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險經濟》內容簡介:許多人擔憂下一波全球化，即來自中國和印度的離岸研發會威脅西方社會的繁榮，但在《冒險經濟》一書中，畢海德批判了這些悲觀主義論調，重新界定了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技術地位。他指出，技術的套用和商業化遠比基礎科學是否起源於本國重要。具備洞察力，並能有效套用創新的國家和企業，終將成為最後贏家。作者從全新的視角分析了美國在全球經濟和創新中的地位，通過對風險資本支持企業進行廣泛的實地考察研究現代經濟中的技術進步，解釋了為什麼專有技術的離岸發展能提升而非削弱本國的繁榮，為什麼通過增加研究和培訓資助來維持美國的技術領先地位弊大於利。他認為，企業家、管理者、金融家、銷售員、消費者等許多參與者都為維持美國在創新上的領先地位做出了貢獻，而非僅僅一小批卓越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只要他們的冒險精神常在，美國就無需畏懼境外研發。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冒險經濟
- 外文名：The Venturesome Economy
- 作者：阿瑪爾·畢海德
- 類型：經濟管理
- 出版日期：2014年8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08645642
- 譯者：徐衛宇
-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頁數：460頁
- 開本：16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引言,害怕世界是平的,複雜的多方博弈,序言,名人推薦,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冒險經濟》重新定義了創新和全球化，解釋了為什麼專有技術的離岸研發能提升而非削弱本國的繁榮，對目前流行的“技術外溢論”可謂當頭棒喝，被《追求卓越》的作者湯姆·彼得斯譽為最值得推薦給下屆總統閱讀的圖書。
作者簡介
阿瑪爾·畢海德（Amar Bhidé），塔夫斯大學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托馬斯·斯密德亨尼教授，曾任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Glaubinger教授、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委員、麥肯錫顧問，著有《呼喚審判》（A Call for Judgment: Sensible Finance for a Dynamic Economy）、《新商業的起源與進化》（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New Businesses），編有《資本主義和社會》（Capitalism and Society）。畢海德先後就讀於印度理工學院和哈佛商學院，以貝克爾學者的身份畢業，此後在哈佛商學院擔任副教授。
圖書目錄
總序
引言
第一卷謹慎的航海者
1. 新創業樂園的風險資本家們
2. 挺進前沿:中等層次創新的本質
3. 行銷:擠入國際競技場
4. 離岸外包:來者和去者
5. 創始人和員工:以全球為家
6. 關於方法和模型
第二卷擁抱還是拒絕？
7. 杞人憂天者的觀點
8. 現代跨境流動的欣慰現實
9. 有價值的差異
10. 服務於服務經濟
11. 冒險性消費
12. 通過使用制勝
13. 非破壞性創造
14. 移民:打氣者還是泄氣者
15. 難以捉摸的根基
16. 先做無害
致謝
附錄：表
注釋
參考文獻
引言
第一卷謹慎的航海者
1. 新創業樂園的風險資本家們
2. 挺進前沿:中等層次創新的本質
3. 行銷:擠入國際競技場
4. 離岸外包:來者和去者
5. 創始人和員工:以全球為家
6. 關於方法和模型
第二卷擁抱還是拒絕？
7. 杞人憂天者的觀點
8. 現代跨境流動的欣慰現實
9. 有價值的差異
10. 服務於服務經濟
11. 冒險性消費
12. 通過使用制勝
13. 非破壞性創造
14. 移民:打氣者還是泄氣者
15. 難以捉摸的根基
16. 先做無害
致謝
附錄：表
注釋
參考文獻
文摘
引言
許多在美國曾盛極一時的製造業公司都已臣服於海外競爭，或者將其大部分活動轉至境外。美國公司在國內很少生產日用品，大多數服裝和鞋子、家具、兒童玩具、電視機、電話以及計算機，都是由外國公司（通常是美國公司的境外工廠）生產的。將這些商品載入美國的船舶和貨櫃，也大多來自海外的造船廠和工廠。
現在，服務業似乎也在重蹈製造業的覆轍。正如製造業的外流始於組裝零部件或縫製衣服這樣工資較低、技能不高的工作一樣，服務業的離岸外包始於數據輸入、日常的軟體編程和檢測，以及回答客戶問題的電話銀行（其成功度不盡相同）或電話行銷。在後一個階段，海外製造業走向高端，例如生產數控工具機、機器人、高性能汽車。同樣，離岸服務也已擴展到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所說的“知識性工作”。像微軟這樣的公司連軟體設計都外包了，而不再僅僅是外包低端的編程。高學歷的境外工作人員在為美國客戶分析財務報表、檢驗貿易策略、設計計算機晶片以及讀取X射線圖。
在某些人眼中，最重要的是研發外包。根據《商業周刊》的封面文章，當西方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把製造業轉移出去的時候，他們承諾會將“所有重要的研發”留在國內。這種承諾現在已經“過時”。像戴爾和摩托羅拉這樣的公司，其“全部設計”都是從亞洲製造商那裡購買的。儘管電子產品在外包這條路上“走得最遠”，但“尋求離岸幫助”正“擴展至經濟的幾乎每一個角落”，因為美國公司發現，它們當前的研發支出“賺不了大錢”。《商業周刊》提醒道，儘管外包在短期內會降低成本，但西方企業可能會“丟掉其技術優勢”，因為其亞洲承包商會在創新桿頭，更進一步。
現在，服務業似乎也在重蹈製造業的覆轍。正如製造業的外流始於組裝零部件或縫製衣服這樣工資較低、技能不高的工作一樣，服務業的離岸外包始於數據輸入、日常的軟體編程和檢測，以及回答客戶問題的電話銀行（其成功度不盡相同）或電話行銷。在後一個階段，海外製造業走向高端，例如生產數控工具機、機器人、高性能汽車。同樣，離岸服務也已擴展到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所說的“知識性工作”。像微軟這樣的公司連軟體設計都外包了，而不再僅僅是外包低端的編程。高學歷的境外工作人員在為美國客戶分析財務報表、檢驗貿易策略、設計計算機晶片以及讀取X射線圖。
在某些人眼中，最重要的是研發外包。根據《商業周刊》的封面文章，當西方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把製造業轉移出去的時候，他們承諾會將“所有重要的研發”留在國內。這種承諾現在已經“過時”。像戴爾和摩托羅拉這樣的公司，其“全部設計”都是從亞洲製造商那裡購買的。儘管電子產品在外包這條路上“走得最遠”，但“尋求離岸幫助”正“擴展至經濟的幾乎每一個角落”，因為美國公司發現，它們當前的研發支出“賺不了大錢”。《商業周刊》提醒道，儘管外包在短期內會降低成本，但西方企業可能會“丟掉其技術優勢”，因為其亞洲承包商會在創新桿頭，更進一步。
害怕世界是平的
同製成品的進口相比，服務業特別是研發的離岸外包，無論是用金錢和員工數來衡量，仍舊相當渺小。但是，這個現象已經觸動了神經。比如路易斯·多布斯的電視節目、托馬斯·弗里德曼的暢銷書《世界是平的》、新澤西州立法機關（它試圖阻止離岸外包服務進入政府機構）、約翰·克里的總統競選、2004年《總統經濟報告》、國家科學基金會（NSF），以及幾家著名的研究機構都對此問題發表過見解。
服務的離岸外包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媒體對其後果過於敏感。想像一下，他們的工作遭受了離岸勞工的威脅，對於受過大學教育、希望避免長時間非自願失業並過上好日子的知識工作者（包括那些媒體工作者）而言，外包是一個衝擊。知識工作者還可能是看電視網路頻道、閱讀暢銷書和報紙專欄的消費者。電視節目、書籍和專欄理所當然是為了迎合其核心客群的喜好。
離岸外包的興起除了威脅到一個有影響力的階層之外，它所帶來的所謂價值鏈升級——從電話行銷到遠程放射醫療，再到尖端研發——也導致了對美國長期繁榮的擔憂。許多人擔心，隨著研發轉入低成本地區，美國在科學和技術上的領先地位就會遭到損害，而且他們認為，這種領先地位可以緩衝低端製造業職位的消失。哈佛經濟學家理察·弗里曼（Richard Freeman）告誡說，“隨著大的開發中國家（如中國和印度）數量龐大的低工資勞動大軍開始利用其日益增長的科學和工程技術”，“美國的技術競爭力”很快就會受到威脅。
對於“繁榮21世紀全球經濟委員會”所謂的“聚合風暴”，美國應該做何準備？包括羅斯·佩羅（Ross Perot）、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路易斯·多布斯和新澤西州及其他州立法機構成員在內的一幫人給出的答案是：美國率先實施保護主義。歷史上，美國平民黨人對來自海外威脅的應對措施一直都是消除壁壘，但是這種應對措施在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出台之後就失寵了。該法通過提高進口商品的關稅來擠壓貿易，人們認為就是該法的出台使本來的一場衰退轉變成大蕭條。保護主義的變種現在又東山再起，它有時被隱藏在要求公平競爭的幌子之下，據他們說，競爭環境向海外貿易商傾斜。這種新保護主義得到了某些意想不到的群體的共鳴：《華爾街日報》和美國國家廣播公司在2007年9月聯合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大多數共和黨選民相信，自由貿易對美國經濟不利。
由美國國家科學院、國家工程院和國立醫學研究所成立的“繁榮21世紀全球經濟委員會”給出了另一個更為激進的答案。它開出的藥方是：加大科學和技術上的支出。其具體建議包括：在未來7年中，將長期基礎研發的聯邦支出每年提高10%；對資歷較淺的優秀專業研究人員給予新的研發補貼；成立全國科研基礎設施協調辦公室；給美國的科學、工程和數學研究機構新增本科獎學金名額25000名；新增研究生獎學金名額5000名；新增10000名科學和數學在校教師；向科學家和工程師提供繼續教育的僱主可以享受稅收優惠；對在美國獲得理工科博士學位的外國留學生自動給予工作許可。
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多數團體都擁護這種“科技迷信和科技國家主義”（這兩個詞是從奧斯特雷和納爾遜那裡借用來的）。其倡導者聲稱，要保持繁榮就需要保持在尖端科技上的持續領先地位。根據托馬斯·弗里德曼的觀點，在“全球化的新時代”，人們有了“在任何地方競爭、聯繫和合作”的工具。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美國必須“首先盡其所能。重要的是，谷歌就誕生在這裡”。弗里德曼循循善誘地宣稱：“總會有人在某地去做要做的事。唯一的問題是，它是由你來做，還是給你做。”
儘管只是在最近才占據主流，但科技國家主義者的診斷和藥方卻並不新穎。正如悲觀的預言者對今天的服務業外遷痛心疾首一樣，上一代人也曾對製造業發出類似呼籲，並開出了類似的止痛劑。例如，1984年，總統候選人沃爾特·蒙代爾說，美國有淪為漢堡包之國的危險。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的一篇獲獎文章認為，美國經濟正在走下坡路。1983年的總統委員會宣稱：“我們的國家岌岌可危。我們在工商業、科學以及技術創新上曾經擁有不可撼動的支配地位，現在正被來自全球的競爭者趕超。”委員會注意到：日本人在汽車製造方面比美國人更有效率；韓國人在建造世界上最有效率的鋼鐵廠；美國的工具機，“一度是世界的驕傲”，現在正被德國產品取代。就如何挽回這方面的損失，委員會的建議包括，在中學課程中開設三年數學課、三年科學課和一年半的計算機課。與此類似，在20世紀80年代，有些學者將美國經濟的落後表現歸因於律師太多，工程師和科學家太少，認為日本和德國的職業比例更合理。
碰巧的是，美國繁榮之時正是日本和德國經濟放緩之日。而且，這並不是因為警告起了作用。在高中數學和科學教育方面，也並沒有多大改善。法學院的入學人數依然強勁，管理人員繼續加大法學專業人士在員工總數中的比重。美國的科學論文占比、理工科博士占比以及專利占比持續下降。服務行業（包括漢堡包連鎖店）繼續擴張，製造業的員工數繼續裹足不前。
一直以來，新的暢銷書繼續“警告美國公眾失去21世紀的‘競賽’將會有多么可怕”。而這時，日本和歐洲大陸的經濟在減速，中國經濟的騰飛還沒有進入公眾視野。
當然，美國不能指望在喪失領導地位的每一個階段，都會有相同的結局。中國和印度融入全球經濟是一個積極的進展，其規模也是空前的。這一次會有什麼不同嗎？美國最終會遭受技術颶風的打擊嗎？在我看來，對研發的離岸外包及中國和印度科學能力提升的擔憂，源於不能理解現代創新體系的複雜本質及其與全球化的相互作用。我認為，關於創新以及創新和全球化之間的關係，科技國家主義的認識是狹隘的。對複雜現實不做那么簡單化的分析，會得到一個完全不同的診斷。
服務的離岸外包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媒體對其後果過於敏感。想像一下，他們的工作遭受了離岸勞工的威脅，對於受過大學教育、希望避免長時間非自願失業並過上好日子的知識工作者（包括那些媒體工作者）而言，外包是一個衝擊。知識工作者還可能是看電視網路頻道、閱讀暢銷書和報紙專欄的消費者。電視節目、書籍和專欄理所當然是為了迎合其核心客群的喜好。
離岸外包的興起除了威脅到一個有影響力的階層之外，它所帶來的所謂價值鏈升級——從電話行銷到遠程放射醫療，再到尖端研發——也導致了對美國長期繁榮的擔憂。許多人擔心，隨著研發轉入低成本地區，美國在科學和技術上的領先地位就會遭到損害，而且他們認為，這種領先地位可以緩衝低端製造業職位的消失。哈佛經濟學家理察·弗里曼（Richard Freeman）告誡說，“隨著大的開發中國家（如中國和印度）數量龐大的低工資勞動大軍開始利用其日益增長的科學和工程技術”，“美國的技術競爭力”很快就會受到威脅。
對於“繁榮21世紀全球經濟委員會”所謂的“聚合風暴”，美國應該做何準備？包括羅斯·佩羅（Ross Perot）、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路易斯·多布斯和新澤西州及其他州立法機構成員在內的一幫人給出的答案是：美國率先實施保護主義。歷史上，美國平民黨人對來自海外威脅的應對措施一直都是消除壁壘，但是這種應對措施在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出台之後就失寵了。該法通過提高進口商品的關稅來擠壓貿易，人們認為就是該法的出台使本來的一場衰退轉變成大蕭條。保護主義的變種現在又東山再起，它有時被隱藏在要求公平競爭的幌子之下，據他們說，競爭環境向海外貿易商傾斜。這種新保護主義得到了某些意想不到的群體的共鳴：《華爾街日報》和美國國家廣播公司在2007年9月聯合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大多數共和黨選民相信，自由貿易對美國經濟不利。
由美國國家科學院、國家工程院和國立醫學研究所成立的“繁榮21世紀全球經濟委員會”給出了另一個更為激進的答案。它開出的藥方是：加大科學和技術上的支出。其具體建議包括：在未來7年中，將長期基礎研發的聯邦支出每年提高10%；對資歷較淺的優秀專業研究人員給予新的研發補貼；成立全國科研基礎設施協調辦公室；給美國的科學、工程和數學研究機構新增本科獎學金名額25000名；新增研究生獎學金名額5000名；新增10000名科學和數學在校教師；向科學家和工程師提供繼續教育的僱主可以享受稅收優惠；對在美國獲得理工科博士學位的外國留學生自動給予工作許可。
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多數團體都擁護這種“科技迷信和科技國家主義”（這兩個詞是從奧斯特雷和納爾遜那裡借用來的）。其倡導者聲稱，要保持繁榮就需要保持在尖端科技上的持續領先地位。根據托馬斯·弗里德曼的觀點，在“全球化的新時代”，人們有了“在任何地方競爭、聯繫和合作”的工具。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美國必須“首先盡其所能。重要的是，谷歌就誕生在這裡”。弗里德曼循循善誘地宣稱：“總會有人在某地去做要做的事。唯一的問題是，它是由你來做，還是給你做。”
儘管只是在最近才占據主流，但科技國家主義者的診斷和藥方卻並不新穎。正如悲觀的預言者對今天的服務業外遷痛心疾首一樣，上一代人也曾對製造業發出類似呼籲，並開出了類似的止痛劑。例如，1984年，總統候選人沃爾特·蒙代爾說，美國有淪為漢堡包之國的危險。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的一篇獲獎文章認為，美國經濟正在走下坡路。1983年的總統委員會宣稱：“我們的國家岌岌可危。我們在工商業、科學以及技術創新上曾經擁有不可撼動的支配地位，現在正被來自全球的競爭者趕超。”委員會注意到：日本人在汽車製造方面比美國人更有效率；韓國人在建造世界上最有效率的鋼鐵廠；美國的工具機，“一度是世界的驕傲”，現在正被德國產品取代。就如何挽回這方面的損失，委員會的建議包括，在中學課程中開設三年數學課、三年科學課和一年半的計算機課。與此類似，在20世紀80年代，有些學者將美國經濟的落後表現歸因於律師太多，工程師和科學家太少，認為日本和德國的職業比例更合理。
碰巧的是，美國繁榮之時正是日本和德國經濟放緩之日。而且，這並不是因為警告起了作用。在高中數學和科學教育方面，也並沒有多大改善。法學院的入學人數依然強勁，管理人員繼續加大法學專業人士在員工總數中的比重。美國的科學論文占比、理工科博士占比以及專利占比持續下降。服務行業（包括漢堡包連鎖店）繼續擴張，製造業的員工數繼續裹足不前。
一直以來，新的暢銷書繼續“警告美國公眾失去21世紀的‘競賽’將會有多么可怕”。而這時，日本和歐洲大陸的經濟在減速，中國經濟的騰飛還沒有進入公眾視野。
當然，美國不能指望在喪失領導地位的每一個階段，都會有相同的結局。中國和印度融入全球經濟是一個積極的進展，其規模也是空前的。這一次會有什麼不同嗎？美國最終會遭受技術颶風的打擊嗎？在我看來，對研發的離岸外包及中國和印度科學能力提升的擔憂，源於不能理解現代創新體系的複雜本質及其與全球化的相互作用。我認為，關於創新以及創新和全球化之間的關係，科技國家主義的認識是狹隘的。對複雜現實不做那么簡單化的分析，會得到一個完全不同的診斷。
複雜的多方博弈
幾乎每個人都同意，技術創新在維持繁榮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樣，也很少有人否認全球化的重要性，或質疑技術創新對全球化的影響，反之亦然。但是，技術創新和全球化都很複雜，而且它們以複雜的方式相互作用。這種複雜性使我們很難弄明白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以及它們對一國繁榮的影響。我們必須審慎制定促進而非損害經濟繁榮的政策，例如支持某種而非另一種形式的創新活動。我們很難給技術創新下確切的定義，這就說明了創新形式是極其多樣化的。為了揭示這種多樣性的本質並理解其內涵，首先要對其加以簡化。於是，我將多種形式的創新歸結為兩類：新產品和新專有技術，並進一步將專有技術和產品細分為三個層次，我將在下文詳細說明。
對於任何新產品，其背後的專有技術，範圍從高層次的一般原理，到中等層次的技術，再到低層次的特定情形下的試錯法或經驗法則。例如，對於微處理器，高層次專有技術包括固態物理學定律；中等層次的是電路設計和晶片布局；而最低層次的是，在某一具體的半導體加工廠創造生產條件，使所生產的微處理器的質量和產出最好。
類似的，新產品的範圍則從高層次的構件或原材料（微處理器，或用於製造微處理器的矽），到中等層次的中間產品（筆記本電腦的主機板，主機板中有微處理器），再到低層次的最終產品（筆記本電腦）。如圖1所示，每一層次的產品都受到多層次專有技術的支持。
即使這九類專有技術和三類產品，也是大大地簡化了。首先，並不存在三個不同的層次，實際上專有技術和產品構成了從高層次到低層次的一個連續統（continuum）。其次，層次上的差異並不是區分新的專有技術和產品的唯一方式。創新也可以因新穎程度、突破程度、“通用”而非“專用”程度、專有或開源程度等等，而有所不同。換而言之，創新的形式是多維的，而不是兩維的。
我們很難給技術創新下確切的定義，這就說明了創新形式是極其多樣化的。為了揭示這種多樣性的本質並理解其內涵，首先要對其加以簡化。於是，我將多種形式的創新歸結為兩類：新產品和新專有技術，並進一步將專有技術和產品細分為三個層次，我將在下文詳細說明。
對於任何新產品，其背後的專有技術，範圍從高層次的一般原理，到中等層次的技術，再到低層次的特定情形下的試錯法或經驗法則。例如，對於微處理器，高層次專有技術包括固態物理學定律；中等層次的是電路設計和晶片布局；而最低層次的是，在某一具體的半導體加工廠創造生產條件，使所生產的微處理器的質量和產出最好。
類似的，新產品的範圍則從高層次的構件或原材料（微處理器，或用於製造微處理器的矽），到中等層次的中間產品（筆記本電腦的主機板，主機板中有微處理器），再到低層次的最終產品（筆記本電腦）。如圖1所示，每一層次的產品都受到多層次專有技術的支持。
即使這九類專有技術和三類產品，也是大大地簡化了。首先，並不存在三個不同的層次，實際上專有技術和產品構成了從高層次到低層次的一個連續統（continuum）。其次，層次上的差異並不是區分新的專有技術和產品的唯一方式。創新也可以因新穎程度、突破程度、“通用”而非“專用”程度、專有或開源程度等等，而有所不同。換而言之，創新的形式是多維的，而不是兩維的。
對於任何新產品，其背後的專有技術，範圍從高層次的一般原理，到中等層次的技術，再到低層次的特定情形下的試錯法或經驗法則。例如，對於微處理器，高層次專有技術包括固態物理學定律；中等層次的是電路設計和晶片布局；而最低層次的是，在某一具體的半導體加工廠創造生產條件，使所生產的微處理器的質量和產出最好。
類似的，新產品的範圍則從高層次的構件或原材料（微處理器，或用於製造微處理器的矽），到中等層次的中間產品（筆記本電腦的主機板，主機板中有微處理器），再到低層次的最終產品（筆記本電腦）。如圖1所示，每一層次的產品都受到多層次專有技術的支持。
即使這九類專有技術和三類產品，也是大大地簡化了。首先，並不存在三個不同的層次，實際上專有技術和產品構成了從高層次到低層次的一個連續統（continuum）。其次，層次上的差異並不是區分新的專有技術和產品的唯一方式。創新也可以因新穎程度、突破程度、“通用”而非“專用”程度、專有或開源程度等等，而有所不同。換而言之，創新的形式是多維的，而不是兩維的。
我們很難給技術創新下確切的定義，這就說明了創新形式是極其多樣化的。為了揭示這種多樣性的本質並理解其內涵，首先要對其加以簡化。於是，我將多種形式的創新歸結為兩類：新產品和新專有技術，並進一步將專有技術和產品細分為三個層次，我將在下文詳細說明。
對於任何新產品，其背後的專有技術，範圍從高層次的一般原理，到中等層次的技術，再到低層次的特定情形下的試錯法或經驗法則。例如，對於微處理器，高層次專有技術包括固態物理學定律；中等層次的是電路設計和晶片布局；而最低層次的是，在某一具體的半導體加工廠創造生產條件，使所生產的微處理器的質量和產出最好。
類似的，新產品的範圍則從高層次的構件或原材料（微處理器，或用於製造微處理器的矽），到中等層次的中間產品（筆記本電腦的主機板，主機板中有微處理器），再到低層次的最終產品（筆記本電腦）。如圖1所示，每一層次的產品都受到多層次專有技術的支持。
即使這九類專有技術和三類產品，也是大大地簡化了。首先，並不存在三個不同的層次，實際上專有技術和產品構成了從高層次到低層次的一個連續統（continuum）。其次，層次上的差異並不是區分新的專有技術和產品的唯一方式。創新也可以因新穎程度、突破程度、“通用”而非“專用”程度、專有或開源程度等等，而有所不同。換而言之，創新的形式是多維的，而不是兩維的。
序言
世界經濟的日益融合，尤其是中國和印度在國際貿易中的深度參與，提出了幾個重要問題：來自中國和印度的競爭是否會降低西方人的工資，並威脅西方世界的繁榮？如果確實有影響的話，又有什麼影響？
18世紀和19世紀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並不能提供有益的指導。古典理論假設，貿易發生在自然稟賦方面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之間：它使得多雨的英國著力發展養殖業和羊毛業，而讓陽光普照的葡萄牙種植葡萄，釀造波爾圖葡萄酒。由於地理條件是固定的，在古典經濟學理論中，用羊毛交換波爾圖葡萄酒的貿易會永遠繼續下去。但是，在今天，窮國的比較優勢源自它在歷史上未能使用技術創新，而正是技術創新造就了西方世界的富裕。富國和窮國間貿易的推動力源自技術能力上的差異，而非地理稟賦。正如我和埃德蒙·菲爾普斯（Edmund Phelps）提出的，基於技術能力差異的貿易最終會壽終正寢：開放貿易能幫助中國獲取先進的技術，促進經濟繁榮；經濟的繁榮就縮小了與美國工資的差異，並最終使中國從美國進口棉花、再向美國出口襯衫和裙子變得無利可圖。
很多現代經濟學研究都涉及貿易和創新的動態相互作用。但是，從某些研究看來，現代理論仍舊把現代經濟中許多關鍵的現實因素排除在外。正如菲爾普斯在其諾貝爾獎獲獎演說中所說的那樣，“現代經濟的顯著特徵”包含“不確定性、模糊性（以及）信念的多樣性”。企業家“不得不按其‘動物精神’行動”，他們通常最先開始創新，並發現隨後的收益和成本。但是，菲爾普斯還曾寫道，“大量既有的經濟學理論”並未看到現代經濟的本來面貌（“一個演化的、難以控制的、開放式的系統”），而是暗含著一個“確定的未來”。經濟學家忽略了關於將會發生什麼的分歧——不確定性退化為定義良好的機率分布。
當然，所有理論都是簡化的，但是，簡化的程度應該取決於研究的背景和目的。在設計休閒帆船時，造船廠可以忽略狂風大浪和冰山，但是，在設計超大型油輪時，卻不能如此。不幸的是，由於簡易的數學模型無法處理大量的變數，經濟學家經常不得不大大簡化研究對象。基於簡化的假設，不同的模型會產生相互矛盾的結果：模型A可能表明，落後經濟體的技術進步對發達經濟體是有益的，而模型B則恰恰相反。但是，鑒於這兩個模型均遠離現實世界的情況，我們不能確定哪一個更可靠。
幸運的是，在必要的時候，我們的確有一個將大量事實和理論都融合在一起、講求實際的、經得起檢驗的模型：普通法審判。眾多證人提供關於案件的各方面證據。某些證據是定性的，某些則不是。律師提供推理，將事實串起來，使用先例或判例法進行辯護。在某類審判中，犯罪學家、心理學家、病理學家、經濟學家以及其他此類專家也來作證。隨著雙方蒐集事實、判例以及尋找支持其推理的專家，這些爭論匯總起來就提供了一個全面的觀點。
誠然，這種歸納和演繹的結合併不能產生無可辯駁的結果。除非一方做出了明顯毫無根據的論證，否則，法官和陪審團依然需要面臨相當多的含糊不清。專家的觀點可能不一致。同樣的事實，因給予的權重不同，意味著要適用不同的判例和法理。此外，儘管普通法法官必須尊重判例，但他們還必須時刻牢記，手頭案例的背景和事實會發生變化，而這些變化可能使某些判例失效。判決不可避免地以主觀判斷而非客觀推理為基礎。經驗老到的法官作出的縝密判決可能會在抗訴中被推翻。但是，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不會用這樣一個審判過程去換取一個排除了所有變數、只留下幾個可量化變數的更為客觀的過程。我們在判決案件時，不會用發放信用卡時所使用的那類打分模型。
與有計畫的判例不同，我對全球化和創新之間聯繫的普通法探討則經歷了一個相當令人意外的過程。
20年前，我開始研究初創企業和新興企業。實際上，我所考察的所有企業都在美國國內經營——它們與國外沒有任何交易。當“離岸外包”服務風靡世界時，我在懷疑，我所研究的創業型公司是否會捲入這種新形式的國際貿易。
2002年，我對班加羅爾的創業環境展開了廣泛深入的研究。在印度，班加羅爾是離岸外包熱潮的中心。在研究過程中，我發現，大型跨國公司是離岸外包的主要使用者，規模較小的美國小型企業則需要利用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優勢。這些親身體驗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如果創業型企業不適合離岸外包，那么，全球化的另一面與它們有關嗎？
回到美國後，我開始研究由專業風險資本家提供融資的企業的跨境互動。我之所以致力於研究風險資本支持企業（VCbacked businesses），是因為我相信（具體的原因我將在第1章中詳述），這類企業可能會比其他類型的小企業或創業型企業有更多的跨國互動。我對班加羅爾的研究似乎表明，對於大多數初創企業和新興企業而言，離岸外包並不是太重要，因此，我決定以儘可能寬泛的方式去研究，坐落於美國並由風險資本支持的企業如何影響世界其他地方。我和研究助手走訪了106家類似企業的執行長（以下簡稱CEO），詢問他們參與跨境經濟活動和跨境交易的所有可能方式：在何種程度上以及為什麼，他們的企業要為海外客戶提供服務並確保來自境外的商品、服務、智慧財產權和資本的安全？他們面臨境外的競爭者嗎？在創立公司和招募人員方面，移民扮演什麼角色？
我對我所觀察到的全球化形式或程度沒有任何先入之見，相反，我是要受訪者告訴我們，對他們的企業而言，什麼類型的跨境交易最重要。同樣，在開始研究之前，對於為什麼風險資本支持企業要從事跨境交易，我也沒有事先的假設，相反我希望在收集數據的過程中提出理論假設。這種演繹方法並不總能得出有意義的結果。我曾經不止一次經歷過實地調研無法通過“那又怎么樣？”的檢驗。非常幸運的是，我有機會從事這項研究。我的實地調研不僅說明了“風險資本支持企業都幹些什麼”這樣的具體問題，而且就創新和全球化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它對我們的長期繁榮有何意義，提供了一個啟發性的視角。
我的觀點和結論並不一定是確切無疑的，但是，用凱恩斯的話來說，我們終究要作出決定。在一個瞬息萬變、難以駕馭的世界裡，我們不得不隨機應變，因為我們不能得出千古不變的結論。我希望讀者，甚至那些並不接受我的所有推斷的讀者，在思考應對全球化的政策時，能有所獲益。
18世紀和19世紀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並不能提供有益的指導。古典理論假設，貿易發生在自然稟賦方面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之間：它使得多雨的英國著力發展養殖業和羊毛業，而讓陽光普照的葡萄牙種植葡萄，釀造波爾圖葡萄酒。由於地理條件是固定的，在古典經濟學理論中，用羊毛交換波爾圖葡萄酒的貿易會永遠繼續下去。但是，在今天，窮國的比較優勢源自它在歷史上未能使用技術創新，而正是技術創新造就了西方世界的富裕。富國和窮國間貿易的推動力源自技術能力上的差異，而非地理稟賦。正如我和埃德蒙·菲爾普斯（Edmund Phelps）提出的，基於技術能力差異的貿易最終會壽終正寢：開放貿易能幫助中國獲取先進的技術，促進經濟繁榮；經濟的繁榮就縮小了與美國工資的差異，並最終使中國從美國進口棉花、再向美國出口襯衫和裙子變得無利可圖。
很多現代經濟學研究都涉及貿易和創新的動態相互作用。但是，從某些研究看來，現代理論仍舊把現代經濟中許多關鍵的現實因素排除在外。正如菲爾普斯在其諾貝爾獎獲獎演說中所說的那樣，“現代經濟的顯著特徵”包含“不確定性、模糊性（以及）信念的多樣性”。企業家“不得不按其‘動物精神’行動”，他們通常最先開始創新，並發現隨後的收益和成本。但是，菲爾普斯還曾寫道，“大量既有的經濟學理論”並未看到現代經濟的本來面貌（“一個演化的、難以控制的、開放式的系統”），而是暗含著一個“確定的未來”。經濟學家忽略了關於將會發生什麼的分歧——不確定性退化為定義良好的機率分布。
當然，所有理論都是簡化的，但是，簡化的程度應該取決於研究的背景和目的。在設計休閒帆船時，造船廠可以忽略狂風大浪和冰山，但是，在設計超大型油輪時，卻不能如此。不幸的是，由於簡易的數學模型無法處理大量的變數，經濟學家經常不得不大大簡化研究對象。基於簡化的假設，不同的模型會產生相互矛盾的結果：模型A可能表明，落後經濟體的技術進步對發達經濟體是有益的，而模型B則恰恰相反。但是，鑒於這兩個模型均遠離現實世界的情況，我們不能確定哪一個更可靠。
幸運的是，在必要的時候，我們的確有一個將大量事實和理論都融合在一起、講求實際的、經得起檢驗的模型：普通法審判。眾多證人提供關於案件的各方面證據。某些證據是定性的，某些則不是。律師提供推理，將事實串起來，使用先例或判例法進行辯護。在某類審判中，犯罪學家、心理學家、病理學家、經濟學家以及其他此類專家也來作證。隨著雙方蒐集事實、判例以及尋找支持其推理的專家，這些爭論匯總起來就提供了一個全面的觀點。
誠然，這種歸納和演繹的結合併不能產生無可辯駁的結果。除非一方做出了明顯毫無根據的論證，否則，法官和陪審團依然需要面臨相當多的含糊不清。專家的觀點可能不一致。同樣的事實，因給予的權重不同，意味著要適用不同的判例和法理。此外，儘管普通法法官必須尊重判例，但他們還必須時刻牢記，手頭案例的背景和事實會發生變化，而這些變化可能使某些判例失效。判決不可避免地以主觀判斷而非客觀推理為基礎。經驗老到的法官作出的縝密判決可能會在抗訴中被推翻。但是，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不會用這樣一個審判過程去換取一個排除了所有變數、只留下幾個可量化變數的更為客觀的過程。我們在判決案件時，不會用發放信用卡時所使用的那類打分模型。
與有計畫的判例不同，我對全球化和創新之間聯繫的普通法探討則經歷了一個相當令人意外的過程。
20年前，我開始研究初創企業和新興企業。實際上，我所考察的所有企業都在美國國內經營——它們與國外沒有任何交易。當“離岸外包”服務風靡世界時，我在懷疑，我所研究的創業型公司是否會捲入這種新形式的國際貿易。
2002年，我對班加羅爾的創業環境展開了廣泛深入的研究。在印度，班加羅爾是離岸外包熱潮的中心。在研究過程中，我發現，大型跨國公司是離岸外包的主要使用者，規模較小的美國小型企業則需要利用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優勢。這些親身體驗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如果創業型企業不適合離岸外包，那么，全球化的另一面與它們有關嗎？
回到美國後，我開始研究由專業風險資本家提供融資的企業的跨境互動。我之所以致力於研究風險資本支持企業（VCbacked businesses），是因為我相信（具體的原因我將在第1章中詳述），這類企業可能會比其他類型的小企業或創業型企業有更多的跨國互動。我對班加羅爾的研究似乎表明，對於大多數初創企業和新興企業而言，離岸外包並不是太重要，因此，我決定以儘可能寬泛的方式去研究，坐落於美國並由風險資本支持的企業如何影響世界其他地方。我和研究助手走訪了106家類似企業的執行長（以下簡稱CEO），詢問他們參與跨境經濟活動和跨境交易的所有可能方式：在何種程度上以及為什麼，他們的企業要為海外客戶提供服務並確保來自境外的商品、服務、智慧財產權和資本的安全？他們面臨境外的競爭者嗎？在創立公司和招募人員方面，移民扮演什麼角色？
我對我所觀察到的全球化形式或程度沒有任何先入之見，相反，我是要受訪者告訴我們，對他們的企業而言，什麼類型的跨境交易最重要。同樣，在開始研究之前，對於為什麼風險資本支持企業要從事跨境交易，我也沒有事先的假設，相反我希望在收集數據的過程中提出理論假設。這種演繹方法並不總能得出有意義的結果。我曾經不止一次經歷過實地調研無法通過“那又怎么樣？”的檢驗。非常幸運的是，我有機會從事這項研究。我的實地調研不僅說明了“風險資本支持企業都幹些什麼”這樣的具體問題，而且就創新和全球化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它對我們的長期繁榮有何意義，提供了一個啟發性的視角。
我的觀點和結論並不一定是確切無疑的，但是，用凱恩斯的話來說，我們終究要作出決定。在一個瞬息萬變、難以駕馭的世界裡，我們不得不隨機應變，因為我們不能得出千古不變的結論。我希望讀者，甚至那些並不接受我的所有推斷的讀者，在思考應對全球化的政策時，能有所獲益。
名人推薦
中國和印度的飛速發展，特別是意料之外的技術進步，令美國生憂，要求在基礎研究方面加倍聯邦支出的聲音不絕於耳。在《冒險經濟》一書中，阿瑪爾·畢海德運用其無與倫比的創新機制，來展現亞洲的發展之於美國的益處，並指出左右華盛頓決策的科技國家主義的錯誤。該書全面深化了我們對全球經濟運行的理解。
——埃德蒙·菲爾普斯，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阿瑪爾·畢海德從全新的視角界定了美國在日益全球化的經濟中的技術地位。任何對經濟前景特別是創新政策感興趣的人士，都應拜讀此書。
——勞倫斯·薩默斯，美國前財長、哈佛大學前校長
若要就美國經濟展望給下屆總統推薦書目，並且限定一本，我會毫不猶豫地推薦阿瑪爾·畢海德的《冒險經濟》。該書對複雜的創新過程的本質進行了原創性闡釋。此外，該書還嘲諷了在經濟困難時期相當流行的杞人憂天論調。身為這段美好又乖僻的真實創新史的入門者，在翻閱此書時，我幾乎歡呼雀躍。
——湯姆·彼得斯，《追求卓越》合著者
一本匯聚了嚴謹且非傳統結論的書，一本基於廣泛實地考察的書。阿瑪爾·畢海德是一位知其言並能令人信其言的作者。
——威廉·鮑莫爾，《資本主義的增長奇蹟》作者
——埃德蒙·菲爾普斯，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阿瑪爾·畢海德從全新的視角界定了美國在日益全球化的經濟中的技術地位。任何對經濟前景特別是創新政策感興趣的人士，都應拜讀此書。
——勞倫斯·薩默斯，美國前財長、哈佛大學前校長
若要就美國經濟展望給下屆總統推薦書目，並且限定一本，我會毫不猶豫地推薦阿瑪爾·畢海德的《冒險經濟》。該書對複雜的創新過程的本質進行了原創性闡釋。此外，該書還嘲諷了在經濟困難時期相當流行的杞人憂天論調。身為這段美好又乖僻的真實創新史的入門者，在翻閱此書時，我幾乎歡呼雀躍。
——湯姆·彼得斯，《追求卓越》合著者
一本匯聚了嚴謹且非傳統結論的書，一本基於廣泛實地考察的書。阿瑪爾·畢海德是一位知其言並能令人信其言的作者。
——威廉·鮑莫爾，《資本主義的增長奇蹟》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