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劉光兄弟3人,他排行第二。幼時,在泉交河慈善堂國小讀書。當大革命的風暴席捲湖南時,父親劉運鴻從長沙購回一批新書刊,把百貨店改為書店。劉光從小就閱讀這些新書刊,接受了革命思想。在父親的影響下,劉光9歲年就參加了童子團,做些為糾察隊放哨和看管土豪、張貼標語等事情。
馬日事變後,劉運鴻被國民黨政府通緝,還揚言要逮捕劉光這個“小暴徒”。劉光於1928年隨父逃到南縣烏嘴舅父家中。接著,又跑到相鄰的湖北省石首縣橫溝市。劉光入新昌高級國小讀書,一年後,退學回家,參加兒童團和少先隊工作。1930年由李光安介紹,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擔任泥巴區泥巴沱市少共支部書記,不久,又任團區委執委巡視員。同年,劉光負責籌組縣兒童局,後調任團石首縣委兒童局書記,繼調團省委文書。
1931年初,紅二軍團主動撤離洪湖根據地,黨組織為了保存力量,突破包圍,向蘇區以外開展工作。劉光又隨父到了上海。找到黨組織後,劉運鴻被分配到中共江蘇省委工作,劉光被安排擔任共青團江蘇省委上海兒童局書記,並參加少共上海區委的領導工作。1932年6月,經共青團中央向中共中央推薦,被派往蘇聯學習。同年9月,在莫斯科出席了少共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
抗日戰爭爆發後,劉光於1938年初從蘇聯回國,到延安後,即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3月,他被調到西安,擔任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常委兼宣傳部副部長,主編《青年戰線》。1939年春,劉光調回延安,與胡喬木共同主編《中國青年》雜誌,並擔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宣傳部副部長。不久兼任《中國青年》社社長。1940年5月,劉光隨周恩來去重慶,擔任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員會副書記。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由於形勢變化,南方局各委員會改為組,劉光任青年組組長,並主編《新華日報》的《青年生活》專欄。
時值第二次反共高潮,國民黨統治區到處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大後方的進步青年運動處於非常困難的時期。如何適應鬥爭形勢的需要和滿足進步青年的渴望,而又要避免遭到國民黨頑固派的破壞和迫害,就成為當時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1941年春,劉光得知從國立六中(四川綿陽)被迫流亡出來的50多名進步學生,在重慶、成都、貴陽等地發起組織全國青年救國讀書會的情況後,立即加以勸阻,並同時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明確指示要把進步青年組織起來。至於組織形式,周恩來說:“乾脆就叫‘據點’吧!我們在敵後安插了幾個‘據點’,在這裡(指國民黨統治區的大後方)也應該安插幾個‘據點’”。於是,劉光和青年組在原來“聯繫網”的基礎上,開始在重慶地區進行“據點”的建立工作。“據點”建立後,劉光隨時向南方局報告情況。周恩來對這一工作非常重視。他在1942年5月25日致電中共中央青委說:“南方局青年組現有非常關係(指“據點”核心成員)150人(其中包括大中學生和文化、教育、軍事、政府、經濟等機關青年),已建立‘據點’四個”。電文中還說:“今後主要是鞏固現有‘據點’和聯繫的工作”。
到1942年底,在劉光等的努力下,重慶地區已發展建立了沙磁區(中央大學)、北碚區(復旦大學)、朝陽學院、世界語學會、職業青年、農村青年等九個“據點”,核心成員已達250多人。到1945年春,青年組在重慶地區已建立“據點”48個,核心骨幹近1000人。
在民主運動重新進入高潮時,劉光和青年組感到 “據點”已經不能適應新形勢的變化。根據青年學生的迫切要求,劉光和青年組著手在“據點”的基礎上建立中共領導下的秘密外圍組織。從1944年底到1945年春,重慶的沙磁區以中央大學為主體,北碚區以復旦大學為主幹,分別建立了新民主主義青年社;接著,又在青年工人中成立了半公開的中國職業青年社、陪都青年聯誼會。1945年初在昆明以西南聯大為主體,成立了民主青年同盟,在青年工作中單獨成立了民主工人同盟,職業青年中成立了新民主主義联盟。在成都成立了民主青年協會。其它各地也建立了各種類似的組織。這些組織與劉光和青年組定期聯繫,研究工作,青年組領導這些統一的外圍組織,把大後方的青年運動一步步地推向高潮。
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城工部在給南方局的復電中,充分肯定了南方局青年組所建立聯繫的這些組織及其鬥爭。復電指出,這些青年組織在黨組織還沒有公開或沒有建立的情況下,為黨起到了組織民眾的積極作用。在這個過程中,劉光是“國民黨(統治)區域的青年運動的一位主將”。
因病逝世
劉光由於繁重緊張的工作,積勞成疾,患了嚴重的胃潰瘍症。接著因發高燒臥床休息一段時間後,於1946年5月隨周恩來抵上海。這時,劉光聽說由於國民黨政府的封鎖,《新華日報》不能在南京、上海出版,心中非常痛苦。由於這種痛苦的心情和長期緊張忘我的工作,使他舊疾復發,不幸於7月16日逝世,年僅3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