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王案件

“八大王”作為溫州早期私營經濟的領頭人，被打壓後影響不小。曾擔任溫州市委書記的袁芳烈日後回憶說，當時因為對“八大王”的處理，柳市剛蓬勃興起的家庭工業一下子被打了下去，致使當年柳市的工業產值下降了53%，對整個溫州市的經濟活力都造成了很大影響。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八大王案件
• 地點：溫州
• 屬性：私營經濟
• 對象：打壓

投機倒把

由於投機倒把罪的行為內容過於龐雜，所以變成當時的三大“口袋罪”之一，在經濟領域裡，有“投機倒把是個筐，什麼罪都可往裡裝”的說法

“八大王”事件成為之後溫州私營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分水嶺，“八大王”的闖勁兒，“八大王”的敢為天下先，“八大王”對財富獨有的商業精神，始終為溫州企業家引以為榮

“八大王”所攤上的“投機倒把罪”，已經在1997年3月從《刑法》修訂案中刪除，不再有“投機倒把罪”這一罪名。2008年1月23日，適用了20年的《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暫行條例》也“壽終正寢”，被宣布失效

昔日的“八大王”，到2009年初，除“舊貨大王”王邁仟於1995年去世外，有七人健在。但之後“八大王”中沒有一人能再現當時的輝煌。如今，他們大多過著普通人的生活，但歷史不會忘記這些為“溫州模式”曾經付出勤勞與智慧的先行者。在中國私營經濟發展史上，“八大王”的故事成為一個特殊的符號，之後很多研究者都不能繞過這一“歷史事件”

有市場頭腦，通過熟人和關係搞到緊俏商品，然後加價賣出，從中獲取利潤，應該說這是商人最基本的商業遊戲；通過長途販運，把偏遠地區的蔬菜或是水果拉出來賣了，這在現在看來是再平常不過的事。然而，這在當時就可能被定為投機倒把罪，要被判刑和坐牢。

投機倒把，指的是以買空賣空、囤積居奇、套購轉賣等欺詐手段牟取暴利。在計畫經濟年代，它被廣泛運用於對個人經濟交易行為的限制。在那個年代，一個農民如把自己家養的雞下的蛋拿到城市裡去賣，都要被定為是投機倒把。而投機倒把罪，根據1979年新中國第一部刑法的規定，是指違反金融、外匯、金銀、物質、工商管理法規，非法從事金融和工商活動，破壞國家金融和市場管理，擾亂經濟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

由於投機倒把罪的行為內容過於龐雜，所以變成當時的三大“口袋罪”之一，在經濟領域裡，有“投機倒把是個筐，什麼罪都可往裡裝”的說法。

過程簡介

1981年1月，國務院先後兩次發出緊急檔案“打擊投機倒把”。7日發文《加強市場管理、打擊投機倒把和走私活動的指示》，規定“個人(包括私人合夥)未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批准，不準販賣工業品”、“農村社隊集體，可以販運本隊和附近社隊完成國家收購任務和履行議購契約多餘的、國家不收購的二三類農副產品。不準販賣一類農產品(13.16,-0.28,-2.08%)”、“不允許私人購買汽車、拖拉機、機動船等大型運輸工具從事販運”。顯然這是要從源頭給予限制。30日，國務院又發文《關於調整農村社、隊企業工商稅收負擔的若干規定》，明確規定“為限制同大中型先進企業爭原料，將社、隊企業在辦初期免徵工商稅和工商所得稅二至三年的規定，改為根據不同情況區別對待……凡同大的先進企業爭原料，盈利較多的社、隊企業，不論是新辦或原有企業，一律照章征工商所得稅”。

很顯然，在一個月內如此明確下達具體、詳細的措施，就是要直接地“打擊投機倒把”，當時國內各大報都是在頭版頭條刊發這兩個規定，這成為當年重要的經濟運動。1981年冬季開始，強調社會主義只能是計畫經濟的觀點重新抬頭。

1981年的緊縮和打擊投機倒把的行動，瀰漫在國家整個經濟運行當中，一些政治嗅覺敏感的人，無論是從媒體的宣傳，還是從政府的口氣上都能預感到，更加嚴厲的打擊即將開始和深入。

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緊急通知》，傳達中央政治局常委關於對一些幹部走私販私、貪污受賄、把大量國家財產竊為己有等嚴重違法犯罪行為採取緊急措施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出，對於這個嚴重毀壞黨的威信，關係我黨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全黨一定要抓住不放，雷厲風行地加以解決。由此不難看出，中國共產黨在這一問題上的管理力度。

中央書記處於同日上午召開會議，決定派數名中央部門的領導立即赴廣東、福建、浙江、雲南等省，傳達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精神，採取緊急措施，開展打擊走私販私、貪污受賄的活動。

很快，浙江省委根據中央的要求，組成“打擊投機倒把工作組”，進駐溫州市樂清縣柳市鎮。當時的柳市鎮是溫州個體經濟異常活躍的地方，鎮上幾乎每家都有生意做，跑銷售的，做電器的，從上海和其他地方來進貨的人幾乎都雲集到這裡，使得本身就不寬的街道擁擠不堪。

據資料記載，樂清電器業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1969年，但在極“左”思潮的控制下，有的五金電器制配廠職工，想要在業餘時間搞點什麼，就被扣上“做私活、搞投機倒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帽子，可這樣仍不能削弱溫州人天生的經濟頭腦，於是，樂清電器業轉向分散、“地下”生產。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樂清的電器業從“地下”冒到地面上來，並得到快速發展，到1981年，柳市鎮就有各種大小不一的電器企業300餘家。

如有興趣的話，去翻閱一下《溫州市志》，不難發現，建國以來無論是歷次重大的運動，還是剛剛有一點什麼風吹草動，溫州都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點，好多事都是溫州先有反應，要不就是上面拿溫州來“開刀”。

“八大王”分別指的是：

“目錄大王”（信息專業戶）葉建華，他當時所做的事就是把柳市鎮的企業搞成目錄，把各企業的產品拍成照片，並在目錄冊上標上產品的名稱和基本數據，還分別標明該產品的“國家價”和“柳市價”，提供給跑銷售的人；“舊貨大王”（舊貨購銷、加工專業戶）王邁仟；“五金大王”胡金林；“翻砂大王”吳師濂；“線圈大王”鄭祥青；“膠木大王”陳銀松；“螺絲大王”劉大源；“礦燈大王”程步青。

用搞運動的方式處理各種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成為中國共產黨一些領導者抓經濟工作最簡便、最快捷的辦法，但至於是否符合經濟內在的發展規律，不是首要。

“打擊投機倒把工作組”進入柳市鎮之後，廣泛地找人談話，據“螺絲大王”劉大源後來回憶說，他是2月6日被工作組喊去談話的，問的問題是“你有沒有偷稅漏稅？你是否走私？你為什麼用質量不好的商品？”等，然後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找去談話，並要寫成書面材料。當時瀰漫在整個柳市鎮的氣氛越來越緊張，幾乎鎮上所有萬元戶都被工作組找去談過話，並登記或記錄在案。那時鎮上大喇叭廣播裡，天天都以強硬的口氣播放打擊經濟領域犯罪的言論，街道上也掛出橫幅和隨處貼有標語。

剛開始，劉大源被要求補繳稅款，他前前後後一共繳了2萬元左右。然而更有力的打擊還在後面。

政策和精神一落實到下面就多少有些走樣，這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和長久形成的“運動”慣性有關。中國搞了30年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建設，主要採用的是搞運動的辦法來搞經濟，這也和其計畫經濟是相匹配的。

《決定》出台後，柳市鎮又迎來了上面下來的第二個工作組。這樣包括劉大源在內的很多人感到事態的嚴重。從4月底開始，柳市鎮的很多萬元戶開始外逃。而劉大源已預感到自己遲早要出事。

8月6日上午9點多，劉大源去供銷社買東西，他發現身後一直有兩個人跟蹤他，他知道事情不妙就沒有回家，他穿著拖鞋和短褲，躲到一個朋友家，隨後，他通知妻子，準備好7萬元現金，第二天早上，天還沒亮，就跳上一隻小船，開始了他的逃亡生活。在逃三年，四處躲藏，他成為唯一逃脫牢獄之災的人。

“五金大王”胡金林和劉大源的情況差不多，只是提前有人給他報信，7月中旬的一天，他帶上事先準備好的500公斤糧票，2000元現金和相關證件，跟妻子也沒打個招呼，神不知鬼不覺地溜出柳市鎮。兩個月後，胡金林遭到公安部的全國通緝，罪名是“投機倒把”、“嚴重擾亂經濟秩序”。他跑到東北的最北面，一躲就是兩年多。1985年1月15日，他抱著僥倖的心理潛回家中，當夜就被警方控制，之後，坐牢66天，直到平反出獄。

另6人均沒有跑掉，這樣柳市鎮最有代表性的8個個體經營專業戶，均以投機倒把罪被判刑或進學習班。這就是轟動全國的“八大王事件”。

現在來看，這8人當時的生意規模都不大，其中最大的也就是胡金林，年營業額也就在百萬元左右。其餘幾個人也就是在眾多萬元戶當中具有代表性，“八大王”也就是8個冒尖戶。但這幾個人為什麼會被列為重大經濟犯罪分子，並成為全國的打擊對象，很顯然，這8人都是溫州柳市鎮的，當時柳市鎮個體經營搞得最紅火。

在柳市鎮每天就有上千人來這裡進貨，而從溫州出來奔波、在各地跑銷售的經銷員就多達30萬人，面對這樣一群讓國營企業頭疼的“飛馬牌”，對“八大王”如此高調處理，其實早已超出“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的本身。

由此，柳市鎮的低壓電器生產和銷售遭受全面重創，1982年該鎮工業產值比1981年下降了53.8%。溫州市工業在1980年的增速為31.5%，到1982年則下滑為-17%。之後的兩年多時間裡，“八大王事件”如一塊烏雲始終籠罩著溫州和浙江。

到這年年底，全國揭出並立案審查的各類經濟犯罪案件共164萬多件，已結案86萬多件，依法判刑的近3萬人，追繳贓款贓物計32億多元。

這年大規模的“打擊經濟犯罪活動”雖然收到一些效果，但同時也挫傷了各地改革的積極性，尤其是民間的創富熱情受到了壓抑，但客觀地說，在意識形態領域沒有出現回潮，改革仍是主流，只是中國共產黨及政府管理部門面對經濟領域突然出現的新的變化，缺乏利用經濟手段來解決經濟領域的問題，而仍是以行政的、指令性的、一刀切的、粗放的辦法來解決經濟發展中的“魚蝦混雜”問題。

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些細節同樣充滿著戲劇性。

1982年決定把柳市鎮作為打擊重點的，是當時溫州的市委書記袁芳烈，而在他處理完“八大王事件”之後不久，袁芳烈面對由此給整個溫州經濟帶來的負面作用，不得不反思。有著政治智慧的袁芳烈，終於在1984年抓住中央1號檔案的機會，為“八大王”翻案。該檔案明確提出，鼓勵農民向各種企業投資入股，興辦各種企業，國家要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中央1號檔案下達後，袁芳烈就“八大王”認定問題作批示，於是，市政法委員會會同公檢法三家組成聯合調查組，對“八大王”的全部案件進行認真複查，通過法律途徑，鄭重地為“八大王”平反，宣布對在押人員無罪釋放。最後的結論是：除一些輕微的偷漏稅外，“八大王”的所作所為基本符合中央精神。

“八大王”平反後，收繳的財物從國庫撥出，如數歸還，並以英雄般的方式被請回家。樂清電器也重新開始崛起。後有媒體報導，袁芳烈從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的位置上離休後，還專門回到溫州，特意安排3個小時與昔日的“八大王”見面。

昔日的“八大王”，到2009年初，有7人健在，一人已在1995年故去。但之後“八大王”中沒有一人能再現當時的輝煌。然而，“八大王”事件成為之後溫州私營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分水嶺，“八大王”的闖勁，“八大王”的敢為天下先，“八大王”對財富獨有的商業精神，始終為溫州商人引以為榮。正是這樣，不知有多少他們的後輩，從柳市鎮起家，創辦企業，之後成為一些行業的領軍人物，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正泰集團的南存輝，德力西集團的胡成中。在中國私營經濟發展史上，“八大王”的故事成為一個特殊的符號，之後很多研究者都不能繞過這一“歷史事件”。

“八大王”所攤上的“投機倒把罪”，已經在1997年3月從《刑法》修訂案中刪除，經濟犯罪中不再有“投機倒把罪”這一罪名。2008年1月23日，適用了20年的《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暫行條例》也“壽終正寢”，被宣布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