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現當代文學論集

自敘

自從走進文學天地，我就遭遇到一個分裂的世界。開始的時候，似懂非懂地讀著的詩詞小說，是一個遠離光復後台灣慘澹匱乏的小鎮生活的奇妙所在。1960年代到台北念大學，現代主義文藝的熱潮首先使我沒頭沒腦地沉浸在艱澀的理論和翻譯作品間，覺得那就是生命的真象，人類命運的終極思考。它拒斥並獨立於黨國教育的愚眛黑暗，煩囂的、精神貧困的小市民社會，以及這之上的白色恐怖。
就在同一個時候，我發現了隱沒在白色恐怖里的戰後台灣思想的后街——台北牯嶺街舊書攤。從舊書攤倖存的、零星的“五四”以後，特別是三四十年代的大陸作品，我戰悸地看到了文學史的禁區，一個左翼作家群活動著的藝術和思想的彼岸。在那裡，有我未曾想像到的人間的苦難，呼吸灼人的生命氣息，以及理想主義的召喚。
這禁忌的召喚，連同現代主義宣示的荒謬虛無、“沒有理由的反叛”等等信條，於是在那政治肅殺的時日裡，在我不知道國共內戰的歷史意義，更不知有世界性的冷戰思維結構的情況下，在我的理解中，文學於是除了是藝術形式的創新實驗，還成了從權威、從社會現狀裂解出去的異議的、前衛的、甚至是危險的存在，一個穿越生活的此岸和彼岸，滿布著新生和毀滅的場域。這信念支持我朝向時代的異端，朝向彼岸思想的深處走去。
在孤獨彷徨的摸索過程中，能夠緩解我內心的恐懼，幫助我對文學史禁區繼續保持探求欲望的是課堂上，像奇蹟一樣出現的，渡海來台師長們的一些言談和訊息。其中，最使我感激和無法忘懷的首先是系主任許世瑛老師。
許世瑛老師是魯迅的摯友許壽裳先生的長公子，因為這緣故，透過傳聞，我們約略知道光復後來台籌組台灣省編譯館，為台灣復歸中國文化付出巨大心力的許壽裳先生，來台兩年後離奇不幸的死亡與他在台傳播推介魯迅思想及文學的關聯。也因為這緣故，當許世瑛老師有次在課堂上談到他求學的過程，無視於白色恐怖，讓我們驚訝不已地以莊重尊敬的口吻，坦然提及小時為他開蒙，教他認字的是魯迅先生，而後又借給我當時被列為禁書的《聞一多全集》，要我用心閱讀學習。就這樣，在我心底，那被“恐共”“反共”教育橫暴地阻絕了的魯迅所代表的文學世界，於是不再那么遙不可及。
兩岸——現當代文學論集自敘0同樣讓我感激和無法忘懷的是帶領我在圖書館角落找到《中國新文學大系》，讓我驚喜地發現臺靜農老師年輕時寫的《紅燈》、《蚯蚓們》等小說的葉嘉瑩老師。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有次杜甫詩課上，讀杜甫的長詩《樂遊園歌》，當講解完這首詩的結句“此身吟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葉老師突然從唐朝轉過身，在黑板上抄了一首沒有標題、沒有作者，只註明“近人作”的詩：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除了比較這首詩的結句與千年前杜甫的感懷，葉老師還要我們特別注意詩中蘊含的強烈情思。而這首讓我感覺不尋常的、謎樣的“近人作”的詩篇，直到我後來到加拿大讀書，才在圖書館裡赫然發現是魯迅紀念“左聯”五烈士之一的柔石的詩。
離開台灣，到加拿大念書，終於可以在北美的東亞圖書館裡看到台灣的禁書，走進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斷層。在急切的搜尋和閱讀中，最先打動我的是東北作家群。除了因為同屬被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的緣故，還因為童年時從家中長輩遊歷“滿洲國”的照片，看到山海關、殘破的古蹟，聽過“康德”、“新京”、“奉天”之類感覺上不像中國歷史地理的年號和都市，使我對那傳說中的冰雪大地充滿好奇。1972年我於是無師自通地寫下了平生第一篇現代文學評論，寫下我對端木蕻良及其小說中的土地、人民和歷史血淚的禮敬和感動。接下來在眾多的作家作品中，胡風、路翎這兩個文學巨靈，激起我對久懸心中的理想主義者精神現象以及相關的左翼文學思潮的追蹤考掘。就是在胡風的著作里，我找到他翻譯的楊逵的《送報夫》，呂赫若的《牛車》，他的翻譯和簡短的引言，讓我第一次讀到日據時代台灣左翼作家和作品，深刻驚喜地認識和感受到社會主義文藝運動的寬闊巨大的國際主義精神。
當“文革”神話急遽消散，顛倒的歷史不知又將顛躓到何方，七十年代末，帶著困頓的心情我回到政治高壓依舊的台灣。天翻地覆之後，再度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我自知因為資料的限制，已不可能繼續才剛起步的大陸現代文學研究。面對當時熾烈展開的鄉土文學論戰和黨外反對運動，我不禁茫然地思索著長久以來在新、老帝國主義的宰制播弄下，現實上已然分斷的兩岸的過去與未來，思索著經由胡風翻譯，藝術上、思想上曾深深震撼我的楊逵、呂赫若的兩篇小說可能隱藏的台灣文學史的又一斷層。於是在教學之餘，我試著從歷史的荒煙蔓草找尋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蹤跡，找尋殖民統治和白色恐怖掩埋不了的社會主義的、因而是追求人的自由解放的文學的聲音。
面對這近乎全新的研究課題，在研究資料極度匱乏的情況下，為了較真確地理解台灣現代文學的發生和發展，我於是試著由比較熟悉和關注的知識分子問題入手，探尋他們在殖民統治下的社會、政治活動及相應的思想上的分化，而後較集中地考察文學結社，左翼文學思潮與殖民地普羅文學運動，向來被高估的日據時代殖民現代化與小說創作的現代主義傾向和頹廢意識等問題。隨著1990年代台灣本土化及台灣主體性意識的高漲，厭倦於族群議題的紛擾，厭倦於政客的翻雲覆雨，我於是轉而思考與之有關的、帶給二十世紀東亞人民巨大災難的日本軍國主義在文藝領域的統制操作，從中國淪陷區及傀儡政權“滿洲國”的文藝政策和創作實踐，審視所謂“解放”亞洲，所謂“大東亞文學”的夢囈和幻影。連帶地，回到歷史現場，根據1930年代初台灣話文和鄉土文學論爭的原始資料，檢討被認為歷史地存在過的，有別於中國認同的台灣主體意識和共同體想像的發軔的這場文學論爭的政治意涵及歷史意義。
回顧收在這集子裡的論文，它們的貧乏單薄和不成系統，在在顯示我能力和努力的不足，只不過這些緣自於文學史的斷層的思考，它的零散斷裂，或許正可以作為我在兩岸分斷的處境下，彷徨於理想和現實，擺盪在生命與生活的此岸與彼岸的困厄心理的見證。在這中間，讓我感受到最大的衝激和痛苦經驗的是有關歐坦生小說的“出土”。
歐坦生是光復初來台的福建作家，來台後以筆名丁樹南，從事理論批評工作。1999年台北人間出版社的朋友們為尋找白色恐怖殉難作家藍明谷遺作，把1946到1948年刊登在上海范泉先生主編的《文藝春秋》上，署名歐坦生的六篇小說，認定為藍明谷作品，要我寫篇評論。當我讀完送來的十幾篇小說，發現它們不像出自一人之手，但在找不到確切佐證的情況下，我只能在文章後面加了個“附記”表明內心疑惑。文章刊登前，我在報上讀到病重住院的范泉先生，強忍身心巨痛，“以左手食指推著右手”一字一字寫下的《哭台灣作家藍明谷》。過了幾個月，我從1990年1月號《新文學史料》找到欽鴻先生的《記范泉主編的《文藝春秋》》，看到歐坦生的介紹，才終於解決了這文學史的問號。2002年冬天，我突然接到歐坦生先生以本名寫給我一封信，全信的字跡都是顫抖的，我於是想起了范泉先生在絕筆的心境下，左手推著右手一字一字寫下他的深情悼念的形象。毫無疑問，兩位文壇前輩的顫抖字跡和他們的文學誌業，都會是鐫刻在百年來政治暴力造成的文學史恐怖岩層上的碑記。
1987年台灣廢止長達四十年的戒嚴令，在解嚴後稍稍舒緩的空氣下，我曾把討論胡風、路翎、端木蕻良的文章，以及一篇為計畫中的胡風文藝思想研究而寫的導論性文字《中國社會主義文藝理論的發展(1923—1932)》，於1990年交由台北新地出版社郭楓先生出版，書名為《理想主義者的剪影》。出書後意外地得到北京大學嚴家炎教授的批評指正，嚴教授糾正我文章中的錯誤和對我的鼓勵，讓我這初入大陸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後學，覺得格外溫馨、驚喜和感動。現在藉著這個集子的出版，謹向嚴教授致上遲到的感激和敬意。
因為清華東亞文化講座同人的熱情幫助，給予這集子出版的機會，老友呂正惠教授在百忙中為它作序，編輯過程中得到徐秀慧教授和蔡鈺淩小姐兩位台灣清華大學校友的大力幫忙。在此謹致上最深摯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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