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海藩，1935年11月出生在湖南漣源。1951年5月至7月在湖南革命大學學習，同年8月後任湖南有色金屬管理局保衛科幹事，中南有色金屬管理局保衛處幹事、民改工作組組長。1954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中南有色冶金建設公司科員、第九冶金建築總公司第二機電安裝公司黨辦代副主任，株洲市委學習室理論教員。1960年8月到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系讀書，1965年7月分配到中央黨校任政治經濟學教研室教師。1969年6月到中央黨校“五七”幹校勞動。1972年11月起，任襄樊鐵路分局宣傳科副科長、宣傳部副部長，中央黨校政治部秘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教師、經濟管理教研室籌備組負責人、教務辦副主任、科研辦副主任兼校機關黨委副書記，校委委員、副教育長兼科研部主任，校委委員、教育長。1994年3月任中央黨校副校長。劉海藩是政協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劉海藩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14年5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9歲。
劉海藩同志病重期間和逝世後，中央有關領導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基本介紹
職業,簡歷,個人著作,學術貢獻,提出商品經濟觀點與經濟體制改革,批判私有化觀點,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四個基本特徵,
職業
出品人：楊再清
製片人：朱夢棣
編劇：卓瑪達娃、趙思捷
導演：苗月
領銜主演：馬躍、劇雪、白凡、呂一丁。
簡歷
1951年由省立十五中(現漣源一中)保送至湖南革命大學學習，並加入青年團。畢業分配到中南有色金屬管理局工作，1956年任副科長。195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8年由省委黨校理教班畢業即到株洲市委講師團，開始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1959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專業，師從著名經濟學家衛興華。1965年畢業，分配到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室。“文革”中遭受迫害，殃及妻子劉蓮(清華大學建築系畢業，後為高級建築師)由北京捷運工程局下放襄陽鐵路工區。1973年隨妻調襄樊鐵路分局，由工人至宣傳部副部長。1977年調回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室。從1982年起，在中央黨校先後擔任教研室副主任、教務部副主任、科研部主任、教育長、副校長，先後兼任函授學院院長、黨委副書記、書記、研究生院院長。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
個人著作
學術貢獻
提出商品經濟觀點與經濟體制改革
1“社會主義經濟內部的各部門、各地區、各企業之間，除了統一性的一面，還具有經濟條件的差別性和經濟利益的矛盾性的一面。這就使社會主義企業的勞動產品仍然保留著商品的性質。因此，社會主義經濟又具有商品經濟的特點。”“問題在於全民所有制經濟內部各個企業生產的產品，還是不是商品？……長期以來，流行一種觀點，認為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生產和交換，已經不具有商品的性質，它們之間的經濟關係也不是商品關係。實踐證明，這種觀點是不對的。因為各個企業分別使用國家所有的生產資料進行經營時，由於主觀條件不同，所取得的成果是不同的。其根本原因是企業勞動者的勞動還是謀生的手段，勞動能力存在著差別，社會也必須默認這種不同的勞動能力是‘天賦特權’。同時，各個企業的勞動，又是局部勞動，不能直接表現為無差別的社會勞動。要使這種局部勞動表現為無差別的社會勞動，衡量各自的勞動成果和體現各自的經濟利益，就必須將各企業的勞動產品當做商品，通過等價交換這個迂迴過程，才能實現。”“商品生產的存在，價值規律也必然存在並發揮調節作用。……在我國現階段，生產力和生產社會化水平還比較低，運用價值規律，發展商品生產，尤其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在對國民經濟進行計畫調節時，要充分發揮市場的積極作用。”(《在社會主義經濟中，計畫調節必須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1979年6月10日中央黨校《理論動態》)
2、“為了把計畫調節建立在充分發揮市場作用的基礎之上，以加速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必須對我國現行的權力過分集中和偏重行政方法管理經濟的體制進行全面改革。改革的根本方向，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使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充分發揮出來。改革的原則，是根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要求，充分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改變單純用行政手段管理經濟的辦法，運用經濟手段和法規手段管理經濟。改革的重點，是確定企業在國家計畫指導下作為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地位，正確處理中央、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的經濟利益關係。還要在國家統一領導下，擴大企業的經營自主權，把企業的經營成果和職工的物質利益聯繫起來，以調動企業和廣大職工的積極性，這應當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根本導向。”重視資源環境
1982年起，在中央黨校和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的課堂，多次強調了重視資源環境，保持經濟持續發展。
1、“合理開發、科學利用自然資源，是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自然資源是人類生存和進行社會生產的一個經常的必要條件，任何國家，可供開發利用的自然資源都是相對有限的。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與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對自然資源的需要卻是無限的。因此，只有對自然資源合理開發、科學利用，才能保持經濟持續發展。”分別論及了農業自然資源，礦產能源資源、森林草原資源、海洋資源等等。首先是“土地資源乃人類生存、生產、生活的立足之所，也是農業生產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土地的有限性及位置的固定性，使它成為彌足珍貴的資源。對土地使用的科學規劃、合理使用、嚴格保護，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對能源資源，特別論及了“從整個世界的生產發展過程來看，每一次重大的技術革命，都是從新的能源革命和動力裝置開始突破的。重視能源管理，在現代經濟中特別重要。從我國的歷史經驗看，由於經濟建設對能源的需求不斷增長，而可采資源、開發技術和管理水平又存在差距，因此，矛盾是十分明顯的”。特別指出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全民、集體、個體一起上，共同開發能源，如不統一規劃、加強指導、明確法規、嚴格管理，勢必造成濫采濫伐，浪費和破壞資源的嚴重後果。”同時提出了相應的建議：“一是要統一規劃、合理開發；二是要綜合利用，節約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三是要積極開發新能源。”(《合理開發有效利用物質資源，保持經濟持續發展》《中央廣播電視大學講稿選》1984年版)
2、保持自然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自然環境，既是一切物質資料的源泉，又是人類賴以生存、生活、從事生產勞動的場所。在開發自然資源、從事生產活動和日常生活中加強環境保護，是與人類的長遠利益息息相關的。不僅是當代人的長遠利益，更是子孫後代的基本利益。只有切實保護自然環境，才能保持生產可持續、生活可持續、人類生存可持續。特別是中國做為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在世界各國都將環境問題擺在重要位置的時候，我們有責任對維護一個好的地球環境作出自己的貢獻。”從而提出了：“一是要有堅定的環境保護意識。只有一個好的環境，才有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才有人的安全與健康。二是要有明確的環境保持目標。要規定自然環境達到一定的目標，包括環境質量標準和污染環境標準。環境質量標準實質上是人類對環境的要求。這種要求，關係到人們的生存需要、發展需要和享受需要等各個方面。同時，是隨著政治經濟、科學技術、美學觀點以及倫理道德的發展變化而變化的。所以，環境標準，應是一個不斷上升的趨勢。三是要加強環境管理。主要是認真制訂生態保持和環境治理規劃，制定有效的環境保護法規制度，落實環境保護的具體措施，特別是要落實環境保護的責任到單位、到人頭，並進行嚴格的監督、檢查和評估、獎懲”。(《合理開發有效利用物質資源，保持經濟持續發展》《中央廣播電視大學講稿選》1984年版)
批判私有化觀點
90年代初，在理論界私有化思潮泛濫時，即多次在中央黨校課堂及一些社會上的研討會嚴肅批判全盤私有化、否定公有制，特別是貶損國有經濟的錯誤觀點。
1、針對一些人對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本質論”的誤讀，即認為“生產資料所有制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的觀點，指出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社會主義本質論題中應有之義。鄧小平在社會主義本質論中提出的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作為前提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作為一定社會形態、一定社會發展階段的經濟基礎，自然是該社會形態、一定社會發展階段內在規律的一個重要方面。如果忽視或否定生產資料所有制關係的重要性，在理論上容易模糊不同社會形態或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界限，在實踐中則不能提出正確的方針和政策指導改革，最終也就不能實現共同富裕”。(《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1996年12月22日《光明日報》)
2、關於國有經濟，強調“國有經濟，特別是大中型國有企業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最主要、最重要的經濟基礎，是國家應對經濟全球化，實行巨觀調控，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中堅力量。”批判了“國有企業的虧損是同企業的國有性質造成”的錯誤觀點，指出了“國有企業虧損的原因，從體制上看，是權責利不清晰。從歷史上看，首先是長期造成的產業結構和企業結構不合理；其次是長期忽視技術更新改造。從政策方面看，一是國有企業擔負著大量的社會政治職能，要支付很多社會成本；二是隨著國家投資政策變化，不少國有企業債務包袱沉重；三是國有企業是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財政負擔過重；四是隨著改革的推進，國有企業人才流失嚴重，不少國企技術和管理人才流向三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帶走了技術、信息和市場。此外，還由於政策法規不完善，國有企業大量應收資金收不回來。這些問題，只要遵循正確的途徑深化改革，都是能夠得到解決的”。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批判了“改革的關鍵是向政府開刀”、“政府必須完全退出市場和企業”的觀點，指出“國有企業改革，必須建立起符合中國國情的現代企業制度。要實行政企分開，但黨和政府必須領導改革。在企業內部，要將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發揮黨的政治核心作用，與保證企業領導人依法行使職權統一起來”。(《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1996年11月14日《人民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