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產網路與中國產業升級》是在導師張岩貴的指導下，黃亞玲發表的論文。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全球生產網路與中國產業升級
- 外文名：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China
- 論文作者：黃亞玲著
- 導師：張岩貴指導
- 學科專業：世界經濟
基本信息,中文摘要,
基本信息
副題名
外文題名
學位級別
學位授予單位
學位授予時間
2008
關鍵字
經濟全球化 產業結構升級 經濟發展戰略
館藏號
F121.3
館藏目錄
2009\F121.3\10
中文摘要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自由化、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國際競爭的加劇促使世界經濟的發展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產業組織發生了變革。跨國公司逐漸向全球網路旗艦轉變，經營模式從海外獨資經營逐漸過渡到全球分散的供應、知識和客戶基地融入全球生產網路；其次，這些網路給旗艦提供了低成本的零部件、分包服務和核心競爭力的補充知識。同時，全球生產網路下的領導企業也將知識傳播給低成本區域的本土供應商，促使本土廠商競爭力的提高；第三，長期的數字互動過程(digital convergence)為跨國界的組織學習和知識交換提供了新的機會，從而進一步放大了前兩個效應。全球生產網路和數字互動提高了知識的流動性，從而給依賴國際貿易和投資的發展中經濟體提供了獲得國際知識擴散的機會。 西方的主流產業理論認為：第一，在新的產業組織模式下，跨國公司將產品和服務的生產鏈分割，集中核心資源從事高附加值的生產活動；第二，隨著旗艦對本土供應商的要求日益提高，發展中經濟體的供應商通過將轉移的知識內部化提升了自身競爭力，國際知識擴散由此成為本土供應商能力的重要來源之一。不僅如此，這種產業組織提高了產業升級的空間；第三，通過參與全球生產網路，來自發展中經濟體的企業能獲得動態學習效應。一方面，隨著外包的要求日益提高，供應商被迫提高自身能力，隨著生產經驗和知識的積累，供應商的競爭力得到了提升。另一方面，一旦網路供應商成功提升了能力，進一步促使跨國公司轉移生產活動，從而引起國際知識的流動，使知識密集的高附加值活動轉移到網路的各個節點。值得注意的是，主流理論對下述觀點的論述未免有些輕描淡寫：儘管全球生產網路給本土供應商帶來了升級的機會，但是全球生產網路也可能制約發展中經濟體的發展。發展中經濟體參與全球生產網路時憑藉的主要是資源和成本優勢，分配到的生產活動因此主要是資源和勞動力密集型環節，與此相對應的是來自已開發國家的跨國公司通常控制著研發、市場行銷等廣義的生產環節，一旦這種初始的分工地位形成，領導商會先發制人，憑藉全球生產網路來控制本土供應商，遏制後者升級。 面對全球生產網路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發展中經濟體是選擇參與還是退出?如果選擇參與，如何縮小和領導商的知識差距?如何改變當前的國際分工格局，實現產業升級? 帶著這些問題，本文首先在Gereffi、Ernst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重新構建了全球生產網路框架，討論全球生產網路對發展中經濟體的影響：一是全球生產網路下的知識轉移機制。通過股權或非股權的合作關係，旗艦向供應商轉移不同類型和含量的知識。二是全球生產網路是一個多元化的組織模型。即使在同一產品或產業的生產鏈上，旗艦和供應商之間的關係也有很多形式，並且伴隨著技術、專有技術、資源和控制能力的流動而變化，這些區別源於全球生產網路旗艦之間的差異。三是全球生產網路組織導致了激烈的競爭，尤其是在技術密集型部門。以電子產業為例。電子產業包括很多不同的部門，對於電子產品而言，標準化是競爭的一個關鍵元素，產品生命周期很短，技術更新很快，容易受到技術創新的衝擊。在高技術密集型產品市場，成本競爭應該和產品差異化和對市場的反應速度相結合。 在第三章，本文選取了顯性比較優勢指標、G—L指數、貿易差額貢獻度指數、加工貿易增值率等指標實證分析中國製造業的國際分工地位。通過和世界主要進出口國家的指標進行比較分析，證實中國的國際分工地位仍然是以加工製造活動為主。不可否認，中國本土企業融入全球生產網路以後，國際分工地位有所提升，高技術產業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是表現並不明顯。可見參與全球生產網路轉移，能否深化目前的國際分工地位，最終實現產業升級還要取決於本土企業競爭優勢的自我培養。因此，討論全球生產網路下中國產業的升級問題不僅具備理論創新意義，而且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本文指出產業升級的路徑基本分為四個階段，即單純的來料或來件加工、原始設備製造、原始設計製造和原始品牌設計等四個階段。需要指出的是，發展中經濟體並不需要遵循這“四步走”戰略，時機成熟時也可以跳躍式前進。基於前面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作者肯定了全球生產網路給開發中國家產業升級提供了契機。通過參與全球生產網路，發展中經濟體的企業可以獲得知識溢出效應、知識催化效應和知識創新效應，進而提高國內知識基礎。但是全球生產網路下的知識轉移機制並不意味著參與全球生產網路必然會實現產業升級。拉丁美洲、前蘇聯以及亞洲等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歷程說明了這樣一個問題，即單純地依靠國外資本和技術引進並不能保證本國產業升級。一方面，無論是來料加工出口、OEM或OBM等其他方式的出口，並不能必然導致產業升級。另一方面，領導商擔心本土供應商的成長威脅到自己對生產網路的控制權力，不會向供應商轉移先進的技術知識。根除這種“跟隨者”病根的藥方是自我創新。當然，自我創新不等於獨自創新，而是借用國外的技術知識和自我的研發，實現創新。 發展中經濟體實現產業升級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即從價值鏈的低端環節過渡到高端環節。需要注意的是對價值鏈的低端和高端環節的判斷標準，通常認為生產鏈的兩端的環節(研發、設計、市場行銷、品牌維護等)是高端環節附加值較大，而純粹的加工製造環節是低端環節。這個說法似乎容易產生一個認識誤區，即低端環節所創造的附加值沒有高端環節創造的附加值大。實質上，這是一個利潤分配的問題。在全球生產網路下，儘管資源要素的稀缺度是利潤分配的依據之一，但更主要的是取決於企業之間的勢力分布。位於生產鏈兩端生產環節的進入壁壘較高，從而使之內含更多的經濟租，因此，控制這兩端的生產環節，實際上就等於控制了全球生產網路，分配到更多的利潤。這也正是跨國公司成為最大的贏家的原因所在。因此，發展中經濟體在促進產業升級時，並不需要全部將低端的生產活動轉移出去，可以通過藉助於勞動力成本低的比較優勢加入全球生產網路，然後深化目前的加工製造活動，從知識和技術含量上提高該環節的比較優勢，提高該環節的進入壁壘。從這個角度講，這也是一種產業升級。 影響產業升級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國內政治環境、社會制度和文化、自然資源稟賦、地理位置等等。尤其是政府的產業政策，對於全球生產網路下的產業升級更是影響重大。東亞新興經濟體和西方已開發國家的發展道路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儘管企業是實現產業升級的微觀主體，但是競爭力的培養需要相應的產業政策。因此，討論全球生產網路背景下產業升級，不可避免的要討論政府的產業政策。通過分析亞洲“四小虎”經濟體產業政策的演化過程，作者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經濟體應該將產業政策的重點放在國內知識基礎、人力資源以及創新等活動上。此外，不同的行業應該有不同的政策(這也是廣義產業政策的一部分)。以轎車業為例，該產業屬於生產者導向型產業。儘管中國政府採取了中方為主的合資政策，但是到目前為止，中國似已基本上失去了轎車產業獨立發展和自主創新的可能。今後如何調整中國的轎車產業，值得業界、學界和政府部門有關人員再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