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美文學館·世界經典名著:包法利夫人》介紹了古今中外，多少真正偉大的文學藝術作品，一經問世，即遭到無情的非難、攻擊、批判，甚至查禁、焚毀，僅僅憑仗歷史的公證，才最終獲得其應有的地位，成為人類共享的文化藝術寶庫中的瑰寶，彪炳千古。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創美文學館·世界經典名著:包法利夫人
- 譯者：羅國林
- 出版日期：2014年3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05732957
- 作者：福樓拜 (Flaubert G.)
- 出版社：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 頁數：370頁
- 開本：32
- 品牌：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名人推薦,
內容簡介
《創美文學館·世界經典名著:包法利夫人》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
作者簡介
作者：（法國）福樓拜（Flauber G.） 譯者：羅國林
圖書目錄
譯者序/1
上卷/l
第一章/3
第二章/l3
第三章/21
第四章/26
第五章/31
第六章/35
第七章/41
第八章/47
第九章/57
中卷/69
第一章/71
第二章/81
第三章/88
第四章/99
第五章/l03
第六章/ll3
第七章/l27
第八章/l36
第九章/l60
第十章/l71
第十一章/180
第十二章/193
第十三章/208
第十四章/219
第十五章/230
下卷/239
第一章/241
第二章/257
第三章/268
第四章/271
第五章/275
第六章/293
第七章/312
第八章/327
第九章/346
第十章/355
第十一章/361
上卷/l
第一章/3
第二章/l3
第三章/21
第四章/26
第五章/31
第六章/35
第七章/41
第八章/47
第九章/57
中卷/69
第一章/71
第二章/81
第三章/88
第四章/99
第五章/l03
第六章/ll3
第七章/l27
第八章/l36
第九章/l60
第十章/l71
第十一章/180
第十二章/193
第十三章/208
第十四章/219
第十五章/230
下卷/239
第一章/241
第二章/257
第三章/268
第四章/271
第五章/275
第六章/293
第七章/312
第八章/327
第九章/346
第十章/355
第十一章/361
序言
古今中外，多少真正偉大的文學藝術作品，一經問世，即遭到無情的非難、攻擊、批判，甚至查禁、焚毀，僅僅憑仗歷史的公證，才最終獲得其應有的地位，成為人類共享的文化藝術寶庫中的瑰寶，彪炳千古。居斯塔夫·福樓拜的傳世之作《包法利夫人》的遭遇，就是典型的一例。
福樓拜動手寫《包法利夫人》，是1851年9月19日在盧昂近郊的克羅瓦塞別墅。經過將近五年嘔心瀝血的創作，直到1856年5月才完稿。但謄寫人謄得一塌糊塗，他又不得不仔細校正，至5月31日，才寄給《巴黎雜誌》他的朋友杜康。《巴黎雜誌》是一家半月刊，將手稿擱置了三個月，才決定從10月1日至12月15日分六期連載《包法利夫人》。但該刊審讀委員會致函福樓拜，認為他的小說需要刪節，請他把刪節的全權交給編輯部。福樓拜未予理睬，僅在來函背面寫了“荒謬透頂”四個字。從10月10日至11月15日發表的幾部分，倒是未作刪節。及至12月1日那一期準備付印之時，編輯部一位負責人對出租馬車裡發生的場面(即萊昂與愛瑪從盧昂大教堂里出來後，乘出租馬車瘋跑全城那一段)，忽然感到擔心，說：“這一段不合適，我們還是把它去掉吧。”福樓拜對此十分氣憤，但為了不使編輯部為難，便說：“你們要刪節，悉聽尊便，但你們必須說明你們作了刪節。”於是，編輯部加了一條腳註：“審讀委員會認為有必要刪去此處的一段，因為它不符合本刊的編輯方針。特此說明。”事情並未到此止步，接著12月15日那一期，編輯部又決定刪去幾處。福樓拜確實惱怒了，經交涉，在小說正文底下刊出他的抗議：“《巴黎雜誌》出於我不贊同的某些考慮，在12月1日那一期里己刪去了一段。在編輯這一期時，他們又顧慮重重，認為必須刪去好幾處。因此，我聲明對後面發表的部分不負責任，讀者看到的僅是片斷，不是整體。” 《包法利夫人》一發表，立刻在文學界和讀者中引起了轟動。當時負責嚴密檢查所有出版物的帝國檢察署，看到《巴黎雜誌》在發表這部轟動性小說時竟“顧慮重重”，多次刪節，該刊審讀委員會還特地聲明，所刪去的部分“不符合本刊的編輯方針”。這還了得！檢察署高度警覺起來，對陸續發表的每一部分仔細研究，很快決定對這本書的作者福樓拜以及《巴黎雜誌》發行經理洛朗比沙和印刷商比耶提出公訴。福樓拜等很快收到傳票，審判於1857年1月31日開始。負責宣讀公訴狀的是代理檢察長埃內斯特·皮納爾。此人是帝國政府豢養的一條鷹犬，後來出任內政大臣。他在公訴狀里，指控《包法利夫人》“敗壞公眾道德，誹謗宗教”。其重點打擊對象是作者福樓拜。公訴狀最後要求法庭從輕處理雜誌發行經理和印刷商，“至於主犯福樓拜，你們必須嚴懲。”這篇公訴狀儘管十分蹩腳，許多地方十分可笑，但至今仍值得一讀。它使我們看到，在資產階級極權制度下，檢察機關怎樣不擇手段，羅織罪名，扼殺真正優秀的文學作品，達到鉗制輿論，鞏固專制統治的目的。它是一個時代的回聲，不僅說明了那個社會制度及其專制政權的反動，也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偏見和狹隘。
出庭為福樓拜辯護的是儒勒·塞納爾律師。他在辯護詞中肯定《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書”，“一本誠實的書”，“這本書的思想，從頭至尾是一種非常合乎道德、合乎宗教的思想”，“它是通過揭露令人髮指的道德敗壞來弘揚道德”。塞納爾是巴黎律師公會成員，曾任國民議會議長，可謂聲譽卓著，而又雄辯機警。他的辯護詞很有特色。當時，他如果不從肯定《包法利夫人》非常合乎道德和宗教這個前提入手，而從維護言論自由和維護藝術之於道德的獨立性入手來進行辯護，那將是非常笨拙的。他不僅論證了《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書，而且肯定了它的藝術成就，強調它是作者長期深入、細緻觀察生活的結晶，讚揚了作者獨特的藝術風格，甚至大膽肯定現實主義的描寫方法。作為一個律師，在當時做到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
就在開庭前夕，當時影響很大的詩人拉馬丁，約見年輕的作者(福樓拜那時年僅三十五歲)，對他表示支持。福樓拜問他：“先生，我因為寫了這部作品，正受到輕罪法庭追究，指控我違背了道德和宗教，這一點你想得通嗎？”拉馬丁斬釘截鐵地回答：“親愛的孩子，在法國沒有一個法庭能給你定罪。有人如此誤解你的作品，並下令對它提出起訴，這非常令人遺憾。不過，為了我們國家和我們時代的榮譽，任何法庭都不能給你定罪。”事實證明，拉馬丁的斷言是真知灼見。面對《包法利夫人》這部傑作，面對德高望重的塞納爾律師邏輯嚴密、雄辯有力的辯護，面對許多著名作家的聲援和抗爭，巴黎第六輕罪法庭在“判決書”里雖然指出，“在本庭受到起訴的這部作品應該受到譴責”，但不得不承認，公訴狀所指控的段落，“無論從它們所闡述的思想還是它們所描寫的情景，仍屬於作者試圖塑造的人物性格的範疇”。因而宣告作者福樓拜以及《巴黎雜誌》發行經理和印刷商“無罪”，“不予追究”。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勝利。它不僅是福樓拜的勝利，也是整個文學界的勝利。福樓拜本人充分意識到這個勝利的重大意義，他說：“我這場官司是整個當代文學的官司。人們攻擊的不是我的小說，而是所有小說連同創作小說的權利。”。統治者的倒行逆施往往產生與其願望相反的結果。這場官司不僅為《包法利夫人》作了廣告，使它在兩個月內銷售量達一萬五千冊，此後又一版再版，而且進一步確立了這部作品的歷史地位。
《包法利夫人》描寫的，是一位小資產階級女性因不滿夫妻生活的平淡無奇而通姦，最後身敗名裂，服毒自殺的故事。這樣一個桃色事件，無論在實際生活中，還是在向來的愛情小說里，都是司空見慣的。何以經福樓拜寫出來，便驚動了帝國政府檢察署，立即對作者提出公訴，給他加上“敗壞道德，誹謗宗教”的罪名，要求法庭“必須嚴懲”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只要分析一下這部作品的思想內涵，便昭然若揭。
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著眼點不在寫她的愛情故事，而在寫她從純真到墮落，從墮落到毀滅的前因後果，揭露資本主義社會戕害人性，腐蝕人的靈魂，甚至吞噬人的罪惡本質。
愛瑪出生於外省一個殷實農家。和許多鄉下女孩子一樣，她聰明伶俐，天真純樸。可是，在19世紀上半葉的法國，無論巴黎還是外省的中上層資產階級，都把女孩子送進修道院接受一段教育，培養貴族式的思想感情和言行舉止，為日後進入上流社會打下基礎。愛瑪的父親魯俄老爹愛女心切，也趕時髦，把她送進盧昂的修道院。愛瑪生性敏感，感情熱烈，想像豐富，在修道院裡，“修女們在訓戒時，反覆拿未婚夫、丈夫、天國的情人和永恆的婚姻這些概念進行比較，在她的靈魂深處，喚起意想不到的柔情”，而宗教音樂課上所唱的抒情歌曲，全都“格調低下，音調輕浮，使愛瑪窺見了誘人而又變化莫測的感情世界”。在這種情況下，修道院禁慾主義的說教，只能起反作用，越發刺激她受壓抑的情感和對愛情的遐想。不僅如此，1830年前後風靡人心的消極浪漫主義，配合天主教捲土重來的活動，也滲透進了修道院。正是在修道院裡，愛瑪接受了浪漫主義傳奇小說的薰陶，成天滿腦子情男、情女、眼淚與吻、月下小舟、林中夜鶯、憑窗盼望白翎騎士前來幽會的女城堡主。這些東西與她出身的環境和她日後的家庭生活，格格不入。正是社會提倡的修道院教育，腐蝕了愛瑪稚弱的心靈，在她靈魂深處播下了淫糜的種子，做成了墮落的溫床。試想一想，如果沒有這種教育，日後的愛瑪及其生活道路，必然會是另外一種樣子。由修道院陶鑄出來的愛瑪·魯俄小姐，懷著對愛情的憧憬結了婚，成了包法利夫人。包法利是鄉鎮醫生，按理說在鄉間算得上一個體面人物，可是他平庸無能，感情遲鈍，與愛瑪幻想中的騎士相差十萬八千里。愛瑪所期待的愛情沒有到來。而沃比薩爾的舞會卻向她展示了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上流社會生活。在這裡，她體驗到了奢侈豪華的生活的滋味，看到了養尊處優、浪蕩調情的貴夫人，看到了曾經在王宮裡很吃香、在王后娘娘床上睡過覺的老公爵，還同那位風度翩翩、頗有騎士派頭的子爵跳過舞。這次舞會，是涉足社交生活的愛瑪所上的第一課，使她在修道院時期所產生的天花亂墜的幻想，變成了看得見、摸得著的生活方式，在她的心靈深處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後來她的一切渴求和夢想的背後，都浮現出這次舞會的難忘情景。包法利夫人本來並不是個壞女人，儘管受了這些教育和影響，在遷居永維鎮之後，她還是一度發狠躲避萊昂的追求，力圖當一個賢妻良母，甚至試圖幫助丈夫事業上創造驚人的成就，名揚天下。但是丈夫太無能，太不爭氣，險些斷送一條人命，使她受到不堪承受的打擊，覺得包法利這個姓氏給她帶來的只有屈辱，因此本已岌岌可危的貞操，才徹底崩潰了。她也曾一度試圖到宗教中去尋求抵禦情慾誘惑的力量，可是自稱“醫治人類靈魂的醫生”的本堂神甫，對她心靈苦悶的傾吐卻無動於衷，根本不理解，使她的希望歸於徹底幻滅。社會給她造成了墮落的溫床，而在她本能地一再反抗、掙扎時，在社會上卻找不到任何救助。而羅多爾夫、萊昂這類道德敗壞、專門玩弄女性的男人，卻一再勾引她。這樣，她便不可避免地成了他們的虜獲物，最終墮落為不可救藥的淫婦。顯然，包法利夫人之所以陷入墮落的泥坑，禍根不是別的，正是資產階級的教育，是資產階級社會的腐蝕和引誘。我們可以說，是那個墮落的社會造成了包法利夫人的墮落。
包法利夫人的致命錯誤，在於她不懂得豪華淫逸的生活和浪漫傳奇的愛情，需要物質財富作為基礎。她的家庭環境，無論她父親還是她丈夫的家境，都不具備這種物質條件，而她卻偏偏要去追求那種不可能屬於她的生活。在她尋求愛情和幸福，卻淪為別人的玩物的過程中，她不知不覺地將丈夫的薄產揮霍殆盡。這便給高利貸者提供了可乘之機。唯利是圖、精明狡猾的奸商勒樂，看準了包法利夫人的弱點和處境，拿物慾作為誘餌，讓她簽署一張又一張借據，使她積債如山，而一旦發現她身上再也沒有油水可榨時，便串通法院，扣押包法利家的財產抵債，並且張貼布告宣布拍賣。包法利夫人被逼到了家庭破產、身敗名裂的絕境。她求助於情人，情人們推諉搪塞；她求助於稅吏，稅吏無動於衷；她求助於公證人，公證人花言巧語，企圖乘其危難占有她。這時的人世，對包法利夫人是那樣冷酷無情！在她面前只剩下一條路，就是結束她尚年輕的生命。事實再清楚不過：包法利夫人是被資產階級社會逼死的一一除了這個結論，人們還能得出什麼別的結論呢？作品所描寫的包法利夫人這個悲劇人物是一個典型，是被資產階級社會摧殘的千千萬萬婦女的代表。作者本人就說過：“就在此刻，我可憐的包法利夫人，正在法國的十二個村莊裡受罪、哭泣！”。被逼致死的包法利夫人遭到社會唾棄，而引誘她墮落的情人羅多爾夫和萊昂，卻逍遙自在，甚至步步高升。作品結尾的這一筆，更飽含了辛辣的諷刺和血淚的控訴。福樓拜說：“任何寫照都是諷刺，歷史是控訴。”。這種諷刺和控訴，構成了《包法利夫人》強烈的批判效果。
《包法利夫人》強烈的批判效果，不僅僅體現在對愛瑪的命運的描寫上。這部小說有個副標題，叫做《外省風俗》。除了愛瑪的生活經歷之外，它還給人們提供了什麼樣的外省風俗畫呢？給人以鮮明印象的，首先是一幅形形色色的外省資產者群醜圖。這裡有滿嘴“進步”“科學”，實際上不學無術，卻懷著政治野心，欺世盜名的藥店老闆奧梅；有自譽為“醫治人類靈魂的醫生”，實際上對人的感情一竅不通，淺薄可笑的本堂神甫布爾尼賢；有道貌岸然，彬彬有禮，卻滿肚子男盜女娼，與奸商暗中勾結，飽肥私囊的公證人紀堯曼；有唯利是圖，奸詐狡猾，重利盤剝，置人於死地的奸商兼高利貸者勒樂；有靈魂骯髒，腐化墮落，隨心所欲玩弄女性，縱情聲色犬馬的地主羅多爾夫；還有生活空虛，百無聊賴，整天擺弄旋床以消磨時光的稅吏兼消防隊長比內，等等。當然，鄉鎮醫生包法利也應算其中一個，這是一個思想平庸，能力低下，感情遲鈍，麻木不仁，做過“名揚天下”的美夢，但終因醫術平常，只好安於現狀的人。夠了，在一個外省鄉鎮，數得著的有頭有臉的人物，基本上齊全了；要說缺，只缺一個鄉村教師，因為那個時代在鄉間，教師還不受人重視。作者把整個鄉鎮的頭面人物，寫得如此周全，幾乎一個不漏，不能不說是一種著意安排。這些人算得上鄉鎮的精英吧，可是他們之中，竟然沒有一個坦蕩君子，沒有一個德才兼備之士，沒有一個有德性的角色！他們全都是蠅營狗苟之輩！一個鄉鎮是如此，推而廣之，整個資產階級，整個社會，不是可想而知了嗎？這就是為什麼《包法利夫人》雖然寫的是外省一隅，卻具有震動整個統治階級的力量。
作為外省風俗畫，作品中以濃重的色彩，渲染的筆調，描寫了一個“農業評比會”。這是當局宣揚成就、刺激農業生產發展的一次盛會。會場上張燈結彩，敲鑼打鼓，鳴槍放炮，一派在永維鎮難得見到的節日景象。就在這非凡的熱鬧氣氛中，各種頭面人物，上至省府參事，下至本地鄉紳，粉墨登場。其中，藥店老闆奧梅，上竄下跳，出盡風頭；教堂執事賴斯迪布都瓦，趁機向參加會議的農民出租教堂的椅子，大撈外快；省府參事在主席台上發表演說，大肆吹噓全國農村的進步和政府對農民的關心，而羅多爾夫鑽在二樓，甜言蜜語勾引包法利夫人，兩個人一個慷慨激昂，一個竊竊私語，形成了一曲令人忍俊不禁的二重唱；而主席台下的整個會場，人群吵吵嚷嚷，牛哞羊咩，亂成一片。一個莊嚴隆重的評比會，變成了一幕滑稽可笑的鬧劇。不僅如此，在大會主席宣布的長長一串獲獎者名單中，有一位給地主幹了五十四年活的老太太，人又老又瘦，臉上的皺紋比風乾的蘋果還多，身上穿著破衣服，兩隻手長年接觸穀倉的塵土、洗濯的鹼水和羊毛的油脂，粗糙發硬，疙里疙瘩，合也合不攏，而她半個多世紀的辛勞所換來的獎賞，只不過是一枚僅值二十五法郎的獎章！作品中精心安排這樣一位被剝削制度壓榨乾的農婦，作為獲獎者的代表，不正是對省府參事所唱的高調，對這次所謂評比會的抗議嗎？會議結束後，頭面人物全都留下來大吃大喝，而民眾散去，“人人回到原來的地位，主子繼續虐待僱工，僱工繼續用鞭子抽打牲口”。這是多么尖刻的諷刺，多么有力的批判。而這種諷刺和批判所針對的，從作品中不難看出，是政府，是最高當局，甚至國君。
《包法利夫人》故事發生的背景是七月王朝，但它所揭露和批判的，主要是第二帝國的社會現實。難怪作品一問世，就立刻掀起軒然大波，“遭到政府攻擊，報紙謾罵，教士仇視”，帝國政府迫不及待地要拿作者問罪。這正是這部作品獲得巨大成功，以及這部作品能夠繼《紅與黑》和《人間喜劇》之後，成為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又一部傑作的根本原因。
作為繼《紅與黑》和《人間喜劇》之後，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又一部傑作，《包法利夫人》不僅思想內涵上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和批判效果，而且藝術風格上在繼承現實主義傳統的同時，取得了革新性的突破，在法國甚至世界文壇，獲得了普遍讚譽和高度評價。拉馬丁說這部作品是他“二十年來讀到的最優秀的作品”；波德萊爾讚揚福樓拜“肩負了開闢一條新路的使命”；聖勃夫評論說：“在許多地方，我覺得從不同形式下看到了新文學的標誌。”左拉宣稱“新的藝術法典寫出來了”；馬克思的女兒愛琳娜則認為“完美無缺的《包法利夫人》問世後，在文壇產生了類似革命的效果。”這些評價不約而同地高度肯定了《包法利夫人》的藝術成就。
福樓拜把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當作小說創作的最高原則。他像司湯達和巴爾扎克一樣，把小說喻為“反映現實生活的一面鏡子”。。他認為真實和美是不可分割的：“美就意味著真實。雖說真實的東西不一定都美，但美的東西，永遠是真實的。”“喪失了真實性，也就喪失了藝術性。”。這些論斷反映了福樓拜的藝術風格的基本傾向。但這種基本傾向並非福樓拜所獨具。人們同樣可以拿這些觀點，去衡量和評價其他現實主義大師們的藝術特點。福樓拜的獨創，在於他通過《包法利夫人》，把小說藝術的真實原則推到了“純客觀”的境界。他主張，作家寫小說，應該像自然科學家搞科學研究一樣，始終保持客觀、冷靜的態度，“作者的想像，即使讓讀者模糊地猜測到，也是不允許的”。作品中“一頁一行，一句一字，都不應該流露出作者的觀點和意圖的絲毫痕跡”。《包法利夫人》以前的小說，無論司湯達的《紅與黑》，還是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在作品中作者處於主宰一切的地位，由作者敘述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和社會背景，評價人物和事件；作者還經常借題發揮，抒發感慨或闡發哲理，甚至向讀者進行說教。總之，作者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在《包法利夫人》里，這一切都不見了。作者把自己深深地隱藏起來了。讀完這部小說，甚至很難弄清故事的敘述者究竟是誰？作品上卷第一章寫上中學的夏爾·包法利，其中有一句話：“夏爾當時的情形，現在我們恐怕誰也不記得很清楚了。”由此看，故事的敘述者似乎是夏爾的一位同學。但僅此而己，後面再也沒露出蛛絲馬跡。寫愛瑪的遭遇和命運，作者自始至終沒有出面發一句感慨；寫“農業評比會”那樣的場面，作者也沒有出面發一句議論。總之，作者把自己徹底從作品中排除了。他只是通過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把現實生活忠實地描寫出來，一切讓讀者去體會，讓讀者去下結論。這種“純客觀”小說，根植於前期批判現實主義的土壤之中，而為19世紀後期的自然主義開闢了道路。左拉就特別推崇《包法利夫人》，稱之為“自然主義的典範之作”，並且通過對《包法利夫人》的評價，闡述了自然主義的藝術觀：“小說家無動於衷是一條基本法則。自然主義小說家使自己徹底消失在自己所敘述的行動背後。他是藏而不露的戲劇導演。”“作家不是說教者，而是解剖學家。他只滿足於講出在人的屍體裡所看到的東西，讓讀者自己去下結論。小說家始終保持不偏不倚。福樓拜就是這樣寫小說的。”
前面已經提到，《包法利夫人》以前的小說，作品中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和社會背景、主要人物的出身，甚至重要活動或習俗的來龍去脈，無不詳詳細細交代得一清二楚，力圖讓讀者感到，一切都有根有據，天衣無縫。可是，讀完《包法利夫人》，讀者會發現，這本小說根本沒有交代時代背景和社會背景，人物出身也沒有專門的介紹，更沒有家族譜系式的回顧與敘述。作品的著眼點，是描寫現實的生活，描寫人物現實的活動、遭遇和命運。至於這一切的背景，則是一片虛無。這樣做的目的，是儘可能地把作品的主題思想隱藏起來，讓讀者自己去思考、體會、理解。關於這一點，作者福樓拜說得很明確：“我覺得美的，亦即我想寫的，是一本建立在虛無之上的書。它僅僅靠自己，靠其文筆的內在力量來維持，就像地球沒有任何支撐而維持在空中一樣。這是一本沒有主題，或者儘可能讓主題隱而不露的書。”。這種“建立在虛無之上”，正是《包法利夫人》整體風格的又一重要特點。
與虛無相聯繫的，是《包法利夫人》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荒誕”的特色。由於作品所著眼的是“直接描寫”，寫人物活動不言明其動機，寫物件不暗示其象徵意義，這就難免讓人捉摸不透而產生荒誕之感。當然，這種情況僅僅是局部的，尚不構成這部作品的整體特色。關於這一點，後世評論家作為典型進行分析的，主要是兩個例子：其一是包法利夫人為了與萊昂幽會，頻繁地奔走於永維鎮與盧昂之間。她的行動完全出自於一種本能，不顧一切後果，令人感到極不近情理而顯得荒誕。其二是關於夏爾上中學時所戴的帽子的描寫。這是尤為典型的一個例子。讀者不妨再來玩味一下這段描寫：“他那頂帽子可是頗有特色，既像熊皮帽、騎兵盔，又像圓筒帽、水獺皮鴨舌帽和棉布睡帽，總之不三不四，十分寒磣，它那不聲不響的難看樣子，活像一個表情莫名其妙的傻子的臉。它呈橢圓形，裡面用鯨魚骨支撐；帽口有三道環狀滾邊，往上是由絲絨和兔子皮鑲成的菱形方塊，彼此交錯，中間有紅道隔開；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和硬紙板剪成的多角形帽頂；帽頂蒙著一塊圖案複雜的彩繡，中間垂下一根過分細的長帶子，末梢吊著一個結成十字形花紋的金線墜子。那頂帽子倒是嶄新的，帽檐閃閃發光。”請看，這項帽子描寫得不可謂不生動，不可謂不具體。但是，它的總的特徵究竟是什麼呢？讀者恐怕很難講得清楚，甚至它作為帽子的基本特徵，也消失在讀者的意識的空白之中。至於它究竟具有什麼象徵意義，就更難把握，似乎它的意義就在於它的存在，甚至就在於它本來不代表任何意義。這種荒誕的描寫，給了後世的現代派小說家生動的啟示。
福樓拜是位語言大師，很注重人物性格化的語言。但是在《包法利夫人》里，他對人物對話的描寫顯得相當節制，作品裡幾乎見不到大段大段的直接對話。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突出地運用了人物內心獨自。不僅愛瑪和夏爾，就是羅多爾夫和萊昂，甚至魯俄老爹，都有大段的內心獨白。雖然從整體上講，內心獨白在這部作品中也是局部的，但可以毫不誇張地稱為“包法利特色”。內心獨白正是人物心理上那個最隱秘的領域、那個夢囈般難以表達的領域的流露，是人物的思想在無意識層次的流動，有助於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使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具有立體感，更真實可信。
福樓拜是一位銳意創新的藝術家，他在《包法利夫人》里為追求藝術的完美所作的嘗試，為革新小說的藝術形式作出了重要貢獻，引起了20世紀的現代派小說家們的普遍注意，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意識流小說大師普魯斯特認為，《包法利夫人》中人物內心獨白和動詞非確指過去時的運用，使得福樓拜“幾乎像康德一樣更新了我們對事物的看法，更新了認識及外部世界現實的理論”。。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薩特稱福樓拜是“現代小說的創始人”，“處於當今所有文學問題的會合處”。而60年代“新小說”的主要作家羅伯一格里耶和娜塔麗·薩洛特，在猛烈抨擊巴爾扎克式小說的同時，卻把福樓拜奉為前驅，全面繼承並大大發展了《包法利夫人》革新性的藝術特色，進而把小說的藝術形式推到了極端。現代派小說家們對福樓拜的崇奉和繼承，充分顯示了福樓拜在法國文學史上獨一無二的地位，而一百多年來人們對《包法利夫人》的研究、評價和借鑑，說明這部作品成了現代小說名副其實的經典。法國當代小說家兼評論家蒙泰朗說得好：“法國當代所有作家，至少像我這種年齡的作家，都從他(福樓拜)那裡得到了一點什麼。”“人們感激他塑造了一個典型一一包法利夫人的典型。”
羅國林
福樓拜動手寫《包法利夫人》，是1851年9月19日在盧昂近郊的克羅瓦塞別墅。經過將近五年嘔心瀝血的創作，直到1856年5月才完稿。但謄寫人謄得一塌糊塗，他又不得不仔細校正，至5月31日，才寄給《巴黎雜誌》他的朋友杜康。《巴黎雜誌》是一家半月刊，將手稿擱置了三個月，才決定從10月1日至12月15日分六期連載《包法利夫人》。但該刊審讀委員會致函福樓拜，認為他的小說需要刪節，請他把刪節的全權交給編輯部。福樓拜未予理睬，僅在來函背面寫了“荒謬透頂”四個字。從10月10日至11月15日發表的幾部分，倒是未作刪節。及至12月1日那一期準備付印之時，編輯部一位負責人對出租馬車裡發生的場面(即萊昂與愛瑪從盧昂大教堂里出來後，乘出租馬車瘋跑全城那一段)，忽然感到擔心，說：“這一段不合適，我們還是把它去掉吧。”福樓拜對此十分氣憤，但為了不使編輯部為難，便說：“你們要刪節，悉聽尊便，但你們必須說明你們作了刪節。”於是，編輯部加了一條腳註：“審讀委員會認為有必要刪去此處的一段，因為它不符合本刊的編輯方針。特此說明。”事情並未到此止步，接著12月15日那一期，編輯部又決定刪去幾處。福樓拜確實惱怒了，經交涉，在小說正文底下刊出他的抗議：“《巴黎雜誌》出於我不贊同的某些考慮，在12月1日那一期里己刪去了一段。在編輯這一期時，他們又顧慮重重，認為必須刪去好幾處。因此，我聲明對後面發表的部分不負責任，讀者看到的僅是片斷，不是整體。” 《包法利夫人》一發表，立刻在文學界和讀者中引起了轟動。當時負責嚴密檢查所有出版物的帝國檢察署，看到《巴黎雜誌》在發表這部轟動性小說時竟“顧慮重重”，多次刪節，該刊審讀委員會還特地聲明，所刪去的部分“不符合本刊的編輯方針”。這還了得！檢察署高度警覺起來，對陸續發表的每一部分仔細研究，很快決定對這本書的作者福樓拜以及《巴黎雜誌》發行經理洛朗比沙和印刷商比耶提出公訴。福樓拜等很快收到傳票，審判於1857年1月31日開始。負責宣讀公訴狀的是代理檢察長埃內斯特·皮納爾。此人是帝國政府豢養的一條鷹犬，後來出任內政大臣。他在公訴狀里，指控《包法利夫人》“敗壞公眾道德，誹謗宗教”。其重點打擊對象是作者福樓拜。公訴狀最後要求法庭從輕處理雜誌發行經理和印刷商，“至於主犯福樓拜，你們必須嚴懲。”這篇公訴狀儘管十分蹩腳，許多地方十分可笑，但至今仍值得一讀。它使我們看到，在資產階級極權制度下，檢察機關怎樣不擇手段，羅織罪名，扼殺真正優秀的文學作品，達到鉗制輿論，鞏固專制統治的目的。它是一個時代的回聲，不僅說明了那個社會制度及其專制政權的反動，也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偏見和狹隘。
出庭為福樓拜辯護的是儒勒·塞納爾律師。他在辯護詞中肯定《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書”，“一本誠實的書”，“這本書的思想，從頭至尾是一種非常合乎道德、合乎宗教的思想”，“它是通過揭露令人髮指的道德敗壞來弘揚道德”。塞納爾是巴黎律師公會成員，曾任國民議會議長，可謂聲譽卓著，而又雄辯機警。他的辯護詞很有特色。當時，他如果不從肯定《包法利夫人》非常合乎道德和宗教這個前提入手，而從維護言論自由和維護藝術之於道德的獨立性入手來進行辯護，那將是非常笨拙的。他不僅論證了《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書，而且肯定了它的藝術成就，強調它是作者長期深入、細緻觀察生活的結晶，讚揚了作者獨特的藝術風格，甚至大膽肯定現實主義的描寫方法。作為一個律師，在當時做到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
就在開庭前夕，當時影響很大的詩人拉馬丁，約見年輕的作者(福樓拜那時年僅三十五歲)，對他表示支持。福樓拜問他：“先生，我因為寫了這部作品，正受到輕罪法庭追究，指控我違背了道德和宗教，這一點你想得通嗎？”拉馬丁斬釘截鐵地回答：“親愛的孩子，在法國沒有一個法庭能給你定罪。有人如此誤解你的作品，並下令對它提出起訴，這非常令人遺憾。不過，為了我們國家和我們時代的榮譽，任何法庭都不能給你定罪。”事實證明，拉馬丁的斷言是真知灼見。面對《包法利夫人》這部傑作，面對德高望重的塞納爾律師邏輯嚴密、雄辯有力的辯護，面對許多著名作家的聲援和抗爭，巴黎第六輕罪法庭在“判決書”里雖然指出，“在本庭受到起訴的這部作品應該受到譴責”，但不得不承認，公訴狀所指控的段落，“無論從它們所闡述的思想還是它們所描寫的情景，仍屬於作者試圖塑造的人物性格的範疇”。因而宣告作者福樓拜以及《巴黎雜誌》發行經理和印刷商“無罪”，“不予追究”。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勝利。它不僅是福樓拜的勝利，也是整個文學界的勝利。福樓拜本人充分意識到這個勝利的重大意義，他說：“我這場官司是整個當代文學的官司。人們攻擊的不是我的小說，而是所有小說連同創作小說的權利。”。統治者的倒行逆施往往產生與其願望相反的結果。這場官司不僅為《包法利夫人》作了廣告，使它在兩個月內銷售量達一萬五千冊，此後又一版再版，而且進一步確立了這部作品的歷史地位。
《包法利夫人》描寫的，是一位小資產階級女性因不滿夫妻生活的平淡無奇而通姦，最後身敗名裂，服毒自殺的故事。這樣一個桃色事件，無論在實際生活中，還是在向來的愛情小說里，都是司空見慣的。何以經福樓拜寫出來，便驚動了帝國政府檢察署，立即對作者提出公訴，給他加上“敗壞道德，誹謗宗教”的罪名，要求法庭“必須嚴懲”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只要分析一下這部作品的思想內涵，便昭然若揭。
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著眼點不在寫她的愛情故事，而在寫她從純真到墮落，從墮落到毀滅的前因後果，揭露資本主義社會戕害人性，腐蝕人的靈魂，甚至吞噬人的罪惡本質。
愛瑪出生於外省一個殷實農家。和許多鄉下女孩子一樣，她聰明伶俐，天真純樸。可是，在19世紀上半葉的法國，無論巴黎還是外省的中上層資產階級，都把女孩子送進修道院接受一段教育，培養貴族式的思想感情和言行舉止，為日後進入上流社會打下基礎。愛瑪的父親魯俄老爹愛女心切，也趕時髦，把她送進盧昂的修道院。愛瑪生性敏感，感情熱烈，想像豐富，在修道院裡，“修女們在訓戒時，反覆拿未婚夫、丈夫、天國的情人和永恆的婚姻這些概念進行比較，在她的靈魂深處，喚起意想不到的柔情”，而宗教音樂課上所唱的抒情歌曲，全都“格調低下，音調輕浮，使愛瑪窺見了誘人而又變化莫測的感情世界”。在這種情況下，修道院禁慾主義的說教，只能起反作用，越發刺激她受壓抑的情感和對愛情的遐想。不僅如此，1830年前後風靡人心的消極浪漫主義，配合天主教捲土重來的活動，也滲透進了修道院。正是在修道院裡，愛瑪接受了浪漫主義傳奇小說的薰陶，成天滿腦子情男、情女、眼淚與吻、月下小舟、林中夜鶯、憑窗盼望白翎騎士前來幽會的女城堡主。這些東西與她出身的環境和她日後的家庭生活，格格不入。正是社會提倡的修道院教育，腐蝕了愛瑪稚弱的心靈，在她靈魂深處播下了淫糜的種子，做成了墮落的溫床。試想一想，如果沒有這種教育，日後的愛瑪及其生活道路，必然會是另外一種樣子。由修道院陶鑄出來的愛瑪·魯俄小姐，懷著對愛情的憧憬結了婚，成了包法利夫人。包法利是鄉鎮醫生，按理說在鄉間算得上一個體面人物，可是他平庸無能，感情遲鈍，與愛瑪幻想中的騎士相差十萬八千里。愛瑪所期待的愛情沒有到來。而沃比薩爾的舞會卻向她展示了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上流社會生活。在這裡，她體驗到了奢侈豪華的生活的滋味，看到了養尊處優、浪蕩調情的貴夫人，看到了曾經在王宮裡很吃香、在王后娘娘床上睡過覺的老公爵，還同那位風度翩翩、頗有騎士派頭的子爵跳過舞。這次舞會，是涉足社交生活的愛瑪所上的第一課，使她在修道院時期所產生的天花亂墜的幻想，變成了看得見、摸得著的生活方式，在她的心靈深處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後來她的一切渴求和夢想的背後，都浮現出這次舞會的難忘情景。包法利夫人本來並不是個壞女人，儘管受了這些教育和影響，在遷居永維鎮之後，她還是一度發狠躲避萊昂的追求，力圖當一個賢妻良母，甚至試圖幫助丈夫事業上創造驚人的成就，名揚天下。但是丈夫太無能，太不爭氣，險些斷送一條人命，使她受到不堪承受的打擊，覺得包法利這個姓氏給她帶來的只有屈辱，因此本已岌岌可危的貞操，才徹底崩潰了。她也曾一度試圖到宗教中去尋求抵禦情慾誘惑的力量，可是自稱“醫治人類靈魂的醫生”的本堂神甫，對她心靈苦悶的傾吐卻無動於衷，根本不理解，使她的希望歸於徹底幻滅。社會給她造成了墮落的溫床，而在她本能地一再反抗、掙扎時，在社會上卻找不到任何救助。而羅多爾夫、萊昂這類道德敗壞、專門玩弄女性的男人，卻一再勾引她。這樣，她便不可避免地成了他們的虜獲物，最終墮落為不可救藥的淫婦。顯然，包法利夫人之所以陷入墮落的泥坑，禍根不是別的，正是資產階級的教育，是資產階級社會的腐蝕和引誘。我們可以說，是那個墮落的社會造成了包法利夫人的墮落。
包法利夫人的致命錯誤，在於她不懂得豪華淫逸的生活和浪漫傳奇的愛情，需要物質財富作為基礎。她的家庭環境，無論她父親還是她丈夫的家境，都不具備這種物質條件，而她卻偏偏要去追求那種不可能屬於她的生活。在她尋求愛情和幸福，卻淪為別人的玩物的過程中，她不知不覺地將丈夫的薄產揮霍殆盡。這便給高利貸者提供了可乘之機。唯利是圖、精明狡猾的奸商勒樂，看準了包法利夫人的弱點和處境，拿物慾作為誘餌，讓她簽署一張又一張借據，使她積債如山，而一旦發現她身上再也沒有油水可榨時，便串通法院，扣押包法利家的財產抵債，並且張貼布告宣布拍賣。包法利夫人被逼到了家庭破產、身敗名裂的絕境。她求助於情人，情人們推諉搪塞；她求助於稅吏，稅吏無動於衷；她求助於公證人，公證人花言巧語，企圖乘其危難占有她。這時的人世，對包法利夫人是那樣冷酷無情！在她面前只剩下一條路，就是結束她尚年輕的生命。事實再清楚不過：包法利夫人是被資產階級社會逼死的一一除了這個結論，人們還能得出什麼別的結論呢？作品所描寫的包法利夫人這個悲劇人物是一個典型，是被資產階級社會摧殘的千千萬萬婦女的代表。作者本人就說過：“就在此刻，我可憐的包法利夫人，正在法國的十二個村莊裡受罪、哭泣！”。被逼致死的包法利夫人遭到社會唾棄，而引誘她墮落的情人羅多爾夫和萊昂，卻逍遙自在，甚至步步高升。作品結尾的這一筆，更飽含了辛辣的諷刺和血淚的控訴。福樓拜說：“任何寫照都是諷刺，歷史是控訴。”。這種諷刺和控訴，構成了《包法利夫人》強烈的批判效果。
《包法利夫人》強烈的批判效果，不僅僅體現在對愛瑪的命運的描寫上。這部小說有個副標題，叫做《外省風俗》。除了愛瑪的生活經歷之外，它還給人們提供了什麼樣的外省風俗畫呢？給人以鮮明印象的，首先是一幅形形色色的外省資產者群醜圖。這裡有滿嘴“進步”“科學”，實際上不學無術，卻懷著政治野心，欺世盜名的藥店老闆奧梅；有自譽為“醫治人類靈魂的醫生”，實際上對人的感情一竅不通，淺薄可笑的本堂神甫布爾尼賢；有道貌岸然，彬彬有禮，卻滿肚子男盜女娼，與奸商暗中勾結，飽肥私囊的公證人紀堯曼；有唯利是圖，奸詐狡猾，重利盤剝，置人於死地的奸商兼高利貸者勒樂；有靈魂骯髒，腐化墮落，隨心所欲玩弄女性，縱情聲色犬馬的地主羅多爾夫；還有生活空虛，百無聊賴，整天擺弄旋床以消磨時光的稅吏兼消防隊長比內，等等。當然，鄉鎮醫生包法利也應算其中一個，這是一個思想平庸，能力低下，感情遲鈍，麻木不仁，做過“名揚天下”的美夢，但終因醫術平常，只好安於現狀的人。夠了，在一個外省鄉鎮，數得著的有頭有臉的人物，基本上齊全了；要說缺，只缺一個鄉村教師，因為那個時代在鄉間，教師還不受人重視。作者把整個鄉鎮的頭面人物，寫得如此周全，幾乎一個不漏，不能不說是一種著意安排。這些人算得上鄉鎮的精英吧，可是他們之中，竟然沒有一個坦蕩君子，沒有一個德才兼備之士，沒有一個有德性的角色！他們全都是蠅營狗苟之輩！一個鄉鎮是如此，推而廣之，整個資產階級，整個社會，不是可想而知了嗎？這就是為什麼《包法利夫人》雖然寫的是外省一隅，卻具有震動整個統治階級的力量。
作為外省風俗畫，作品中以濃重的色彩，渲染的筆調，描寫了一個“農業評比會”。這是當局宣揚成就、刺激農業生產發展的一次盛會。會場上張燈結彩，敲鑼打鼓，鳴槍放炮，一派在永維鎮難得見到的節日景象。就在這非凡的熱鬧氣氛中，各種頭面人物，上至省府參事，下至本地鄉紳，粉墨登場。其中，藥店老闆奧梅，上竄下跳，出盡風頭；教堂執事賴斯迪布都瓦，趁機向參加會議的農民出租教堂的椅子，大撈外快；省府參事在主席台上發表演說，大肆吹噓全國農村的進步和政府對農民的關心，而羅多爾夫鑽在二樓，甜言蜜語勾引包法利夫人，兩個人一個慷慨激昂，一個竊竊私語，形成了一曲令人忍俊不禁的二重唱；而主席台下的整個會場，人群吵吵嚷嚷，牛哞羊咩，亂成一片。一個莊嚴隆重的評比會，變成了一幕滑稽可笑的鬧劇。不僅如此，在大會主席宣布的長長一串獲獎者名單中，有一位給地主幹了五十四年活的老太太，人又老又瘦，臉上的皺紋比風乾的蘋果還多，身上穿著破衣服，兩隻手長年接觸穀倉的塵土、洗濯的鹼水和羊毛的油脂，粗糙發硬，疙里疙瘩，合也合不攏，而她半個多世紀的辛勞所換來的獎賞，只不過是一枚僅值二十五法郎的獎章！作品中精心安排這樣一位被剝削制度壓榨乾的農婦，作為獲獎者的代表，不正是對省府參事所唱的高調，對這次所謂評比會的抗議嗎？會議結束後，頭面人物全都留下來大吃大喝，而民眾散去，“人人回到原來的地位，主子繼續虐待僱工，僱工繼續用鞭子抽打牲口”。這是多么尖刻的諷刺，多么有力的批判。而這種諷刺和批判所針對的，從作品中不難看出，是政府，是最高當局，甚至國君。
《包法利夫人》故事發生的背景是七月王朝，但它所揭露和批判的，主要是第二帝國的社會現實。難怪作品一問世，就立刻掀起軒然大波，“遭到政府攻擊，報紙謾罵，教士仇視”，帝國政府迫不及待地要拿作者問罪。這正是這部作品獲得巨大成功，以及這部作品能夠繼《紅與黑》和《人間喜劇》之後，成為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又一部傑作的根本原因。
作為繼《紅與黑》和《人間喜劇》之後，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又一部傑作，《包法利夫人》不僅思想內涵上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和批判效果，而且藝術風格上在繼承現實主義傳統的同時，取得了革新性的突破，在法國甚至世界文壇，獲得了普遍讚譽和高度評價。拉馬丁說這部作品是他“二十年來讀到的最優秀的作品”；波德萊爾讚揚福樓拜“肩負了開闢一條新路的使命”；聖勃夫評論說：“在許多地方，我覺得從不同形式下看到了新文學的標誌。”左拉宣稱“新的藝術法典寫出來了”；馬克思的女兒愛琳娜則認為“完美無缺的《包法利夫人》問世後，在文壇產生了類似革命的效果。”這些評價不約而同地高度肯定了《包法利夫人》的藝術成就。
福樓拜把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當作小說創作的最高原則。他像司湯達和巴爾扎克一樣，把小說喻為“反映現實生活的一面鏡子”。。他認為真實和美是不可分割的：“美就意味著真實。雖說真實的東西不一定都美，但美的東西，永遠是真實的。”“喪失了真實性，也就喪失了藝術性。”。這些論斷反映了福樓拜的藝術風格的基本傾向。但這種基本傾向並非福樓拜所獨具。人們同樣可以拿這些觀點，去衡量和評價其他現實主義大師們的藝術特點。福樓拜的獨創，在於他通過《包法利夫人》，把小說藝術的真實原則推到了“純客觀”的境界。他主張，作家寫小說，應該像自然科學家搞科學研究一樣，始終保持客觀、冷靜的態度，“作者的想像，即使讓讀者模糊地猜測到，也是不允許的”。作品中“一頁一行，一句一字，都不應該流露出作者的觀點和意圖的絲毫痕跡”。《包法利夫人》以前的小說，無論司湯達的《紅與黑》，還是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在作品中作者處於主宰一切的地位，由作者敘述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和社會背景，評價人物和事件；作者還經常借題發揮，抒發感慨或闡發哲理，甚至向讀者進行說教。總之，作者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在《包法利夫人》里，這一切都不見了。作者把自己深深地隱藏起來了。讀完這部小說，甚至很難弄清故事的敘述者究竟是誰？作品上卷第一章寫上中學的夏爾·包法利，其中有一句話：“夏爾當時的情形，現在我們恐怕誰也不記得很清楚了。”由此看，故事的敘述者似乎是夏爾的一位同學。但僅此而己，後面再也沒露出蛛絲馬跡。寫愛瑪的遭遇和命運，作者自始至終沒有出面發一句感慨；寫“農業評比會”那樣的場面，作者也沒有出面發一句議論。總之，作者把自己徹底從作品中排除了。他只是通過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把現實生活忠實地描寫出來，一切讓讀者去體會，讓讀者去下結論。這種“純客觀”小說，根植於前期批判現實主義的土壤之中，而為19世紀後期的自然主義開闢了道路。左拉就特別推崇《包法利夫人》，稱之為“自然主義的典範之作”，並且通過對《包法利夫人》的評價，闡述了自然主義的藝術觀：“小說家無動於衷是一條基本法則。自然主義小說家使自己徹底消失在自己所敘述的行動背後。他是藏而不露的戲劇導演。”“作家不是說教者，而是解剖學家。他只滿足於講出在人的屍體裡所看到的東西，讓讀者自己去下結論。小說家始終保持不偏不倚。福樓拜就是這樣寫小說的。”
前面已經提到，《包法利夫人》以前的小說，作品中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和社會背景、主要人物的出身，甚至重要活動或習俗的來龍去脈，無不詳詳細細交代得一清二楚，力圖讓讀者感到，一切都有根有據，天衣無縫。可是，讀完《包法利夫人》，讀者會發現，這本小說根本沒有交代時代背景和社會背景，人物出身也沒有專門的介紹，更沒有家族譜系式的回顧與敘述。作品的著眼點，是描寫現實的生活，描寫人物現實的活動、遭遇和命運。至於這一切的背景，則是一片虛無。這樣做的目的，是儘可能地把作品的主題思想隱藏起來，讓讀者自己去思考、體會、理解。關於這一點，作者福樓拜說得很明確：“我覺得美的，亦即我想寫的，是一本建立在虛無之上的書。它僅僅靠自己，靠其文筆的內在力量來維持，就像地球沒有任何支撐而維持在空中一樣。這是一本沒有主題，或者儘可能讓主題隱而不露的書。”。這種“建立在虛無之上”，正是《包法利夫人》整體風格的又一重要特點。
與虛無相聯繫的，是《包法利夫人》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荒誕”的特色。由於作品所著眼的是“直接描寫”，寫人物活動不言明其動機，寫物件不暗示其象徵意義，這就難免讓人捉摸不透而產生荒誕之感。當然，這種情況僅僅是局部的，尚不構成這部作品的整體特色。關於這一點，後世評論家作為典型進行分析的，主要是兩個例子：其一是包法利夫人為了與萊昂幽會，頻繁地奔走於永維鎮與盧昂之間。她的行動完全出自於一種本能，不顧一切後果，令人感到極不近情理而顯得荒誕。其二是關於夏爾上中學時所戴的帽子的描寫。這是尤為典型的一個例子。讀者不妨再來玩味一下這段描寫：“他那頂帽子可是頗有特色，既像熊皮帽、騎兵盔，又像圓筒帽、水獺皮鴨舌帽和棉布睡帽，總之不三不四，十分寒磣，它那不聲不響的難看樣子，活像一個表情莫名其妙的傻子的臉。它呈橢圓形，裡面用鯨魚骨支撐；帽口有三道環狀滾邊，往上是由絲絨和兔子皮鑲成的菱形方塊，彼此交錯，中間有紅道隔開；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和硬紙板剪成的多角形帽頂；帽頂蒙著一塊圖案複雜的彩繡，中間垂下一根過分細的長帶子，末梢吊著一個結成十字形花紋的金線墜子。那頂帽子倒是嶄新的，帽檐閃閃發光。”請看，這項帽子描寫得不可謂不生動，不可謂不具體。但是，它的總的特徵究竟是什麼呢？讀者恐怕很難講得清楚，甚至它作為帽子的基本特徵，也消失在讀者的意識的空白之中。至於它究竟具有什麼象徵意義，就更難把握，似乎它的意義就在於它的存在，甚至就在於它本來不代表任何意義。這種荒誕的描寫，給了後世的現代派小說家生動的啟示。
福樓拜是位語言大師，很注重人物性格化的語言。但是在《包法利夫人》里，他對人物對話的描寫顯得相當節制，作品裡幾乎見不到大段大段的直接對話。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突出地運用了人物內心獨自。不僅愛瑪和夏爾，就是羅多爾夫和萊昂，甚至魯俄老爹，都有大段的內心獨白。雖然從整體上講，內心獨白在這部作品中也是局部的，但可以毫不誇張地稱為“包法利特色”。內心獨白正是人物心理上那個最隱秘的領域、那個夢囈般難以表達的領域的流露，是人物的思想在無意識層次的流動，有助於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使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具有立體感，更真實可信。
福樓拜是一位銳意創新的藝術家，他在《包法利夫人》里為追求藝術的完美所作的嘗試，為革新小說的藝術形式作出了重要貢獻，引起了20世紀的現代派小說家們的普遍注意，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意識流小說大師普魯斯特認為，《包法利夫人》中人物內心獨白和動詞非確指過去時的運用，使得福樓拜“幾乎像康德一樣更新了我們對事物的看法，更新了認識及外部世界現實的理論”。。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薩特稱福樓拜是“現代小說的創始人”，“處於當今所有文學問題的會合處”。而60年代“新小說”的主要作家羅伯一格里耶和娜塔麗·薩洛特，在猛烈抨擊巴爾扎克式小說的同時，卻把福樓拜奉為前驅，全面繼承並大大發展了《包法利夫人》革新性的藝術特色，進而把小說的藝術形式推到了極端。現代派小說家們對福樓拜的崇奉和繼承，充分顯示了福樓拜在法國文學史上獨一無二的地位，而一百多年來人們對《包法利夫人》的研究、評價和借鑑，說明這部作品成了現代小說名副其實的經典。法國當代小說家兼評論家蒙泰朗說得好：“法國當代所有作家，至少像我這種年齡的作家，都從他(福樓拜)那裡得到了一點什麼。”“人們感激他塑造了一個典型一一包法利夫人的典型。”
羅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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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琳娜·馬克思
“自然主義的典範之作…‘新的藝術法典寫出來了”。
——左拉
在許多地方，我覺得從不同形式下看到了新文學的標誌。
——聖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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