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視瑪麗娜》為70後代表作家朱文穎的短篇小說集，包括《寶貝兒》、《凝視瑪麗娜》、《危樓》、《賈老先生》等篇。
基本介紹
- 書名：凝視瑪麗娜/身份共同體70後作家大系
- 出版社：山東文藝出版社
- 頁數：354頁
- 開本：16
- 作者：朱文穎 孟繁華
- 出版日期：2014年9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朱文穎是中國“七十年代後出生”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她著有長篇小說《莉莉姨媽的細小南方》、《戴女士與藍》、《高跟鞋》、《水姻緣》，中短篇作品《繁華》、《浮生》、《重瞳》、《花殺》、《哈瓦那》等，小說入選多種選刊選本，並有部分英文、法文、日文、韓文、德文譯本。
《凝視瑪麗娜》收錄她15篇短篇小說，包括包括《寶貝兒》、《凝視瑪麗娜》、《危樓》、《賈老先生》等篇。
《凝視瑪麗娜》收錄她15篇短篇小說，包括包括《寶貝兒》、《凝視瑪麗娜》、《危樓》、《賈老先生》等篇。
作者簡介
朱又穎，生於上海，中國“70後”代表作家之一，現任蘇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著有長篇小說《莉莉姨媽的細小南方》《高跟鞋》《水姻緣》，中短篇作品《繁華》《浮生》《重瞳》《花殺》《哈瓦那》等，有小說隨筆集多部。小說八選多種選刊選本．並有部分英文、法文、日文、韓文、德文譯本。曾獲國內多種文學獎項一部分作品被館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並多次人選夏威夷大學純文學刊物《環太平洋地區最有潛力的青年作家作品專輯》。其作品在同輩作家中獨樹一幟，被中國評論界譽為“江南那古老絢爛精緻纖細的文化氣脈在她身上獲得了新的延展”。
圖書目錄
寶貝兒
性·動詞——一個日記
凝視瑪麗娜
賴天明落魄記
危樓
賈老先生
花窗里的余娜
倒影
繁華
禁慾時代
哈瓦那
啞
重瞳
浮生
萬曆年間的無梁殿
性·動詞——一個日記
凝視瑪麗娜
賴天明落魄記
危樓
賈老先生
花窗里的余娜
倒影
繁華
禁慾時代
哈瓦那
啞
重瞳
浮生
萬曆年間的無梁殿
文摘
這是城裡非常普通的一個三口之家。男女主人都是公司職工，或者一個是職工，另一個是文員。他們的經濟狀況，並不比其他的工薪家庭更好，但也絕對不會更壞。總之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多年的婚姻生活，更使得他們的相貌面容有了一種微妙的相似。這個家庭唯一的特別之處，其實根本就不能算特別，這夫婦當中有一個是潛在的理想主義者——更可能是那個女的，即便從名字上看來也應該是——她叫上官雨燕。長著一雙風情而不安分的吊梢眼。今年的五月，她過三十九歲生日，在家庭晚餐上喝醉了酒。瘋鬧了一會兒。對此她的丈夫顯得略微有點不高興。他很愛他的妻子，但她身體裡的某一個部分是他永遠無法了解的。一想到這件事他就感到煩惱。
這位時常煩惱著的男人姓貝。單位同事叫他老貝，也有人叫他貝先生。大部分人還是叫他老貝。而上官雨燕老琢磨不清該怎么稱呼他。在家裡通常他們以語氣詞相稱。
貝先生相貌忠厚，微黃的皮膚里透著點紅，但基本也是健康的膚色。貝先生在家裡也穿著白天上班的衣服——深灰色的褲子熨燙得相當得體，白襯衫的面料是混紡的——遮蓋著底下微微發福的肚子。
他們的男孩子小貝已經十五歲了。除了長在男孩臉上略嫌嫵媚的吊梢眼，他的身體器官找不到更多與父母的相似之處。他那尚未完全成形的精神世界更是奇怪。前幾年的一個下雪天，小貝把家裡養的綠毛紅嘴鸚鵡扔進了放滿冷水的浴缸。可憐的小鳥，給打撈起來以後，先是渾身哆嗦，後來又學著人的樣子打了十幾個噴嚏。這事情一開始只是被當作小小的笑料，但過了一段時間，夫婦兩個發現鸚鵡又開始打噴嚏。這還不算，只要小貝那雙臭烘烘的白球鞋一踏進屋子，鸚鵡就開始渾身抖個不停。連說話的事也全忘了。
貝先生非常生氣。
每天晚飯過後，夫婦兩個都要在巷子裡散一會兒步。這個城市正在經歷著一種巨大的變化。巷子另一頭的房子已經拆了一大片。這一兩年里，他們散步的路線也隨著更改了好幾次。有些時候，興之所起，他們也會聊聊這座城市，這條巷子，聊聊上個禮拜單位體檢的各項指標，晚飯的菜太鹹了，而貝先生的小肚腩最近又很有繼續膨脹的趨勢……當然，就像所有將要或者已經步人中年的夫妻，他們聊得最多的還是自己的孩子。
“這孩子，你說他成天都在想些什麼？”這是上官雨燕的聲音。
“昨天的考試他又考砸了……唉，這樣下去——”貝先生仍然非常生氣。
“我不是指這個。我老覺得他在想些什麼事。一些我們都不知道的事。”
貝先生頓了一下。他回味著上官雨燕這幾句話的意思，突然覺得有些似曾相識的感受。
“這個孩子呵，也不知道為什麼，老是心不在焉的。”上官雨燕並沒有注意到貝先生不快的表情。就像在很多其他的時間，上官雨燕通常總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反正，這孩子……反正他一點都不像我。”貝先生總是顯得有些氣鼓鼓的。他是一個簡單的人。一個簡單的人遇上了複雜難辨的事情時，通常就會有這樣的表情。其實貝先生不喜歡這樣。所以在他生氣的神情裡面，還夾雜了一絲絲的怨恨。歸根到底，咱們的貝先生，他可是個老實人。
上官雨燕微微側過頭。
天越來越暗了，遠處工地上的照明燈，這時已經變得有些晃眼起來。這條巷子大約有一兩百米長，巷子的這一邊只有幾盞光線昏暗的老街燈，而在那一頭，工地的照明燈徹夜通明……也不知道為什麼，每次散步走到中間地段，上官雨燕都會有一種不太真實的感覺。
她抬起頭，看了看旁邊的貝先生……然後，把一句剛想說的話咽了回去。
貝家夫婦散步歸來，一直到全家入睡以前，這是貝家秩序最為井然的一段時間。
一般來說，晚飯過後直到十點半，小貝就在自己房間裡做功課。而貝先生呢，則坐在客廳一個半舊的咖啡色布藝沙發上，翻閱當天的報紙。要是時間尚早，電視裡的晚間新聞還沒播完，貝先生偶爾也會抬頭瞅上幾眼。這是一台比較老式的電視機，最近一些日子還時常會發出細小的嗡嗡聲。貝先生皺著眉頭辨別了一會兒，走近了，彎下腰，再用手拍打幾下電視機的外殼……電視裡正在播送一條鄰省家庭暴力的新聞……然而近了來看，這位長發大眼的女播音員，她鼻翼邊的毛孔仿佛很是粗大，粉也打得有些太厚了。貝先生搖了搖頭。
P01－03
這位時常煩惱著的男人姓貝。單位同事叫他老貝，也有人叫他貝先生。大部分人還是叫他老貝。而上官雨燕老琢磨不清該怎么稱呼他。在家裡通常他們以語氣詞相稱。
貝先生相貌忠厚，微黃的皮膚里透著點紅，但基本也是健康的膚色。貝先生在家裡也穿著白天上班的衣服——深灰色的褲子熨燙得相當得體，白襯衫的面料是混紡的——遮蓋著底下微微發福的肚子。
他們的男孩子小貝已經十五歲了。除了長在男孩臉上略嫌嫵媚的吊梢眼，他的身體器官找不到更多與父母的相似之處。他那尚未完全成形的精神世界更是奇怪。前幾年的一個下雪天，小貝把家裡養的綠毛紅嘴鸚鵡扔進了放滿冷水的浴缸。可憐的小鳥，給打撈起來以後，先是渾身哆嗦，後來又學著人的樣子打了十幾個噴嚏。這事情一開始只是被當作小小的笑料，但過了一段時間，夫婦兩個發現鸚鵡又開始打噴嚏。這還不算，只要小貝那雙臭烘烘的白球鞋一踏進屋子，鸚鵡就開始渾身抖個不停。連說話的事也全忘了。
貝先生非常生氣。
每天晚飯過後，夫婦兩個都要在巷子裡散一會兒步。這個城市正在經歷著一種巨大的變化。巷子另一頭的房子已經拆了一大片。這一兩年里，他們散步的路線也隨著更改了好幾次。有些時候，興之所起，他們也會聊聊這座城市，這條巷子，聊聊上個禮拜單位體檢的各項指標，晚飯的菜太鹹了，而貝先生的小肚腩最近又很有繼續膨脹的趨勢……當然，就像所有將要或者已經步人中年的夫妻，他們聊得最多的還是自己的孩子。
“這孩子，你說他成天都在想些什麼？”這是上官雨燕的聲音。
“昨天的考試他又考砸了……唉，這樣下去——”貝先生仍然非常生氣。
“我不是指這個。我老覺得他在想些什麼事。一些我們都不知道的事。”
貝先生頓了一下。他回味著上官雨燕這幾句話的意思，突然覺得有些似曾相識的感受。
“這個孩子呵，也不知道為什麼，老是心不在焉的。”上官雨燕並沒有注意到貝先生不快的表情。就像在很多其他的時間，上官雨燕通常總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反正，這孩子……反正他一點都不像我。”貝先生總是顯得有些氣鼓鼓的。他是一個簡單的人。一個簡單的人遇上了複雜難辨的事情時，通常就會有這樣的表情。其實貝先生不喜歡這樣。所以在他生氣的神情裡面，還夾雜了一絲絲的怨恨。歸根到底，咱們的貝先生，他可是個老實人。
上官雨燕微微側過頭。
天越來越暗了，遠處工地上的照明燈，這時已經變得有些晃眼起來。這條巷子大約有一兩百米長，巷子的這一邊只有幾盞光線昏暗的老街燈，而在那一頭，工地的照明燈徹夜通明……也不知道為什麼，每次散步走到中間地段，上官雨燕都會有一種不太真實的感覺。
她抬起頭，看了看旁邊的貝先生……然後，把一句剛想說的話咽了回去。
貝家夫婦散步歸來，一直到全家入睡以前，這是貝家秩序最為井然的一段時間。
一般來說，晚飯過後直到十點半，小貝就在自己房間裡做功課。而貝先生呢，則坐在客廳一個半舊的咖啡色布藝沙發上，翻閱當天的報紙。要是時間尚早，電視裡的晚間新聞還沒播完，貝先生偶爾也會抬頭瞅上幾眼。這是一台比較老式的電視機，最近一些日子還時常會發出細小的嗡嗡聲。貝先生皺著眉頭辨別了一會兒，走近了，彎下腰，再用手拍打幾下電視機的外殼……電視裡正在播送一條鄰省家庭暴力的新聞……然而近了來看，這位長發大眼的女播音員，她鼻翼邊的毛孔仿佛很是粗大，粉也打得有些太厚了。貝先生搖了搖頭。
P01－03
序言
總序“70後”的身份之“迷”與文學處境
孟繁華張清華
當我們決心要把一群“70後”作家裝入一個籠子的時候，發現這是一件難事。因為這些人的創作確乎很難從總體上做出涵蓋與評價。除了年齡相近，他們在文學上幾乎再沒有更多共同之處。
這恐怕與這代人的歷史與文化記憶有關。總體上，比較而言，“60後”與“50後”作家之間沒有太明顯的界線或差異，因為他們都有著接近的歷史經驗與公共記憶。至於“80後”作家，幾乎可以說沒有什麼“集體記憶”，他們出生時社會已經開始劇變，走向差異與破碎了。而“70後”這一代，剛好處在歷史的夾縫之間——對於歷史，他們的印象是若隱若無似是而非；同時上世紀80年代以來急風暴雨式的文學革命與他們也幾乎沒有什麼關係。當他們登上文壇的時候，80年代的文學革命已經落幕了；面對現實，“80後”又橫空出世，遭遇網路文學大行其道，沒有歷史負擔的這代人幾乎可以為所欲為無所不能。“70後”就夾在這兩代人之間，他們只能另闢蹊徑展現他們的文學才能。因此，這一代的小說可以說一直游移於歷史與現實之間，游移於個體的敘事與公共的記憶之間。
當然，這樣的分析或許只是一孔之見。事實上，“70後”作家們用他們的方式仍然創作了許多新鮮而獨特的各式小說。當總體性潰敗之後，用“代際”概念來表達創作的差異性也許本身就是一個錯誤，但文學批評就是這樣，雖然是臨時性的概念，但要試圖對之進行有效闡釋時又不得不用之，而它的通約性也為我們提供了討論問題的方便和可能。
或許這樣表達不同代際作家的文化記憶或類型是合適的：“50後”、“60後”可以看作是一個“歷史共同體”。他們有共同的歷史記憶，以及大體相似的對於歷史的認知方式和情感方式，在大體相似的歷史經歷中，完成了一代人的文化塑形。“80後”是一個以話語方式與關注對象形成的“情感共同體”，特殊的情感認同是這一代人近似的文化性格特徵。“70後”如前所述，他們隱約或模糊的歷史記憶難以形成明確的歷史共同體，同時又不像“80後”那樣沒有任何歷史負擔。因此，他們只形成了一個代際的“身份共同體”。這個共同體並不具有天然性，而是在文學實踐過程中逐漸“建構”起來的。“70後”作家曹寇說：“在早已成名的‘60後’和‘80後’作家之間，確實存在一個灰色的寫作群體，說白了，他們就是‘70後’。雖然寫作者大多討厭將自己納入某個代際或某個類別中去，但‘70後’作為‘60後’和‘80後’之間的那一代亦為客觀事實。而且考慮到每代作家的成長環境、知識結構對他們寫作的影響，剔除清高和矯情而接受中間代這一說法也未為不可。此外，‘70後’與上下兩代人的差異也是有目共睹的。迄今沒有一位‘70後’能像‘60後’作家那樣獲得廣泛的文學認可，在‘60後’已被譽為經典之際，‘70後’仍然被視為沒有讓人信服的‘力作’的一群。”更重要的問題是，無論是“50後”、“60後”的“歷史共同體”，“70後”的“身份共同體”還是“80後”的“情感共同體”，他們都是“被想像”的共同體。一方面，這一划分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這個合理性並沒有被充分證實。王安憶曾經說：“我們這一代的人都有人進了天國，可是還沒有來得及建立一個傳統，所以，千萬不要再說‘讀你們的書長大’的話，我們的書並不足以使你們長大，再有二十、三十年過去，回頭看，我們和你們其實是一代人。文學的時間和現實的時間不同，它的容量是根據思想的濃度，思想的濃度也許又根據歷史的劇烈程度。總之，它除去自然的流逝，還要依憑於價值。我們還沒有向時間攫取更高的價值來提供你們繼承，所以，還是和我們共同努力，共同進步，讓二十年三十年以後的青年能真正讀我們的書長大。”如果是這樣的話，“70後”的身份之“迷”完全是被杜撰出來的，現在的代際劃分過二三十年後也將淪為子虛烏有。那時回頭看現在，原來是一場毫無意義的白忙活。
然而另一方面，“70後”作家個體的獨立或分散狀態，也就是今日中國文學狀態的縮影和寫照。文學革命終結之後，統一的文學方向已不復存在。但是，70年代出生的作家還要特殊一些，這就是他們很難找到自己的歷史定位。2009年諾獎獲獎者赫塔·米勒說，她的寫作是為了“拒絕遺忘”。類似的話還有許多作家說過，但是，這樣正確的話對中國“70後”作家來說或許並不適用。普遍的看法也認為，“70後”是一個沒有集體記憶的一代，是一個試圖反叛但又沒有反叛對象的一代。事實的確如此，當這一代人進入社會的時候，社會的大變動——急風暴雨式的社會與文學變革都已經成為過去。“文革”的終結、啟蒙主義年代的終結，使中國社會生活以另一種方式展開，經濟生活成為社會生活的主體。日常生活合法性的確立，使每個人都拋卻了意義又深陷“關於意義的困惑”之中；同時，自80年代開始的“反叛”又日甚一日地遍及了所有的角落，90年代後，“反叛”的神話在疲憊和焦慮中無處告別，自行落幕。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不論“反叛”的執行者是誰，可以肯定的是，這一切都與70年代無關或關係不大。這的確是一種宿命。於是，70年代便成了“夾縫”中生長的一代。這種尷尬的代際位置為他們的創作造成了困難，或者說，沒有精神與歷史依傍的創作是非常困難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例外。在我們看來，雖然很難對這代作家做出整體性的概括，但他們也確乎沒有形成一代人文學的“同質化”傾向。換言之，他們生成了另一種難得的豐富性——他們之間是如此不同，除了一個“身份共同體”以外幾乎很難找到他們之間任何兩個人的相似性。正是這種不同，使他們在歷史縫隙中的突圍成為了可能。於是，我們在世紀之交或者新世紀以來，便看到了由魏微、戴來、朱文穎、金仁順、喬葉、李師江、徐則臣、魯敏、盛可以、計文君、付秀瑩、馮唐、瓦當、路內、曹寇、慕容雪村、梁鴻、李修文、安妮寶貝、哲貴、阿乙、張楚、李浩、石一楓、李雲雷、東君、黃詠梅、娜或、朱山坡……這樣一群人構成的“70後”小說家的主力群體。
……
就在我們梳理“70後”創作成績的時候，另外一種批評的聲音也如期而至。青年批評家張莉認為“70後”小說家的創作，是“在逃脫處落網”。她認為：“70後作家創作遇到的困境，也是新時期文學三十年發展的一個瓶頸：從先鋒寫作、新歷史主義到新寫實主義、晚生代/新生代寫作，中國文學已經被剝除文學的‘社會功能’和‘思想特質’，它逐漸面臨淪為‘自己的園地’的危險。70後作家參與建構了中國當代文學近十年來的創作景觀——如果我們了解，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文學一直在強調‘祛魅’，即解除文化的神聖感、莊嚴感，使之世俗化、現實化、個人化，那么70後作家整體創作傾向於日常生活的描摹、人性的美好禮讚以及越來越喜歡討論個人書寫趣味則應該被視作一個文學時代到來的必然結果。”這一提醒並非惘然。整體看“70後”作家的創作，歷史全面隱退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這雖然切合了這代人的身份，但也從另一個方面暴露了他們難以與歷史建構關係的真實困境。
顯然，如果從一般性的常識來看，“70後”作家的多樣性是一個非常大的優點，問題就在於他們迄今“經典化”程度的嚴重不盡如人意。到了應該“挑大樑”的年代，到了應該登堂人室的年紀，到了應該有普遍代表性的時候，一切卻幾乎還在鏡子裡，是一個“願景”。中國文學中占據主要地位的仍然是“50後”和“60後”的一幫中年作家。究其原因，在我們看來，當然有各種難以言喻的外在因素，但如果從內部講，恐怕就是因為個人經驗書寫與共同經驗與集體記憶的接洽問題。在現階段，否認個人經驗或者經驗的個人性當然都是幼稚的，但一代作家要想成為一代人的代言者，一代人的生命的記錄者，如果不自覺地將個體記憶與一個時代的整體性的歷史氛圍與邏輯，與這些東西有內在的呼應與“神合”，恐怕是很難得到廣泛的認可的。
或許這與作家的“抱負”有關，也許他們會說，去你們的狗屁“抱負”吧，只不過是一些歷史的幻想狂或自大狂的假象，我們就是要寫局部、碎片、個人情境。那誰也沒辦法，但是我們想提及的一點就是，任何人想進入歷史都得有代價，這個代價就是如同當代法國的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說的，個人記憶是必須要有“社會框架”的，否則就會產生奇怪的失憶症。或許這代人過於無序的經驗書寫，也是某種社會與歷史失憶症的表現吧。
另一方面，90年代以後的中國文學，帶著西方文學的影響和記憶開始了整體．陛的“後退”，這個“後退”就是向傳統文學和文化尋找資源，開始了又一輪的探索。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探索是在總體性瓦解之後的探索，因此它有更多的個人性。這也是“70後”作家整體風貌的一部分。“70後”隱約的歷史記憶，使他們不得不更多地面對個人的心理現實——因為他們無家可歸。但是，他們在矛盾、迷濛和猶疑不決之間，卻無意間形成了關於“70後”的文學與心路的軌跡。無論如何，這代作家的成就和問題，都是我們當下中國最典型的文學經驗的一部分。因此，我們在注視這代人文學實踐的時候，事實上也就是在關注當下的中國文學。
2014年2月25日於北京
孟繁華張清華
當我們決心要把一群“70後”作家裝入一個籠子的時候，發現這是一件難事。因為這些人的創作確乎很難從總體上做出涵蓋與評價。除了年齡相近，他們在文學上幾乎再沒有更多共同之處。
這恐怕與這代人的歷史與文化記憶有關。總體上，比較而言，“60後”與“50後”作家之間沒有太明顯的界線或差異，因為他們都有著接近的歷史經驗與公共記憶。至於“80後”作家，幾乎可以說沒有什麼“集體記憶”，他們出生時社會已經開始劇變，走向差異與破碎了。而“70後”這一代，剛好處在歷史的夾縫之間——對於歷史，他們的印象是若隱若無似是而非；同時上世紀80年代以來急風暴雨式的文學革命與他們也幾乎沒有什麼關係。當他們登上文壇的時候，80年代的文學革命已經落幕了；面對現實，“80後”又橫空出世，遭遇網路文學大行其道，沒有歷史負擔的這代人幾乎可以為所欲為無所不能。“70後”就夾在這兩代人之間，他們只能另闢蹊徑展現他們的文學才能。因此，這一代的小說可以說一直游移於歷史與現實之間，游移於個體的敘事與公共的記憶之間。
當然，這樣的分析或許只是一孔之見。事實上，“70後”作家們用他們的方式仍然創作了許多新鮮而獨特的各式小說。當總體性潰敗之後，用“代際”概念來表達創作的差異性也許本身就是一個錯誤，但文學批評就是這樣，雖然是臨時性的概念，但要試圖對之進行有效闡釋時又不得不用之，而它的通約性也為我們提供了討論問題的方便和可能。
或許這樣表達不同代際作家的文化記憶或類型是合適的：“50後”、“60後”可以看作是一個“歷史共同體”。他們有共同的歷史記憶，以及大體相似的對於歷史的認知方式和情感方式，在大體相似的歷史經歷中，完成了一代人的文化塑形。“80後”是一個以話語方式與關注對象形成的“情感共同體”，特殊的情感認同是這一代人近似的文化性格特徵。“70後”如前所述，他們隱約或模糊的歷史記憶難以形成明確的歷史共同體，同時又不像“80後”那樣沒有任何歷史負擔。因此，他們只形成了一個代際的“身份共同體”。這個共同體並不具有天然性，而是在文學實踐過程中逐漸“建構”起來的。“70後”作家曹寇說：“在早已成名的‘60後’和‘80後’作家之間，確實存在一個灰色的寫作群體，說白了，他們就是‘70後’。雖然寫作者大多討厭將自己納入某個代際或某個類別中去，但‘70後’作為‘60後’和‘80後’之間的那一代亦為客觀事實。而且考慮到每代作家的成長環境、知識結構對他們寫作的影響，剔除清高和矯情而接受中間代這一說法也未為不可。此外，‘70後’與上下兩代人的差異也是有目共睹的。迄今沒有一位‘70後’能像‘60後’作家那樣獲得廣泛的文學認可，在‘60後’已被譽為經典之際，‘70後’仍然被視為沒有讓人信服的‘力作’的一群。”更重要的問題是，無論是“50後”、“60後”的“歷史共同體”，“70後”的“身份共同體”還是“80後”的“情感共同體”，他們都是“被想像”的共同體。一方面，這一划分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這個合理性並沒有被充分證實。王安憶曾經說：“我們這一代的人都有人進了天國，可是還沒有來得及建立一個傳統，所以，千萬不要再說‘讀你們的書長大’的話，我們的書並不足以使你們長大，再有二十、三十年過去，回頭看，我們和你們其實是一代人。文學的時間和現實的時間不同，它的容量是根據思想的濃度，思想的濃度也許又根據歷史的劇烈程度。總之，它除去自然的流逝，還要依憑於價值。我們還沒有向時間攫取更高的價值來提供你們繼承，所以，還是和我們共同努力，共同進步，讓二十年三十年以後的青年能真正讀我們的書長大。”如果是這樣的話，“70後”的身份之“迷”完全是被杜撰出來的，現在的代際劃分過二三十年後也將淪為子虛烏有。那時回頭看現在，原來是一場毫無意義的白忙活。
然而另一方面，“70後”作家個體的獨立或分散狀態，也就是今日中國文學狀態的縮影和寫照。文學革命終結之後，統一的文學方向已不復存在。但是，70年代出生的作家還要特殊一些，這就是他們很難找到自己的歷史定位。2009年諾獎獲獎者赫塔·米勒說，她的寫作是為了“拒絕遺忘”。類似的話還有許多作家說過，但是，這樣正確的話對中國“70後”作家來說或許並不適用。普遍的看法也認為，“70後”是一個沒有集體記憶的一代，是一個試圖反叛但又沒有反叛對象的一代。事實的確如此，當這一代人進入社會的時候，社會的大變動——急風暴雨式的社會與文學變革都已經成為過去。“文革”的終結、啟蒙主義年代的終結，使中國社會生活以另一種方式展開，經濟生活成為社會生活的主體。日常生活合法性的確立，使每個人都拋卻了意義又深陷“關於意義的困惑”之中；同時，自80年代開始的“反叛”又日甚一日地遍及了所有的角落，90年代後，“反叛”的神話在疲憊和焦慮中無處告別，自行落幕。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不論“反叛”的執行者是誰，可以肯定的是，這一切都與70年代無關或關係不大。這的確是一種宿命。於是，70年代便成了“夾縫”中生長的一代。這種尷尬的代際位置為他們的創作造成了困難，或者說，沒有精神與歷史依傍的創作是非常困難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例外。在我們看來，雖然很難對這代作家做出整體性的概括，但他們也確乎沒有形成一代人文學的“同質化”傾向。換言之，他們生成了另一種難得的豐富性——他們之間是如此不同，除了一個“身份共同體”以外幾乎很難找到他們之間任何兩個人的相似性。正是這種不同，使他們在歷史縫隙中的突圍成為了可能。於是，我們在世紀之交或者新世紀以來，便看到了由魏微、戴來、朱文穎、金仁順、喬葉、李師江、徐則臣、魯敏、盛可以、計文君、付秀瑩、馮唐、瓦當、路內、曹寇、慕容雪村、梁鴻、李修文、安妮寶貝、哲貴、阿乙、張楚、李浩、石一楓、李雲雷、東君、黃詠梅、娜或、朱山坡……這樣一群人構成的“70後”小說家的主力群體。
……
就在我們梳理“70後”創作成績的時候，另外一種批評的聲音也如期而至。青年批評家張莉認為“70後”小說家的創作，是“在逃脫處落網”。她認為：“70後作家創作遇到的困境，也是新時期文學三十年發展的一個瓶頸：從先鋒寫作、新歷史主義到新寫實主義、晚生代/新生代寫作，中國文學已經被剝除文學的‘社會功能’和‘思想特質’，它逐漸面臨淪為‘自己的園地’的危險。70後作家參與建構了中國當代文學近十年來的創作景觀——如果我們了解，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文學一直在強調‘祛魅’，即解除文化的神聖感、莊嚴感，使之世俗化、現實化、個人化，那么70後作家整體創作傾向於日常生活的描摹、人性的美好禮讚以及越來越喜歡討論個人書寫趣味則應該被視作一個文學時代到來的必然結果。”這一提醒並非惘然。整體看“70後”作家的創作，歷史全面隱退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這雖然切合了這代人的身份，但也從另一個方面暴露了他們難以與歷史建構關係的真實困境。
顯然，如果從一般性的常識來看，“70後”作家的多樣性是一個非常大的優點，問題就在於他們迄今“經典化”程度的嚴重不盡如人意。到了應該“挑大樑”的年代，到了應該登堂人室的年紀，到了應該有普遍代表性的時候，一切卻幾乎還在鏡子裡，是一個“願景”。中國文學中占據主要地位的仍然是“50後”和“60後”的一幫中年作家。究其原因，在我們看來，當然有各種難以言喻的外在因素，但如果從內部講，恐怕就是因為個人經驗書寫與共同經驗與集體記憶的接洽問題。在現階段，否認個人經驗或者經驗的個人性當然都是幼稚的，但一代作家要想成為一代人的代言者，一代人的生命的記錄者，如果不自覺地將個體記憶與一個時代的整體性的歷史氛圍與邏輯，與這些東西有內在的呼應與“神合”，恐怕是很難得到廣泛的認可的。
或許這與作家的“抱負”有關，也許他們會說，去你們的狗屁“抱負”吧，只不過是一些歷史的幻想狂或自大狂的假象，我們就是要寫局部、碎片、個人情境。那誰也沒辦法，但是我們想提及的一點就是，任何人想進入歷史都得有代價，這個代價就是如同當代法國的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說的，個人記憶是必須要有“社會框架”的，否則就會產生奇怪的失憶症。或許這代人過於無序的經驗書寫，也是某種社會與歷史失憶症的表現吧。
另一方面，90年代以後的中國文學，帶著西方文學的影響和記憶開始了整體．陛的“後退”，這個“後退”就是向傳統文學和文化尋找資源，開始了又一輪的探索。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探索是在總體性瓦解之後的探索，因此它有更多的個人性。這也是“70後”作家整體風貌的一部分。“70後”隱約的歷史記憶，使他們不得不更多地面對個人的心理現實——因為他們無家可歸。但是，他們在矛盾、迷濛和猶疑不決之間，卻無意間形成了關於“70後”的文學與心路的軌跡。無論如何，這代作家的成就和問題，都是我們當下中國最典型的文學經驗的一部分。因此，我們在注視這代人文學實踐的時候，事實上也就是在關注當下的中國文學。
2014年2月25日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