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置的生命是由陶雙賓所著，鄭杭生指導的社會學博士論文。對近代以來中國國家、社會和農民關係問題的研究，是一個頗具學術淵源的熱門話題。而自黃宗智、杜贊齊創造性地使用“內卷化”的概念，並嘗試用該機制解釋新中國國家建設問題後，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國家、社會和農民關係的研究，成為一個更具挑戰性的任務。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再置的生命
- 論文作者：陶雙賓
- 導師：鄭杭生
- 學科專業：社會學
- 副題名：1946-1976
- 學位級別：博士論文
- 學位授予單位：華中師範大學
- 學位授予時間：2008
- 關鍵字：農村、國家、社會、農民
- 館藏號：D669
- 館藏目錄：2010\D669\3
內容簡介
對近代以來中國國家、社會和農民關係問題的研究，是一個頗具學術淵源的熱門話題。而白黃宗智、杜贊齊創造性地使用“內卷化”的概念，並嘗試用該機制解釋新中國國家建設問題後，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國家、社會和農民關係的研究，成為一個更具挑戰性的任務。杜贊齊旗幟鮮明地指出，新中國已經解決了國家內卷化和政權建設的問題。不過，這一觀點立刻遭遇了諸多非議。美國學者弗里曼、畢克偉、賽爾登等人基於五公公社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結論；而以人類學者蕭鳳霞為代表的華南區域研究則表明，新中國政權不僅沒有解決內卷的難題，而且出現了國家和社會共卷的新問題。 在作者看來，國內外學界關於新中國國家、社會和農民關係的研究，反映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認識傾向。其中一種將農民視為完全熟練的政治公民，他們會沿著一條已經規劃好了的路線，自然地走上設計好的道路，成為革命和建設的重要同盟力量。另一種傾向則將農民視為特定歷史條件下被領導的、被動員的、不發聲的階級。如果說前一傾向反映了一種理論創新的倦怠的話，後一傾向則充滿著知識分子對國家建設的警惕性和反思精神。而兩者的共同之處是忽視了農村和農民本身的複雜性。最該成為主角的、真實的農民，卻始終在文本中不能得以很好地呈現。 為此本研究主要採取深度訪談的研究方法，通過對遼西北39位農民在1946-1976年間生命歷程的訪談，分析不同階段社會變遷對個體世界觀、人生觀的雕琢與塑造，藉此展示個體心靈結構中的國家和社會關係的構造。 20世紀上半葉在遼西北村落中展開的不同場景的國家政治，與村莊農民所理解的觀念世界之間存在著難以克服的距離。在新的階級政治圖景和想像下，新政治力圖將原本多元化的農民，改造成聚居在固定的空間、能夠一起勞動生產、一起參與分配、在政治上具有一致行動的新階級。雖然這種改造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但是卻改變了村落農民日常的觀念結構和生活方式。這個時期的土地改革，呈現了國家革命必須有賴於村莊農民的政治實踐、國家革命必須要嵌入村莊社會結構及其互動的現實場景。雖然基於村莊的政治實踐仍然和高高在上的國家政治目標相去甚遠，但是顯然新國家已經建立並實踐了改造的規劃。 新中國成立以後，在互助組和初級社的狀態下，農民可以擁有多元互補的生計方式，藉此度過貧困和饑荒。但在新國家的政治規劃中，更加組織化、更具公有性質的社會重組，已經提上了議程。1958年後，各種全局性的社會運動接踵而至，從村莊到個體都不得不捲入一場大變局。新社會運動的來臨意味著新的社會向上流動規則的生成，而文化大革命階段則是這種運動方式的極致體現。社會運動和地位流動的變幻莫測，為村落農民的人生歷程帶來了不可忽視的影響，使包括村落精英在內的大部分農民個體產生人生無常、難以預期、形勢逼人和難以掌控人生道路的失敗者體驗。在饑荒、動亂的失范狀態下，大多數人並未自覺是人生的成功者，並沒有實現自己關於人生規劃的預期。而村落社區和更高層面的政治天地，越來越被視為精英活動的場域，或者成功者輪轉的舞台，由此也製造了國家與普通農民之間最為遙遠的距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