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創新型大學——改變高等教育的基因》
- 作者：[美]克萊頓
- ISBN：9787302450238
- 定價：55元
- 出版社：清華大學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7年1月
前言,圖書簡介,
前言
隨著研究與本書的寫作接近尾聲，我要告訴讀者，亨利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表現出的非凡思想力和對工作的無私奉獻，使我對與他的合作感到特別榮幸。
在2000年，愛達荷南部農村的一家兩年制專科學校——里克斯學院，升格成為四年制大學——楊百翰大學愛達荷分校。楊百翰大學愛達荷分校的成立給幾乎所有的人帶來了驚喜。不僅僅是其發起人摩門教(基督教後期聖徒教會)在其四所高等學府所實施的預防“使命蠕變”政策1，更讓人驚訝的是將里克斯學院升格為四年制大學的決策中的獨特設計。新成立的大學繼續關注本科生教學：不招收研究生，且沒有傳統的研究型學者。全美頂級體育專科學校之一的里克斯學院可能就此消失。
楊百翰大學愛達荷分校還追求新的效能。學校的教學計畫整個年度沒有停頓，而且通過採用新技術，特別是線上教育，以便能以更低的成本服務更多的學生。里克斯學院在升格為大學後，其運作比原來更像是一所社區大學。
在楊百翰大學愛達荷分校創立之初，亨利·艾林就職於猶他州的楊百翰大學普洛佛分校，負責馬里奧特管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項目。當初學校聘請他是希望他能扭轉該校工商管理碩士項目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工商管理碩士五十強中的排名下滑趨勢，要求排名得到快速上升。換句話說，學校需要在招生方面精挑細選，使更多畢業生得到更高薪水的崗位，支持教師科研和發表更多的高質量論文以加強該項目在其他學術領袖心目中的地位。這些都是至關重要且費用高昂的工作。
然而，運作費用觸及學術層級最高層次，亨利不是第一次碰到。在他擔任洪博培癌症基金會財務總監期間，他批覆了猶他大學洪博培癌症研究所的醫學研究設施和教工工資支出。洪博培先生的一億美元只能作為啟動費用，因而需要不斷引入其他資金渠道，特別是聯邦研究資助。
因此，2000年，對新的楊百翰大學愛達荷分校的設計引起了亨利的關注。高等教育領域的總體目標是提升層次，儘管這樣做需要高昂的成本。而楊百翰大學愛達荷分校所處層次很低。當2005年哈佛商學院的基姆·克拉克教授被任命為楊百翰大學愛達荷分校校長時，亨利是懷疑學校會改變其發展戰略的少數人之一：一位來自世界傑出商學院的籌資人、一位有成就的學者難道不會試圖改變學校的聲譽和面貌？
基姆的就職演說證實了亨利的推測。他談到了提升學校的教學質量。然而，他計畫降低運作成本和擴展學校的輻射範圍(甚至輻射到非洲學生)。他承認，在降低成本、多招學生的同時提高教學質量確實存在困難。但他的樂觀和可靠並不因為他是哈佛商學院院長，更因為他是運作管理領域的傑出學者。只與基姆見過一次的亨利，在向基姆了解了他的具體願景後，就毫不猶豫地加入了楊百翰大學愛達荷分校管理團隊。
與基姆和他的團隊一起工作，是令人興奮的。這與亨利的預想一致。他看到了楊百翰大學愛達荷分校與其他大部分大學的差異：楊百翰大學愛達荷分校的教職員工和行政人員熱愛學習並幫助他人學習，幾乎每一位學術工作者都這樣。在一定程度上，楊百翰大學愛達荷分校的環境促進了非凡的創新和學習產出。凱莉(亨利太太)用一句隱喻解釋了期間的差異：“楊百翰大學愛達荷分校具有不同的基因。”
隱喻使人豁然開朗。那時，亨利正在閱讀一本書，書名為《失去靈魂的卓越：一所偉大的大學是如何忘記教育的》。2作者是哈佛大學的前院長亨利·里維斯。以哈佛大學的歷史回顧作為該書的開篇。他對那時產生的創新進行了總結，就是現在任何大學生都熟知的高校特徵：擇優錄取的招生與獎學金制度、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學位的分級與資質、大學間體育賽事以及專職教師為終身教職而奮鬥的晉升或出局體制。亨利在閱讀時，在心裡同時想到了楊百翰大學愛達荷分校的獨特狀況。他意識到，哈佛大學是傳統大學眾多基因的源頭：無論是具有歷史的研究型大學，還是積極進取的地方性大學。
這一思考引發了亨利對哈佛大學和楊百翰大學愛達荷分校之間的基因比較。比較以敘事的方式進行。比較顯示，其他高校可能也能像楊百翰大學愛達荷分校那樣變革基因。基姆·克拉克教授最初對這一想法提出了質疑。鑒於亨利就職於楊百翰大學愛達荷分校，他父親又曾是學校的前領導(在1971—1977年擔任里克斯學院院長)，因此存在往自己臉上貼金的嫌疑。基姆對把楊百翰大學愛達荷分校的教育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好於哈佛的潛在論斷也存在敏感性。擁有哈佛大學的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的基姆深知，兩所大學屬於不同類別，無法逐一比較。
而亨利認為，這恰巧是問題所在。當基姆指出，楊百翰大學愛達荷分校的特徵不但不同於哈佛大學，也不同於其他模仿哈佛的高校時，他比較兩所學校基因的熱情變得更強烈了。基姆描述了哈佛大學的智力激發環境：導師們教他如何進行有效的學習以及如何“駕馭系統”。他談到，在他讀本科期間，他可以接觸教研究生課程的具有國際一流水平的學者。
對哈佛大學熟知的基姆，成了這一寫作項目的關鍵指導老師。他同樣談到了哈佛大學設立世界範圍的獎學金所花的費用，創造了培育所有學生(包括本科生)的環境。在2009年，財務負擔顯得特別嚴重，一筆巨大的捐贈損失給哈佛的預算帶來了影響。亨利意識到，模仿哈佛的其他大學的財務困境的本質在於其基因：哈佛大學無與倫比的財富是難以模仿的。
在亨利研究模仿哈佛現象時，他意識到了我在其他許多行業中發現的顛覆性創新方式。顛覆性創新理論認為，從計算機產業到汽車產業到鋼鐵產業，那些從市場低端出發的新進入者將簡單產品銷售給要求較低的客戶，然後從其立足點改進提升，直到將領先者顛覆消亡。在我試圖解釋高等教育中的這一問題而絞盡腦汁，準備出版一本有關公共教育領域顛覆性創新的圖書之際，亨利邀請我加入他有關高等教育過去與未來的研究，我立馬抓住了這一機會。
我們的結論是，大學是我最初的顛覆性框架無法解釋的一種異常現象。確實，大部分新進入者涉足高等教育的“低端”或“新市場”，往往是社區大學。他們一致地朝著在更多領域提供本科教育和高層次學位的方向前進，就像該理論所預測的那樣。但大學並沒有出現像其他大部分行業中某些企業在最後階段消失的情形。大學有新進入者，但沒有退出者。
我們找出了涉及反常現象的三個要素。第一是教學。過去，教學很難被顛覆，因為人員質量無法複製。儘管隨著線上技術的發展，教學在未來可以被顛覆，但競爭的焦點將從教師的文憑或學校的聲譽轉換到學生的實際學習內容。
第二，我們觀察到存在兩類大學生群體，他們對大學存在不同的需求。第一類群體，他們的校園體驗是大學生涯的中心。對這一群體而言，校園體驗是難以顛覆的。然而，出於家庭與工作職責，另一學生群體並不希望為獲取文憑而在校園花費時間。他們希望在自己有時間時才學習——常常是下班小孩睡著之後。關注這些潛在學生的高等教育新進入者確實是典型的顛覆者。
高等教育有那么多的新進入者但幾乎沒有退出者的第三個原因在於作為高校“客戶”的校友和州議員。他們的支持不僅以公德心的形式出現，還以對他們的生活產生過深刻影響的教師與教練的深厚私人關係形式出現。政府與校友的支持使得傳統大學在高等教育界擁有了獨特的權利。
這些觀察對來自其他的研究成果起到了支撐作用。研究顯示，線上教學與面對面的傳統教學的組合是最佳學習方式，傳統校園是隱性知識的最佳場所。我認為，從我們的合作中已出現了更玄妙的高等教育創新理論。傳統大學的全職教員和校園可以將線上學習看成是持續性創新——技術使他們變得比以前更強大。與線上技術對報業和錄像帶出租業產生的影響相比，高等教育處於完全不同的情形。
2010年夏天，我和亨利修訂了哈佛大學和楊百翰大學愛達荷分校的故事和高等教育的顛覆性創新間的關係。就像我6月16日所說的那樣，“我們這本書的寫作就像在對數格線踢橄欖球：無論你多么努力地想以完美的產品實現目標，你會發現存在永無止境的額外工作。在一定時刻，你必須撇下球離開球場。”在我寫前言的同時，亨利正致力於文稿的最後部分工作。
兩天后，我在麻省理工學院附近的一個教會組織那裡中風了。教會中的一位神經科醫生髮現我演講時發音模糊，是中風的徵兆，把我送到了附近只有五分鐘車程的麻省醫院。中風使我無法說寫。在我練習說寫時，亨利必須將我的任務也包攬過去。本書的拖延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收穫。最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11月出版的研究成果《贏在學位：高效的高等教育策略》3豐富了書稿的內容，這一內容有別於哈佛大學和楊百翰大學愛達荷分校的創新描述。亨利的工作實在是到家了。
我的說服能力實在有限，亨利和出版商認為，我和亨利的名字應該按字母順序出現在書的封面：因為我們都盡全力做出了貢獻。我們的目標是激發當今的高等教育社團去做他們在19世紀後期所做的工作。那時，哈佛大學和它的同行創造了新的高等教育模式。這一模式建立在美國與歐洲高等教育的最佳傳統之上，再加上強有力的創新之後，使他們變得更加偉大。隨著《莫里爾法案》的頒布，許多贈地學院建了起來，新模式極大地提升了高等教育的入學人數與教學質量，幫助實現了亞伯拉罕·林肯總統“自由的新生”夢想。
現在威脅傳統大學的技術也可以用於復興高等教育，以使更多人受益。我們希望本書能得到廣泛的閱讀與爭論，以此為教育復興帶來幫助。我們的動機不在於金錢，我們的著作權費已轉讓給促進高等教育創新的非營利組織——美國創見研究所。
我和亨利熱愛高等教育。我們感激高等教育為我們帶來的一切，我們熱愛使其成為可能的人們。不但包括教師、學校行政人員，還包括學生、家長和納稅人。本書以希望和愛的名義獻給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