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文化自覺》是社會學大家費孝通先生晚年思想錄,收錄了從20世紀90年代初到21世紀初,費孝通先生所寫的相關論文以及演講、對話。在全球化高度發展、文明的衝突與調和已成為一個世界難題的大背景下,與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不同,費孝通提出通過“文化自覺”達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圖景。他希望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重新認識,在傳統文化中尋找新的資源並讓其成為新文化的發展基礎,以使中國迎接全球化的挑戰,通過“文化自覺”融入國際社會,達到自主轉型的目標,為世界的文明共存及人類文化自覺的發展開闢新路。
基本介紹
- 書名:全球化與文化自覺:費孝通晚年文選
- 作者:費孝通 方李莉
- 出版日期:2013年12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定價:66.00
- 外文名:無
- 出版社: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 頁數:297頁
- 開本:16
- 品牌: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分分合合,紛爭不斷,但是從“多元”走向“一體”的大趨勢是整個歷史發展的主線,而且即使是在“統一”的時期,統治者在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經濟形態等方面,仍然允許在某些地區、某一階層、某種行業中保持它的特殊性。古代中國這種分散的多中心的局面,究竟是因為怎樣的內在機制、怎樣的文化基礎和思想基礎才得以存在?這樣“和而不同”的局面有什麼優勢和劣勢?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哪些要素在這裡邊起了什麼作用?古代的中國人究竟是懷有怎樣的一種人文價值和心態,才能包容四海之內如此眾多的族群和觀念迥異的不同文化,建立起一個“多元一體格局”的中國!——費孝通
作者簡介
費孝通,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其作品《江村經濟》《鄉土中國》《中國士紳》是研究中國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必讀之書。
圖書目錄
編者的話/方李莉1
從小培養二十一世紀的人002
創建一個和而不同的全球社會012
對“美好社會”的思考025
“美美與共”和人類文明030
關於“文化自覺”的一些自白122
更高層次的文化走向129
文化論中人與自然關係的再認識136
人文價值再思考147
工業文明進程中的思考165
文化生態失衡問題178
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190
中國文化與新世紀的社會學人類學——費孝通、李亦園對話錄216
開創學術新風氣236
多元化的西部文化242
九訪蘭州一次講話248
文化的傳統與創造258
論西部開發中的文化產業271
走到民眾中去279
附錄我的早年生活——費孝通訪談錄289
從小培養二十一世紀的人002
創建一個和而不同的全球社會012
對“美好社會”的思考025
“美美與共”和人類文明030
關於“文化自覺”的一些自白122
更高層次的文化走向129
文化論中人與自然關係的再認識136
人文價值再思考147
工業文明進程中的思考165
文化生態失衡問題178
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190
中國文化與新世紀的社會學人類學——費孝通、李亦園對話錄216
開創學術新風氣236
多元化的西部文化242
九訪蘭州一次講話248
文化的傳統與創造258
論西部開發中的文化產業271
走到民眾中去279
附錄我的早年生活——費孝通訪談錄289
文摘
著作權頁:
使我認識到我沒有達到馬林諾斯基老師對我提出的“文明社會的人類學”的期望。為了補上“文明”這一課,我補讀了一些社會學理論,也初步涉獵了文化史論著,注意到我故鄉鄰縣無錫出生的錢穆先生的著作,特別是他對儒學和東西方文化差異的論述,覺得這些著作對我關於“文化自覺”的思考有許多幫助。
我的意思不是說,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者都要像我那樣到這把年紀才補學文化史。但是我確實在這當中看到了西方社會科學長期採納的“天人對立論”所缺乏的因素。中國文化傳統里尤其推重“太極”之說,意思大致就是指“天人合一”的終極狀態,是二合為一的基本公式。我們一向反對無止境地用“物盡其用”的態度來看待人與自然的關係,而主張像潘光旦先生論述的“中和位育”那樣在自然、歷史和社會中找到適合人的位子。中國文化中的這種“中庸之道”,追求一而二、二而一,哲學上雖難於到家,實際與儒家的“大同”論也能融會貫通。我一直相信,這一有別於西方“天人對立論”的觀點,會有助於“全球化”時代文化的多元化,有助於防止人類在文化衝撞中同歸於盡。
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在今後二三十年要面對一個新的時代。在全世界範圍內,尊重人文社會科學的成就和科學地位,對自然科學和技術的研究成果及影響進行人文社會科學的考察成為潮流。這些年來,一系列世界性的事件表明,自然科學如何服務於人類,這個問題需要人文社會科學家的思考。並不是說我們不要自然科學,我的意思無非是說,在21世紀裡,那種曾經產生廣泛影響的、西方中心的“天人對立論”,有必要也有可能得到糾正,而在這個反思的過程中,中國文化的研究者也要承擔起自己的新責任。
使我認識到我沒有達到馬林諾斯基老師對我提出的“文明社會的人類學”的期望。為了補上“文明”這一課,我補讀了一些社會學理論,也初步涉獵了文化史論著,注意到我故鄉鄰縣無錫出生的錢穆先生的著作,特別是他對儒學和東西方文化差異的論述,覺得這些著作對我關於“文化自覺”的思考有許多幫助。
我的意思不是說,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者都要像我那樣到這把年紀才補學文化史。但是我確實在這當中看到了西方社會科學長期採納的“天人對立論”所缺乏的因素。中國文化傳統里尤其推重“太極”之說,意思大致就是指“天人合一”的終極狀態,是二合為一的基本公式。我們一向反對無止境地用“物盡其用”的態度來看待人與自然的關係,而主張像潘光旦先生論述的“中和位育”那樣在自然、歷史和社會中找到適合人的位子。中國文化中的這種“中庸之道”,追求一而二、二而一,哲學上雖難於到家,實際與儒家的“大同”論也能融會貫通。我一直相信,這一有別於西方“天人對立論”的觀點,會有助於“全球化”時代文化的多元化,有助於防止人類在文化衝撞中同歸於盡。
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在今後二三十年要面對一個新的時代。在全世界範圍內,尊重人文社會科學的成就和科學地位,對自然科學和技術的研究成果及影響進行人文社會科學的考察成為潮流。這些年來,一系列世界性的事件表明,自然科學如何服務於人類,這個問題需要人文社會科學家的思考。並不是說我們不要自然科學,我的意思無非是說,在21世紀裡,那種曾經產生廣泛影響的、西方中心的“天人對立論”,有必要也有可能得到糾正,而在這個反思的過程中,中國文化的研究者也要承擔起自己的新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