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烈（1899-1928）原名見賢，化名賀德、賀澤、吁伯凱。江西臨川上頓渡人。四川省委第一任書記。革命烈士。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傅烈
- 別名：化名賀德、賀澤、吁伯凱
- 出生地：臨川上頓渡
- 出生日期：1899
- 逝世日期：1928
- 主要成就：四川省委第一任書記
個人簡介,人生經歷,臨危受命到四川,重視黨的組織建設和宣傳思想工作,提高黨組織的政治素質,大膽依靠民眾和發動民眾,從實際出發去追求真理,面對犧牲視死如歸,
個人簡介
傅烈，出生於小商家庭。1914年考入江西省立第七中學。畢業後，被父親送往九江德茂米店當學徒，旋往九江高志模範國小任教。1917年考入南偉烈教會大學。1919年被父親送到上海吳長泰機米廠學徒。不久參加留法預備班學習，1920年5月赴法國勤工儉學。在巴黎哈佛樂工廠當機械工，同時入蒙達尼公學補習法文、學習電機專業知識。受“五四”運動影響，投身於留法勤工儉學運動。9月間，參加了李維漢在蒙達爾中學召開的工學世界社會體社員大會，贊成以信仰馬克思主義和實行俄國式的社會主義為該社宗旨。1921年加入工學世界社，參加留法學生愛國請願活動，結識周恩來、蔡和森、李富春、李維漢、趙世炎等人。1922年參與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1923年2月更名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傅烈任巴黎直屬支部書記、旅歐總支部委員。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0月受中共旅歐支部派遣，與聶榮臻、蔡暢等20餘人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
傅烈
傅烈1925年夏回國，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政治部秘書，協助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朱克靖開展全軍政治工作。10月，隨軍平定盤踞海南島的軍閥鄧本殷的叛亂。1926年春，接受中共兩廣區委書記陳延年的派遣，領導情報小組，在廣州、黃埔、東莞、石龍等地蒐集情報，使區委在同國民黨右派鬥爭中掌握了主動權。7月，隨軍參加北伐。11月18日攻占南昌後，任江西省政府秘書兼第三軍政治部秘書。1927年2月中共江西區委成立，任組織部長兼軍委書記，積極發展黨的組織，建立農民自衛軍。
1927年5月，調武漢中共中央軍事部工作。鑒於四川在“三·三一”慘案中大批共產黨員被殺害，黨組織受到嚴重破壞的局面，7月，黨中央派傅烈前往四川重建黨的組織，開展武裝鬥爭。8月，在重慶成立中共四川省臨時委員會，任書記，傳達黨中央“八·七”會議精神，整頓和發展黨的組織，積極準備發動農民暴動。在不到半年時間，重建了重慶、成都2個直轄市委和萬縣、宣漢、達縣、涪陵、蒲江、南溪、綿竹7個縣委及13個特委、4個通訊點，清理登記黨員442人。經過組織整頓和思想教育，消除了黨內悲觀動搖情緒，鞏固和發展了全川黨的組織。
1928年2月，在臨時省委擴大會議上，傅烈作了題為《四川暴動行動大綱》的報告。會上，當選為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兼軍委書記。會後，積極領導部署全川特別是川東的農民武裝起義，指派李家俊等發動萬縣、達縣農民暴動。3月9日在重慶興隆巷8號主持巴縣縣委（即重慶市委）成立大會時，突然被警察包圍，不幸被捕。關押期間受盡各種酷刑，仍堅貞不屈。有一次刑訊，竟將煤油灌進他的嘴裡，用鐵絲穿進他的拇指，吊起來毒打，但他仍嚴守機密，並鼓勵難友要用生命保護組織和同志。正當黨組織積極進行營救時，4月3日在重慶朝天門外被國民黨反動派殘酷殺害，年僅29歲。刑前，他正氣凜然，沿途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無產者聯合起來”等口號。在給妻子陳才用的信中，以“拼將五尺頭顱血，爭得神州遍地紅”表達了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
1978年11月5日，中共四川省委慰問團專程來南昌慰問傅烈的家屬，題詞寫道：“四川人民無限懷念四川省委第一任書記傅烈同志”。
人生經歷
臨危受命到四川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政變後，7月15日汪精衛又宣布與共產黨決裂，國內政治局勢陡然逆轉。在“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的血腥口號下，上海、廣州、長沙、武漢等地的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民眾慘遭殺害和逮捕，全國陷入一片腥風血雨之中，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嚴峻考驗。據黨的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產黨人和革命民眾被殺害3萬多人，其中共產黨人達26000多人。大革命時期受到民眾尊敬和愛戴的黨的活動家陳延年、趙世炎、羅亦農、向警予、夏明翰、郭亮等人都相繼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下。
傅烈來到四川前，這裡的革命形勢也同全國一樣處在極端險惡的境地。革命和反革命的鬥爭日益激化。這年3月24日，中共重慶地委決定由重慶工農商學兵反英大同盟於31日在打槍壩召開市民抗議英美大會，舉行示威遊行，並反對四川軍閥劉湘以川滇鐵路作抵押，秘密與帝國主義簽訂借款條約。31日，重慶市總工會、農民協會、學生聯合會、婦女聯合會、商民協會等團體和市民2萬多人匯集打槍壩。上午11時許，大會即將開始之際，預先化裝混雜在民眾中的劉湘的二十一軍三師王陵基部和七師藍文彬部士兵，以及巴縣曹燮陽、申文英所屬民團團丁，揮刀舞棒屠殺民眾，當場打死137人，傷1000餘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三三一慘案”。4月1日，中共重慶地委負責人冉鈞外出聯絡工作，被軍閥便衣殺死街頭。當晚，中共重慶地委書記楊*=公召集部分黨員幹部會議，部署應急措施，決定親自赴武漢向中央匯報，並出席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4月4日，楊*=公離渝赴漢，在輪船上被捕，4月6日在浮圖關壯烈犧牲。
5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五大”期間召開了四川問題談話會。總書記陳獨秀、政治局委員蔡和森、代理中央秘書長陳喬年、中央農民部秘書兼中央農委委員任旭、重慶地委委員吳玉章、重慶地委候補委員李嘉仲、重慶地委代理宣傳部主任鐘夢俠等出席了會議。6月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派傅烈(傅見賢)任四川省委臨時書記。7月中旬，傅烈到達漢口，中央遂指定傅烈、鐘夢俠、劉披雲、周貢植、劉少卿等5人組成臨時省委。傅烈一到任，很快就在艱巨複雜的形勢下，開創了工作新局面。
重視黨的組織建設和宣傳思想工作
傅烈曾於1920年5月9日，乘法國“高爾提來號”赴法勤工儉學。9月至10月間，經蔡和森贊助，他參加了李維漢在蒙達爾中學召開的全體社員大會，並認真學習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1923年2月，周恩來任旅歐書記時，傅烈已是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直屬巴黎支部書記，旅歐總部的成員。1924年初，傅烈在法國加入中國共產黨。9月、10月間，傅烈和聶榮臻、蔡暢、饒來傑等20多人去蘇聯學習。在那裡，他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學說、俄國十月革命史和蘇聯紅軍的政治工作經驗，提高了政治水平和鬥爭才幹，懂得加強黨組織建設的重要性。這些經驗對傅烈整頓四川黨組織是極好的借鑑。
1927年8月6日，傅烈到重慶後，立即建立中共四川臨時省委，著手清理和恢復黨、團組織。臨時省委領導成員作了明確分工，由傅烈任臨時省委書記兼軍委書記，組織部長鐘夢俠，宣傳部長劉披雲兼學委書記，農民部長周貢植兼農委書記，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程子健，婦委書記程仲蒼，省委秘書長劉願庵。在傅烈的領導下，臨時省委接連發出1—8號重要通告，對“三三一慘案”後四川黨的情況作出分析和估計，強調加強組織紀律，要求各地組織和黨員迅速恢復活動，利用軍閥之間的矛盾，到鄉村中去發動農民，到軍隊中去爭取士兵；規定各地黨組織都要按照中共五大黨章的規定，整頓市委、區委、支部。
到8月底，全省直屬省委領導的黨組織已有一個區委，10個特支，黨員314人。為了儘快健全各級黨組織，傅烈組建了重慶區委，9月又把區委改為市委。重慶附近地區還建立了江津、合川兩個縣委和綦江等4個特支。到12月底，臨時省委直接領導下的黨組織已有2個市委、8個縣委、10個特支，全省黨員發展到600多人。
9月1日，劉披雲攜帶“八·七”會議檔案到重慶後，傅烈又根據中央的精神和四川省的實際情況，對臨時省委分工進行了及時調整，由傅烈兼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周貢植任秘書長兼組織部長，鐘夢俠任特派員出巡宜賓等地，檢查各地黨組織恢復情況。
9月10日至12日，傅烈在重慶主持中共臨時四川省委擴大會議，傳達學習“八·七”會議精神。會議議定，今後工作的重心是大力開展工農運動，利用軍閥混戰局面奪取武裝，發展土地革命運動。會議還對農民運動、職工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共青團工作和國民黨工作確立了方針和策略。為了加強領導層思想建設的力度，擴大教育面，臨時省委決定擴大委員人數，選舉省委委員11人，候補委員5人。推選傅烈、劉披雲、劉願庵、程子健、周貢植為常委、傅烈任書記兼軍事部長、劉披雲任組織部長兼青年部長、劉願庵任宣傳部長兼秘書長、程子健任工人部長、周貢植任農民部長、程仲蒼任婦女部長。同時成立了監察委員會。臨時省委還決定派黨性強和堅持原則的幹部到各地清理組織，傳達“八·七”會議和臨時省委會議精神，加強各地組織與臨時省委的聯繫。
為了從根本上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在9月16日，當臨時省委宣傳部請示設立宣傳委員會和訓練委員會時，臨時省委果斷地同意了這個請示，不久還設立了編輯委員會，出版《川潮》旬刊和各種訓練材料。10月27日出版了省委機關刊物《四川通訊》。
傅烈認為，宣傳工作之重要，實不亞於軍事，它是我們被壓迫階級之戰鬥的重要武器。過去蘇聯曾以此戰勝帝國主義，我們亦著手利用此重要的武器，以戰勝一切敵人。傅烈要求大家從三個方面做好宣傳工作：對內應有大規模的政治宣傳工作；對外應有大規模的宣傳隊之組織；對動搖游移的廣大的下層小資產階級民眾，亦完全靠宣傳工作去影響和吸引他們來參加土地革命。萬源縣當時有個叫李家俊的青年，曾肄業上海同濟醫學院，後赴北平返川。李家俊在五四運動後，曾積極宣傳新文化運動，並在北京創辦進步刊物《萼山鐘》。李家俊受無政府主義影響，平日披著長發蓄了鬍鬚，聲稱要做中國的托爾斯泰。他父親擁有一批槍枝彈藥，只要他能出面，槍就可以拿到手，轉而為我所用。因此爭取李家俊加入革命隊伍，是一件十分必要的工作。1927年底，傅烈了解上述情況後，立即派人把他從家裡動員出來。當傅烈和李家俊談到革命手段時，李家俊激動地說：對地主豪紳就是要採取最後的手段!所謂最後手段就是把這些人殺光、燒光!傅烈說：革命不能憑個人的意氣，鬥爭是民眾創造的藝術，我們應該組織廣大人民民眾起來共同鬥爭。接著對他講述了當前的革命形勢，鬥爭方法，並且特別指出，知識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放棄個人的幻想和空談，到民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李家俊聽了傅烈的談話後十分感慨。他說：這兩年，我象一個迷失了方向的人，不知往哪裡走。現在找到了黨，為了革命，我李某不怕拋頭顱，灑熱血。果然，他立即奔赴家鄉，以“神團”為名組織農民自衛軍。1928年春，在萬源城南固軍壩，建立起了一支民眾武裝。不到幾個月時間，李家俊領導的隊伍就發展到1000多人。
提高黨組織的政治素質
1927年8月7日，黨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八·七”會議是我黨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新的征途，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次會議以後，中央批評四川黨的組織過去民眾基礎薄弱，要求臨時省委時刻不要忘記準備和組織工農暴動。為此，不僅要糾正策略上的機會主義，而且要改進黨的組織建設。10月13日，四川臨時省委在重慶召開緊急會議，討論中央的《政治任務與策略》、《關於“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以及中央對臨時省委的指示與批評。儘管這次會議在批判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同時，出現了“左”的傾向，提出了“沒收一切私有土地”、“占據廣場以至城鎮”等鬥爭策略上的冒險決定，但這次會議通過了將9月省委擴大會議“沒收反動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土地分給無地農民”，糾正為“耕者有其田”，“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交給農民”，“武裝農民”，“一切鄉村政權歸農民協會”等主張都是正確的。這次會議有效地促進了四川各級黨組織從根本上理解共產黨的性質、宗旨和任務，從政治上做到全黨服從黨中央，下級黨組織服從上級黨組織，個人服從黨組織的觀念。在傅烈的主持下，10月22日，臨時省委發出12號通告，要求各地黨組織和全黨同志，堅決貫徹臨時省委緊急會議的決議。同日，四川臨時省委又作出《關於職工運動原則新指示》。這個指示儘管提出了“要引導工人意識到非暴動奪取政權不可”，“要以不斷鬥爭動搖統治階級的基礎”，“立即在工人民眾中著手組織秘密武裝”等“左”的錯誤傾向，但它所體現的黨的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服從中央的政治主張和政治遠見是正確的，是有利於加強四川黨組織的政治建設的，是有利於中國革命勝利的。不僅如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0月25日，為了加強黨的政治建設，傅烈主持下的臨時省委發出特別通信第1號，對過去黨內的不良思想傾向和組織上散漫現象提出了嚴肅批評，並作出了紀律規定。
大膽依靠民眾和發動民眾
由於傅烈所主持的臨時省委以及後來正式成立的四川省委大膽依靠和發動民眾，有力地開創了黨在四川工作的新局面。1927年8月，成都工運領導人鐘善輔等到犍樂鹽場開展工運工作。鹽場方圓百里，工人近萬人。為儘快開闢鹽場的工作，鐘善輔根據臨時省委和傅烈的要求深入民眾的指示，首先從組織工人小組、支部入手，在一些重要場區成立工人委員會。到10月15日，就有10多個場區的工人代表110人冒雨到瓦窯沱鹽場觀音閣參加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犍樂鹽場工人臨時執行委員會。
同年11月24日，由於各地軍閥截留作為教育經費的肉稅，使教育經費來源枯竭，而省立各校教職員工聯合會代表向教育廳提出交涉又無結果。在雙方僵持的情況下，成都各校學生在臨時省委川西特委領導下，成立了四川省教育經費獨立運動成都省立各校學生聯合會(以下簡稱學聯)作為運動的領導機構，出版了《學生時報》。罷課範圍從大中專學校迅速擴大到國小。
這次學潮，播揚省內外，得到各界的聲援和支持。湖北全省學生總會馳電支持學聯鬥爭，《上海日報》社通電聲援，省內各地反響更為強烈。四川軍閥迫於民眾壓力，不得不聯銜通電，籲請四川省各防區交出肉稅，表示接受學聯提出的教育經費獨立條件。教育廳長萬克明被迫辭職。
1927年底，人力車工人因物價高漲，難以維持生活，要求減少車租，而肇成公司為牟取暴利，反將車租由2400文提高到3600文。工人氣憤，退車不租，該公司竟指使流氓、打手把兩名人力車工人打死。中共川西特委請示傅烈主持下的臨時省委後，發動全市28000餘人舉行抗暴遊行。工人們要求懲辦兇手，減少車租，宣布罷工20天。這次工潮得到華陽縣農民協會和成都市政總工會6萬多會員一致聲援。當局被迫無奈只得下令拘捕兇手，示諭原定車租減少1/5。1928年1月4日，經傅烈主持下的臨時省委同意，中共川西特委還發動了大規模的的反對劣幣的鬥爭。這一運動由成都學生聯合會所屬各校進步社團發起，聯合成都各界100餘個團體於4日在鹽道街省立一師成立四川各界民眾反抗劣幣大同盟，推出5位代表向鄧錫侯、田頌堯、劉文輝提出：(一)請3軍長搗毀私廠，若不執行，則由民眾力量搗毀；(二)四川造幣廠每日所出的銀元定期調換，以收回市面流行的劣幣；(三)禁止大銀元良幣出境。當局逮捕大同盟宣傳隊學生4人，激起廣大師生和市民的強烈抗議，當局被迫釋放學生，於17日表示接受反劣幣大同盟提出的各項要求。
從實際出發去追求真理
1928年1月，中共四川臨時省委收到中央臨時政治局上年11月擴大會議檔案和中央17號通告。這些檔案，錯誤地估計當時中國現狀為革命仍在繼續高漲，而不顧敵人的強大，確定黨的任務是繼續進攻，而不是有組織有秩序的退卻，以保存革命實力。傅烈貫徹中央檔案，不是盲目照搬機械執行，而是對中國現狀作了認真的分析。他認為革命正處在低潮，但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存在著很大的不平衡性，主要的中心城市由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所控制，而在反動勢力比較薄弱的農村仍有共產黨人活動的餘地。因此，他從實際出發，把中央精神與四川實際相結合，重點抓了三項工作都很成功。(1)針對四川軍閥之間即將發生大規模衝突的局面，臨時省委提出“用民眾革命的戰爭反對軍閥屠殺人民的混戰”等口號，要求各地立刻開始組織行動。遵照中央17號通告，臨時省委取消了省委各部，改設組織局，分文書、會議、宣傳、組織、軍事、出版分配等科，賀學禮任軍事科主任，由傅烈、劉願庵、賀學禮組成破壞反革命軍隊委員會。臨時省委決定撤銷重慶市委，成立巴縣縣委，周貢植代理書記；成立江北縣委，由任白戈任書記。(2)1928年2月10日，在巴縣銅罐驛周貢植家召開省委擴大會議，建立正式省委，“重新確定四川今後的工作方針”。團省委負責人列席會議，參加會議總計20餘人，會期6天。會議選舉產生了正式的四川省委，委員11人，候補委員5人，以傅烈、劉願庵、張秀熟、劉亞雄、李炳奎5人為常委，傅烈任書記兼軍事科主任，組織局主任周貢植，宣傳科主任劉願庵。會議還選出劉願庵為四川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劉遠翔、劉披云為候補代表(未出席六大)。(3)根據上年11月中央擴大會議的決定，著重討論了組織四川全省春荒暴動問題，制訂《四川暴動行動大綱》。暴動大綱總計1.8萬餘字，分為16個部分，對暴動的條件、目的、性質、形式、時機、區域及暴動的旗幟、口號、宣傳與鼓動工作、組織工作、軍事計畫、政權問題等方面，都作了詳盡的闡明和明確的規定。會議決定，四川的黨組織應該加緊組織領導工農貧民，於2、3月間開始在各地陸續舉行春荒暴動。雖然由於受到“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這次會議錯誤地認為“在四川組織暴動，客觀條件早已超過，完全可以迅速形成瀰漫全川的春荒暴動局面”，但由於這次會議準確抓住了四川當時最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因而得到了廣大貧苦人民的熱烈歡迎，不失時機地提高了黨在人民民眾中的威信。
面對犧牲視死如歸
1928年3月，經過緊張的籌備，建立巴縣縣委(即重慶市委)的條件成熟了。傅烈以“渝一組織”向每個參加會議的同志發出通知：“經省委決定：組織縣委，並指定你為縣委×××，定於3月9日在話語樓8號開成立大會，希按時出席。”話語樓8號即興隆巷8號，這是劉湘部下師長郭汝棟的妹夫傅秉勛(當時是共產黨員)的房子。傅常住涪陵，樓房空著，只留有一個保姆看守，於是就把這棟樓房作為黨組織的一個臨時招待所，有時還在那裡開會。3月9日下午2時，傅烈、周貢植前往主持會議，人尚未到齊，傅烈說，還有牛大鳴沒有來，等一下。話音剛落，就有一夥警察闖入室內，將他們逮捕入獄。事發偶然，疏於防範。原來這天是重慶市公安局龍王廟所員冉子泳帶著兩名警察到該處收捐，見有8人入內，接踵至該院叫門，傭人回答無人在家。巡警疑其有詐，入內忽見一屋緊閉，便叫開門而無人答應，又見有人從視窗躍逃，當即鳴哨召來許多警察，包圍了這座院子，撞門而入，拿獲青年8人。事情發生後，成都黨組織收到電報：“三哥病故，信款停寄。”三哥即“施三省”，是“四川省”的諧音。
傅烈被捕後首先考慮的是黨組織和其他同志的安全。3月10日晨，乘看守警察倦睡，傅烈輕聲對被捕的同志說：“要統一口徑，稱做商人，要堅強，用生命保護黨組織和同志。”下午，他們被移送衛戍部，當晚由王陵基親自審訊，先審的是傅烈和吳永初。傅烈當即化名賀澤，堅稱廣東人，並以粵語答話。
傅烈在獄中受盡各種毒刑。敵人先用煤油灌進他嘴裡，再用鐵絲穿著兩個大拇指頭把他吊起來，姆指關節折斷了，又上夾板吊打。他受盡酷刑，折磨得昏死過去。當敵人逼他口供時，傅烈斬釘截鐵地說：“砍斷我的頭顱，也休想從我身上得到你們需要的片言隻字!”
在獄中，傅烈惦記黨和同志，曾兩次通過探監的地下黨員送信給組織，告訴需要轉移的材料和事後的安排，同時，他還寫了兩封家信。給他父親的信說：“我這次犧牲並不出於意外，父親不必過於悲傷，我自問沒有什麼對不起家庭的地方……若干年後，你一定理解(我)的。”另一封給妻子陳才用的信寫道：“你是知道我怎樣死的和為什麼而死的!你要為我報仇，要繼承我的遺志，為黨的事業奮鬥到底。”
在獄中，傅烈教育其他同志要堅毅，要象鋼鐵一樣堅強。他與看守士兵接觸，士兵對他肅然起敬，聽他的話，還給他爭送衣服。乘他們的長官不在時，傅烈還細聲教唱《國際歌》、《少年先鋒隊歌》。據當時劉湘軍部的一些參謀、秘書人員說：“一個江西口音的最頑強”。1928年4月3日12時40分，傅烈在重慶朝天門外英勇就義，年僅29歲。他的遺體安葬在重慶市南紀門外的馬家店大山攏江西會館附近。
傅烈雖死猶生，浩氣長存。他與周恩來、鄧小平於1924年在巴黎的合影，至今仍懸掛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展覽廳里。四川人民至今懷念他。他堅定的革命信念和革命精神將永遠鼓舞我們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