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充分利用新近解密的多國檔案,從“國際史”的多維角度探索冷戰中的中美對抗,考察中美在一系列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矛盾和衝突:討論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分析了中共對美國壓力的反應,揭示了國際第三方對中美互動的影響和牽制。
作者簡介
翟強,美國奧本大學(蒙哥馬利校區)歷史系終身教授,“留美歷史學會”前會長。南京大學歷史學碩士,1991年畢業於美國俄亥俄大學歷史系,獲博士學位。主要研究領域為美國外交史、美國與東亞關係史、國際冷戰史,出版《中國與越南戰爭, 1950—1975》、《龍、獅與鷹:1949—1958年的中英美關係》兩部英文專著,並發表數十篇學術論文,在國際冷戰史學界獲得廣泛好評。
圖書目錄
代序:冷戰國際史研究:世界與中國
一、冷戰國際史研究的學術特徵
二、冷戰國際史研究的熱點問題
三、冷戰國際史研究發展的新趨勢
序言
美日同盟與毛澤東的“一邊倒”決策(1947—1952)
日本在美國東亞戰略中的地位
中共對美國扶日的反應
中共與對日和約
結論
美國對中蘇的“楔子戰略”(1948—1954)
希望中共走狄托的路
堅守離間中蘇的信念
從以拉攏促分裂到以高壓促分裂
結論
新中國成立初期英國對華政策(1949—1954)
“留一隻腳在門內”:英國承認新中國
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
“兩航”飛機問題
韓戰
日內瓦會議
結論
英國對韓戰的反應(1950—1953)
英國和第一次台灣海峽危機(1954—1955)
從隔閡到建交:1949—1964年的中法關係
1949—1958年的中法關係
中國領導人對戴高樂的看法
戴高樂的戰略考慮
1963年富爾訪華
結論
美台對中法建交的反應(1963—1964)
美國對中法建交的反應
蔣介石對中法建交的反應
結論
關於詹森政府與越南戰爭的升級問題的文獻評述
面對越南危局
北部灣事件
戰爭升級
越戰升級中的中美互動
結論
越南戰爭和詹森對華政策(1965—1966)
詹森政府內部的對華政策辯論
越戰升級和對華政策調整
結論
周恩來和萬隆會議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
中國對亞非會議的重視
周恩來在萬隆的表現
周恩來的國際影響
周恩來外交思想的文化淵源
周恩來和中越關係(1949—1972)
援越抗法
日內瓦會議
幫助越南戰後重建
中蘇分歧和中越關係
援越抗美
中美緩和與中越隔閡
結論
中柬“特殊關係”的形成(1954—1965)
日內瓦和萬隆:中柬接近的開始
從萬隆到建交
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
中柬在國際事務中的合作
中國給高棉的安全承諾
結論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近期西方冷戰史研究述評
“新冷戰史研究”第一波
“新冷戰史研究”第二波
文化冷戰史
參考文獻
後記
序言
這個文集收錄了我過去所寫的有關冷戰史的13篇中文文章,其中多數曾經在專業期刊和學術論文集中發表過。除了最後一篇文章是關於西方冷戰史研究狀況的述評之外,其餘的文章都是基於第一手檔案資料的實證性研究成果,這些文章反映了我對冷戰在亞洲的起源和發展這一課題的研究興趣和關注,反映了我多年來力圖從“國際史”的多維角度探索冷戰時期中美對抗關係的學術追求和努力。
中國共產黨在冷戰初期作出的向蘇聯陣營“一邊倒”的戰略決策對冷戰在亞洲地區的蔓延和擴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要選擇與蘇聯結盟?要圓滿地回答這一問題,我們既要重視中共領導人的意識形態信仰和中國革命內在邏輯的作用,又不能忽視美國戰後在亞洲採取的遏制革命的政策對中共領導人決策的影響,因為外交政策的制定常常是決策人頭腦中已經具有的觀念與國際事態之間互動的產物,外部事態的發展可以印證或者改變外交決策人頭腦中的認知和看法。本書第1章通過分析戰後美國重新扶植日本的做法,來說明美日反共同盟的形成是如何影響毛澤東的冷戰思維和決策的。
中蘇同盟的締結是對美國冷戰政策的重大衝擊和挑戰。如何製造中蘇矛盾和分化中蘇同盟是美國官員經常思考的問題。本書第2章勾勒了冷戰時期美國對中蘇同盟的所謂“楔子戰略”的產生和發展軌跡,比較了杜魯門和艾森豪兩屆政府為實施此戰略所採取的不同手法和策略。中美對抗是亞洲冷戰中的突出矛盾。要全面準確地把握冷戰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來龍去脈和前因後果,我們不僅要解讀美國外交決策人的觀念、信仰、看法和對歷史的記憶,不僅要關注美國國內政治和利益集團的作用,還應該重視國際因素的影響和同盟關係的制約。具體地說,我們應該探究:在對華政策方面,美國與其主要西方盟國是如何互動的?美國的西方盟國在中國問題上是如何牽制華盛頓的?本書第3至第7章回顧了美國與英法在如何對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上所產生的諸多分歧,並分析了導致這些分歧產生的原因。美國同英法在對華政策問題上的齟齬和步調不一,反映了冷戰中西方陣營內部在協調對華政策方面的困難和窘境,折射出美國對華“意識形態”外交的曲高和寡。分析美國同英法在是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問題上的矛盾和摩擦,將美國對華政策置於一個廣闊的國際背景中考察,有助於我們深入地了解影響美國對華政策制定的複雜國際因素,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認識中美關係中的“第三方”作用。
越南戰爭是亞洲冷戰中的一個焦點問題,它對中美關係的演變產生了重要而又令人意外的影響。1960年代初期,美國領導人之所以急於干涉印度支那事務,就是因為他們視中國為對東南亞安全的最大威脅,他們要遏制共產主義在該地區的滲透和擴張。但是,到了1960年代後期,隨著中蘇關係的破裂,隨著曠日持久的越南戰爭在美國國內越來越不得人心,美國領導人轉而迫不及待地要結束越南戰爭。尼克森政府謀求改善美中關係的一個重要考慮就是希望借中國之力從印度支那脫身。於是,越南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作用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在1960年代上半期,美國為了遏制中國而大規模干涉越南,越南問題使中美對抗進一步加劇;而到了1960年代下半期,美國不再視中國為主要威脅,轉而希望中國幫忙終止印度支那衝突,越南問題又成為推動中美關係改善的契機和助力。套用一句中國成語:“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我們不妨把冷戰時期中美關係的跌宕起伏說成是:興也越南,衰也越南。本書的第8章和第9章剖析了美國詹森政府在越南進行戰爭升級的決策過程,討論了影響詹森總統的越南決策的國際和國內背景,記述了越南戰爭期間中美之間的信息傳遞,解釋了越南戰爭和詹森政府對華政策調整之間的微妙關係。
周恩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交往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他既是方針制定者,又是政策執行者,還是主要談判代表。本書的第10章和第11章通過考察周恩來在萬隆亞非會議上的表現以及他對中越關係的處理,來揭示他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領域裡的獨特作用和貢獻。
冷戰時期,中國和西哈努克領導的高棉一度建立了非常密切的關係,1964年中國領導人甚至向高棉作出安全承諾,這在中國和非
社會主義國家的交往史上是極其少見的(1964—1965年中國同巴基斯坦建立的準同盟關係是另一個罕見案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柬之間存在著一種的“特殊關係”。為什麼中國領導人對一個東南亞小國予以如此高度的關注?為什麼高棉在中國的外交政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本書第12章解析中柬“特殊關係”形成的由來,梳理1954年至1965年中柬關係發展的脈絡,揭示影響中國對柬政策的主要考慮,並用中柬關係的案例來說明中國冷戰外交的一些特點。本書最後一章介紹和分析了
蘇聯解體以後西方(主要是美國和英國)冷戰史研究中的主要趨勢和特點,評價其成就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