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利瑪竇墓在西城區
車公莊大街路南。
利瑪竇(1552-1610),義大利人。明萬曆十年
(1582年)來華,為天主教
耶穌會著名傳教士。萬曆二十九年至北京,進呈自鳴鐘、萬國輿圖等物,並與士大夫交往,以傳授西方科學知識為布道手段,同時把我國的科學文化成就介紹到歐洲。死後神宗“與以陪臣禮葬
阜成門外二里溝嘉興觀之右”。墓為土丘形,前立螭首方座石碑一座,碑額十字架紋飾,碑身刻中西文合壁“
耶穌會士利公之墓”。墓地以磚砌花牆圍繞,左右兩側分別有
南懷仁、
湯若望二外籍傳教士的墓和碑。
墓址介紹
墓園裡並排豎立著三通漢白玉石碑,墓碑的形制與常見的一樣,
只是碑額雕龍花紋的中心,鐫有代表天主教會的十字徽記,表明墓主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中間的那一通
螭首方座碑高2.7米、寬0.94米,為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立。碑身正中刻有“耶穌會士利公之墓”八個大字。右邊碑文是:“利先生諱瑪竇,號西泰,大西洋義大利亞國人。自幼入會真修,明萬曆壬辛年航海首入中華衍教,萬曆
庚子年來都,萬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會四十二年。”石碑後面是灰身黑頂圓拱式的長方形磚砌墳墓,墓高1.5米、長2.4米、寬1.3米。利瑪竇墓東側為
南懷仁墓,西側為
湯若望墓。這座
耶穌會傳教士的墳墓
現狀
不大的墓地四周被矮牆圍著,前有石牌坊大門一座。據史料記載,
墓碑上應有“
欽賜”二字及少京兆黃吉士題字“幕義立言”的坊額。但如今這些字跡均不見,不過門簪、門口的一字影壁及雕花依然清晰可見。利公的墓確實很高,在一群傳教士的墓中顯得鶴立雞群。這倒也不難理解,無論從輩份還是貢獻上,利公都配得上這樣的待遇。而這座灰白色的墓身也如利公的一生那般中西合璧——典型的西洋裝飾橄欖玫瑰枝點綴四周,頂上卻是中國的盤龍,墓身後為方形石制靈柩。據史料記載,墓碑一面鐫“利先生,諱瑪竇,號西泰,大西洋義大利亞人……”的中文墓志銘,一面則刻著拉丁文。但如今已看不到這些字跡。聽院裡一位老住戶說,“文革”時為了“讓帝國主義永遠不得翻身,再踏上一萬隻腳”,墓碑全部被砸下來埋到地下,直到後來李先念當國家主席時才重新恢復。仔細觀之,墓碑上確實有拼接過的痕跡。利瑪竇墓兩旁還各有兩個稍矮的墓碑。左邊的字跡略清晰,能看出“
湯若望”的字樣,右邊的則看不太清楚。而循著香氣往下看,湯公碑前放了一簇鮮花,給肅穆的
墓地增添了幾分生機。“這倒是老有外國人來掃墓,每次他們來都會帶束花。對了,今兒不是禮拜天嘛,那就更正常了。”一位遛狗的大媽笑著說。
利瑪竇相關信息
利瑪竇在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庚戌)5月11日病逝於北京,享年59歲。按照當時中國的慣例,外國人死後都要移葬澳門。但是中國的教友為了紀念利瑪竇,上奏朝廷,申請賜地,下葬北京。
明神宗萬曆皇帝破例準奏,親賜葬地和安葬祀費,賜北京西郊“二里溝佛寺,房屋三十八間,地基二十畝,畀葬利子”“立石為文記之”(見《大西利先生行跡》),墓碑是由
順天府尹王應麟所立。這年10月下葬時,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參加了葬禮,非常莊嚴隆重。當時一位太監對於獨給利瑪竇葬地,曾問相國葉文忠:“諸遠方來賓者,從古皆無賜葬,何獨厚於利子?”葉答:“子見從古來賓,其道德學問,有一如利子者乎?姑無論其它事,即譯《
幾何原本》一書,便宜賜葬地矣。”關於安葬時的墓地情況,《
帝京景物略》有概略的記述:“瑪竇卒,詔以陪臣禮葬
阜成門外二里,嘉興觀之右。其坎封也,異中國,封下方而上圜,方若台圯,圜若斷木。後虛堂六角,所供縱橫十字文。後緣不琱篆而旋紋。……墓前堂二重,祀其國之聖賢。堂前晷石,有銘焉,曰:‘美日寸影,勿爾空過,所見萬品,與時並流。’”
譚元春有《過利西泰墓》一詩:“來從絕域老長安,分得城西土一棺。斫地呼天心自苦,挾山超海事非難。私將禮樂攻人短,別有聰明用物殘。行盡松楸中國大,不教奇骨任荒寒。”後來還出現了一首寫
利瑪竇的竹枝詞:“天主堂開天籟齊,鐘鳴琴響自高低。阜成門外玫瑰發,杯酒還澆利泰西。”
人物簡介
1552年
利瑪竇出生於義大利
馬爾凱州(Marche)的馬切拉塔(Macerata),家裡經營利氏藥房,是當地的名門。利瑪竇在這裡一直在一所
耶穌會開辦的中學學習,他的父親一直很擔心利瑪竇加入耶穌會。 利瑪竇十六歲來到羅馬,在聖湯多雷亞學院學習預科,並於1571年的
聖母升天節那天加入了耶穌會。1572年在耶穌會主辦的羅馬學院學習哲學和神學,並從師數學家克拉烏(Christopher Klau)學習天算,其時范禮安(Father Alessandro Valignani)也是他的老師。在這段時期,他還學會了拉丁文和希臘語,而且也會使用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他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開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並對中國典籍進行鑽研的西方學者。他除傳播天主教教義外,還廣交中國官員和社會名流,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他的著述不僅對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日本和朝鮮半島上的國家認識西方文明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1577年
利瑪竇獲準赴遠東傳教。1578年3月24日,利瑪竇從
里斯本出發乘船和其他14名
耶穌會士一起前往印度傳教。一路上繞過
好望角,途經
莫三比克,經過6個月的航行終於在9月13日到達印度
果阿(Goa)——
葡萄牙在亞洲最重要的殖民地。路途非常辛苦,在到達果阿前,船上來自莫三比克的400名奴隸死了13名。
利瑪竇在來到印度之前,由於沙勿略(Francis Xavier)之前對印度的讚美以及教會的神化,他所聽說的印度非常令人神往,在這裡傳教也比較容易。但是現實的反差令他大惑不解。1580年他給
耶穌會的歷史學家瑪菲用葡萄牙語寫的信中說道:“查看一下有關印度、日本的注釋書和地圖類,會發現明顯的謬誤比比皆是。”但是耶穌會在日本布教非常順利,而且在印度還發現了聶斯托里教派(
景教)的信徒。這使得利瑪竇他們精神上非常振奮。
利瑪竇在印度和
交趾傳教四年。其間在果阿的神學院還學習了人文學科,在1580年7月26日他晉升為
司鐸後,又學習了神學。他在印度認識到應該允許當地人也學習哲學、教理和神學等歐洲文化,並且寫信給
耶穌會總部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阻攔他們與他人為伍擔任職務——通過學問而出人頭地——我擔憂他們會憎恨我們,而我們耶穌會在印度的主要目的,感化異教徒使他們皈依我們神聖信仰的使命將會化為泡影。”他的這種見解在他的一生中始終如一,這也是他進入中國後所持的態度。
羅光寫的《
利瑪竇傳》中說這是“他能贏得我國士大夫的尊敬亦以此精神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