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社會評價,浩然正氣,
人物生平
1919年9月1日 梁啓超組織的新學會在北京創刊《解放與改造》周刊，張東蓀、俞頌華主編。在民國八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一卷第二號上，登載了俞頌華《社會主義之批判》、《社會主義之定義》以及趙然、空空的《列寧與杜爾斯基之人物及其主義之實現》，是最早介紹社會主義和馬克思、列寧的刊物之一。後改半月刊，由中華書局出版，1920年9月第3捲起更名《改造》，增加梁啓超、蔣方震為主編，1922年9月停刊。
1920年俞頌華在梁啓超等人的支持下，以上海《時事新報》與北京《晨報》特派員身份赴蘇俄採訪，同行的還有瞿秋白與李仲武。俞頌華是最早採訪十月革命後蘇俄的中國新聞記者，在蘇俄三個月期間，俞頌華訪過列寧、莫洛托夫、季諾維也夫等蘇俄領導人。他采寫的《旅俄之感想與見聞》等通訊報導，對當時的中國知識界了解蘇聯“十月革命”後的真實情況，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俞頌華又改任兩報駐德國特派記者。民國13年後入福州路商務印書館，編輯《東方雜誌》。民國21年起進漢口路《申報》館任《申報月刊》主編，並創辦《新社會》半月刊，提倡革新政治。民國25年西安事變後赴延安採訪，在國民黨統治區內最早報導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陝北情況。著有《赤俄見聞記》、《柏拉圖》。
社會評價
俞頌華曾是蜚聲中國新聞界的著名報人，也是二三十年代文化界的一位名人。他一生盡瘁報業，“以新聞事業為唯一終身職志”，雖然他的報人生涯並不總是很順利，但他對此矢志不渝。顛簸困頓的生活和高官厚祿的引誘，都不能使他放棄辦報的志趣。俞頌華服務報界三十年，曾主編過幾種重要的刊物，如《時事新報》之“學燈”副刊、《解放與改造》、《申報月刊》(後改為周刊)、《光明報》等。這些刊物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都起過非同小可的作用，是“五四”以來新文化事業發展的重要園地。黃炎培先生贊他為“新聞界之釋迦牟尼”，蓋因其孜孜於新聞事業，“雖貧病不能移其志也”。晚年，他的身體已“弱不勝衣”，但還有帶領學生去南洋辦一份獨立報紙的樂觀想法，然而為病體所累，他的這一願望終未實現。1947年，俞頌華在蘇州寂寞長逝，時年虛齡55歲。
浩然正氣
俞頌華(1893-1947)，江蘇太倉人。出生於一個世代書香之家，早年曾就讀於上海澄衷中學和復旦公學(復旦大學的前身)。在中學時代，他就關心時事，喜愛讀報，立志做一名利國利民的記者。1915年赴日本留學，開始研讀馬克思、恩格斯著作，1918年畢業於東京法政大學，獲學士學位。
俞頌華從日本學成回國後，於1919年4月出任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的主編。就職後的第三天，就在刊物上發起“社會主義”徵文活動，不久便陸續發表河上肇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主義之進化》、《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的體系》等著作的譯稿，刊載了李大釗、陳望道等人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並全文轉載了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的《民眾的大聯合》。同時，他還為新文學的創作提供園地。郭沫若最早的兩首新體詩《抱和兒浴博多灣中》、《鷺鴛》，張聞天的處女作《夢》以及葉聖陶等人的早期作品，都是在他主編的《時事新報》副刊上發表的。
1920年，俞頌華在梁啓超等人的支持下，以上海《時事新報》和北京《晨報》特派員的身份赴蘇俄採訪，一同前往的還有瞿秋白和李仲武。他們是俄國十月革命後，最早前往採訪的中國新聞記者。離開北京時，鄭振鐸、耿濟之向他們贈詩送行:“你們走了——走向紅光里去了！新世界的生活，我們羨慕，你們受著”。俞不諳俄語，瞿、李兩人是北京俄文專修館剛畢業的學生，三人一道採訪，由瞿、李做翻譯。經過實地考察，俞頌華等三人以親身見聞，向廣大中國讀者介紹了十月革命後俄國的真實情況。在莫斯科期間，他們拜訪了列寧、莫洛托夫、季諾維也夫等蘇俄領導人，參觀了克里姆林宮，把在蘇俄採訪所寫的通訊寄回國內，分別在上海《時事新報》和北京《晨報》上發表。1921年5月俞頌華改任兩報駐德國特派記者，離蘇後寫了《旅俄之感想與見聞》長篇通訊。在1921年7月至9月北京《晨報》上分37次連載，翔實地向國內讀者介紹了十月革命後蘇俄的真相。他奉勸那些恐蘇人士“不必對於勞農俄國發生什麼無謂的庸人自擾的恐慌”。在當時的條件下，作為記者的俞頌華能夠秉筆直書，敢於為視為異端的“赤俄”說話，確是需要一些膽識的。
1924年俞頌華回國，在上海擔任中國公學教授兼教務長，1928年到商務印書館編輯《東方雜誌》，並先後兼任暨南大學、持志大學、中央大學商學院、勞動大學等校教授，講授社會學、新聞學、倫理學等課程。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商務印書館在閘北的編譯所、印刷所、東方圖書館被日軍飛機投彈焚毀，損失慘重，《東方雜誌》暫停發行。同年5月，《申報》總經理史量才邀請俞頌華進《申報》社創辦並主編《申報月刊》，這是他一生從事新聞工作的最佳時期。在此期間，俞頌華特邀魯迅、茅盾、巴金等進步人士撰文，謳歌正義和光明，鞭撻反動與黑暗；邀約“一·二八”抗日名將翁紹恆撰寫了長篇的《淞滬血戰回憶錄》，在《申報月刊》上連載，還發表了不少介紹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文章。1936年1月，《申報月刊》改為《申報周刊》，仍由俞頌華主編。他發現向該刊投稿的石西民思想進步且富有才華，即邀請他參加《申報周刊》編輯工作，予以獎掖。以周刊補日報之不足，把辦報與辦刊相結合，是俞頌華辦報思想的一個顯著特點。由於他主編的《申報周刊》圖文並茂，精編精幹，因而深受廣大讀者的青睞，成為當時全國期刊發行量最多的刊物。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1937年4月，當時陝北還是個“禁區”，俞頌華和孫恩霖以《申報》、《申報周刊》記者的身份結伴陝北採訪。他們在延安，受到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接見，並和毛澤東主席在窯洞裡暢談了一個晚上。俞頌華所寫的《從上海到西安和陝北》的通訊，完全用事實說話，儘管在新聞檢查時被刪去不少內容，但仍向讀者介紹了陝北革命根據地不少真實情況。他在文章中說，他進延安時，就看到“城門兩旁的城牆上有‘和平統一’和‘團結禦侮’的很大標語”；離開延安時，又“回頭看看”這“八個大字”，“不由得感覺愉快。因為我覺得八個大字，足以代表國難嚴重中的一線曙光，亦是全國人民的一致願望”。雖是聊聊數詞，卻著重指出: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的政策代表了全國人民的心愿，成為“國難嚴重中的一線曙光”。他在陝北還拍攝了不少照片，分期在《申報周刊》上刊登。作為一名普通記者，他敢闖禁區，敢於講真話，敢於頌揚革命根據地的方針、政策，這在1937年“七·七”抗戰前的國民黨統治區，是極為了不起的。他是繼斯諾、范長江客觀報導陝北實況後的又一名進步記者。
1937年上海“八·一三”全面抗戰後，《申報周刊》停辦。他受友人馬星野的邀請，到湘西芷江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新聞系教授。1938年夏隨政校遷往重慶南溫泉，在那裡常與老朋友俞寰澄、鄒韜奮、黃炎培、戈寶權、沈志遠等聚會。
1940年夏，國民黨中央社會部長陳立夫欲拉他加入國民黨，派原中央通訊社社長馬星野給俞頌華送來表格要他填寫，他斷然拒絕，並離開重慶遠去香港。到香港後，他先任香港《星報》總主編，數月後赴新加坡擔任《星洲日報》總編輯。俞頌華在《星洲日報》只工作了九個月，因國民黨硬派一個姓關的去當總編輯以控制海外華僑輿論，而被擠回香港。1941年10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香港成立，俞頌華應梁漱溟之邀，擔任同盟機關報《光明報》總編輯。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他轉移到桂林，國民黨要人幾次請他、誘他、逼他去重慶，許以高官厚祿，儘管他的夫人，兒女都在重慶，十分思念，但他依舊留在湘桂，就是不肯去國民黨的陪都重慶。
在桂林，俞頌華任《廣西日報》主筆。此報系國民黨桂系辦的報紙，原在內容及形式上都較落後，銷售量僅有幾千份。他任主筆後，一面在內部充實編輯力量，一面在外部爭取金仲華、千家駒、胡仲持等進步文化人的支持，使報紙面目煥然一新，發行量猛增到兩萬份。
1943年5月，衡陽《大剛報》總編輯羊棗被迫離開，編輯部一時群龍無首，社長毛健吾對俞頌華仰慕已久，為了實現他趕超《大公報》的計畫，親自去桂林禮聘。俞是有名的報人，素來在大城市辦大報的，是否肯屈就衡陽這個小地方呢？誰也沒有把握。可俞頌華欣然應聘，捲起鋪蓋，立即動身。許多人把俞的行動比作陶行知先生辦學:陶先生由大學辦到國小，越辦興致越高；俞先生辦報，由大城市辦到小城市，越辦越有勁。俞頌華到衡陽時，身體極其虛弱，醫生的結論是:“帶病延年”，他卻是“帶病戰鬥”。在《大剛報》館工作期間，他拖著羸弱的病體，為《大剛報》辦了三件有意義的事:一是創設《星期增刊》；二是向進步文化界人士和學術界組稿，提高《星期論文》的質量。他把編輯用稿比作醫生用藥，醫生用藥要對病人負責，編輯用稿也要對讀者負責；三是創辦敵後航空版。他們把一周國內外大事特別是各個戰場的情況加以選擇改寫，每周出一期八開小報，托衡陽空軍基地的美軍飛機帶到敵占區空投，美方記者稱之為“世界創舉”，是“中國新聞界向敵偽反攻的先聲”。
1944年4月，日寇發動了豫湘桂戰役，《大剛報》館遷往貴陽。俞頌華經不住長期顛沛流離，身體虛弱不堪，方離開該報到重慶與家人團聚，並抱病在黃炎培主辦的《國訊》半月刊擔任主編。
抗戰勝利後，《大剛報》遷南京復刊，特邀他仍舊擔任總編輯。但當他了解到此報已為國民黨CC系控制時，便堅決拒絕。1946年夏，他回到上海，貧病交迫，無地容身，暫時借住在一位親戚的小亭子間裡，過著清苦的生活。這時，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與俞曾在德國同過學)約他到南京辦報，許以汽車、洋房，他嗤之以鼻，並斬釘截鐵地說:“三十年前，我不妥協，三十年後，我雖然貧病潦倒，還是不妥協。就是這幾根老骨頭，是要硬到底的！”浩然正氣，令人肅然起敬。同年，國立社會教育學院由四川璧山遷到蘇州，他應邀去蘇州任該院新聞系主任。1947年5月，上海、南京、北平、昆明等地學生髮動“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鬥爭，全院學生積極回響。院方聽命於國民黨當局，勒令30名學生退學。俞頌華聞訊後當即找到院長慷慨陳詞，據理力爭，斥責院方開除學生屬“不法行為”。由於俞頌華和其他進步師生的反對，院方不得不收回成命。
1947年夏秋以後，國民黨政府倒行逆施，擴大內戰規模，宣布民主黨派為“非法團體”，俞頌華憂憤交集，肺病加重，臥榻不起，10月11日與世長辭，年僅54歲。
俞頌華逝世後，新聞界著名人士、《大公報》上海版總編輯王芸生所送的輓聯，用十二個字對他作出評價:“有德有言不朽，無黨無派以終”；黃炎培在悼文中稱其為“新聞界的釋迦牟尼”。俞頌華生前所撰寫的新聞、通訊及評論，已由葛思恩、俞湘文編為《俞頌華文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