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科背景
信息與通信地理學(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geography)發軔於1960年代地理學者對電報和電話的關注,屬人文地理學新分支。最初的信息與通信地理學研究主要由法國與美國學者做出。之後,由於電報和電話影響的有限性,直接導致通信僅被視為描述社會的簡單執行緒和人文地理學研究的次要主題,一般歸入交通運輸地理學。到20世紀80-90年代,隨著全球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網際網路全球擴散和信息革命影響深化,研究才逐漸增多。國際地理聯合會於1988年成立
“Commission on geography of telecommunications and communication”。美國地理學會在2003年成立“Communication geography specialty group”。儘管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缺乏類似委員會,但過去十餘年也湧現出許多優秀成果。2009年,世界第一本信息與通信地理學大學教科書《Geographies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出版。
由於信息與通信地理學是新學科,因此在稱謂和研究對象方面存在較大爭議,也很少有學者予以整合。直到最近,Adams(2009,2011)才嘗試著利用媒介概念將通信地理學分成4類,即空間中的媒介(Media in space),研究通信網路的空間布局;媒介中的空間(Space in media),分析通過媒介連線創造的社會空間;媒介中的地方(Media in place),探討通過媒介和交際互動地方獲得意義的不同方式;地方中的媒介(Place in media),揭示媒介被用來定義何為進出地方的各種方式。國內信息與通信地理學發展緩慢,成果集中於經濟地理學、城市地理學、信息與通信地理學和傳播學者的媒介地理學。
學科性質
信息與通信地理學的稱謂統一
近年來,國內外在信息與通信地理學領域出現了諸多稱謂,包括通信地理學(Communication geography)、信息地理學(Information geography)、電信地理學(Geography of telecommunications)、虛擬地理學(Virtual geography)、網路空間地理學(The geography of cyberspace/ Cybergeography)、信息社會地理學(Geography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媒介地理學(Media geography)和信息與通信地理學。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3個:①技術發展及稱謂變遷。從電信技術到信息技術再到目前的信息與通信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其對信息與通信地理學稱謂影響很大。②研究客體變化。從電報、電話、通信網路到信息、媒介、網際網路和網路空間,學科稱謂隨之變動。③多學科參與。涉及傳播學、媒介學、電信學和地理學(經濟地理學、城市地理學、旅遊地理學、政治地理學、文化地理學、信息與通信地理學、地理信息科學),學科差異導致命名差別。
信息與通信地理學的研究對象
ICT迅猛發展對地理學產生了重大影響,但對地理學三大分支影響程度卻有較大差異。其中,地理信息科學最大,導致了該學科的誕生;人文地理學次之,引發了人類交流方式與社會關係的根本變化;自然地理學最小,主要是研究方法與表達手段。地理學的ICT研究已分化為兩個既相互區別又部分交叉的領域,即地理信息科學和信息與通信地理學(張捷等,2000;孫中偉等,2006)。前者研究在套用計算機技術對地理信息進行處理、存貯、提取以及管理和分析過程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如數據的獲取和集成、分散式計算、地理信息的認知和表達、空間分析、地理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地理數據的不確定性及其對於地理信息系統操作的影響、地理信息系統的社會實踐等(Goodchild,1992)。後者指人文地理學者進行的研究。
信息與通信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到底是什麼,國外也未形成一致觀點,目前仍在探討中。為了擺脫其對學科發展的阻礙,筆者嘗試給出統一界定。首先,研究應明確圍繞ICT展開;其次,研究對象為人文地理學在ICT影響下的發展變化,重點檢驗與人文地理學相關的傳統地理理論的新變化與適用性,以及揭示有哪些新理論出現。如果要給出更具體的界定,還需要從通信、ICT的概念和發展說起。通信從字面上講就是指各種形式的信息傳輸;標準定義為按照達成的協定,信息在人、地點、進程和機器之間進行的傳送(全國科技名詞審定委員會,2007)。人類通信至少已有數千年歷史,通信方式已由古老的烽火台、擊鼓、旗語等,發展為電報、電話、電視和計算機網路等現代電信方式,紙質信件則古今通用。ICT是信息技術與通信技術的合稱。以前通信技術與信息技術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範疇,前者著重信息傳播的傳送,而後者側重信息的編碼或解碼,以及在通信載體的傳輸方式。隨著技術的發展,二者逐漸融為一體。
由於對通信和ICT認識的不同,信息與通信地理學研究範疇也出現了狹義和廣義之分。前者以電報、電話、廣播、電視、網際網路等電信技術為主,適當兼顧紙質信件等傳統通信方式,全球信息社會地理學、虛擬地理學、網路空間地理學、電信地理學和國內的信息與通信地理學都屬此類。後者認為在前者基礎上,音樂、藝術、廣告、書籍、報紙與雜誌、視頻與動畫等也應納入研究範疇,國外大部分通信地理學和媒介地理學屬此類,以Adams和Jansson為代表。Adams撰寫了《人文地理學百科全書》中的通信地理學詞條,但其《Geographies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因研究範疇過於寬泛甚至囊括了文化地理學所有內容而受到質疑(Steinberg,2010)。Jansson本身就是媒介與文化學者,他將通信地理學視為媒介研究的空間轉向,並力促其成為媒介和文化研究的新分支(Falkheimer et al,2006)。狹義的信息與通信地理學和媒介地理學存在較大差別。目前我們還不好就信息與通信地理學廣義和狹義界定哪個更好下結論,因為狹義信息與通信地理學和媒介地理學都遠未成熟,且網際網路正在有機融合多種媒介。
具體而言,信息與通信地理學是研究ICT的地理特徵及其社會內涵的人文地理學,特別關注信息與通信在空間中的組織與生產,ICT的空間動力,ICT對區域經濟、人類交流與移動、社會關係與社區、空間與地方表征的影響,網際網路和網路空間的空間維度,網路空間與傳統地理空間的相互作用,以及其他與ICT有關的人文地理學議題。目前研究以手機、信息通信網路、信息、網際網路和網路空間為主,同時兼顧傳統的特別是目前仍在使用的通信媒介。依此界定,其基本囊括了表1除虛擬地理學和信息社會地理學二者中地理信息科學研究內容外的所有界定。
信息與通信地理學和其他學科的關係
信息與通信地理學具有跨學科性質(Adams et al,2012),其與傳播學(Communication studies)和電信學(Telecommunication)有緊密聯繫。傳播學是研究人類一切傳播行為和傳播過程發生、發展的規律,以及傳播與人和社會關係的學科。傳播學側重研究人與人之間傳播的本質、種類、機制,信息和符號在傳播中的功能,傳播媒介的功能和地位,傳播制度、結構與社會各領域各系統的關係等。信息與通信地理學關注不同傳播媒介如何作用人的交流,進而影響對空間與地方的認知和表征。電信學是研究電信技術、布局與服務的學科。信息與通信地理學主要研究電信技術對空間以及社會經濟的影響,以及區域差異和政策如何影響電信基礎設施與服務的空間布局。
獨特的研究對象決定了信息與通信地理學和地理信息科學及文地理學所有分支都有不同程度交叉。與地理信息科學的交叉是虛擬地理環境和現實地理環境的相互關係,但其較少涉及虛擬地理環境構建的技術層面;與經濟地理學的交叉是ICT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特別是區域空間與產業結構、生產要素的空間組織、產業集聚與分散、全球化與地方化、企業空間組織問題;與文化地理學的交叉是ICT如何影響人類交流和對外部世界的感知,核心問題是不同通信媒介怎樣改變空間與地方表征和信息如何塑造文化景觀,主體是媒介地理學;與城市地理學的交叉是ICT對城市內外部空間組織的影響;與政治地理學的交叉是網路空間中的國家疆界、區域發展政策制定、網際網路接入與數字鴻溝、化身與監督、合法/非法集會組織等問題。此外,它與旅遊地理學等其他人文地理學分支也都有部分交集。
發展歷程
研究興趣確立階段
雖然1844年電報和1876年電話的發明標誌著人類通信進入電信時代,但此後有近100年時間因使用的局限性決定了社會影響的有限性,進而阻礙了通信研究地位的確立。直到20世紀中期,通過Innis Harold和Marshall Mcluhan的共同努力,通信研究才真正開始成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核心。前者在1950-1952年連續出版了《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和《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3部專著,並將通信技術視為政治和社會進程的基礎,並強調了通信在時空控制和通信系統塑造社會組織方面的能力。雖然有了前人的工作基礎,以及通信固有的空間屬性,但奇怪的是地理學家們卻對這些問題缺乏興趣。地理學家們對通信流與基礎設施空間組織的興趣始於1960s,他們轉向物理學尋求理解其地理格局的關鍵。最初的空間分析利用距離衰減模型來預測區域間的相互作用,之後更為複雜的模型建立在了可達性基礎上。本階段只有少數地理學者參與其中,研究客體是電報和電話網路,主題為通信網路的空間組織及其時空效應;研究方法以借鑑物理學和傳統空間分析為主;研究成果很少,代表性論著包括Janelle(1968,1969)著名的時空收斂,以及Abler(1975)“通過電話通信完成時空收斂已成既定事實”的關係空間彈性研究。本階段研究特點:①由於受電報與電話技術潛力、通信網路鋪設與使用者數量、資費等限制,地理學者對ICT的地理特徵及其潛力認識膚淺,因此對空間關係的把握和理論框架的建立還很初步;②通信特別是電信激起了地理學者的研究興趣,為後續研究奠定了基礎。
通信網路主體階段
網際網路的大發展和國際地理聯合會的關注促進了信息與通信地理學的較快發展。由於1983年1月TCP/IP協定被正式確立為網際網路最基本的通信協定,1986年NSFNET建成並允許國外連線,以及其後Web技術和相應瀏覽器的出現,網際網路發展和套用實現了質的飛躍。地理學對通信問題的重點強調就是從20世紀80年代網際網路發展以後開始的(Kitchin,1998b)。國際地理聯合會為促進信息與通信地理學研究,先成立了Geography of tele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研究小組(1984—1988),後升格為委員會(1988-1992)。1992年更名為Commission on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telecommunications(1992-2000)。1987年,該委員會的專業刊物NETCOM(Networks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正式創刊。本階段參與的地理學者數量明顯增加,且很多人將其作為主導或是重要研究方向,研究團體逐漸形成並具有了持續性;研究客體是通信網路和網際網路,主題除了傳統的通信網路的空間組織及其時空效應外,還包括經濟活動空間組織、城市內外部空間組織、網路空間的地理內涵、地理網路空間、虛擬地理學等;研究方法以定性與定量結合、空間分析、網路製圖為主。研究成果大量湧現,代表性著作包括《Geography of the information economy》、《Collapsing space and time: geographic aspects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Telecommunications and geography》和《Telecommunication and the city:electronic spaces,urban places》;代表性論文包括1997年《Geographical review》的網路空間專刊, Virtual geography(Batty,1997)、Network topologies and virtual place(Adams,1998)、Towards geographies of cyberspaces(Kitchin,1998a)、The end of geography or the explosion of place?Conceptualizing space,pla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Graham,1998)等。本階段研究特點:①研究客體由初期的通信網路逐漸轉向後期的網際網路和網路空間;②研究重點仍是ICT對空間約束及距離摩擦的跨越;③吸引了經濟地理學、城市地理學、文化地理學和政治地理學等多學科學者參與;④發現由瞬時通信創建的空間遠不像早期預想的簡單;⑤開始探討網路空間地理學和虛擬地理學。
多元快速發展階段(2000年至今)
在進入2000年後,隨著網民和手機用戶的迅速增長,以及三網融合和媒介融合,信息與通信地理學不僅吸引了更多學科及學者關注,而且研究客體愈發多元化。2000年,“Commission on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telecommunications”更名為“Commission on the geography of information society”,並指出研究重點已從電信等傳輸媒介轉移到了信息。現又調整為“Commission on the geography of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該委員會十幾年間的3次更名充分表明了信息與通信地理學研究重點和地域範圍的變遷。美國地理學會也特別成立了專業委員會來推動本領域發展。媒介地理學專業刊物《Aether》於2007年創刊。在本階段,參與地理學者進一步增多,與之相伴的是成果數量和質量的大幅提高。代表性著作有《Mapping cyberspace》、《Atlas of cyberspace》、《The internet on earth: a geography of information》、《The geography of the internet industry》、《Geographies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和《Global geographies of the internet》。代表性論文包括《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2001,2004)、《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2003)、《Geography》(2003)、《Urban Geography》(2004)、《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2011)出版的專刊,以及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the internet′s infrastructure(Malecik,2002)、Wi-Fi geographies(Torrens,2008)、A taxonomy for communication geography(Adams,2011)、Geographies of global telephon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Warf,2013)等。
本階段研究客體除網際網路外,還包括手機等其他ICT媒介。在研究主題上逐漸多元化,由持續了1/3世紀的距離摩擦和空間組織轉向了4個相互聯繫的社會途徑,即ICT作為一組爭奪領地,ICT作為一種感知手段,ICT作為一種化身形式,ICT作為遠離社會背景的虛擬地方或空間(Adams et al,2003)。也就是說,信息與通信地理學在先前時空結構和經濟活動空間組織研究基礎上,加強了ICT對人類行為(申悅等,2011)、政治與監督、文化景觀、空間與地方表征等社會文化影響方面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由於數據的可獲得性提高,定量研究增多;同時充分借鑑了地理信息科學,以及社會學等其他學科方法。本階段研究特點:①由於相關學者源自不同的學科和專業,且研究目標與目的不同,因此對問題的解答方式存在較大差異;②越來越關注網路空間對傳統地理空間的影響,特別是引發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變化,即網際網路效應的地理學;③從2009年開始,國外學者也開始探討本領域的學科界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