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元和制舉案
- 時間：元和三年四月
- 主要人物：李宗閔，牛僧孺，皇甫湜
事件過程,事件經過,史書記載,學界研究,
事件過程
事件經過
李宗閔與牛僧孺同年中進士，又與僧孺同年考中制科。應考制科這年，李吉甫任宰相執政，李宗閔、牛僧孺在對答政事、經義的設問考題時，指摘施政失當，言辭十分剛直，毫無避忌。主考對策的考官楊於陵、韋貫之、李益還將他們的策對成績列中等；牛、李二人對答策問的話，又被落第的學士子加以註解，與他們一同指摘朝政。還說翰林學士王涯的外甥皇甫氵是中選，考核時王涯沒有事先稟報朝廷請求迴避。裴土自是學士，在考中複查，責任相同。李吉甫向憲宗哭訴，憲宗不得已，免去了王涯、裴垍的學士職務，改任裴垍暫時代理戶部侍郎，王涯暫代都官員外郎；吏部尚書楊於陵調出朝廷任嶺南節度使，吏部員外郎韋貫之調任果州刺史。王涯後又貶為虢州司馬，韋貫之再貶為巴州刺史；牛僧孺、李宗閔也長時間沒有提升，隨選官的文牒置於地方官府。元和七年(812)，李吉甫去世，李宗閔才調入朝廷任監察御史，遞升至禮部員外郎。
史書記載
（裴垍）詔舉賢良，時有皇甫湜對策，其言激切；牛僧孺、李宗閔亦苦詆時政。考官楊於陵、韋貫之升三子之策皆上第，垍居中覆視，無所同異。及為貴幸泣訴，請罪於上，憲宗不得已，出於陵、貫之官，罷垍翰林學士，除戶部侍郎。
宗閔與牛僧孺同年登進士第，又與僧孺同年登制科。應制之歲，李吉甫為宰相當國，宗閔、僧孺對策，指切時政之失，言甚鯁直，無所迴避。……吉甫泣訴於上前，憲宗不獲已，罷王涯、裴垍學士。……僧孺、宗閔亦久之不調，隨牒諸侯府。
上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伊闕尉牛僧孺、陸渾尉皇甫湜、前進士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戶部侍郎楊於陵、吏部員外郎韋貫之為考策官，貫之署為上第。……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翰林學士裴垍、王涯覆策。湜，涯之甥也，涯不先言；垍無所異同。”
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與皇甫提俱第一，條指失政，其言頤計，不避宰相，宰相怒，故楊放陵、鄭敬、韋貫之、李益等，坐考非其宜，皆調去。
學界研究
岑仲勉、傅漩琮的觀點
- 岑仲勉先生認為，雖然李德裕會昌當政時重修過《憲宗實錄》，但是後來宣宗於大中二年救令停止施行，而重新頒行路隨舊本。其時“德裕已遠竄南服，豈尚能由彼改定?”岑先生的意思是:兩《唐書:李吉甫傳》不可能據會昌本《憲宗實錄》寫定，其所依據的當是路隨舊本，因而其所載有關元和制舉案的內容當是符合歷史實際的，亦即不會存在李德裕為其父隱惡的問題。並進而斷定其他有悖於此類記載的史籍都是經牛黨篡改，司馬光的《考異》也是“唯心之論”。
- 牛僧孺、李宗閡與皇甫提三人對策的內容應該是相同的。雖然牛、李二人的策文已經亡佚了，但現存皇甫提策文的主要內容早攻擊宦官專權，而不是拚責宰相，所以牛、李二人的策文也當是攻擊宦官而非指斥宰相。
- 傅璇琮先生認為“權幸”、“貴幸”的特定含義是指宦宮。因而他斷定記載中的“權幸”都是專指宦官。也就是說，在這次制舉案中，牛李等人所攻訂的對象不是李吉甫，泣訴於上者也不是李吉甫，而都是當時弄權的宦官。
- 岑仲勉先生為了杏認李吉甫曾“泣訴於上，辯解說:“若就當年宰相而論，鄭細先入中書，資厲老於吉甫，如果是概括地攻擊時宰，則負責者尚有姻及武元衡二人，何以偏吉甫獨自泣訴。”
當代學者反駁
程奇立先生對於岑先生等人的觀點進行了逐一反駁（此不一一贅述），認為：
元和三年制舉案主要是發生在當權宰相李吉甫與應制舉人牛僧孺、李宗閔以及考策官之間的矛盾鬥爭。當然，這次事件中也交織著應制舉人皇甫提與一部分宦官的矛盾。具體說來，就是皇甫提在對策中所攻擊的是宦官專權，而牛僧孺、李宗閡所指斥的則是宰相李吉甫。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在其後一的黨爭中，李吉甫父子與牛僧孺、李宗閡屢屢發生矛盾鬥爭，而卻不曾與皇甫提有什麼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