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化進程從經濟——技術層面向文化——精神層面的邁進，人們逐漸發現這樣一種現象：一方面是全球化給各國的本土文化帶來巨大的衝擊和震盪，使之空心化(Hollowed)（註：參見P·Ricoeur:History and Truth.NorthwesternUniversity Press1965）；另一方面它又使不同形態文化帶有一種趨同(Homogenization)的特徵。在全球化進程中，由於資本的全球自由流動與運作，信息高科技的迅猛發展，跨文化交流(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使文化傳播突破地理與語言的障礙而得以廣泛擴展，人們開始從本土文化相對狹小的圈子中走出來，在一個更大
腹股溝發火點,感到反對感,
腹股溝發火點
的活動空間中，審視人類文化發展的種種表現。如果說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是隨著不同文化形態交流而誕生的一種新的文學批評學科，近幾年出現的後現代研究，也是隨著全球化進程的發展而形成的一種新的文化研究流派，那么，二者的共同點就是將人類文化交流中所出現的某種趨同現象與表現特徵，置於了各自審視與研究的中心，從而在使各自研究視野與領域活動獲得擴展的同時，將以往的文化批評(Cultural criticism)和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相提並論，合二為一。儘管文化批評與文化研究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二者的合流對於全球化語境中文學批評的影響與啟示，則是非常深刻的。它使人們有理由相信，文學批評既然主要是對蘊聚在文學中的人類精神、情感、心靈意識的發掘與探討，那么在全球化帶來不同文化、文學在更大的範圍內進行相互交流、相互影響和相互促進的今天，就應該具有一種人類精神文化共同特質的依據，而不應只是單純地依據各自本土文化的話語來闡釋全球化進程中人類文明發展的變化。形成這種依據，首先是要有一個較一致的審視點。文化審美涉及文化與審美兩大
感到反對感
領域。從人類精神文化生成的層面上來看，文化與審美均與人類共有的精神特質、情感特質和心理特質等息息相關。人類在創造自身的歷史當中，也創造了自身的精神文化和培育了自己的審美情感。雖然處在各個不同區域的人們，各自創造的文化和培育的審美情感，在表現形態上有所不同，但是它們都是人類在認識世界、把握世界和改造世界時共同的反映。剝離這種共同反映的種種表層特徵，剩下的必定是人類所共同擁有的在精神、情感、心理和意識等方面能夠相交流、交融和融為一體的特質，或者說這也是人類精神文化的共同性，即人類在文化和審美領域內所存在的共同性。一直在倡導跨越本土文化邊界，奉行世界主義的D·佛克馬指出：“在所有文化中，在所有文化成規系統中，我們至少可以假設一種一切文化都共有的成規。”（註：D·佛克馬：《走向新世界主義》，《全球化與後殖民批評》，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版，第252頁。）他還專門以文學為例論證了多民族謀求共識的可能性。顯然，如果把全球化進程看作是一個客觀的歷史過程，即某種不依具體的環境、地域、社會體制、發展模式、意識形態為轉移的發展走向，是人類在面對共同問題而形成的全球意識及人類命運共同體形成的表現，那么直接反映在人類精神、情感和心理上，就要求形成一種“複合”和“通則”（註：參見M·基辛《當代文化人類學概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版，第55頁。）的法則，以便在全球化的語境中，人類可以依據這種法則來進一步加強文化和審美的雙向互動，加強不同形態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在全球化進程中，即便是本土文化的建構與發展，也應該是在一種開放的形態和環境中來進行，任何封閉式的建構與發展，事實上是無法進行的。E·薩義德指出：“每一文化的發展和維護都需要一種與其相異質並且與其相競爭的另一個自我的存在。……不管東方的還是西方的，法國的還是英國的，不僅顯然是獨特的集體經驗之匯集，最終都是一種建構——牽涉到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構，而且總是牽涉到對與‘我們’不同的特質的不斷闡釋和再闡釋。”（註：E·薩義德：《東方學》，三聯書店1999版，第246頁）在全球化進程中，新的文化形態和審美範式的建構與發展，都是不同形態文化在取得質的相同和相通性上，依據文化審美的原則，展開積極對話和雙向互動的結果。
文化審美的審視點在全球化語境中得以成立，將使跨文化交流獲得更為廣闊的空間。同時也提示人們，文學批評將由此走出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語言學轉折”之束縛，進入具有廣闊空間的文化審美領域，實現“人類學轉向”。這種情形表現在具體的文學批評實踐中，就是開始由文本(Text)向語境(Context)轉化。正是這樣，王寧提出：“有必要弘揚一種新的文化批評”（註：王寧：《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文學評論》2000.3）。我認為，具體地說，就是應該將文學批評提升到文化層面，特別是文化審美層面上，形成文學的文化審美批評原則，促使文學不斷走向整合，從中建構起既能適應時代發展，又能整體把握文學內在精神的巨觀理論體系。這種新的文化批評，也可以稱作為文學的文化審美批評(Literaturecultural aesthetic criticism)。
讓文學批評走向文化審美層面，並不意味著對文學自身特性的忽視和抹殺；相反，則是使文學批評向文學自身回歸的一種表現。用系統論的觀點來看，文化是一個大的系統，而文學自身是文化結構中的子系統。就文學的原始形態而言，文學與文化原本就是合二為一的，文學自身的結構，自始至終都洋溢著文化審美的精神。遠古初民的神話、傳說、史詩、歌謠，既是文學，也是文化。文學之所以為文學，正因為它是一種蘊聚了人的本質力量、人的精神品格、人的情感、心理、意志和意識形態的，具有文化審美精神的“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註：S·朗格：《藝術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版，第68頁），具有不同於人的一般快感的“文化審美情感”(Cultural aesthetic emotion)。在文學自身的發展過程中，文學與文化的相對分離，只是一定階段時期的產物，二者之間的關係仍然是密不可分的。諸如文化衝突導致文學觀念、形式的變革等等，都說明文學與文化之間難捨難分。在全球化語境當中，讓文學批評走向文化審美層面，其意義還在於使文學批評獲得廣闊的文化審美視野，即把文學現象提升到文化審美領域中來認識、觀照和把握，就能夠從中獲得對蘊聚在文學結構之中的那些深刻、穩定、恆久的文化審美價值的領會、理解與把握。M·羅斯在談到文學的文化視野時指出，文學的文化視野包括兩個方面：“一、拒絕把自己局限在單一學科、單一文化、單一社會的狹隘範圍內；二、將‘文化’作為研究基石，視之為經常的參照係數與分析目標。”（註：M·羅斯：《比較文學，比較文化》，《中外比較文學通訊》（中文版）第2輯）的確，文學批評在走向文化審美領域之後，實際上也就是在把文學與整個人類的精神文化、審美情感有機的聯繫起來當中，能夠將文學既當作是人類精神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又當作是在人類整體文化觀照之下具有自身規律特徵的一種把握世界的方式，從而真正發現文學在人類精神文化坐標系與人類文化結構中的位置、功能與作用。與此同時，在廣闊的文化審美視野中審視文學，文學自身的許多特點、自身的豐富性將會不斷地被發現。譬如除了上述所說的特點和人們熟悉的文學社會性、典型性、形象性等之外，還可以認識到文學自身的形式、文本、語言等諸要素的獨特作用，可以發現文學與人類其它的把握世界方式的不同之處，譬如與歷史、新聞等。文學的自身特點在於它的文學性，是文學性所構成的文學文本、語言等，更多地容納了人的幻想、情感和心理意識。它以想像和虛構的方式，形成表意和表情性認知符號，傳達出人的內心感受和對於世界、人生的看法，並具有容納不同時代、不同讀者所賦予的無窮的“衍生意”（註：樂黛云：《展望90年代——文學研究的更新與比較文學的發展》，《中國比較文學通訊》1989.3）。所以，M·羅斯曾由此斷言：“文學研究最好的、最可理解的領域是文化領域。”（註：M·羅斯：《比較文學，比較文化》，《中外比較文學通訊》（中文版）第2輯。）
通過文化審美的觀照，認識文學的演變規律及其價值與意義，這樣使文學批評在發掘文學的精神內涵和情感內涵當中，就能夠獲得以下幾個方面的功能特徵：
第一、文學批評在走向文化審美層面當中，要求通過文化審美觀照，把文學現象提升到文化領域來進行探討，注重文學與人類精神創造活動之間的內在關聯意義，要求能夠真正地認識和把握文學所蘊聚的深刻、穩定、恆久的人類文化精神和審美精神及其價值意義。
文化審美是基於人類創造活動之上的一種精神顯現和情感顯現。回首人類文明的發展，如果說遠古時代只是一個從黑洞嬗變而來的一片混沌和朦朧的天空，那么，人類之所以能夠沿著文明的方向前進，就全賴於人類在認識世界、把握世界當中，憑藉著自己的無比精神毅力，不斷地征服世界，改造世界；並將在漫長的實踐當中所形成的人類精神文化，作為照耀前進道路的火把，由此從愚昧走向文明。人類的創造活動，充分顯示出了人類對永恆宇宙中真善美的不懈探索與追求，傳達出了人類對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相統一的美好生活的堅強信念與願望。千百年來，人類在創造性的實踐中，依據自己的認識和領悟，不斷地揭示出了宇宙、世界、人生、社會的內在奧秘和發展規律，為人類由必然王國邁向自由王國開闢了愈來愈廣闊的道路，使一代又一代後來人從中汲取了由人類自己創造的精神文化的養分、勇氣和智慧。可以說，人類的一切創造活動，都為人類精神文化增添了豐富的內容，使之具有永恆的審美價值。
文學作為人類精神創造活動的一個重要方式，它總是為人們提供特定時代人類生活的特殊經驗、特殊情感。文學批評在走向文化審美領域當中，就能夠從一個更高的層面上來對文學提供的特殊經驗、特殊情感進行發掘與闡釋。之所以說文學提供的經驗、情感具有特殊性，主要在於人類創造活動及形成的精神文化、審美情感具有不同的表現形態，而這些表現形態又往往是依據不同的文化形態而生成的。只有從人類創造活動及人類精神文化、審美情感的質的相同性與相通性上來進行發掘與闡釋，人類的特殊經驗、情感才有可能不會是永遠隔膜的。在文化審美層面，文學批評從探討文學與人類精神活動、人的主體創造活動之間必然關聯出發，就容易獲得對產生於不同形態文化圈內的人類特殊經驗、特殊情感的領悟和溝通，進而能夠真正地認識和把握到文學所蘊聚的深刻、穩定和恆久的人類文化精神與文化審美價值。譬如，中俄文學比較研究中的“普希金”現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儘管中俄之間（包括與前蘇聯的關係）的發展曾受到政治及意識形態方面的嚴重干擾，儘管中俄之間在文化、語言等方面存在許多差異，但蘊聚在普希金作品中的，為人類共享的精神、詩性審美情感，則總是跨越政治、意識形態、不同形態文化和語言的障礙，而存留在中俄及世界人民心中。因為從文化審美層面上來說，蘊聚在普希金作品中的是青春與詩性的審美價值，普希金也就是青春與詩意的化身。這種象徵意蘊在不同形態文化的語境中，同樣體現永恆的文化審美價值。誠如普希金的同胞巴赫金在就“長遠時間”這一概念進行闡述時所說的那樣，在長遠時間裡，“任何東西都不會失去其蹤跡，一切面向新生活而復甦。在新時代來臨的時候，過去所發生過的一切，人類所感受過的一切，會進行總結，並以新的涵義進行充實。”（註：《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版，第373頁）文學批評在走向文化審美層面中，注重對蘊聚在文學之中的人類精神文化與審美意蘊的發掘，將使文學真正成為不同形態文化區域人們共同享有的可持續、可再生的文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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