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傳播學(研究公文傳播活動的系統學科)

公文傳播學作為公文寫作與傳播研究的交叉領域，是以公文寫作和傳播的一般現象和規律為基本對象，研究公文作為社會信息傳遞或社會信息系統運行的歷史、特徵、規律、價值等各個基本問題的學科。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公文傳播學
• 外文名：Public document communication
• 類別：系統學科
• 研究內容：公文傳播活動
• 分類：紙質公文傳播、電子公文傳播等
• 適用領域：傳播、公共管理

學科屬性

公文傳播學是公文學和傳播學的交叉學科，公文傳播學在作為一門學科被建構的過程中，不僅立足於公文學和傳播學，也需要借鑑哲學、社會學、管理學、符號學、文化學、秘書學、政治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其研究範疇除上述的角度外還有更為廣闊的領域，有著豐富的資源和遼闊的前景供各學者深入研究。

誕生背景

進入融媒體時代，自中國古代社會已有的公文寫作和傳播活動變得更加複雜和多樣化，社會和公眾對公文運用和傳播也在不斷更新和規範。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重新被重視的關於公文、套用文的研究迄今已經非常成熟，研究成果也非常豐碩。但公文與傳媒、網際網路的結合後所出現的跨媒介傳播形態和互動領域，卻少有人問津。已有的公文、傳播供給，很難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因此公文傳播的研究和發展長時間處於“缺位”狀態。目前只有武漢大學、南京師範大學、揚州大學等少數高校招收套用寫作、公文寫作學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這與我國公文寫作人才的實際需求、我國悠久的公文傳播歷史和豐富的傳播內容不協調。因此，公文寫作亟須突圍，需要尋求與時代發展相協調的學科融合發展路徑。新文科建設的提出，給公文寫作學科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新文科建設旨在推動文科全面復興與發展，其重要途徑，便是學科交叉融合。在新文科語境下，國內學者袁智忠首先提出了“公文傳播學”這一交叉學科概念，其與西南大學新聞傳媒學院研究生團隊、重慶市套用寫作學會李天福、林克勤、李紅秀、殷俊、田義貴、謝梅、秦紅雨、韓敏、劉丹凌、湯天甜、代玉梅、劉小霞、韋濟木、李芹燕、楊漢瑜、黃文貴、彭成等學者，借鑑國內已有的關於公文傳播的研究成果，聯合和邀請國內包括陳汝東、洪威雷、毛正天、張江艷、王萬洪、謝梅等專家學者，於2021年、2022年召開了兩次套用寫作與公文傳播學術論壇，特別是2023年6月24日在重慶文理學院召開了“新時代公文傳播與社會治理文明”學術論壇，成立了“國際公文傳播學會”（袁智忠任首任會長），在學界取得了較大的影響。公文傳播學的學科體系不斷發展完善，在理論層面上，對傳播學的理論創新和話語體系創新做出了顯著貢獻，在實踐層面上，公文傳播學敏銳捕捉到媒介化時代融媒體體制下對外話語和信息傳播的創新，從而在公文的傳播媒介、傳播內容、傳播對象、傳播方式等方面進行了革新，吸納中華優秀文化和西方傳播理論，在中國國家形象傳播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話語體系下不斷發揮其社會治理的效能。學者袁智忠等人的論文《交叉學科視域下的公文傳播學》（《重慶理工大學學報》2022年第10期）、《媒介化社會語境下公文傳播對鄉村治理的影響研究》(（集寧師範學院學報）2023年第6期）、《全媒體時代的公文傳播與社會治理》（《社會科學動態》2023年第10期）、《公文傳播：從傳播行為到一門交叉學科的誕生》（《寫作》2024年第1期）、《一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交叉創新學科的誕生——〈公文傳播學〉序》（《套用寫作》2023年第11期）和專著《公文傳播學》（重慶大學出版社出版，2023年6月）運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探討了公文寫作與傳播交叉研究的學術命題，建構了一套公文傳播學的學術體系和學科體系，其既是對傳播學學科體系的豐富和發展，也是對公文、套用文學術研究思路、體系、方法的拓展，同時還對管理學、秘書學、文化學、寫作學等學科具有學術拓展意義。

建立必要性

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指出，當今社會已進入風險社會，工業社會中經濟和技術的迅速發展不但造成了諸多災難，還產生了不可預知的風險，這些風險涉及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民族主義、恐怖主義、疾病流行、特大事故等，都是風險社會的表現。在處置風險的過程中，政府如果缺乏與民眾的溝通就有可能會對政府的形象、聲譽乃至整個社會的穩定造成消極影響。因此，作為政府與民眾溝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公文在當下社會治理中的價值更加凸顯。

同時，人工智慧和學科交叉的發展，已形成一個無法阻擋且無法迴避的時代發展趨勢，這對社會科學來說，當然包括寫作套用文寫作、公文寫作，疊代更新是必然的選擇，跟上了這種發展趨勢就出彩，掉隊了就可能出局。這需要衝破學科固有的藩籬，以學科之鑑超越學科的隔閡，才能以海納百川的博大襟懷，勇於接受新學科、新技術，推進公文傳播學、套用寫作學、寫作學處理好術與道、民族性與世界性、時代性與習慣性的科學結合，以適應和促進世情、國情、社情的發展和變化。

基本介紹

什麼是公文傳播學，這是關係到公文傳播學的任務和研究對象的首要問題。

在回答什麼是公文傳播學之前，首先需要研討什麼是公文學和傳播學。

近年來，學界逐漸對我國公文學劃定了較為明確的界限，柳新華提出“中國公文學，是以中國的公文寫作活動為特定對象，探討公文寫作與處理規律的一門學問”。簡單來講，公文學是探討公文寫作及其規律的一門學科。

傳播學源自西方，傳播的概念有“共享說”“互動關係說”“符號說”等不同的說法，總體來看，傳播就是社會信息的傳遞和社會信息系統的運行。那么，傳播學就是對社會信息的傳遞和社會信息系統的運行規律的一門學科。

在此基礎上，公文傳播學是以公文寫作和傳播的一般現象和規律為基本對象，是公文學和傳播學的交叉學科，是一門研究公文寫作和傳播的一般現象、形態、特徵以及在其傳播過程中產生的社會倫理等現象、規律的學科。

研究內容

一門獨立的學科必須相應要有獨立的研究對象和學術語境。公文傳播學是站在公文學、傳播學、社會學等多個學科的交叉點上，研究公文寫作和傳播的一般現象、形態、特徵以及在其傳播過程中產生的社會倫理等現象的學科。隨著全媒體時代的到來，今天的公文傳播已不再是紙質公文時代的單向傳播，而是藉助各種新媒體形成了快捷、多渠道的互動傳播。大眾和管理部門在新的公文傳播語境下的關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聯繫也更加快捷、方便、緊密。因此，從傳播學的視角研究公文就顯得非常必要。更進一步，把公文學和傳播學交叉結合起來，既是現實呼喚，也是學科創新的必然要求。作為一門交叉學科，其研究範式和體系的建設，需要借鑑公文學、傳播學等其他學科的已有成果。

（一）與公文學相關的研究內容與體系

公文傳播學必須立足於公文學的研究基礎，借鑑其研究內容和體系。因此，公文傳播學可以研究以下幾方面內容。

公文傳播的歷史。我國的公文活動從夏商時期便開始了，有著深厚的歷史基礎，而歷史是任何學科研究的基礎範疇，公文傳播學在建構伊始即要研究其歷史，其中包含公文傳播學相關的人物和作品，在時代流動中的節點、階段特點和變化，發生的相關案例事件，以及從歷史中總結未來的發展趨勢等，從時間的線性角度豐富公文傳播學的理論基礎。

公文傳播的管理。一般而言，公文管理主要分為制度和程式兩個方面。就制度而言，我國對公文的製作和套用有著細緻且全面的規定，目前使用的是2012年版《黨政機關公文處理工作條例》，但在制度規定外，公文從製作、發布到接收都有著嚴謹的程式要求。對於信息傳播，目前如《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就對信息傳播起到了規製作用，但公文其自身的嚴肅性則對公文傳播提出了更嚴苛的要求。因此，公文傳播的管理，更多需要關注公文在傳播過程中產生的效應，如公文在傳播中產生的問題以及其背後的根源等。

公文傳播的符號。公文標點符號的易錯性一直是業界和學界共同關注且強調的問題，但本文所提到的符號是符號學家索緒爾所提出的能指和所指相結合的廣義上的符號。總體而言，公文符號指公文中的各種形式符號，是公文在寫作與傳播過程中使用到的具有外在形態和內在意義的事物。因此，對於公文傳播的研究在符號角度則需要探討公文傳播的符號系統，既從巨觀的符號系統出發，又關注微觀的系統內部結構，如文字元號、印章符號以及其他符號。

（二）與傳播學相關的研究內容和體系

拉斯韋爾在“5W”模式中最早明確了傳播學的傳播對象，對傳播學研究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但他對反饋機制的忽視也是明顯的問題。因此，本文對傳播學研究內容和體系的借鑑既基於傳統的“5W”模式，同時又立足於新的媒介環境中公文傳播在內容與形式層面的新發展、新變化，歸納出公文傳播學的研究內容。

1.公文傳播的主體。

在我國，公文通常由某一領導機關或權力機關發出，該單位作為責任機關對所制發的公文負責的同時，其自身的級別以及在整個行業系統中的位置都對公文有著影響。其次，公文的擬稿人也是公文傳播的重要主體，擬稿人的專業水平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該份公文的質量。傳播過程不僅是簡單地傳播信息，其中蘊含著主體的意圖，更是一個勸服的修辭過程。因此，不論是主體本身對公文造成的影響還是其目的的達成，都要求公文傳播研究中要加強對傳播主體的重視。

2.公文傳播的內容。

對於多數領域而言，內容都是核心所在，公文傳播領域也不例外，甚至更加重要。公文的權威性決定了公文內容語言上需要更加嚴謹、準確，其觀點則需符合國家方針政策和社會主流價值觀，從而正向地起到告知和指導的作用。同時，內容的把關也是應當引起重視的重要維度，媒介技術的發展，發聲門檻的降低，使得劣質信息傳播更加容易，因此，公文傳播中對於內容的把關也需從簽發階段的審核擴展到傳播過程的每一階段，如何更好地把關也是研究者需要關注的話題。

3.公文傳播的媒介渠道。

20世紀媒介理論家麥克盧漢認為每一種技術都創造一種環境。隨著技術對人的滲透，媒介環境學主張的泛技術論、泛媒介論、泛環境論、泛文化論，認為一切技術都因媒介、環境和文化受到關注。而技術的影響也輻射到公文領域，如公文的傳播渠道。隨著移動網際網路融入大眾日常的生產和生活，電子公文逐漸成為公文傳播的主要渠道，如由微博興起的微博公文等也成為主力。公文從甲骨文、金文等傳統媒介擴展到如今的電子公文，隨著新媒體作為一個變動中的概念在變化的同時，公文傳播的媒介也會不斷更新，我們既要關注公文傳播現有媒介形式的特點、優勢和不足，更要探索新的模式以完善現有的媒介體系。

4.公文傳播的客群和效果。

如同“奧斯古德-施拉姆”模式中的編碼與解碼，客群如何解碼即如何理解公文傳達的信息，是公文達到其效果的重要影響因素，其中，客群的接受心理也影響著客群的解碼結果。在我國公文的實際套用中，大部分解碼者也是編碼者，在作為接受對象的同時又是發文主體，如何在公文中協調好兩重身份也是需要關注的角度。

5.公文傳播的反饋。

反饋是傳播中的重要機制，不僅可以檢驗傳播效果，更展現出客群的意見、態度和觀點。冒志祥在其論文中從反饋主體的多元化、對等性和同步性上論證出公文傳播反饋直接化的新特點。隨著媒介技術的不斷發展，公眾的反饋渠道不斷便捷化，形成了雙向、實時互動的新機制。由公眾反饋所形成的大眾輿論成為檢驗傳播效果、不斷改善傳播過程的重要方式，因此公文傳播的反饋既要關注反饋中展現的公文傳播的效果，也要關注反饋機制的合理化、科學化建設。

（三）與社會學相關的研究內容和體系

在系統論中，不論是社會整體還是其中的各個部分，都是作為系統和子系統的連線存在。而公文傳播活動在其獨立運作的同時，也是作為整個社會大系統中的子系統在發揮作用，公文傳播實現其功能和價值的過程也是社會管理和運行的過程。美國社會學家瑞澤爾在《當代社會學理論及其古典根源》一書中，明確將社會學中各種流行的理論劃分為社會事實、社會釋義和社會行為3種不同的基本範式。其中，社會事實範式特別是它的結構功能主義，從社會學經典時代以來，一直在西方尤其美國社會學中占有主流社會學的位置，這一範式也一度成為“科學”社會學的代名詞。對社會事實主義者來說，其範式的研究對象就是社會事實。布勞（P Balu）對社會事實又進一步作了兩類區分：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公文傳播學可以借鑑這一經典社會學理論建構自己的內容體系。

1.公文傳播與社會結構。

社會結構指社會成員的組成方式及其關係格局。廣義而言，它可以指經濟、政治、社會等各個領域多方面的結構狀況；狹義來說，在社會學中主要是指社會階層結構。在社會學中，社會結構是社會的基本要素，就公文傳播而言，公文的生產和傳播與社會各層級結構的關係，對於各結構體建設的意義，如對於機構的形象建設等內容，都是其研究的內容。

2.公文傳播與社會制度。

社會制度既指一個社會中不同領域裡的結構和規則，如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等，又可以指具體的行為模式和辦事程式。制度是進行社會治理最直接且權威的方式之一，在公文傳播學的研究體系中，對其與社會制度的研究應拓展到與社會管理的關係研究，而除制度外，道德倫理也是社會治理的重要影響因素。在涂爾幹的道德社會學思想中，道德實在作為一種社會事實被視為一種社會結構功能的同時，道德的首要任務是對人的行為的外在要求與約束，從而進一步調節社會行為和維護社會秩序。因此，對公文傳播與社會治理的研究既要包含制度方面，也要包含道德倫理方面。

3.公文傳播的一般理論。

不僅在社會學領域，包含傳播學、公文學等學科都有自己的理論體系，如社會學的道德社會學理論，傳播學的議程設定理論、框架理論等大眾傳播效果理論，甚至是各學科研究的基本研究方法，都是一般理論的範疇，而公文傳播學也需補充和完善自己的一般理論。公文傳播理論是傳播視角的公文理論，前面所論述的不同層面的理論，歸結、整合起來，包括公文傳播的歷史、公文傳播的屬性、公文傳播的形態和功能、公文傳播的符號和語言、公文傳播的主體、公文傳播的內容、公文傳播的渠道、公文傳播的效果和反饋、公文傳播的倫理、公文傳播與社會治理、公文傳播的客群與教育等等，均可納入公文傳播學的理論體系。

研究價值

（一）公文傳播學研究的學術價值

公文與傳播，如影隨形，幾乎所有的公文活動，要么本身就是傳播活動，要么是通過其他媒介進行傳播的。隨著公文學和傳播學的興起和快速發展，二者之間相互交叉、相互滲透、相互作用的部分越來越突出，成為公文學學者和傳播學學者迫切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公文傳播現象隨階級、文字和國家的產生而產生，早在我國奴隸社會的夏商周時期，公文傳播就已經較為發達了。雖然公文傳播現象早已有之，但真正對公文傳播進行研究的學者甚少，公文傳播還沒有形成獨立的學科。正是如此，將公文學和傳播學有機融合在一起進行研究，在理論上不僅拓寬了公文學和傳播學的研究範圍，實現了公文學和傳播學的融合，還涉及了社會學、管理學、語言學、心理學、秘書學等多個學科的研究，為促進公文傳播學學科的建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公文傳播學研究的社會價值

在當代社會，公文傳播現象每時每刻都在發生，公文傳播不僅發生在各層系統內部，它的傳播範圍是全社會的，甚至是全球的。公文傳播涉及各級黨政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的管理和運行，覆蓋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領域，和廣大人民民眾的利益息息相關。因此，對公文傳播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社會價值。

首先，公文傳播是政府提高效率、改革和挖掘自身潛力的重要途徑之—。在網際網路資訊時代，現代民主與網路通信技術的結合使公文傳播空間得以空前拓展。隨著社會信息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社會公務活動大幅度膨脹，社會生活越來越複雜，各種社會矛盾逐漸顯現，突發性事件逐漸增多，這就必然要求我國黨政部門能夠及時制定出合理正確的政策。那么較之以往就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和更加及時有效的公文傳播，才能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政策，以應對危機、化解矛盾。

其次，公文傳播對社會公眾的政治社會化、增強公眾的政治意識、促使公眾自覺參與政治，進而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具有重要意義。公文傳播可以擴大公眾的知情範圍，傳達各個利益階層的政治信息，同時也是廣大民眾政治參與的重要方式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講，公文傳播可以增強公眾對政府的監督意識，促進政府的透明度和高效運作，進而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

最後，公文傳播是國家維護社會穩定，進行社會治理的重要工具之一。由於經濟發展不平衡，社會貧富存在差距等現象逐漸顯現，危機事件的發生率增高。在這樣一種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了許多社會問題，而公文傳播正是解決這些社會問題、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方式之一。通過公文傳播，政府可以獲知弱勢階層的利益要求，並向社會各階層提供弱勢群體的聲音，較為有效地協調各方利益，公文傳播為政府和社會各階層提供了表達利益和相互交流的條件，是政府與社會對話的重要橋樑。由此可見，公文傳播對維護國家穩定、促進社會和諧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公文傳播學的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社會價值。

現狀與前瞻

我國的公文活動有著悠久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夏商時期。公文寫作長期被納入基礎寫作的體系中，處於一種從屬於文藝學、文化學、管理學等學科的地位。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公文才真正作為一門學科出現並逐漸開始系統化、科學化發展，代表性成果包括馬魁深編著的《公文寫作學》、裴顯生主編的《公文寫作概論》、苗楓林著的《中國公文學》等多部著作。其中，苗楓林的《中國公文學》第一次較為系統地建構了中國公文學，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和學術創新價值。就公文傳播學的研究情況而言，目前對公文的傳播活動的相關研究其實並不少見，如電子公文、微博公文等是基於公文的傳播渠道進行的研究，公文的接受則是傳播客群和傳播實現的效果範疇，包括目前熱議的公文中出現的格式、語言等問題，都是社會關注的熱點話題。2001年，彭光芒的《關於網路傳播與電子公文的思考》一文從傳播渠道角度分析了新的時代環境下電子公文所帶來的新變化、新問題及各界的應對措施；同時，文章還提出，電子公文寫作這一課題需要各學科通力合作，而傳播學便是其中之一。

這之後的公文傳播研究逐漸從公文的類型、歷史研究等方面拓展到傳播理論下公文的傳播渠道、客群等方面。唐團結的論文《公文傳播的規定性與非規定性》從公文在其傳播源、傳播內容、傳播通道、傳播管理、傳播對象等方面探討了公文傳播的規定性和非規定性，也從公文傳播者、公文守門人、公文傳播技巧、公文傳播通道和公文受傳者5個方面對公文傳播規定性與非規定性進行了傳播學角度的分析，不僅借鑑了傳播學的“5W”模式，更將“把關人”等理論靈活融入。而在論文《說服性傳播理論視閾下的公文寫作策略》中，鄭立新也藉助傳播學者霍夫蘭的說服理論，論證了公文傳播對有關機關單位和社會公眾的勸服目的，以及公文信息內容本身、傳播方式對說服效果都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在林曦的《淺談傳播技巧在公文寫作中的運用》一文中，作者更從傳播技巧出發，結合實際案例，分析傳播學中明示態度法、敲警鐘法、感情交流法、尊重事實法和重複結論法等對公文傳播的影響。

公文傳播的渠道一直是公文傳播關注的熱點，尤其是進入電子公文時代以來，隨著電子政務的不斷發展，與社會現狀相適應的學術研究也有了更多相關探討。冒志祥的論文《談政務公開下的公文傳播》和《網路語境下的公文傳播與客群參與》便通過傳播方式和客群兩個切入點分析了政務公開環境下，公文傳播的新特點、新問題和對應的解決措施。《全媒體時代套用文寫作、傳播及輿情應對》《微博公文對傳統文書學的挑戰》《小議公文傳播新途徑》《微博公文——當代公文傳播新推手》《網路新媒體語境下周知性公文的變化趨向研究》亦作了相關研究和探討。

目前的公文傳播研究的文章逐漸增多而且不乏全面且深入的學術見解，既有《以傳播學視角看行政公文中網路語言的運用》《大眾傳播時代公文的寫作、傳播：問題及反思——以山東五蓮縣涉及楊守梅教師事件的3份公文為例》的內容研究，也有《政府公文大眾傳播效果最佳化研究》《當代公文傳播效果的制約因素與對策研究》《公文寫作與傳播對社會治理的影響及反思——以2019—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為例》《公文傳播與農民政治素質的培養》的效果研究和功能研究，還有如《公文傳播視角下的涉警輿情演化機制研究——以成都市第四十九中學校學生墜亡事件為例》的輿情研究，更有以《公文傳播與政治權威——以民國為考察對象》《雍正朝公文傳播研究》為例的歷史層面的縱向研究。以上成果既不脫離歷史中的公文傳播，也關注當代公文傳播的社會現狀，推動了公文傳播學研究的系統化和立體化發展。

因此，雖然目前將公文從傳播學的學科立場和研究視角進行提煉和歸納的學術研究成果還不多見，更缺少從學科層面將公文學與傳播學進行交叉研究的學術論文和著作，但公文傳播已成為大眾關注的重要話題之一，公文傳播的研究和公文傳播學的建構將是符合兩個學科發展需要、推動學科創新的必然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