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共產主義者同盟
- 外文名：The Communist League
- 類型：政黨
- 分類：組織
基本簡介,同盟歷史,基本章程,第一章同盟,第二章支部,第三章區部,第四章總區部,第五章中央委員會,第六章一般規定,第七章代表大會,第八章反盟罪行,第九章盟的經費,第十章接收盟員,左派共產,
基本簡介
第一個以科學社會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國際無產階級的政黨。是在對正義者同盟進行根本改造的基礎上建立的。正義者同盟是19世紀30年代成立的德國工人和手工業者的秘密革命組織，在K.馬克思、F.恩格斯幫助下,正義者同盟的領導機構在40年代中期逐步克服魏特林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和蒲魯東主義的影響。1847年初,正義者同盟派J.莫爾邀請馬克思、恩格斯加入並決定按他們的主張改組同盟。1847年6月在倫敦舉行第1次代表大會，建立共產主義者同盟，擬定章程，並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國際主義口號代替“人人皆兄弟”的舊口號。同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在倫敦舉行第2次代表大會，審查並批准章程，明確規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統治，消滅舊的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社會和建立無階級、無私有制的新社會。大會委託馬克思、恩格斯起草同盟綱領，產生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第一個綱領性文獻《共產黨宣言》。
《宣言》剛發表，1848年革命風暴席捲歐洲。為適應鬥爭需要,1848年3月初在巴黎建立以馬克思為首的新的中央委員會，成員有恩格斯、W.沃爾弗、J.莫爾、H.鮑威爾、K.沙佩爾等。同盟中央制定了德國革命的政治綱領《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並組織盟員回德參加革命，其中許多人成了革命鬥爭的骨幹。馬克思、恩格斯於4月回到德國。6月在科倫創辦《新萊茵報》，該報成為當時條件下革命活動的指導中心。在革命活動中，同盟批判了以科倫工人聯合會主席A.哥特沙克為代表的宗派主義和“左”傾錯誤，同時批判了柏林工人兄弟會主席S.波爾恩為代表的右傾錯誤。革命的失敗使同盟受到很大損失。1849年秋同盟領導人在倫敦重新聚集，逐漸恢復活動。1850年3月馬克思、恩格斯起草《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提出建立獨立的工人政黨的任務。同年夏,馬克思、恩格斯重新分析形勢,主張長期積蓄力量為新的革命高潮作準備。以A.von維利希和沙佩爾為首的少數派則主張立即發動革命。9月,終於導致同盟分裂。在當時的困難條件下，根據馬克思的建議，同盟的中央職權移交科倫區部委員會。1851年5月以後科隆共產黨人審判案發生，同盟組織被破壞。國際反動勢力加強迫害，同盟活動實際停頓。1852年11月17日同盟宣告解散。
同盟歷史
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0頁至第210頁（有刪減）
1836年，從德國流亡者於1834年在巴黎建立的民主共和主義的秘密同盟“流亡者同盟”中分出了最激進的、大部分是無產階級的分子，他們組成了一個新的秘密同盟——正義者同盟。原先那個只剩下雅科布·費奈迭這類最不活動的分子的同盟，很快便沉寂了：當警察在1840年破獲它在德國的幾個支部時，它幾乎只剩下一個影子。相反，新的同盟卻發展得比較迅速。它原是當時在巴黎形成的受巴貝夫主義影響的法國工人共產主義的一個德國分支；它要求實行財產共有，作為實現“平等”的必然結果。它的宗旨同當時巴黎各秘密團體的宗旨一樣，都是半宣傳、半密謀的團體，而巴黎也一向被看作革命活動的中心，雖然決不排除準備適當時機在德國舉行起義的可能。但是，由於巴黎仍是決戰的場所，所以事實上這個同盟在當時不過是法國各秘密團體，特別是它與之有密切聯繫的由布朗基和巴爾貝斯領導的四季社的德國分支。法國人在1839年5月12日舉行了起義；同盟各支部都同他們一起行動，因而也同他們一起遭到了失敗。
在倫敦，也像在瑞士（在較小的程度上）一樣，結社、集會的自由便利了他們。早在1840年2月7日，公開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就已經成立，它直到今天還存在著。這個協會成了同盟吸收新盟員的地方；因為共產主義者一向是最活動最有知識的會員，協會的領導權自然就完全掌握在同盟手中。不久，同盟在倫敦便建立了一些支部，當時尚稱為“秘所”。這個十分明顯的策略在瑞士和其他地方也都採用了。凡是能夠建立工人協會的地方，同盟盟員都以同樣的方式利用了它們。凡是法律禁止這樣做的地方，同盟的盟員便參加歌詠團、體操協會等團體。聯繫主要靠不斷來往的盟員來維持，這些盟員在必要時也擔任特使。在這兩方面，各政府的高明才略給了同盟很大幫助，這些政府把它們看不慣的工人——十有九個是同盟盟員——全都驅逐出境，結果就把他們變成了特使。
恢復了的同盟大大擴展起來了。例如在瑞士，魏特林、奧古斯特·貝克爾等人建立了一個或多或少忠於魏特林共產主義體系的堅強組織。
在德國也有了許多支部，這些支部由於當時的情況而帶有短暫的性質；但是，新成立的支部遠遠多於瓦解的支部。警察只是在七年以後（1846年底）才在柏林（門特爾）和馬格德堡（貝克）發現了同盟的蹤跡，但進一步追尋就無能為力了。
在巴黎，1840年還住在那裡的魏特林在他去瑞士以前，也把分散的成員重新聚集起來。
1847年，在巴黎各支部中，有兩個支部成員主要是裁縫，有一個支部成員主要是家具工人。
自從重心由巴黎移到倫敦，便明顯地出現了一個新的情況：同盟逐漸從德國的變成國際的了。參加工人協會的，除了德國人和瑞士人以外，還有主要是用德語同外國人交往的那些民族的會員，就是斯堪的納維亞人、荷蘭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南方斯拉夫人以及俄國人和阿爾薩斯人。
通過流亡在倫敦的1839年5月12日起義的戰友，同盟和法國革命者保持了密切的聯繫。同樣也和波蘭激進派保持了密切的聯繫。波蘭的正式流亡者，也和馬志尼一樣，當然與其說是盟友，不如說是敵人。英國的憲章派，由於他們的運動的性質僅限於英國，被看作不革命的而受到漠視。同盟的倫敦領導者們只是後來通過我才同他們建立了聯繫。
此外，隨著一樁樁事變的發生，同盟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雖然人們的目光仍然盯著巴黎，把它看作革命策源地——這在當時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已經擺脫對巴黎密謀活動家的依賴性。隨著同盟的發展，它的自覺性也提高了。人們可以感到，運動日益在德國工人階級中間紮根，這些德國工人負有成為北歐和東歐工人的旗手的歷史使命。他們擁有魏特林這樣一個共產主義理論家，可以大膽地把他放在同當時他的那些法國競爭者相匹敵的地位。最後，5月12日的經驗表明，盲動的企圖已經應該放棄。如果說當時人們仍然把每個事變解釋為風暴來臨的預兆，如果說當時人們仍然完全保留著半密謀性的章程，那么，這主要是由於老革命者固執己見，他們的見解已經開始同那些正在為自己開闢道路的比較正確的觀點發生衝突。
另一方面，同盟的社會學說很不確定，它有一個很大的、根源於社會關係本身的缺點。一般地說，同盟的成員是工人，但他們幾乎都是地道的手工業者。即使在世界各大城市，剝削他們的也多半只是小作坊師傅。通過把裁縫手工業變成聽命於大資本家的大規模的家庭工業，從而對裁縫業即現在所謂的服裝業實行剝削，當時甚至在倫敦也還剛剛產生。一方面，剝削這些手工業者的是小作坊師傅；另一方面，這些手工業者全都希望自己最終也能成為小作坊師傅。此外，當時的德國手工業者還有許多流傳下來的行會觀念。這些手工業者的最大光榮是：雖然他們本身還不是真正的無產者，而只不過是剛剛向現代無產階級轉變的、附屬於小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人，還沒有同資產階級即大資本處於直接對立地位，但他們已經能夠本能地預料到自己未來的發展，並且能夠組成為（雖然還不是充分自覺地）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了。但是，有一點也是不可避免的：每當問題涉及具體批判現存社會，即分析經濟事實的時候，他們的手工業者舊有的成見對於他們就成為一種障礙。但這沒有多大關係；“平等”、“博愛”和“正義”暫時還有助於克服一切理論上的困難。
但是，除了同盟和魏特林的共產主義以外，同時還有另外一種根本不同的共產主義形成了。我在曼徹斯特時異常清晰地觀察到，迄今為止在歷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極小作用的經濟事實，至少在現代世界中是一個決定性的歷史力量；這些經濟事實形成了產生現代階級對立的基礎；這些階級對立，在它們因大工業而得到充分發展的國家裡，因而特別是在英國，又是政黨形成的基礎，黨派鬥爭的基礎，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礎。馬克思不僅得出同樣的看法，並且在《德法年鑑》（1844年）里已經把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決不是國家制約和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制約和決定國家，因而應該從經濟關係及其發展中來解釋政治及其歷史，而不是相反。當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訪馬克思時，我們在一切理論領域中都顯出意見完全一致，從此就開始了我們共同的工作。當我們1845年春天在布魯塞爾再次會見時，馬克思已經從上述基本原理出發大致完成了發揮他的唯物主義歷史理論的工作，於是我們就著手在各個極為不同的方面詳細制定這種新觀點了。
但是，這個在史學方面引起變革的發現，······對於當時的工人運動卻有著直接的意義。法國人和德國人的共產主義，英國人的憲章運動，現在不再像是一種也可能不會發生的偶然現象了。這些運動現在已經被看作現代被壓迫階級即無產階級的運動，被看作他們反對統治階級即資產階級的歷史上必然的鬥爭的或多或少發展了的形式，被看作階級鬥爭的形式，但是這一階級鬥爭和過去一切階級鬥爭不同的一點是：現代被壓迫階級即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擺脫階級劃分，從而擺脫階級鬥爭，就不能爭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共產主義現在已經不再意味著憑空構想一種儘可能完善的社會理想，而是意味著深入理解無產階級所進行的鬥爭的性質、條件以及由此產生的一般目的。
我們決不想把新的科學成就寫成厚厚的書，只向“學術”界吐露。正相反，我們兩人已經深入到政治運動中；我們已經在知識分子中間，特別在德國西部的知識分子中間獲得一些人的擁護，並且同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建立了廣泛聯繫。我們有義務科學地論證我們的觀點，但是，對我們來說同樣重要的是：爭取歐洲無產階級，首先是爭取德國無產階級擁護我們的信念。我們明確了這一點以後，就立即著手工作了。我們在布魯塞爾建立了德意志工人協會，取得了《德意志—布魯塞爾報》，該報一直到二月革命始終是我們的機關報。我們通過朱利安·哈尼同英國憲章派中的革命部分保持著聯繫，哈尼是憲章運動中央機關報《北極星報》的編輯，我是該報的撰稿人。我們也和布魯塞爾的民主派（馬克思是民主協會副主席），以及《改革報》（我向該報提供關於英國和德國運動的訊息）方面的法國社會民主派結成了某種聯盟關係。總之，我們同激進派的和無產階級的組織和刊物的聯繫是再好也沒有了。
我們同正義者同盟的關係有如下述。存在這樣一個同盟，我們當然是知道的；1843年沙佩爾建議我加入同盟，當時我自然拒絕了這個建議。但是，我們不僅同倫敦的盟員經常保持通訊聯繫，並且同巴黎各支部當時的領導人艾韋貝克醫生有更為密切的交往。我們不參與同盟的內部事務，但仍然知道那裡發生的一切重要事件。另一方面，我們通過口頭、書信和報刊，影響著最傑出的盟員的理論觀點。我們在問題涉及當時正在形成的共產黨內部事務的特殊場合，向世界各處的朋友和通訊員分發各種石印通告，也是為了這個目的。這些通告有時也涉及同盟本身。例如，後來，魏特林到了布魯塞爾。但這時他已經不再是一個天真年輕的幫工裁縫了，他對自己的才能感到驚訝，力求弄清共產主義社會究竟會是什麼樣子的。這時他是一個由於自己的優勢而受忌妒者迫害的大人物，到處都覺得有競爭者、暗敵和陷阱；這個從一個國家被趕到另一國家的預言家，口袋裡裝有一個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現成藥方，並且覺得每個人都在打算竊取他的這個藥方。他在倫敦時就已經和同盟盟員發生爭吵，在布魯塞爾他也還是同任何人都合不來。所以不久他就到美洲去了，想要在那裡完成他的預言家的使命。
所有這些情況都促進了同盟中，特別是倫敦領導者當中不知不覺發生的轉變。他們越來越明白，過去的共產主義觀點，無論是法國樸素的平均共產主義還是魏特林共產主義，都是不夠的。魏特林所著《一個貧苦罪人的福音》一書中有個別的天才論斷，但他把共產主義歸結為原始基督教，這就使瑞士的運動多半起初是掌握在阿爾布雷希特這種蠢貨手中，後來又掌握在庫爾曼這種詐取錢財的騙人預言家手中。由幾個美文學家所傳播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是把法國社會主義語句翻譯成陳腐的黑格爾德文和傷感的陶醉於愛的幻想，這種通過克利蓋和閱讀有關著作而傳入同盟的社會主義，僅僅由於它軟弱無力就必然會引起同盟中老革命者的厭惡。過去的理論觀念毫無根據以及由此產生的實踐上的錯誤，越來越使倫敦的盟員認識到馬克思和我的新理論是正確的。
一句話，1847年春天莫爾到布魯塞爾去找馬克思，接著又到巴黎來找我，代表他的同志們再三邀請我們加入同盟。他說，他們確信我們的觀點都是正確的，也確信必須使同盟擺脫陳舊的密謀性的傳統和形式。如果我們願意加入同盟，我們將有可能在同盟的代表大會上以宣言形式闡述我們的批判的共產主義，然後可以作為同盟的宣言發表；同時我們也將有可能幫助同盟用新的符合時代和目的的組織來代替它的過時的組織。
至於說在德國工人階級隊伍中必須有一個哪怕只以宣傳為目的的組織，至於說這個組織由於它將不只具有地方性質，所以即使在德國境外也只能是秘密的組織，對此我們沒有懷疑過。而同盟就正是這樣一個組織。我們以前認為是同盟的缺點的地方，現在同盟代表們自己承認，並且已經消除；甚至還邀請我們參加改組工作，我們能拒絕嗎？當然不能。於是我們加入了同盟。馬克思在布魯塞爾把比較靠近我們的朋友組成一個同盟支部，而我則經常到巴黎的三個支部去。
1847年夏天在倫敦舉行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威·沃爾弗代表布魯塞爾各支部，我代表巴黎各支部參加了這次大會。會上首先進行了同盟的改組。密謀時代遺留下來的一切舊的神秘名稱都被取消了；同盟現在已經是由支部、區部、總區部、中央委員會以及代表大會構成的了，並且從這時起它命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同盟的目的是：——章程第一條這樣說。組織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員會由選舉產生並隨時可以罷免，僅這一點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獨裁的密謀狂的道路，而同盟——至少在平常的和平時期——已變成一個純粹宣傳性的團體。這個新章程曾交付——現在一切都按這樣的民主制度進行——各支部討論，然後又由第二次代表大會再次審查並於1847年12月8日最後通過。
第二次代表大會於同年11月底至12月初舉行。馬克思也出席了這次代表大會，他在長時間的辯論中——大會至少開了十天——捍衛了新理論。所有的分歧和懷疑終於都消除了，一致通過了新原則，馬克思和我被委託起草宣言。宣言在很短時間內就完成了。二月革命前幾個星期它就被送到倫敦去付印。自那時起，它已經傳遍全世界，差不多譯成了所有各種文字，並且直到今天還是世界各國無產階級運動的指南。同盟的舊口號“人人皆兄弟”，已經由公開宣布鬥爭的國際性的新戰鬥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所代替。
二月革命爆發了。倫敦中央委員會立刻把它的職權轉交給布魯塞爾總區部。但當這個決定傳到布魯塞爾時，那裡事實上已經完全處於戒嚴狀態，特別是德國人，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舉行集會了。我們大家都正準備到巴黎去，而新中央委員會因此也決定自行解散，把它的全部職權交給馬克思，並且授權他在巴黎立刻成立新中央委員會。通過這個決議（1848年3月3日）的五個人剛一分手，警察就闖進了馬克思的住宅，把他逮捕起來，並強迫他第二天就動身，前往他正好要去的法國。
不久我們大家又在巴黎會面了。在這裡擬定了下面的由新中央委員會的委員簽署的檔案，這個檔案曾在整個德國傳播，並且許多人直到今天還可以從裡面學到一些東西。
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
1、宣布全德國為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國。
3、給人民代表支付薪金，使德國工人也有可能出席德國人民的國會。
4、武裝全體人民。
為了德國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小農的利益，必須盡力爭取實現上述各項措施；因為只有實現這些措施，德國千百萬一直受少數人剝削、少數人今後仍力圖使之受壓迫的人，才能爭得自己的權利和作為一切財富的生產者所應有的權力。
委員會：
卡爾·馬克思卡爾·沙佩爾亨·鮑威爾弗·恩格斯約·莫爾威·沃爾弗
當時在巴黎人們熱中於組織革命義勇軍。西班牙人、義大利人、比利時人、荷蘭人、波蘭人和德國人，都組成隊伍，準備去解放自己的祖國。德國義勇軍是由海爾維格、伯恩施太德和伯恩施太因三人領導的。由於一切外國工人在革命以後不但立刻失去工作，而且還在社會上受到排擠，所以願意加入這種義勇軍的人數是很多的。新政府想利用組織義勇軍的辦法來擺脫外國工人，於是決定給他們提供行軍營房和每日50生丁的津貼，直到他們到達邊境為止，在那裡，經常被感動得流淚的外交部長、饒舌家拉馬丁就有辦法把他們出賣給有關政府。
我們最堅決地反對了這種革命兒戲。正在德國發生騷動的時候侵入德國，以便從外面強行輸入革命，那就等於破壞德國的革命，加強各邦政府，並且使義勇軍徒手去受德國軍隊擺布，——這一點是有拉馬丁作保證的。由於維也納和柏林的革命取得勝利，組織義勇軍已經毫無意義；然而，兒戲一開始，就停不下來了。
我們建立了一個德國共產主義俱樂部，在裡面說服工人不要去參加義勇軍，而應當單個返回祖國，在那裡為加強運動而進行活動。我們的老友弗洛孔當時任臨時政府委員，為那些由我們派回國的工人爭得了許諾給義勇軍的同樣的旅途便利。這樣我們就送了三四百個工人回到德國去，其中絕大多數是同盟盟員。
當時很容易預見到，在突然爆發的人民民眾運動面前，同盟是個極其軟弱的工具。過去在國外僑居的同盟盟員，有四分之三回國後就改變了自己的住址。他們以前的支部因此大部分都瓦解了，他們和同盟的聯繫完全斷絕。他們中間有一部分比較愛出風頭的人，甚至不想恢復這種聯繫，而各行其是，在自己所在的地方開始開展小小的分散的運動。最後，各小邦，各省份，各城市的形勢非常不同，以致同盟要發指示也只能發出極為一般的指示；而這種指示通過報刊來傳播要好得多。一句話，自從使秘密同盟需要存在的原因消失時起，這樣的秘密同盟本身也就失去了意義。而這對於剛剛使這個秘密同盟擺脫了最後一點密謀性殘餘的人們來說，是毫不奇怪的。
但同盟卻是一個極好的革命活動學校，這一點現在已經得到證明了。在有《新萊茵報》作為堅強中心的萊茵地區，在拿騷，在萊茵黑森等等地方，到處都是由同盟盟員在領導極端民主運動。在漢堡也是如此。在德國南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優勢地位成了這樣做的障礙。
他們特别致力於組織罷工，組織工會和生產合作社，卻忘記了首要任務是通過政治上的勝利先取得一塊唯一能夠持久地實現這些的領土。所以，當反動勢力的勝利迫使這個兄弟會的首腦們感到必須直接參加革命鬥爭的時候，原先集合在他們周圍的烏合之眾就自然而然地離開了他們。
隨著1849年巴黎的6月13日，隨著德國五月起義的失敗和俄國人對匈牙利革命的鎮壓，1848年革命的整個偉大時期便結束了。但是，反動派的勝利這時還決不是最後的勝利。必須把被打散的革命力量並從而把同盟重新組織起來。像1848年以前一樣，形勢使得無產階級任何公開組織都不可能存在；因此，不得不重新秘密地組織起來。
1849年秋天，以前各中央委員會和代表大會的大多數代表重新聚集在倫敦；只缺少沙佩爾和莫爾。沙佩爾當時被監禁於威斯巴登，1850年春天獲釋後也到了倫敦。莫爾為了執行重要任務和進行宣傳鼓動，曾在極危險的情況下多次出差（最後他在萊茵省普魯士軍隊中為普法爾茨炮兵隊召募騎乘炮手），後來加入了維利希部隊的貝桑松工人連，在穆爾格河戰役中在羅滕費爾斯橋邊頭部中彈犧牲。但這時維利希出現了。維利希是1845年以來在德國西部常見的感情用事的共產主義者之一；只從這一點來說，他就本能地對我們批判派暗中抱對立態度。但他不僅僅是這樣，他還是一個十足的預言家，對於自己肩負著作為德國無產階級天生的解放者的使命深信不疑，並以這種預言家身份直接覬覦政治獨裁權和同樣多的軍事獨裁權。這樣，除了過去由魏特林所鼓吹的原始基督教共產主義之外，又產生了某種共產主義的伊斯蘭教。不過，這一新宗教的宣傳暫時還沒有越出維利希所指揮的流亡者兵營的範圍。
同盟就這樣重新組織起來，發表了《告同盟書》，亨利希·鮑威爾作為特使被派往德國。這篇告同盟書直到今天還是有意義的，因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直到現在也還是這樣一個政黨，它在即將來臨的下一次歐洲震動中在德國無疑會作為使社會擺脫共產主義工人的救星而首先獲得政權。因此，在那裡所說的，有許多今天也還適用。亨利希·鮑威爾的出使得到了完全的成功。這個矮小快活的皮鞋匠是個天生的外交家。他把有些是離開了工作，有些是獨立進行工作的過去的盟員重新集合在一個積極的組織內，其中也包括“工人兄弟會”當時的領袖們。同盟開始在各個工人協會、農民協會和體操協會中起著比1848年以前還要大得多的主導作用，所以在1850年6月印出的最近一期（三個月一期）告各支部書已經可以指出：“發現所有可用的力量已經都掌握在同盟的手裡”。同盟無疑是在德國唯一起過作用的革命組織。
然而這個組織應當有怎樣的作為，則主要取決於革命新高漲的前景能否實現。而這一點在1850年期間越來越不大可能，甚至完全不可能了。曾經準備了1848年革命的1847年工業危機已經消除；一個新的、空前未有的工業繁榮時期已經開始。每個長著眼睛來看事物，並且用它看過事物的人，都應該很清楚地知道：1848年的革命風暴正在逐漸平息。
但是，對局勢的這一清醒看法在當時竟被許多人看作邪說，一句話，我們所堅持的沉著態度並不合乎這班人的口味；他們認為，應該開始製造革命；我們極為堅決地拒絕了這種做法。於是發生了分裂。接著，諾特榮克首先被捕，後來又有豪普特在漢堡被捕，後者成了叛徒，竟泄露了科隆中央委員會委員的姓名，並且還必須在法庭審判時充當主要證人；為了使人更好地理解《揭露》，我把科隆被告的名單列在下面：(1)彼·格·勒澤爾，雪茄菸工人；(2)亨利希·畢爾格爾斯，後來去世時是進步黨邦議會議員；經過1852年10月4日至11月12日的公開審判，他們之中由陪審法庭按未遂叛國罪判處六年要塞監禁的有勒澤爾、畢爾格爾斯和諾特榮克，判處五年徒刑的有賴夫、奧托和貝克爾，判處三年徒刑的有列斯納；丹尼爾斯、克萊因、雅科比和埃爾哈德被宣告無罪。
從科隆案件時起就結束了德國共產主義工人運動第一時期。緊接著判決之後，我們解散了我們的同盟；又幾個月以後，維利希—沙佩爾的宗得崩德也一命嗚呼了。
基本章程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第一章同盟
第一條
同盟的目的：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統治，消滅舊的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社會和建立沒有階級、沒有私有制的新社會。
第二條
盟員的條件：
（a）生活方式和活動必須符契約盟的目的；
（b）具有革命毅力並努力進行宣傳工作；
（c）承認共產主義；
（d）不得參加任何反共產主義的（政治的或民族的）團體並且必須把參加某團體的情況報告有關的領導機關；
（e）服從同盟的一切決議；
（f）保守同盟的一切機密；
（g）必須獲得一致通過，才能被接收入某一支部。盟員如果不能遵守這些條件即行開除（見第八章）。
第三條 所有盟員都一律平等，他們都是兄弟，因而有義務在一切場合下互相幫助。
第四條 盟員皆有盟內代號。
第五條 同盟的組織機構是：支部、區部、總區部、中央委員會和代表大會。
第二章支部
第六條 支部的組成至少三人至多二十人。
第七條 每個支部選舉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主席主持各種會議，副主席管理財務，主席缺席時由副主席代理主席職務。
第八條 接收新盟員須經支部事先同意，由支部主席和充當介紹人的盟員辦理。
第九條 各地區的支部彼此不得相識或保持任何聯繫。
第十條 各支部均須有特別稱號。
第十一條 任何一個盟員遷居時均須事先報告本支部的主席。
第三章區部
第十二條 區部轄有兩個以上十個以下支部。
第十三條 由這些支部的主席和副主席組成區部委員會。區部委員會從委員中選出領導人。區部委員會同本區各支部和總區部保持聯繫。
第十四條 區部委員會是區內各支部的權力執行機關。
第十五條 各獨立支部須加入已有的區部，或同其他各別的支部成立新的區部。
第四章總區部
第十六條 本國或本省內的各區部隸屬於一個總區部。
第十七條 由代表大會根據中央委員會的建議按省劃分同盟各區部和指定總區部。
第十八條 總區部是本省各區部的權力執行機關。它同各該區部和中央委員會保持聯繫。
第十九條 新建立的區部加入鄰近的總區部。
第二十條 總區部向最高權力機關——代表大會報告工作，在代表大會閉幕期間則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
第五章中央委員會
第二十一條 中央委員會是全盟的權力執行機關，向代表大會報告工作。
第二十二條 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不少於五人，由代表大會指定為中央委員會所在地區的區部委員會選出。
第二十三條 中央委員會同各總區部保持聯繫，每三個月作一次關於全盟狀況的報告。
第六章一般規定
第二十四條 支部、區部委員會以及中央委員會至少每兩周開會一次。
第二十五條 區部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之。
第二十六條 每年9月進行選舉。
第二十七條 區部委員會必須根據盟的意圖對各支部所進行的討論加以領導。如中央委員會認為某些問題的討論具有普遍的和直接的利害關係，可以提交全盟討論。
第二十八條 盟員至少每三個月同所屬區部委員會聯繫一次，支部每月聯繫一次。每個區部至少每兩個月向總區部報告一次本地區的工作進展情況，每個總區部至少每三個月向中央委員會報告一次本地區的工作進展情況。
第二十九條 同盟各級機關必須採取必要的措施來保證同盟的安全並加強其活動，按照章程獨立負責進行活動，並立即把一切通知上級機關。
第七章代表大會
第三十條 代表大會是全盟的立法機關。關於修改章程的一切提案均經總區部轉交中央委員會，再由中央委員會提交代表大會。
第三十一條 每個區部都可派遣代表。
第三十二條 盟員不超過三十人的區部派代表一名，滿六十人者派兩名，滿九十人者派三名，以此類推。各區部可以選舉不屬於本地區的盟員為自己的代表。凡屬上述情況，則各區部須賦予自己的代表以全權並給予詳細的指示。
第三十三條 代表大會於每年8月舉行。遇緊急情況中央委員會得召集非常代表大會。
第三十四條 每屆代表大會指定本屆中央委員會所在地，同時指定下屆代表大會的開會地點。
第三十五條 中央委員會得出席代表大會，但無表決權。
第三十六條 代表大會於每次會議後除發指示信件外，還可以代表全黨發表宣言。
第八章反盟罪行
第三十七條 凡不遵守盟員條件者（見第二條），視情節輕重或暫令離盟或開除出盟。凡開除出盟者不得再接收入盟。
第三十八條 開除盟籍的問題只能由代表大會決定。
第三十九條 區部或獨立支部可以暫令各別盟員離盟，但必須立即報告上級機關備案。在這種情況下代表大會同樣作為最高權力機關作出決定。
第四十條 被暫令離盟的盟員重新入盟問題，須由中央委員會根據區部的提議處理。
第四十一條 反盟的罪行由區部委員會審理；區部委員會還應督促判決的執行。
第四十二條 為了盟的利益必須對被暫令離盟者，被開除盟籍者和可疑者加以監視，使他們不能為害。有關這些人的陰謀活動必須立即通知有關支部。
第九章盟的經費
第四十三條 代表大會為每個國家規定每一盟員反繳納的最低盟費。第四十四條盟費半數上繳中央委員會，半數由區部或支部留用。
第四十五條 中央委員會的經費用作下列各項支出：（一）聯絡費用和組織費用。（二）印發傳單。（三）中央委員會因執行某種任務所派代表的一切費用。
第四十六條 地方委員會的經費用作下列各項支出：（一）聯絡費用。（二）印發傳單。（三）在必要時派遣代表的一切費用。
第四十七條 凡支部和區部六個月不向中央委員會交盟費，中央委員會即令其暫時離盟。
第四十八條 區部委員會最遲不超過三個月向所屬各支部報告收支情況。中央委員會向代表大會報告盟的經費分配情況和盟的收支情況。任何濫用盟的經費的行為都要受到最嚴厲的懲罰。
第四十九條 特別費用和召開代表大會的費用由特殊收入開支。
第十章接收盟員
第五十條 支部主席向被接收入盟的盟員宣讀和說明章程的第一條到第四十九條，要在簡短的講話中特彆強調入盟者應盡的義務，然後向他發問：“那末，你願意加入這個同盟嗎？”如果後者回答：“願意！”，那末主席就要他保證盡盟員的一切義務，然後宣布他為盟員並在下一次會議上將他編入支部。
左派共產
“左派共產主義者”俄共（布）內1918年初出現的一個反對派集團。因其自稱為“左派共產主義者”而得名。主要領導人有布哈林、皮達可夫、拉狄克等人。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著手與德國簽訂結束戰爭的和約的談判。列寧主張為保衛蘇維埃政權應立即簽訂割地賠款的布列斯特和約。以布哈林為首的“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則主張進行革命戰爭，堅決反對簽訂和約。1918年3月由於列寧的堅持，蘇維埃政府與德國簽訂了和約。“左派共產主義者”拒不執行中央決定，以莫斯科區域黨組織名義通過了一項反對中央的決議。1918年3月6—8日俄共（布）“七大”批評了他們的錯誤。同年3月14日蘇維埃“四大”正式批准布列斯特和約。布哈林等“左派共產主義者”後來承認了錯誤。
共產主義联盟
（英語：Communist League）是英國的一個共產主義政黨。該黨成立於1988年，由一些被托派團體社會主義行動開除的人組成。它的意識形態是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它的政治立場是極左。它的總部位於倫敦。它是探路者趨勢的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