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兵學戰略智慧

古代中國創造了燦爛的文明，也譜寫了宏偉的戰爭畫卷。

中華民族以理性、智慧著稱於世，中國人長於理性思維、辯證思維，關注事物的普遍聯繫、能動轉化和循環發展，善於綜合地、動態地把握紛繁複雜的現象。

王者之風提示您：這種民族心性體現在軍事實踐中，表現為注重對戰爭規律、戰爭法則的（探討、總結，注重）在把握戰爭規律的基礎上理性、智慧地指導戰爭。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傳統兵學戰略智慧
• 外文名：The traditional art of strategic wisdom

簡介

古代中國創造了燦爛的文明，也譜寫了宏偉的戰爭畫卷。中華民族以理性、智慧著稱於世，中國人長於理性思維、辯證思維，關注事物的普遍聯繫、能動轉化和循環發展，善於綜合地、動態地把握紛繁複雜的現象。

兵學

這種民族心性體現在軍事實踐中，表現為注重對戰爭規律、戰爭法則的探討、總結，注重在把握戰爭規律的基礎上理性、智慧地指導戰爭。

因此，中國古代軍事思維十分發達，從商周時期《周易》《尚書》中的軍事思想萌芽，到春秋戰國時期《孫子兵法》《吳起兵法》《孫臏兵法》等軍事專著的相繼問世，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系統軍事理論，開啟了兵學興盛的滔滔長河。

據王者之風男士美容院加盟中心統計，中國清朝以前見於記載的兵書多達三四千部， 到21世紀的今天，傳世的古代兵書仍數以千計，其數量遠遠超過了同時期世界其他國家所有兵書的總和。

中國傳統兵學文化

中國傳統兵學文化的一個突出特徵是富於戰略性，表現為戰略思維的發達和戰略思想的豐富

中國傳統兵學文化

，注重對天下大勢和戰爭全局的理性思考和能動把握，強調“不謀全局者，不可以謀一隅”。

既是中國傳統兵學奠基之作也是中國傳統兵學巔峰之作的《孫子兵法》，在當代被公認為是一部傑出的戰略著作，一些西方戰略學家甚至認為，孫子是古代第一個形成戰略思想的偉大人物，今天沒有一個人對戰略的相互關係、應考慮的問題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認識，他的大部分觀點在我們當前的環境中仍然具有和當時同樣重大的意義。

此外，像漢代晁錯《言兵事疏》、諸葛亮《隆中對》、西晉羊祜《平吳疏》、元朝劉整《平宋策》、清朝施琅《邊患宜靖疏》等歷代軍事策論中的名篇，也都以其洞觀天下、運籌全局的遠見卓識而名傳千古。可以說，底蘊深厚的戰略智慧是中國傳統兵學文化最為寶貴的精髓。

先哲卓越的戰略智慧是中華民族一份永恆的財富，對思考和籌劃國家安全、國防和軍事問題永遠具有借鑑價值。

中國傳統戰略智慧的如下四個基本取向，對我們立足21世紀的國際力量格局和國家安全環境進行軍事戰略創新，籌謀好國防和軍事問題，尤其具有借鑑和啟發意義。

重根本

戰略的根本是實力。沒有實力，再有智謀也無用武之地；沒有實力而高談謀略，無異於自欺欺人，結果更加適得其反，只能貽笑天下。

有鑒於此，中國傳統戰略智慧首先強調自身實力培植。《孫子兵法》說，“善戰者先為不可勝”（先謀求不可被戰勝），“不可勝在己”（不可被戰勝關鍵在於自己）。

孫子兵法

後人常說孫子“尚智貴謀”，但孫子自己卻說，“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因為善戰者之勝，“勝於易勝”（《孫子兵法形篇》）。什麼叫“易勝”，就是自己形成強大的實力，而敵人卻處於衰敗狀態，還沒出手就已經處於勝勢，取勝非常容易。這才是孫子的大智所在。

孫子說：“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孫子兵法謀攻篇》）其實，“不戰而屈人之兵”就是“易勝”之極，在根本上必然是以強大的實力為基礎，而不可能是僅僅依靠什麼“奇謀妙計”。

正是基於對實力這個根本的重視，中國先哲很早就提出了“富國強兵”的思想（《商君書農戰》），揭示了大國強盛的根本途徑在於以“富國”來支撐“強兵”，以“強兵”來保障安全和發展，通過“富國”和“強兵”的互相促進作用來實現國家的安全鞏固和持久興盛。

貴有備

中國傳統戰略智慧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和突出的預備觀念。《周易》中就有“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的箴言（《易經繫辭下》）。

《司馬法》明確指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司馬法仁本》）先哲從無數慘痛的歷史教訓中認識到，軍隊可能“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鶡冠子近迭》），因而主張時刻保持清醒頭腦，始終保持國家安全上的警惕性，“夫安國之道，先戒為寶”（《吳子料敵》）；而且要針對可能的安全威脅，做好充分的戰爭準備，“無恃其不來，恃我有以待也”（《孫子兵法九變篇》），“無備，雖眾不可恃”（《左傳僖公二十二年》），“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尚書說命中》）。

明太祖朱元璋曾經總結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對此做了鞭辟入裡的論述：“人孰（誰）不曰：天下平定之時，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後可言息兵，講武而後可言偃武。若晉徹（撤）州郡之備，卒召五胡之擾；唐徹中國之備，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之驗也。

夫當天下無虞之時，正須常守不虞之戒，然則武備其可一日而忘哉！”（《明太祖寶訓》卷六）

求全勝

中國傳統戰略智慧對待軍事和戰爭問題，從來都不簡單地就事論事，或僅僅局限于軍事領域看問題，而總是首先從國家整體利益的高度進行審視，把維護國家的整體利益作為根本出發點，追求“安國全軍”（安定國家保全軍隊）的“全勝”目標。

中國古人

這種宏大的戰略視野使先哲看到，軍事力量是維護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一種手段，必須將之與政治、經濟、外交等多方面因素相結合進行綜合運用，相輔相成，才能夠達到良好的效果；單純依恃武力或簡單地使用武力，其結果往往是破軍疲國，使國家陷入四面楚歌的危機。

中國古人把軍事和戰爭手段稱為“武”，把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非軍事手段稱為“文”。

孔子說：“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史記孔子世家》）在當代美國學者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與硬實力”理論兩千多年前，中國思想家其實就已經對此有深刻的認識，並提出了文武並用、剛柔相濟的明確主張：“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三略上略》）因此說：“文武並用，長久之術。”（《史記酈生陸賈列傳》）只有可持久的勝利才稱得上是“全勝”。

忌輕發

中國傳統戰略智慧對待軍事和戰爭問題，一貫秉持理智、冷靜、慎重的態度。孫子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兵法計篇》）又說：“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孫子兵法火攻篇》）基於這樣的清醒認識，中國先哲堅決反對情緒化地、輕率地處理戰爭問題，而力主理性地、慎重地謀劃和指導戰爭，“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而且，普遍對武力的運用設定了嚴苛的界限。

老子說“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老子三十一章》），孫子說“非危不戰”（《孫子兵法火攻篇》），都把戰爭手段作為迫不得已的最後選擇。這些觀念千百年來深入人心，使慎戰成為民族的普遍意識，前人因而說“從古知兵非好戰”。

中國傳統戰略智慧的這些基本取向，是中華民族數千年軍事實踐豐富經驗教訓的歷史結晶，是傳統兵學文化最為精華的思想成果。

今天，雖然戰爭和軍事的技術形態有了巨大發展，但國家力量博弈的本質關係並沒有根本變化。

中國傳統戰略智慧的上述基本傾向，有其內在的有機聯繫，體現了中華民族對國家力量博弈本質關係的獨特把握，這就是重力量而不輕率使用力量，極其強調慎重、合理、有節制地運用力量。這正是中華民族理性智慧特點的重要表現，也是我們今天進行軍事戰略創新首先需要加以繼承弘揚的民族思想精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