，以其姐經營愛人堂駕輕就熟為由，將自己名下的一半家產也交予劉茂先打理。劉航琛在瀘州過起遊手好閒的生活，並因賭博與駐紮在當地的兩位川軍師長結識。軍閥們要拉他從軍做顧問，劉航琛深覺不妥，留書一封，以打理重慶業務為由，逃離瀘州。
1926年四川軍閥劉湘再度控制重慶後，設有菸酒稅徵收局，由原但懋辛軍的參謀長兼副官長王旭東之兄王用九任局長，把玻璃瓶裝酒一律視為“洋酒”，按機制酒類徵稅條例課以重稅。“愛仁堂”的瓶裝露酒，即按洋酒課徵，劉航琛特為此事來重慶申訴，他遞給王用九的呈文中，有這樣一段話：“鈞座所訂規章，不問酒之洋不洋，只問瓶之玻不玻，若如鈞座穿西裝，著革履，遂謂之為洋人，可乎?”王用九閱後大怒，立即查封“愛仁堂”重慶分號並要逮捕劉航琛究辦。劉航琛不得已求助於老同學何北衡，何北衡此時任21軍政治部科長兼巴縣縣長，在政、商兩界十分活躍。在何北衡的斡旋下，由21軍第三師師長王陵基出面解決此事，但前提是劉航琛出山給王陵基做顧問。酒稅風波使劉航琛大受刺激，他意識到在這樣的社會，有錢無勢，毫無安全感可言，從此他拋棄祖訓，走上了亦官亦商的道路。
四川財神爺
1927年春節，劉湘設宴犒勞21軍軍政研究所所有部屬，該所為劉湘模仿黃埔軍校而開辦的一所軍事政治學校，教材也以黃埔課本為藍本。蒙王陵基推薦，劉航琛在該所擔任政治歷史教官。身穿長衫的劉航琛是席上惟一未著軍服者，可能是這個原因，劉湘坐到他的旁邊，當劉湘得知劉航琛為北大經濟系畢業生時，眼睛一亮，熱情地稱之為“航琛兄”，並“禮賢下士”地邀請他參加四川督辦公署的經濟會議。從此二劉結識，兩年後劉航琛正式成為劉湘的重要幕僚，在劉湘統一四川的一系列軍事行動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可謂劉湘之“蕭何”。
鑄造銅元，以大改小
1928年，王陵基兼任局長的銅元局已經虧損四十五萬兩銀子，心急火燎的王陵基找到劉航琛，請其幫忙整頓銅元局。就任局長後的劉航琛發現虧損是經營不善所致，一方面原料不足，導致開工不足，人工和開銷大量虛耗；另一方面，重慶銅元局鑄造的銅元比其他軍閥鑄造的同樣面值的銅元大一倍，等於為人作嫁。於是劉航琛到處籌款，從銀行家楊粲三那裡高利借得八百萬兩白銀，用以購進銅料，並毀去大錢銅模，改鑄小錢。三個月後，除償還楊粲三本息、彌補虧空外，重慶銅元局還淨餘白銀幾萬兩。這樣一來，迅速扭虧為盈，第一年的賺項以銀元計就達40餘萬元之多。為劉湘的財政增添了一項巨大收入。
為二十一軍廣籌軍費
1927年，劉湘的財政負債已高達八九百萬元，1928年，劉湘與楊森交戰獲勝，地盤擴大到二十八縣，軍隊增至七萬多人，但仍嚴重入不敷出。為此，於1929年劉湘起用劉航琛主管財政。劉航琛主動與劉湘約法三章：如果劉航琛營私舞弊，劉湘對他有槍斃權；如劉航琛與劉湘有重大意見分歧，劉湘對他有罷免權；除此之外，財政由劉航琛全權負責，劉湘不得下手令提款，也不得干預他執行預算。當時劉湘的部下動輒持劉湘手令到財務處支款，而劉湘為了籠絡部屬，往往聽之任之，使財政虧空雪上加霜。劉航琛想把規矩立在前頭，以防後患。
劉航琛就任財長處長後，開始實施他向劉湘提出的聚斂之策—“如仍照從前辦法，僅賴徵收地賦，強派捐稅，決不可能籌到巨款來擴充軍隊。根本之計，在於加重稅捐，爭取鹽稅，整頓特稅。但仍有緩不濟急之時，必須仿照南京政府發行公債，化遠期款為現款，以應急需。同時利用金融界和商幫的實力，作為緩急相通，不必將他們當做強派硬索的對象”。劉航琛一上任就精簡機構、合併稅局，這些稅局往往為劉湘親信部屬及其親朋所把持，貪污中飽，如雁過拔毛，稅款到達督辦公署時，已剩六成。為減少阻力，劉航琛說服劉湘兼任捐稅總局總辦，但捐稅總局又歸劉航琛的財務處管理。在劉航琛的建議下，劉湘將所有的三十多個捐稅局全部裁撤，合併為捐稅總局。本來打算在總局成立典禮上搗亂的師長、旅長們，見劉湘是總局總辦，便都打不起精神來。合併稅局後的第一個月，21軍的財政赤字便告消滅，還盈餘一百四十多萬元，第二月結餘二百七十多萬元，劉航琛如數上報於劉湘，並保證，今後每月上繳金額不少於此數。劉湘驚喜之餘，用這筆錢在重慶建立了一所擁有最新設備的兵工廠，此廠在劉湘、劉文輝為爭奪四川主導權的“二劉之戰”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其後，劉航琛便把眼光放在了鹽稅上，鹽稅作為國稅，本應上繳國庫，但在軍閥混戰時代，鹽稅則是軍閥們穩定、可觀的一筆軍費。在四川，自貢等產鹽區為劉文輝控制，而川鹽運銷的重要碼頭重慶則在劉湘手上。劉航琛以21軍代表身份與劉文輝24軍代表張富安、寧芷村談判，經過討價還價，兩軍在重慶設立財務統籌處，張富安任處長，劉航琛任副處長，寧芷村任科長，平均瓜分鹽稅，雙方各得二十萬元。
劉航琛還在特稅（鴉片稅）上下足了功夫，劉湘政府以徵收重稅便可壓制鴉片市場活力為由，公開徵收特稅。而劉航琛則發明了一條新規定：對原來不產煙土或少產煙土的地區，不論是否種煙，一律徵收“畝捐”，金額相當於各縣一兩年的糧稅；另外，還加收煙土運銷稅，凡上過稅的煙土可以在本省銷售，還可運銷省外。劉航琛甚至還針對煙土銷售終端設立了“紅燈捐”和“癮民捐”，凡是繳納“紅燈捐”者才有資格開設煙館，凡是按月繳納“癮民捐”者才能公開吸菸，否則將受到罰款。
對於劉湘部下，劉航琛也板起面孔，對於支款要求，一概不理，甚至撕毀過劉湘的手令。此後，劉湘再未為部下下過支款的手令，直至去世。為了應付劉湘越來越龐大的軍費開支，劉航琛開始向工商、金融業大肆舉債。由於此前軍閥“借款”，從無償還之時，商人對軍閥的信用懷有戒心，劉航琛召集銀行、錢莊、鹽幫頭面人物開會，向他們借款，他們雖不願借予，但迫於壓力，不得不借出一些，權當被勒索了。但借據到期，有幾人抱著試試的態度拿借條去財務處兌現，結果不但順利收回借款，還得到了劉航琛的盛情款待。鹽幫是四川首富，因怕得罪劉湘，不敢去兌現，劉航琛派人去請，親自將銀子交還。劉航琛追著還錢的新聞很快傳開，從此打開了向工商界大肆借錢的通道。
他先是以債養債，到處挪賬以應付日益龐大的軍費開支。到1931年，四川已成為兩大軍閥的競技場，一方是劉湘，另一方是劉文輝。劉湘擁兵十多萬，裝備有軍艦、飛機、大炮、重機槍等現代武器，並控制川東幾十縣，扼守著長江上游咽喉。劉文輝的防區也已發展到包括西康在內的七十餘縣，兵力亦有十多萬。二人都想先統一四川，再稱雄西南，甚至問鼎中原。此時，劉航琛通過稅收、舉債已不能應付軍費開支，便準備化遠期款為現款。劉航琛聯合聚興誠銀行董事長楊粲三、美豐銀行總經理康寶恕、川鹽銀行董事長吳受彤大量發行公債、庫券，並仿照上海，在重慶設立證券交易所，併兼營申匯。這些舉措，使劉湘在軍事實力上明顯優於劉文輝，成為在“二劉之戰”中，劉湘最終獲勝的主要原因。從1932年到1933年十月戰爭結束、劉文輝退守西康為止，21軍共發行各種庫券公債計有十項，總金額高達四千一百三十萬元。“二劉之戰”是四川二十多年軍閥混戰中，規模最大也是最後的一次大戰，一方面，四川的統一使政治趨向正軌，人民得以休息，為後來的全面抗戰構築了一個穩固的後方；另一方面，戰爭也使川民飽受苦難。
在“二劉之戰”前，劉航琛還作為劉湘特使，往返南京與重慶之間，向蔣介石示好，爭取中央政府的支持。此間，劉航琛得以結識宋子文、蔣介石，劉航琛整頓四川財政的方案也深為他們所賞識。由於劉航琛得罪了劉湘的軍師—神漢劉從雲，又與王陵基往來密切，王后來駐防萬縣，扼守水路交通要道，劉湘深恐王、劉勾結，發生異端；受到劉湘猜忌，劉湘覺得劉航琛言大而夸，居心叵測，不易駕馭：所以劉湘上報中央請求批准的四川省財政廳長的人選並不是劉航琛，而是劉湘的親信唐棣之。在宋子文的干預下，劉航琛擠掉唐棣之，成為首任四川省財政廳長。1935年2月，國民黨統治下的四川省政府在重慶成立，劉湘出任主席，劉航琛也同時出掌財政廳。
整理四川財政
劉航琛當上財政廳長之前，就搞了一個《整理四川財政方案》。他受任財政廳長尚未回川就職，便把“方案”抄寄給上海《申報》，以“新任四川財政廳長劉航琛談整理四川財政方案”的標題刊登出來。
四出省政府新成立時，財政上要急於解決的問題是編制1935年7月到1936年6月的年度預算，這個預算，根據全省各項開支需要將近7000多萬元，還要加上省政府成立後，從2月到5月有支無收的幾個月的貸款逐步籌還的數字。到1936年上半年編制7月至1937年6月的年度預算，支出約需8000多萬元。在劉航琛任職期間，要解決財政上這樣龐大開支，絕非易事。他重操故伎，採取整頓稅收，開辦新稅。擴大信用，套取資金等辦法，大量增加人民負擔。
（一）極力整頓田賦收入。劉航琛為了加重田賦收入，過去曾制定田賦整頓方案，重新清理田地面積，使各縣田畝，普遍增加。全川各縣條糧，總計60多萬兩，辛亥革命後，折征銀元，約每糧一兩，折征為銀元十幾元，總共年可收入700多萬元。本為一年一征，劉航琛附加3倍的所謂臨時“剿赤”經費，這樣實際成了一年四征，更加重了對農民的剝削。
（二）整理田地買賣和典當的稅收。過去田地的買賣和典當都要課稅，各縣徵收單位不一致，為了劃一稅率，把買契稅改為照契價每百元收百分之十幾，典契稅照契價每百元收百分之幾。這樣一改。兩種契稅，一年可收1000萬元以上。
（三）全川驗換契紙。劉在主持二十一軍財政時，曾在防區各縣辦理過查驗契紙，大契每張收1元，小契5角，白契補稅，過期不驗收罰金，每契還要另貼印花，搜刮民脂不少。他現在花樣翻新，稅金加重，把過去各防區印稅的契紙，宣布完全無效，一律換成經國民黨四川省政府蓋印的契紙，才算合法有效。於1936年下半年開始實施。每張契紙驗換時，100元以上的大契收費3元，100元以下的小契收費1元5角，典當契照減半收費。在一定期限內拿到徵收機關驗換的，不管紅契或白契，均一律驗換，白契不罰。這辦法收到實效，特別是把陳年的白契都騙出來只補稅不罰就驗換了。驗契每張收入雖微，但集腋成裘，超過預算兩倍以上，達1500萬元之多。
（四）加重屠宰稅附加。全川各縣市的屠宰稅，原來系教育專款。劉航琛在正稅之外，每頭豬附加稅收2元，以每年殺豬約四五百萬頭計，約可收稅1000萬元。
（五）實行貨物一稅制。他在廢除苛捐雜稅、關卡厘金的幌子下，實行在四川境內對進；出口貨物只徵稅一次。憑票通行，不再徵稅。一稅制在手續上簡化了，也可避免一些收稅人員的勒索，但在人民負擔上並未減輕。稅率是值百抽五，約計全年可收入800萬元。
（六）繼續徵收禁菸稅。這項稅大體上分為兩種區域徵收：一是種煙區，一是非種煙區。對兩種區域吃煙的人都要抽收紅燈捐，種煙區要加抽菸窩捐。對於進出口的煙土抽過道捐，如雲貴煙土運銷四川，或由四川運銷他省都要上稅。四川省設有“禁菸總局”，各縣設有“禁菸督查處”等機構，就是專管煙土種、運、售、吸等事宜，重慶一段時間還曾實行過煙土“統收統銷”。劉在預算上的禁菸稅收入，只列了幾百萬元，實際上要多好幾倍。
（七）開辦營業稅。這項營業稅於1936年度開辦。在城市集鎮各類商店就它的營業額按稅率3%徵收。經國民政府指撥為省地方收入。省政府還制定了營業稅徵收條例和施行細則，發給各縣執行。開辦初期，雖發生很大困難，有的縣份還引起商人罷市的風潮。省政府以這項稅收數字大，稅源正常，責成各縣縣長負責貫徹實施，如果行不通，就唯該縣長是問，用行政壓力推行。
（八）改組成立省行、收回地鈔、發行輔幣。省政府成立後，劉航琛即改組四川地方銀行為四川省銀行，加撥資本80萬，湊足資本200萬元，併兼任總經理。當時四川財政困難，無款增資，劉便耍了一套“空中懸傘”的把戲。他以財政廳長名義飭令省行立出一個月期的本票2張，金額各40萬元，交由財政廳轉向重慶美豐、川康兩銀行各抵借40萬元，此項借款即作為省政府撥給省行的增資款。時間不到一月，財政廳用面額140萬元的四川省庫券向省行抵押借款80萬元，省行付給即期本票80萬，財政廳即用以分別償還美豐、川康兩行借款，抽出原由省行立出一月期的本票退還省行。與此同時，財政廳又以95萬元的四川建設公債向省行抵借58萬元。這樣，財政廳在四川地方銀行改組為四川省銀行的時侯，名曰增資80萬，實際財政廳倒套借了58萬元。這是劉航琛擴大信用，套取資金，慣用的手法之一。
劉航琛任省行總經理後，首先面臨收回地鈔問題。四川省地方銀行於1934年成立，為解決劉湘軍費開支的需要，一開始就發行“四川地方銀行兌換券”（簡稱地鈔）。票面分1元、5元、10元3種。截至1935年4月9日止，地鈔發行額達3300餘萬元，而現金準備只有300餘萬元，不及1/10。遂致現金日貴，地鈔日賤，每千元地鈔掉換現金，需補水達六七十元至一百七八十元。釀成重慶、成都發生嚴重的擠兌現象，甚至發生擠傷人和踩死人的事故多起。人心浮動，難以平息。劉航琛以財政廳長身份，一面邀集重慶金融界商議，決定將各行莊所有地鈔，儘量交由“四川地方銀行兌換券準備庫”封存，組織“抵解委員會”，發行一種“抵解證”。此證可在市面流通使用，每月半、月底掉換一次，每半個月應得子金即附帶註明於證內。子金由財政廳負擔，歸執證人所有。利率若干，則於月半、月底之前一日，由“抵解委員會”召集各行莊議定之。此法實行後，重慶各行莊共封存地鈔700萬元。地鈔發行額雖有 3000餘萬之巨，但以川省幅員遼闊，外縣流通者占多半。重慶一地封存700餘萬元不用，市面籌碼頓形減少，擠兌之風因此和緩。同時派專車運現接濟成都，風潮始暫平息下來。另一面又求助於蔣介石。蔣的中央統治勢力伸進四川，在成都設立“委員長行營”，推行其法幣政策，把發鈔權收歸中央。幾經策劃，由“行營”於1935年9月15日明令公布地鈔按八折以“中央本鈔”收銷，使四川人民蒙受重大損失。
但在地鈔於1936年11月20日全部以八折掉換中央本鈔之前，劉航琛就向財政部請示由四川省銀行發行5角輔幣。四川省銀行同各地銀行、錢莊以簽訂契約方式領用輔幣，以擴大發行。據1937年10月四川省銀行帳面記載，實際發行額為998．3萬元，已達到飽和點，以後奉令停止發行。輔幣券紙質低劣，極易損壞，在流通過程中，散失很多，有相當一部分未能收回，使人民又遭受一次禍殃。
劉航琛發行紙幣的野心，並不止此，也不因為發行條例的限制而把他束縛在只發行輔幣的範圍之內。相反，除了大量印刷5角的輔幣外，還大量地印刷了5元、10元一張的大額鈔票達一億幾千萬元，不過這種大鈔，礙於國民政府金融法令，沒有發行出來。接著抗戰爆發，劉湘死在漢口，劉航琛的財政廳長也隨之垮台，他即把印製的大鈔作為禮品送給宋子文，以獻媚討好的口氣說：抗戰發生，需要大批軍費，增發鈔票，勢在必行。用省行名義印的鈔票，只要塗去四川省銀行字樣，加蓋財政部或中央銀行圖章就可發行。宋欣然接受、實行，這就增添了紙幣泛濫、貶值的一部分籌碼。
（九）發行公債。在劉航琛擔任財政廳長期間，還先後發行了“二十四年四川善後公債”、“二十五年整理四川金融庫券”、“二十五年四川善後公債”、“二十五年四川建設及換償公債”，金額共達1．45億元。在發行這樣大量的債券中，劉航琛仍採取過去辦法，以各家銀行錢莊作為推銷債券主要對象，分別給以不同利息和按票面額六折或七折推銷。
（十）收兌利濟期票。劉航琛任財政廳長後，重慶禁菸總局局長由唐華接任。對煙土實行“統收統銷”，以便官方壟斷專利。當時，重慶統收處官商合組“利濟財團”（以川鹽銀行和美豐銀行股本最多，遂由川鹽董事長吳受彤、美豐總經理康心如分任財團總經理、協理），集資 500萬元，作為收購基金，收購現金不足時，就開出期票收購煙商存貨，再將收購煙土分發所屬各縣的禁菸分處銷售。統收票由於存貨積壓，無法脫手，而煙商手上捏有不少煙土紛請收購，亦不能解決，加以派給各縣禁菸分處的煙款收不回來，影響“利濟”期票到期不能兌現。而“利濟”期票，多數由鹽商持向重慶金融界貼現，如期不能兌現，單是各銀行頭寸就積壓 2000多萬元，造成市面銀根特緊。當時吳受彤和康心如為此事同唐華鬧翻了，互相埋怨，大吵大罵。劉航琛在場，他當即裝出竭力解決此事的關心態度說：把未兌現的“利濟”期票，一齊收來拿給我，換給財政廳的期票，認二分利，統收處的存貨歸我出賣了來償還。他這樣作，表面上是把“包袱”轉給財政廳，使市面銀根活躍起來，而實際上他藉機抓住這筆錢解救當時四川財政上的困難。
此外，劉航琛為了培植一批親信，發展基層勢力，在1935年上半年，開辦“財訓班”，以劉湘為班主任，自任副主任。一共辦了3期，每期3至5月不等。結業後將這批人員調往省內各地徵收機關，有的充任徵收局長，控制了各地的財政收入。
總的，由於四川軍閥防區制的打破，軍事、政治、財政基本上趨於統一，在劉航琛擔任財政廳長期間，由於他多方搜括民財，扭轉了四川的財政困難局面，確已做到收支平衡，還有結餘。
支持劉湘編外擴軍
蔣介石派參謀團入川的首要任務，在於統一改編四川的軍隊。據說當時全川各軍核實編完過後，尚有二百七八十個團之多。改編以後，仍由各軍軍長統率，按名發餉，任何部隊均不得再有增加，堵塞了各軍任意擴充部隊的門路。劉湘部隊實力雖遠超其他各軍之上。但其野心不死，還要利用軍、政、財大權在握，暗中發展部隊，不斷擴充自己的力量。劉湘將在原有部隊之外，增加若干團的意圖，同劉航琛商量，要他在財政上想辦法，並提出購買武器需要2000萬元左右。劉航琛極力表示願意效忠，還拍著胸膛說：“甫公 （即劉湘）儘管去辦好了，財務完全由我負責。”
在1937年抗日戰爭發生之前，劉湘就加強和擴大兩個師。一個師的師長是劉樹成，另一個師的師長是劉湘的舅子周曉嵐。劉湘把這兩個師視為對他最能效忠的部隊。劉樹成師駐防邛崍、大邑等縣，即劉湘的故鄉。周曉嵐師駐防瀘縣、宜賓一帶，即劉航琛的故鄉。從駐防安排上是有其深刻用意的。這兩個師擴大後的精良裝備和軍餉都是由省財政廳撥付。1938年 1月，劉湘死後，劉航琛仍應其遺孀劉周書的要求，按月匯給兩師各1萬至3萬元，作為活動費用。此項匯款，由劉寫立墨條交川康或川鹽匯出，不久，王纘緒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王和劉航琛間有矛盾，藉口徹查財政廳帳目，下令逮捕劉航琛，劉航琛於是年5月出走香港，始停匯。
工商界的木匠
劉航琛素來是要以經濟實力，作為自己的政治資本，再以政治勢力來維護經濟的發展。他充任劉湘的財政幹員後，倚仗權勢，亦官亦商，開辦川康銀行，巧奪川鹽銀行，以兩行為支柱，大肆角逐，到處擴張，插手美豐，滲入聚興誠，硬卡重慶銀行，四處投資。他擔任銀行、工礦貿易企業的董事長、董事、總經理等頭銜就有70多個，顯赫一時。與楊粲三、楊季謙、康心如、潘昌猷並列為重慶金融界大亨。劉航琛四處搭架子、打楔子，拉到扯到，人們比之為“木匠”。
開辦川康銀行
川康銀行初名川康殖業銀行，是1929年5月，劉航琛邀約盧作孚、何北衡等人發起的。最初由劉湘的副官長周見三臨時負責，營業地點設在重慶曹家巷。1930年9月1日，川康殖業銀行取得國民政府財政部的營業執照，遷入打銅街新建行址，正式營業。
為圖壓倒當時的商業行莊，虛張聲勢，擬定資本額為銀元400萬。實際上是劉航琛從禁菸款項下拿出60萬以劉湘名義入股，另加一點商股，只湊足100萬。1935年增資50萬。共為150萬元。
川康召開第一屆股東會時，劉湘親自出席，劉航琛任董事，由何北衡任董事長，盧作孚任總經理，周季悔任協理，湯壺嶠任經理。希圖借重這些商界聞人，以沖淡川康的政治色彩，而實際上川康的一切，由劉航琛代表劉湘主持。川康主要是為軍閥劉湘和劉航琛私人服務。因此，對於一般商業銀行經營的業務，如存、放、匯兌等，只不過聊備一格，並不重視，同聚興誠、美豐相比，這些業務的發展大為遜色。但是，劉航琛運用所掌握的地方軍閥財政大權，扶植川康，壯大經濟力量，則是一般商業銀行所望塵莫及。突出的有以下一些：（一）二十一軍總金庫收不抵支時，其經理兼收支組主任鄒汝百（一作鄒汝伯）發出大量期票（即“鄒票”），川康首先辦理“鄒票”貼現業務，帶動金融業相率經營，使軍費獲得暫時周轉；（二）二十一軍大量發行庫券、公債，川康帶頭認購，在重慶金融市場上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三）二十一軍防區擴大到下川東沿江各縣，向省外採購軍火都由水道運輸，在申匯價高無劃時，川康就錁現到上海代劉湘交付軍火價款；（四）替劉湘部隊承匯轉發軍餉等等。這些方面部獲利豐碩，單就1933年結算來看，川康賺了54．6萬餘元，其中利息和匯水收入就占收益額中的90%。此外，1931年劉航琛利用其財政大權，以“安定重慶金融”為理由，經劉湘批准，川康發行1元、5元、10元3種“無息存票”100萬元，在市面流通。這種“無息存票”，名為存款收據，可以隨時向銀行兌取現金，其實就是變相發行鈔票。川康還用劉航琛的招牌，向各軍政機關吸收存款。這樣，川康的活動資金大量增加，對劉湘的財政周轉十分有利。
1937年，抗戰爆發，全國和地方發行的公債暴跌，握存者無法拋售。重慶各銀行錢莊投資公債辦理押借的1200餘萬元，到期必須贖回。重慶利濟、安濟兩財團所出的7底期票340萬元。宣布延期兌付。中央銀行現鈔短缺，規定每戶存款取現500元。重慶7底、8半銀根相繼抽緊，整個金融市場，突然陷於風雨飄搖之中。川康殖業銀行歷年投資各企業和債券不少，又握存桐油3000擔在手，積壓頭寸，出現緊張局面。但有劉航琛這塊招牌，東拉西扯，勉能應付。為要發展，必須改弦更張。當時重慶平民銀行由寧芷邨任總經理、劉航琛任董事，資本為100萬元，資金運轉比較靈活。四川商業銀行系范紹增任董事長、劉航琛為董事，資本為100萬元。投資公債數字雖小，但在上海賭公債多頭，行情吃虧，且難脫手，加以修建打銅街新行址，積壓了36萬元，以致資金周轉出現嚴重危機。劉航琛乃極力倡議三行合併經營，謀求發展。在進行磋商時，各行主持人，各有打算。劉航琛認為兼併平民、商業兩行後，資本共為350萬元，倘湊足400萬，就可超過聚興誠、美豐兩行資本的總和，而成為重慶最大的一家商業銀行，執四川金融界的牛耳；在資金周轉方面，平民銀行資金是活動的，商業銀行資金雖暫有困難，但其新建行址和經營的四川飯店全部家俱已商妥轉讓給交通銀行，可得 40萬元現金，三行合併後的資金是可以應付裕如的。寧芷邨考慮，重慶為抗戰後方，市面金融如有波動，資力有限，恐難支持，川康有劉湘作後台，可以得到政治上的幫助；劉航琛共事有年，認為頗有應變之才，預計前途，合併有利。范紹增則想到商業銀行資負相抵，股本仍然存在，如果停業清理，有傷體面，只好承認出售新建行址，合併經營。在研究行名時，經過—番商量，為保留其遞嬗歷史，決定三行各取兩字成為“川康平民商業銀行”，這樣大家心安理得，各無異議。最後於1937年9月21日正式宣告三行合併。
1937年10月12日召開三行合併後第一次股東大會，選出周見三、范紹增、夏仲實等15人為董事，甘典夔、湯壺嶠等5人為監事。董事會推出周見三、范紹增、羅震川、劉航琛、寧芷邨為常務董事，劉航琛為董事長；決定聘寧芷邨為總經理，周季悔、戴矩初為協理，不久戴任銀行公會主席，改由范眾渠繼任，衷玉麟為渝行經理；確定資本為法幣400萬元，原川康殖業銀行占200萬元（實際收足150萬元，余由劉航琛湊足），原重慶平民銀行、四川商業銀行各占100萬元。
劉航琛擔任川康董事長後，即提出集中人力財力，整理內部和謀求對外發展的經營計畫。他口稱胸無成見，一秉“大公”，實則大搞排擠，獨攬大權。許多重大事件，如為了他個人政治目的的對外巨額投資，既不通過董事會，也不讓常務董事曉得，以致引起常務董事周見三憤而辭職。代表商業銀行大股東范紹增的范眾渠（范部軍需處長）出任川康協理，只能按月領工資，沒有實權。當時范紹增已投靠蔣介石任蔣軍第八十八軍軍長，住在重慶，由於開支大，曾多次向川康用款，常被劉卡住，造成隔閡。范部的編餘人員，要求在川康工作，劉也拒不接受。這樣加深了范、劉之間矛盾。范揚言：“我的錢是一槍一炮打出來的，劉航琛要我的錢，我要他的命。”直到抗戰勝利前夕，由杜月笙、顧嘉棠出面，約集劉、范2人當面調解，協定由范退出川康，其股本每萬元退給17萬元計算，范將所退股金買了復華銀行，為該行董事長了事。劉航琛同寧芷邨兩人早在北京念書時相識，及至二十一、二十四兩軍在重慶設立財務統籌處時，劉、寧關係更密。但由於劉航琛有獨霸川康野心。當川康增設天津、西安、衡陽各分行時，對經理人選，竟獨自決定，不僅未通過董事會，連常務董事兼總經理的寧芷邨亦未預聞；劉航琛又好睹成性，隨便支用川康公款，有次劉同杜月笙、顧嘉棠、康心如等賭牌九，一夜之間輸了10餘萬元，他開出墨條向川康支取，適因市場銀根甚緊，寧即拒付，以至劉、寧矛盾日益加深。抗戰勝利後，劉航琛把川康所存外匯美金30萬元投入利濟輪船公司，事前寧毫無所知，因而寧感到川康底子挖空，前途險惡，職責所在，有拖累之虞。乃決意脫離川康。經王陵基出面調解，以范紹增為例，退股分家。按原股每萬元退21萬計算，共約退法幣20多億元了結。
劉航琛排擠了商業、平民兩行的勢力，退掉了范、寧等人的股款，擴大了他的股權，就是以劉湘名義投資的股款，也七轉八轉的化為己有。隨著川康的不斷增資，到1949年，劉已攫取川康股額70%，完全控制了川康。
攫取川鹽銀行
川鹽銀行前身是“重慶鹽業銀行”，一直是當時鹽運使王纘緒支撐的。1932年7月，經改組更名為重慶川鹽銀行，由吳受彤出任董事長，實行董事長制，大權獨攬。資本主要是鹽商籌集，資力較為雄厚。劉航琛對川鹽一向垂涎，他極力拉攏吳受彤，曾助吳投機印花菸酒庫券，使吳得利甚豐。1935年又同康心如、潘昌猷等，支持吳受彤當上重慶銀行公會主席。吳對劉亦十分欽佩。吳、劉2人平素間互相標榜，彼此賞識，大有“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的知遇情愫。在川鹽選舉第二屆董事會之前，吳便拉了劉航琛和唐華、甘典夔等二十一軍財政幹員入股，使劉得以當上川鹽銀行董事。1937年吳病危，他召見行內主要負責人再三囑咐：“劉航琛是個人才，辦法多，各方面走得通。川鹽董事長一職，非劉莫屬。”“託孤”後不久，吳病故，董事會即推舉劉航琛代理董事長職務，並由石竹軒、陳麗生、何說岩、曾子唯、馬紹周等人赴大溪別墅迎劉勸駕。劉是一個以擴經濟實力而發展政治勢力的野心家，對於這個已經打好基礎的川鹽銀行，覬覦已久，當然樂於接手。1938年春，董事會正式改選，劉即真除董事長。
川鹽向被王纘緒視為掌中之物，劉航琛奪得董事長，戰勝王纘緒，即以四川財政廳駐渝辦事處主任何九淵為川鹽董事會主任秘書，代行董事長職務，以田習之為川鹽稽核室主任，以四川省銀行上海辦事處主任席文光為川鹽香港辦事處主任，牢牢控制著川鹽。隨後，劉航琛為王纘緒所迫，逃去香港時，表面上以曾子唯作董事會臨時召集人，暗中仍以何九淵聯絡渝幫股東，田習之聯絡江津幫股東，掌握實權，把王纘緒親信、西充幫的郭松年、楊鼎新等人排斥在外。渝幫同江津幫聯合起來。以重慶警備副司令兼參謀長謝秉之（江津幫）代理董事長，保證“劉來謝走”。王纘緒仍未奪得董事長，憤而派人刺殺了何九淵。1940年1月，劉航琛由港返渝，謝秉之交卸，川鹽仍歸劉掌管。
1949年，劉先後收買了石竹軒、王纘緒、唐華、鄧宅華、郭松年、陳介生等人的股本。通過這次收買，劉航琛在川鹽的股權達資本總額70%。
四處插手，廣為投資
劉航琛挾持川康、川鹽兩行的資力，儼然是重慶金融界的巨頭。在工商各業四處插手，廣為投資，進行擴張，一時聲勢赫赫。
1930年，軍閥、鹽商曾子唯，挾持康心如，強迫美豐銀行退股。劉航琛藉此插手，以劉湘名義收購曾子唯的股票。康心如為了投桃報李。送劉2萬元股本，並安為美豐銀行董事。從此，劉對美豐視同川康一樣，遇事都給照拂。康心如想利用劉航琛主持的川康銀行力量，以加快美豐發展速度。而劉航琛則因川康的政治色彩濃厚，利用美豐的資力以鞏固川康。經康心如與劉航琛商定，仿照上海南四行成立聯合公庫的先例，於1934年10月，成立“川 （康）美（豐）聯合營業事務總所”，由兩行董事會推劉航琛任總所主任，康心如任副主任。首先在成都開闢業務，由總所派康心遠、胡浚泉分任美豐、川康成都分行經理，分工合作，統算盈虧。但辦了一年，在業務上、人事上、房屋使用上，都發生問題，終以得不償失而解體。劉、康兩人關係卻始終拉得很緊。
楊粲三主持的聚興誠銀行，素稱殷實，劉航琛向欲染指。他組織川康殖業銀行時，便以聚興誠的楊粲三、張茂芹為董事。1931年申匯大跌期中，劉與楊合作，由川康、聚興誠兩行從上海錁回現洋八九百萬元，彼此分潤不少。1933年中匯大漲時，劉航琛又叫川康借給聚興誠銀元50萬元，並代為辦妥打錁護照，使聚行賺得一筆可觀匯水。但楊粲三對軍閥勢力素有戒心，儘管在1930年口頭上曾對劉航琛表示：“我們先訂契約，如果你將來下台，請到聚行擔任總經理。”實際上生怕軍閥勢力的滲入。1935年，聚行存戶陳子安等3人，具名向四川省財政廳控告楊家經營的謙吉祥和外國貿易部虧折甚大，楊家人實際上已無條件再作無限責任股東，故須查帳等等。劉航琛抓住這一機會，以財政廳長身份密令重慶市長張必果到聚行查帳。將聚行的財產目錄、往來帳、房地產帳等提去。繼後又迭次派員到聚行索閱事務委員會、股東會的會議記錄、立案檔案、資產負債表等。楊粲三對這突如其來的橫禍，一時莫名究竟，乃叫任望南出面，向各方探詢情由並進行調解。這時何北衡以探告人的代表身份出現。提出只要改組聚行公司組織，查帳問題即可解決。並還具體要求，要讓劉航琛及其相近的幾個人都參加聚行股份。楊始恍然大悟。乃就近求情於重慶行營秘書長楊永泰，由揚永泰專電劉航琛謂：“……擱而言之，殊非善策，萬一因此而發生川省金融之劇變，則吾輩責任又不能避也。”囑對聚行查帳一事早作處理。結果迫使楊粲三於1937年將聚行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接納劉航琛為常務董事，入股4萬元了結此案。
潘昌猷經營重慶商業銀行．倚仗其兄潘文華的勢力，在重慶金融界爭衡，同劉航琛素來不和。1936年，國民政府發行“統一公債”，規定公債按票面七折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拍板成交。潘購進大量公債，進行睹博。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全國各地金融市場掀起巨大風潮。銀根奇緊，公債狂跌，重慶銀行損失頗大，每天提存擠兌。吵鬧不休，出現嚴重危機，弄得潘昌猷焦頭爛額。劉航琛知道後，想趁機進行宰割。重慶銀行向四川省銀行借款應急，劉以省行總經理，斷然拒借，還煽起商界向重慶銀行提存，甚至去“下架子”。同時又以財政廳長身份去見重慶行營主任顧祝同和財政監理處處長關吉玉，主張在這次金融風潮中，關閉重慶銀行等幾家投機慘敗的銀行。以解救其他銀行渡過難關。經潘昌猷向顧祝同等亟力表白，顧、關考慮到潘文華的關係，乃沒有採納劉航琛的意見，並叫潘昌猷向四川省銀行辦理抵押日拆，以應急需。劉航琛還是只同意辦理3天日拆，卡住潘昌猷。後由於楊粲三的主動支援，調撥頭寸，潘才渡過難關，沒被劉航琛卡死。
劉航琛以川康、川鹽兩行為支柱，大搞擴張，大量投資各工商企業，發展經濟勢力，適應其政治上的需要。方式上，有的是他主動創辦；有的是別人創辦約他參加，以壯聲勢；有的趁增資改組時打入；還有的是迫使企業請他參加。投資範圍，在工礦企業方面：有重慶電力公司、自來水公司、四川水泥廠、大華生絲公司、川康興業公司、華西興業公司、益和木材公司、潤記營造廠、平光機器廠、華源織造廠、西安益世印刷廠、四川絹紡廠、民生公司、利濟輪船公司等等；在商業方面：有中國國貨公司、和源豬鬃公司、重慶豬鬃公司、南洋菸草公司、中復公司、四川旅行社等等；金融保險方面：有重慶銀行、美豐銀行、聚興誠銀行、華康銀行、大夏銀行、和通銀行、興華保險公司、太平洋保險公司等等，還有新聞事業的《商務日報》、《新民報》、《益世報》等。他自己說：“除了沒有做大糞生意而外，其他的生意大概部做了。”他投資金融、保險、信託事業，是企圖利用資金滲入或加強聯繫，俾能獲得巨額利潤分配；投資商業則主要是囤積投機，以圖暴利；投資新聞事業，是希圖成為他在政治經濟活動方面的工具。例如他投資《益世報》（天主教主辦）完全是為了攀附天主教南京主教於斌，另有所圖。他到處投資，大大擴張了個人實力。
組織利濟輪船公司
1945年抗戰勝利了，劉航琛認為是發展個人野心的良好機會。他說：“抗戰期中，重慶是經營重心。抗戰勝利，上海是經營的前線，重慶是後方。將來紐約是經營的前線。上海是後方。”因此，他在重慶以川鹽、川康兩行聯合了寶元、沱江、渝新、電力、水泥、絲業、廣利、華西、滬西等公司、銀行、廠礦、行號共18家，設立了一個“聯合經濟研究室”，以劉正華為主任，撥資2萬美金．蒐集有關經濟情報，打算發行《經濟通訊》月刊，以應各單位發展，業務之需。同時，他又在上海九江路川鹽銀行二樓成立了川鹽、川康、和源、利濟、電力公司等5單位的聯合辦事處，以塗重光任總秘書，以期實現他所渭的“使業務日臻現代化”。
1947年他又把川康總管理處遷到上海，並再度調整機構，在總管理處之下，劃上海、重慶兩個管理區。以漢口、南京、天津、廣州、香港等地分行屬上海區，成立上海區行。以西南各地的分支行處，屬重慶區，成立重慶區行。兩個區行的一切業務經營人權由劉航琛獨攬。
他把經營的重心移到上海之後，於1946年，他夥同四川旅行社總經理汪代璽，拉上青幫頭子杜月笙、顧嘉棠積極籌辦利濟輪船公司，劉航琛任董事長，由其親信塗重光任總經理，汪代璽任協理。于斌答應把天津教區現有的一艘輪船交劉經營。李宗仁也表示，他正籌設一家海洋輪船公司（劉航琛曾挪用川康一筆外匯投資該公司），將來可交劉航琛辦理。劉滿以為有李、於的支撐，一定可以壓倒壟斷川江航運的民生公司。進而可以向海運事業發展。他為了開辦利濟輪船公司，挪用了川康、川鹽兩行大量外匯作為投資，由汪代璽介紹收買了“利濟”、“利華”兩條破爛不堪，載重3000噸的海輪，花掉美金60萬，經過多次大小檢修，才勉強航行於津、滬、穗、港之間。公司計畫另訂新船兩艘，一艘取名“利鏞”（杜月笙名鏞），另一艘叫“利航”（劉航琛），準備航行國外，擴大海運事業。由於“利濟”、“利華”兩輪耗去的檢修費和遭受停航損失太大，連同購船價款，總計花了百萬美金以上，訂造新輪，還須另籌資金，乃未實現。
百孔千瘡，老巢傾覆
劉航琛野心勃勃，正圖力求一逞；國民黨政權由於發動全面內戰，受到致命打擊，也正在土崩瓦解，東逃西散，財政金融全面崩潰。在這樣情形下，劉航琛傾注全力經營的利濟輪船公司，李宗仁、于斌的許諾都未兌現，而海運業務清淡，本身人員臃腫，財力薄弱，經營不善，“利濟”、“利華”兩輪長期停在香港，拖至1949年下半年，船員工資發不出而罷工，汪代璽無法解決，最後由總經理塗重光親到香港把輪船賣掉遣散職工了事。利濟的破產，給川康、川鹽兩行帶來了重大災難。特別是川康，從1946年起，陸續投資利濟法幣439．85億元，1948年又增資金圓券9．6萬元。川鹽投入利濟股本美金20萬。劉航琛還挪用了川康美金30萬和川鹽美金25萬給利濟周轉。還把和源豬鬃公司外匯40萬美金，強作對利濟的投資。更妙的是杜月笙、顧嘉棠見勢不妙，將投入利濟股本美金20萬，逼著劉航琛以部分投資轉為川康借款。這樣，川康就為利濟背上了沉重包袱，亦成為川康破產的另一致命傷。
1949年10月，劉航琛攜眷逃竄香港後，川康銀行已面臨內外交困絕境，衷玉鱗出任董事長，當時川康急需解決的：一是對外負債中有部分系軍款，催提甚急；另一個是決定裁遣職工90餘人的遣散費和留行數百職工的生活費，需巨款應付。衷玉麟為此曾兩次飛香港要求劉航琛解決，劉不得已，先後交由他女兒劉敬蓉帶來黃金200餘兩，並挪用經濟部資源委員會港幣200萬元匯渝，由川康和重慶豬鬃公司各用半數，終無濟於事。截至1949年11月半期，川康對外負債尚有28萬銀元之巨。在重慶解放前夕，軍官們向川康逼提存款愈趨嚴重，危及生命安全，所有經副襄理都逃避一空，衷玉麟成了劉航琛的替罪羊，只好施展脫身之術，匆匆宣布川康停業，帶著被蓋到龍王廟警察所投案，藉以暫時獲得庇護至重慶解放。
1949年4月，川鹽銀行萬縣幫石竹軒掀起倒劉風波，劉航琛改組董監會，以何兆青任董事兼總管理處業務經理，準備整頓業務，終因蔣政權面臨覆滅，市場混亂，渝分行頭寸尚差黃金400餘兩，多方設法填補無著，情況極為窘迫，更由於劉航琛到處投資，把資金扼死在許多企業里，“搖得動，扯不出來”。只好自食惡果，被迫接受高利貸借款來維持。但是，付出高利金額日增，差額更大，形成無法填補差額的嚴重局面。到6月8日川鹽已無力應付存戶的大量提存，只得關門暫時擱淺。一時聚集在行內數百戶存款人，要求償還本息，責罵不休。何兆青急電香港劉航琛請求接濟，劉派女兒劉敬蓉飛渝攜帶黃金400兩、美鈔2000元。繼後，川鹽又派張政績飛香港向劉取回黃金100餘兩。以這些金鈔掉換成銀元，陸續償付各存戶，8月中旬後業務逐漸恢復。不久國民政府發行銀元券當硬洋使用，不到兩月，貶值如廢紙，鬧得市面無市，許多商業銀行無形擱淺，川鹽亦不例外，只有第二次關門。解放後清理，資不抵債，宣告破產。
民國隨葬品
投靠中央
劉航琛投在劉湘麾下，並不滿足於地方勢力，總想投靠蔣介石的中央政權，攫取更大的權勢。1933年，劉湘聯合鄧錫侯、田頌堯打敗劉文輝，稱雄全川，但懾於川北通南巴根據地的紅軍威力，又眼見中央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的萬里長征勢不可擋，乃求庇於國民黨中央，投靠蔣介石政權。後蔣派遣參謀團、別動隊來重慶，伸勢力於四川；劉湘也派劉航琛為駐南京代表。從此，劉航琛就極力鑽營四大家族，依附政學系，盡力巴結何應欽、陳果夫、陳立夫、孔祥熙、宋子文等文武要員。他辦理川康殖業銀行註冊立案手續，即向時任財政部錢幣司司長的徐堪送過一筆賄款。後來，孔祥熙在抗戰中來渝，劉航琛還特邀他做大女兒劉敬蓉的證婚人，密切關係。
1934年冬，劉湘率領大批隨員去南京，提出四川省政府人選名單。關於財政廳長一席，劉湘徵詢周焯（見三）意見時，周曾相告：“甘典夔整不爛，整不好；唐棣之（華）整得爛，整不好；劉航琛整得爛，也整得好。”而劉湘仍提名唐華。財政部長宋子文召見唐華，詢以整理四川財政的辦法，唐胸無成竹，無從答對，為宋不取。劉湘改提周焯，宋不知周為何許人，乃逕行提出：“劉航琛不是你們四川的人才嗎?”還說：“今後四川全省財政事務繁重，要是整理不善，中央是不會有補助的。”劉湘雖有不欲，也只得從命。原來劉航琛早已覬覦財政廳長席位，自行擬就《整理四川財政方案》，投合了宋子文所好，終於當上了四川財政廳長。1935年夏，蔣介石改參謀團為重慶行營，在行營設立財政監理處，關吉玉為處長，劉航琛便以財政廳長而兼副處長了。
當了糧官：1940年1月，劉航琛趁王纘緒垮台，從香港返回重慶。他在港已投到杜月笙門下，從港飛渝時由顧嘉棠護送。返渝後，劉大力整頓川康、川鹽兩行，大搞黃金、棉紗、藥材等投機生意，擴大經濟勢力，以圖在政治上再求一逞。
那時，抗戰已到中期，重慶糧食供應屢見危機。當時徐堪任糧食部長，曾以糧食供應委諸石孝先，不得解決。乃委劉航琛為糧食部特派員去省內各地催調糧食，劉抓住這一機會，帶領川康、川鹽兩行的一批親信，分路巡視全川各縣，利用他過去分布在各地的“財訓班”人員和封建袍哥勢力，為重慶籌集了一批糧食。由此，經徐堪推薦，於1942年擔任糧食部政務次長兼陪都民食供應處處長。他又藉此將其一批親信安插在各地糧食部門，乃至充任民食供應處處長，如內江為周季悔，綿陽最初是朱大為，繼後為何乃仁等，把持那些地方糧政。
劉航琛當了糧官，就把重要碼頭的購銷糧款，交由他經營的川康、川鹽兩行包攬匯解，以川康承匯尤多，使川康、川鹽兩行從中得到好處。另外，糧官和銀行勾結，挪用糧款委託銀行辦理存放，更是常見之事。但是，劉航琛畢竟是地方勢力，並不為四大家族所深信，他那個糧食部次長實際上有名無實，劉航琛極為不滿，但亦無可如何，他的“糧官”也就“無疾而終”。
當上經濟部長
抗戰初期，白崇禧來重慶，開初住劉航琛的房子，劉便和桂系搭上了關係。抗戰勝利後，劉航琛組織利濟輪船公司，又欲進一步靠攏李宗仁。
1948年春，李宗仁競選副總統，劉航琛竭盡全力，把全部“籌碼”壓在這一“寶”上，希圖孤注一擲。他積極為李宗仁競選拉選票，特在南京中央飯店長期包用幾個房間，招待國大代表和有關人員。嫖娼妓、抽大煙、開賭場。還每天午、晚在南京蜀中飯店大擺酒席。凡願去吃的都歡迎，有妓女陪伴，鬧得烏煙瘴氣，直到4月李宗仁當選為副總統止，這筆龐大競選活動費用，通由劉航琛出具墨條向川康南京分行報銷。李宗仁當上副總統後，劉航琛喜形於色，以為官運在望，這一“寶”贏定了。殊不知蔣介石歷來搞獨裁，劉想當官，李宗仁不能作主。蔣介石原想扶持孫科當副總統，競選失敗才酬以行政院長職務，孫科當然不會容許替對手李宗仁競選的劉航琛在行政院當官。這一年王陵基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從劉、王的關係而言，本可謀得省府廳長之類席位，但劉只願接受四川省政府高級顧問頭銜，而不願放棄李宗仁這個門路。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被迫宣布“下野”，總統職權交副總統李宗仁代理。3月，孫科因與李宗仁關係不好，辭去行政院長職務，改由何應欽繼任。6月，劉航琛才爬上了國民政府經濟部部長席位，此時，國民黨政權已總崩潰，劉航琛這個經濟部長也同喪家之犬，東奔西逃。
飄零海外
1949年4月20日，代總統李宗仁秉承蔣介石旨意，拒簽國共兩黨代表擬定的國內和平協定。4月21日，人民解放軍向全國進軍，強渡長江，23日直搗國民黨政權的老巢南京，在此前夕國民政府倉皇逃遷至廣州。10月，衡陽、寶慶戰役中殲滅了白崇禧的主力後，國民政府又流竄到重慶，蔣家王朝即將全面覆滅。劉航琛從南京一直跟著國民政府輾轉逃竄到重慶，旋於10月中旬，由重慶攜眷逃去香港。
劉航琛逃往香港後，曾經把民生公司漂流在海上的輪船組織起來。打出民生公司招牌，自任總經理，到台灣去布置業務，並打算向蔣介石再求—官半職。殊不知蔣介石以劉航琛過早棄職逃港，經濟部事務交代不清，命令逮捕追究。經何應欽、張群向蔣邀情，取保釋放。劉在台灣無法立足，乃折返香港，鬱郁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