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米哈伊洛維奇·加拉罕（Ле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рахан，1889年—1937年），蘇聯政治、外交人物。
生於高加索。1917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1928年任蘇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員。曾代表蘇俄政府發表兩次對華宣言。1924年代表蘇俄政府與北洋政府簽訂了《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隨後任蘇駐華大使。在推動馮玉祥左傾和支持中共北方區工作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1926年回國。後死於大清洗。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列夫·米哈伊洛維奇·加拉罕
- 外文名：Ле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рахан
- 民族：亞美尼亞人
- 出生日期：1889年
- 逝世日期：1937年
人物生平,歷史評價,
人物生平
1889年2月2日，加拉罕出生在沙皇俄國提比里西一個高加索知名律師米哈依爾·加拉哈年的家庭里。
加拉罕曾經在提比里西第三中學讀過書。上學期間，開始相信社會主義，以後逐漸轉變為社會主義者。1904年開始投身到革命瞼運動中，參加了秘密的馬克思主義團體，散發宣傳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書刊，並於同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
具有進步思想的加拉罕因在第比里斯從事革命活動而遭到沙俄當局的迫害，於1905年隨同親屬移居到中國的哈爾濱，後來，又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在這裡，加拉罕很快與當地社會民主工黨地下組織的有關人員取得了聯繫。1907年參與了建立出版社會民主主義思想書刊印刷所等革命活動，奔走於哈爾濱、彼得格勒、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間。1910年，加拉罕遭到哈爾濱警察的逮捕，被關進監獄。由於警察在搜查當中未發現加拉罕的任何“罪證”，一月之後將他釋放。同年秋天，加拉罕考入彼得格勒的一所大學法律系學習。大學還未畢業，又參加了社會民主黨的地下組織。他的合法身分是首都報紙的記者，“加拉罕”是他的筆名，在黨內也從此聞名。
1914年至1915年期間，加拉罕參加組織了合法的國際雜誌《新大地》的出版工作，並寫了許多宣傳革命思想的小冊子，主張把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國內革命戰爭以及建立第三國際。
1915年9月1日，加拉平由於從事秘密的地下革命活動，再次被沙俄當局逮捕。經三個月的審訊判決後，流放到西伯利亞。在流放期間，加拉罕繼續積極參加社會民主黨人的地下組織活動，並為貝加爾地方的社會民主主義報址真雜誌撰寫了許多文章。
1918年，加拉罕被任命為蘇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員會副人民委員，協助契切林挑選和配備幹部，解決各種財物問題，負責安全保衛和外交文書等工作。契切林給列寧的一封信中，曾談到加拉罕的工作情況：“在發展同許多國家的關係中，我敢說幾個月來我們埋頭從事的極其繁重的政治工作和鬥爭是英勇卓絕的。我們能夠完成這些工作的原因，完全是由於和加拉罕同志密切協作的結果。我們無須在議論中浪費時間，一句話就能相互理解，完全習慣於分工合作和分頭處理問題。一般說來，我比較全面地擔當了政治方面的工作，而他做了大量的繁瑣的事務工作。他之所以能處理這些工作，是因為他有迅速和輕而易舉地掌握情況、解決問題的卓越才能，有明晰而健全的理智，而且還具有對於這個工作崗位來說極其可貴韻出色的政治嗅覺。”
1919年3月，共產國際成立，加拉罕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並負責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工作。
由於加拉罕比較熟悉東方各個國家的情況，1919年4月25日，根據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委員會的決定，加拉罕主管東方司的工作。他親自參加了制訂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在1919年至1921年間給東方各民族的一系列的呼籲書，詳盡地闡述了蘇維埃國家的政策。
1919年夏天，蘇俄紅軍向西伯利亞進軍，在鄂木斯克打敗了高爾察克，從而對東方國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7月25日，蘇俄政府發表了由加拉罕簽署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宣言向中國和全世界宣布：“蘇維埃政府已放棄了沙皇政府從中國攫取的滿洲和其他地區。”“蘇維埃政府拒絕接受中國因1900年義和團起義所負的賠款。”“蘇維埃政府廢棄一切特權，廢棄俄國商人在中國境內的一切商站。任何一個俄國官員、牧師和傳教士不得干預中國事務，如有不法行為，應依法受當地法院審判。”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加拉罕出席了會議。9月5日，中國北京政府派出的以張斯麟陸軍中將為團長的軍事代表團到達莫斯科，對蘇俄政府進行訪問。訪問期間，兩國政府舉行了會談，加拉罕積極地參加了談判工作。蘇俄政府為了闡明其對華政策，建立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9月27日發表了由加拉罕簽署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宣言》，宣言宣布：“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宣布，以前俄國政府歷次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全部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和中國境內的俄國租界，並將沙皇政府和俄國資產階級從中國奪得的一切，都無償地永久歸還中國。”
1921年，蘇聯政府派加拉罕為駐華大使。1923年1月底，駐北京的蘇俄外交代表團全權代表越飛因患病離開中國。為此，蘇俄政府向北京政府提出，把談判地點改在莫斯科進行，但中國北京政府未能同意。此時的蘇俄政府對東方國家的問題十分重視，但東方國家的問題也十分複雜。加拉罕是聞名中國的政治家和外交官，因此為談判中俄外交關係問題，在契切林提議下，蘇聯政府決定派加拉罕到北京同中國北京政府進行談判。
7月30日，加拉罕從莫斯科啟程，途經哈爾濱、瀋陽，在會見了奉系軍閥張作霖後於9月初到達北京，住在東交民巷俄國大使館。加拉罕代表團一行在沿途和到達北京後，受到了中國勞動民眾的熱烈歡迎。北京學生聯合會在歡迎詞中說：“我們認為，中國在世界上的唯一朋友就是蘇聯，同蘇聯友好，就能幫助中國獲得民族解放和獨立。”加拉罕在1923年9月11日給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報告中也寫道：“如果說一年前，只有學生、教授、國民黨人以及接近他們的民族主義者是我們的支持者和朋友，那么現在所有的人都無一例外地認識到，必須要同我國恢復外交關係。沒有一份報紙不表示歡迎我們的到來或者不要求立即解決和我國的關係的。特別是統治集團對我國態度的變化，無論從對我的接待上或從歡迎會上所表示的態度，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歡迎會至今沒有停止，大概要持續到10月中旬。為了籌備歡迎會，特此組織了專門委員會，委員會內有政府、眾議院、參議院、軍事當局，貿易機關、銀行教授和學生的代表。”在北京，加拉罕代表團成員會見了各個團體的代表，並且發表演說，為中國報刊撰寫文章，揭露帝國主義列強反對中國的陰謀，表明蘇聯對華政策完全不同於帝國主義的政策。9月4日，北京政府任命的中俄交涉督辦王正廷在北海公園，設宴招待加拉罕。在歡迎會上，王正廷說：“我希望蘇聯能像美國那樣友好對待中國。”加拉罕說：“這點辦不到，蘇聯絕對不會像美國那樣，在臨城劫車案那樣污辱中國的檔案上籤字。”在次日的《京報》上，刊出《加拉罕大斥王正廷》的大標題，並發表了《從蘇聯駐華代表加拉罕對報界的聲明》。聲明說：1919年和1920年“兩次宣言之原則精神，依然為俄國對華關係之原則”“俄國勞農革命推倒俄皇政府，本完全尊重他國主權及完全拋棄侵略所得之土地與財產之基礎，建設其對各國之新策，對中國之政策亦然”。
1923年9月8日，加拉罕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駐華特命全權代表的身分發出一封給南方政府孫中山先生的電報，報告了蘇俄使團赴華的目的和任務，電報說：“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派我來貴國，真心實意想實現我們兩國的共同利益和使這種利益具有堅定的，不可動搖的基礎。不管敵視我們友誼的帝國主義者如何進行阻撓，我們的友誼必將成為事實；我們深信，只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和中國緊密地攜起手來，帝國主義者就再也不敢把我們看作是只可供奴役和高利貸盤剝的國家了。我們知道，在這條道路上還有障礙，但貴國同胞普遍一致表示的深切同情和在中國給予我的熱情接待，使我充滿了信心。”“你是新俄國的老朋友，我在履行我的密切我們兩國人民關係的主要使命中，希望獲得你的支持。我們兩個偉大國家的友誼將成為它們自由與和平發展的有效保證。”
1923年9月12日，孫中山就兩國關係問題給加拉罕寫了一封信，信中說：“中國同世界帝國主義展開公開鬥爭的時刻現已到來。在這場鬥爭中，我向您的偉大的國家尋求友誼和援助，這種友誼援助將能幫助中國從帝國主義強大鷹爪下解放出來，能幫助恢復我國的政治和經濟獨立。”
1923年9月16日，孫中山先生就加拉罕1923年9月8日的電報給加拉罕發了回電。電文說：“我申明，不管對您捍衛的思想體系有什麼樣的批評，都不能妨礙、也無法妨礙我與您一道認為，我們兩國的真正利益要求制訂一種共同的政策，使我們能夠在與別的大國平等的情況下生活，使我們能從國際制度強加給我們的政治和經濟奴役下解放出來，因為這個制度是依靠實力，並按照經濟帝國主義那一套方法行事的。”“您到中國後受到了同情和厚待，因而重新充滿信心，這是正確的。我相信，我的同胞們將衷心祝願你勝利地完成您的使命。但是您最大的難處是同那個根本不能代表中國人民、而且連同國民政府的招牌也取消了的政治集團進行談判。這個集團所實行的外交，與其說是在從中國作為一個獨立主權國家的切身利益出發，不如說是按照某些列強的意願和指示行事。”孫中山的電文對加拉罕批駁北京政府代表王正廷建議蘇俄仿效美國來制定對華政策的謬論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我應當以中國人民的名義向閣下表示歡迎和感謝，你們給了北京當權者的這個忠順奴僕以應該記取的有政治現實意義的教訓。”
孫中山在9月17日給加拉罕的信中又寫到，“為了推進貴使團到中國的任務的完成，在我能對你有所幫助的意義上，閣下是可以依靠我的。”孫中山又說，“以不侵犯中國人主權，把新俄國置於和外國列強同樣平等的國際地位為條件，同北京政府舉行談判之際，如閣下認為這種談判沒有成功的希望，閣下可能會考慮，與其空手返回莫斯科，不如到廣州來和我正在組織的新政府進行會談更符合閣下的目的。資本主義列強通過北京政府，並且指使北京政府企圖使蘇維埃俄國遭受新的外交失敗。但是我一向認為，我準備而現在有可能粉碎那些貶低閣下政府的一切企圖。”
1923年9月23日，加拉罕為介紹鮑羅廷與孫中山先生會見，給孫中山寫了一封信。信中說：“莫斯科長期以來一直強烈地感受到我們的政府在廣州缺少一個常駐的、負責的代表。隨著鮑羅廷的被任命，我們已經朝著這個方向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鮑羅廷同志是在俄國革命運動中工作很多年的我們黨的一位老黨員。請您不僅把鮑羅廷同志看做是政府的代表，而且也把他看做是我個人的代表，你可以象同我談話一樣，坦率地同他交談。你可以相信他所說的一切，就象我親自告訴您的一樣，他熟悉整個形勢，而且在他動身去南方之前，我們進行了一次長談，向您轉達我的想法、願望和感受。”
1924年1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月24日，大會主席團以孫中山名義起草的給加拉罕的回電說：“本會深信，全世界之自由民族必將予以同情，而俄國人民來此先聲，尤為吾人所感激。中俄兩國人民行將共同提挈，以進於自由正義之途。文謹代表國民黨全因代表大會，致敬於鄰友全俄蘇維埃。”
1924年3月，經過加拉罕與王正廷的磋商，制訂了中俄協定草案。5月31日，加拉罕代表蘇聯政府、顧維鈞代表中國北京政府，共同簽訂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協定規定：“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協定規定：“中東鐵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兩國政府取決，不許第三者干涉。”協定的簽訂，確定了兩國之間正常的外交關係和領事關係。為此，中國北京政府同蘇聯政府的外交代辦升格為大使級，加拉罕為蘇聯第一任駐華大使。
從1924年5月至1926年3月，加拉罕是中國北方革命運動的支持者，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的重要聯繫人。
1924年8月2日，加拉罕在北京八大學校師生為他舉行的歡迎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說。他說：“帝國主義者視鄙人演說為危險物適足以證明彼輩尚未知反帝國主義運動瀰漫亞洲大陸之真因耳。帝國主義列強之不快，其原因並不在演說或蘇聯政府之宣傳，乃在於其所持政策與蘇聯之迥異。蘇聯政策足引起被壓迫民族之同情，且可激起其反抗帝國主義，然蘇聯政策不能變更，蘇聯不能滅亡，時至今日，實無可奈何。蓋欲免除蘇聯政策之威迫，舍推倒蘇聯外，即唯有自行改變其政策，尊重被壓迫民族之主權，與之立於平等互讓之地位，此外更無第三途徑也。然諸君固知推倒蘇聯已屬既往且已失敗之夢幻，且信今日絕無再嘗試者矣。”
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10月27日，經徐謙、李大釗介紹，馮玉祥與加拉罕會晤。以後又多次由徐謙、于右任等奔走，依據孫中山聯俄政策，要求蘇聯派遣顧問團到馮玉祥、胡景翼等部幫助訓練軍隊。1925年4月，加拉罕開始對馮玉祥和國民軍進行工作。加拉罕向馮玉祥解釋反帝國主義鬥爭的道理，推動他與南方革命勢力聯合起來，從而與馮玉祥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在這種友好的氣氛中，馮玉祥也時常進出蘇聯大使館，與蘇聯工作人員進行友好的交往。加拉罕認為“馮軍為中國北方國民解放運動之柱石”，要“造成馮軍之戰鬥力，使之強固持久”。4月21日，加拉罕派遣鮑羅廷和大使館武官傑克同馮玉祥會談。會談結果，決定向馮玉祥國民軍派出軍事顧問和提供武器、物資援助。與此同時，加拉罕同孫中山進行了頻繁的通信聯繫。孫中山在9月12日給加拉罕的信中說：“中國和帝國主義勢力公開鬥爭的時刻已經到來，在這個鬥爭中，我向閣下的偉大國家請求友誼和援助，幫助中國從帝國主義強大的侵略中解放出來，幫助我們恢復政治和經濟的獨立。”
1925年8月底，加拉罕回國休假，這時契切林因出國治病，蘇聯政府外交人民委員部有關東方的事務由加拉罕負責。一段時間，有關中國的事務來不及過問。10月，蘇聯駐華大使館利特維諾夫給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契切林寫信，說“中國的各種事件可以說是突如其來地向我們襲來……因此必須立即決定派加拉罕儘速回北京。”11月末，加拉罕返回北京。此時北方革命運動高漲，加拉罕派人會見了馮玉祥，促使馮玉祥支持北京的遊行示威。在12月國民軍進占天津，在打敗奉系軍閥李景林的戰鬥中，蘇聯顧問指揮了戰鬥。
1926年2月，國民軍在大沽口同日本軍艦展開了炮戰，3月16日，日本聯合《辛丑條約》簽字國向中國發出最後通諜。18日，北京工人，學生和各界人士舉行了遊行示威，發生了三一八慘案。在這場鬥爭中，蘇聯大使加拉罕站在中國人民一邊，指出天津封港系中國自己的事，使團不應干涉；中國海口港灣，中國有權處理；《辛丑條約》應速修改。
三一八慘案以後，馮玉祥所率國民軍從北京、天津撤退。奉系軍閥張作霖掌握北京政權，開始了驅逐蘇聯駐中國大使加拉罕的活動。1926年7月31日，北京外交部向蘇聯政府提出撤換加拉罕，並要求從速辦理。蘇聯政府接受北京政府的要求，加拉罕於8月回國，蘇聯駐中國大使館的工作由蘇聯駐華代辦車維之全權負責。
加拉罕回國後，根據蘇聯政府的決定，擔任發展蘇聯與東方其他各國關係的重要工作。他訪問了波斯和土耳其。1929年參加了簽訂延長蘇聯土耳其友好中立條約協定。1933年，蘇聯政府派出了以伏羅希洛夫為團長的政府代表團，對土耳其進行友好訪問，加拉罕為代表團成員。之後，加拉罕又參加了一些國際會談和談判工作，並多次擔任人民委員的職務。
1937年，蘇聯肅反運動開始，加拉罕被逮捕，12月被公開判處死刑。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後，國內政策發生變化，加拉罕被恢復名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