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日方長:阿爾都塞自傳》內容簡介：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早上八九點，一個身穿睡衣的男子衝出房間，跑進巴黎高師的庭院，發狂地叫喊著：“我扼死了埃萊娜，我扼死了我的妻子。” 這齣荒誕悲劇的主角即是名滿天下的哲學家路易·阿爾都塞。他是法國最具原初思想也最受爭議的知識分子之一，亦是“二戰”後法國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他是馬克思主義的激進旗手，被譽為“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奠基人。 然而，所有的名譽與成就在這一天崩坍了——“阿爾都塞主義隨著阿爾都塞一起死了”！而法院“不予起訴”的判決更引起了輿論的憤怒與聲討…… 從悲劇發生到辭世的十年，阿爾都塞的晚年罕為人知。這部自傳不僅深刻反映了他晚年的思想，更是凝結了哲學家整個人生的精粹：他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回顧了自己的一生，並試圖從內部記錄、反思自己的瘋狂，既詳析了自己的成長、學習與研究經歷，亦描述了當時的巴黎高師與整個時代的精神氛圍。
基本介紹
- 書名：來日方長:阿爾都塞自傳
- 作者：路易·阿爾都塞
-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頁數：435頁
- 開本：16
- 定價：59.00
- 外文名：L'avenir Dure Longtemps
- 譯者：蔡鴻濱
- 出版日期：2013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208111030
- 品牌：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專業推薦,媒體推薦,名人推薦,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來日方長:阿爾都塞自傳》編輯推薦：一位哲學大師，一部狂人日記。冷眼寫盡愛與恥，人性與罪責。
作者簡介
作者：（法國）路易·阿爾都塞 譯者：蔡鴻濱
路易·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著名哲學家，“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奠基人，“二戰”後法國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常年執教於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出生於阿爾及利亞，1924—1930年在阿爾及爾上國小。1930—1936年在法國馬塞上中學。因德國法西斯入侵而應徵入伍，1940年被德軍俘虜，關押在集中營，直到戰爭結束才獲釋。1945年重返高等師範學校，在哲學家巴歇拉爾指導下研究哲學。1948年獲哲學博士學位，留校從教，並於同年加入法國共產黨。1962年升為教授。60年代，阿爾都塞達到了其理論生涯的巔峰，然而相隨的卻是精神狀態的惡化。他長時間依賴於精神分析師的治療，卻還是無法抵擋病痛的加劇。1980年，他因扼死妻子埃萊娜而進入精神病院治療，卻“不予起訴”。治療期間，阿爾都塞仍筆耕不輟，撰寫了《來日方長》與《事實》兩部自傳。1990年，因心臟病突發辭世。著有《孟德斯鳩、盧棱、馬克思：政治和歷史》、《保衛馬克思》、《閱讀〈資本論〉》、《列寧與哲學》、《自我批評》等多部經典專著
路易·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著名哲學家，“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奠基人，“二戰”後法國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常年執教於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出生於阿爾及利亞，1924—1930年在阿爾及爾上國小。1930—1936年在法國馬塞上中學。因德國法西斯入侵而應徵入伍，1940年被德軍俘虜，關押在集中營，直到戰爭結束才獲釋。1945年重返高等師範學校，在哲學家巴歇拉爾指導下研究哲學。1948年獲哲學博士學位，留校從教，並於同年加入法國共產黨。1962年升為教授。60年代，阿爾都塞達到了其理論生涯的巔峰，然而相隨的卻是精神狀態的惡化。他長時間依賴於精神分析師的治療，卻還是無法抵擋病痛的加劇。1980年，他因扼死妻子埃萊娜而進入精神病院治療，卻“不予起訴”。治療期間，阿爾都塞仍筆耕不輟，撰寫了《來日方長》與《事實》兩部自傳。1990年，因心臟病突發辭世。著有《孟德斯鳩、盧棱、馬克思：政治和歷史》、《保衛馬克思》、《閱讀〈資本論〉》、《列寧與哲學》、《自我批評》等多部經典專著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驚世駭俗！……《來日方長》充溢著阿爾都塞的哲學智識，還體現出他精湛的故事敘述才能。追隨阿爾都塞的思維線索就像一場神秘的感官盛宴。這是不可思議的幻魘之旅，讓人隨著作者一起，心靈震顫而欲罷不能。
——《洛杉磯時報書評》
——《洛杉磯時報書評》
名人推薦
阿爾都塞豐富的一生充滿了冒險：一場融合了私人生活之跌宕，歷史，哲學及政治學研究的人生冒險。他那炫目而極具煽動力的精神力量，影響甚至決定了無數的學科理論、實踐行為與現實存在——縱然世間圍繞他的論述卷軼浩繁，它們也都無法論及其智識的全部。
——雅克·德希達
瘋狂似乎是哲學不可避免的代價——比如說尼采、維根斯坦，甚至是青年福柯……阿爾都塞在《來日方長》中追尋的即是這種瘋狂的根源。
——迪加德·埃里邦，《米歇爾·福柯》的作者
《來日方長》既是阿爾都塞晚年的“一個批判的懺悔”，也是一部重要的理論著作。忽略了它，我們便無法對他的思想獲得完整的理解。
——俞吾金
——雅克·德希達
瘋狂似乎是哲學不可避免的代價——比如說尼采、維根斯坦，甚至是青年福柯……阿爾都塞在《來日方長》中追尋的即是這種瘋狂的根源。
——迪加德·埃里邦，《米歇爾·福柯》的作者
《來日方長》既是阿爾都塞晚年的“一個批判的懺悔”，也是一部重要的理論著作。忽略了它，我們便無法對他的思想獲得完整的理解。
——俞吾金
圖書目錄
中文版序言
法文版序言
來日方長
事實
年表
索引
譯後記
法文版序言
來日方長
事實
年表
索引
譯後記
後記
譯後記
庚辰溽暑，鏖戰三月，終於愉快、欣喜地譯完這本小書。
先說為什麼會感到愉快。幾年來，陸續譯過些托多羅夫、戈德曼、福柯、米歇爾·塞爾、利奧塔爾的理論著作，深為這些人的書里內容晦澀難懂、語言佶屈聱牙所苦；譯時絞盡腦汁，傷透腦筋，譯後卻茫然若無所得。老友樂民囑我譯阿爾都塞的這本自傳，起初我因心有餘悸，仍有些遲疑，等粗略讀過一遍原書之後，正如他所說，覺得“這本書重在敘事，是我能看懂的”(見《一個哲學家的“懺悔”》)，這才應承下來，翻譯時也確實感到輕鬆愉快得多。當然書中有些章節譯時也頗費斟酌，因為作者在敘事中既有“事實”和“幻覺”錯綜複雜的混合，也有“瘋狂”和“理智”的搖擺不定，另外還有些關於心理學、精神分析學、哲學的聯想闡釋也極為費解，所以一邊譯，一邊腦子裡閃過一個念頭：作者在寫這本自傳時是否抑鬱症和譫妄症已徹底痊癒。不過仔細想想，這倒也在意料之中，否則阿爾都塞就不成其為阿爾都塞，阿爾都塞也就不成其為哲學家了。
更主要的還是欣喜的心情。要說欣喜，這話就長了，要追溯到半個多世紀以前。四十年代後期，我和老友樂民還在中學讀書。那時國民黨統治已日薄西山，搖搖欲墜，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像我們這樣的小知識分子，雖然也有些正義感，憂國憂民，胸中充滿悲憤，但終歸是“少年不識愁滋味”，不知怎么突發奇想，說將來我們一起寫書，讓另一位李姓同學開書店，出書售書。不過當時我們並沒有“搭鉤”起誓，也沒有“歃血”為盟，隨著時間推移，加上世事變遷，這個願望也漸漸被淡忘了。五十年代，我們先後大學畢業，他被分配到外事部門，從事民間外交工作，跑遍世界五大洲，他自嘲說是“跑碼頭的”。我畢業後留在最高學府當了教書匠，在階級鬥爭的風口浪尖上磨爬滾打，經受考驗和鍛鍊。我們各自乾的“行當”不同，不過都涉及一個“外”字，所以不論在國內、國外都有見面的機會，還有通信來往，可是“一起寫書”的事早都丟在九霄雲外去了。
其實，那時候年輕人要想寫書又談何容易。我的老友在紀念李一氓同志的短文《瀟灑氓公》中，曾回憶起五十年代初隨一氓同志在一個國際組織工作，常駐國外，做些翻譯、秘書之類的事，看到這位領導同志在工作之餘，專注地根據宋、明底本校箋《花間集》，留下深刻印象。可是就他自己來說，雖然喜歡讀書，興趣廣泛，可是那時年輕人要“分配乾什麼就該只乾什麼，心不旁騖，才是忘我，一心撲在工作上”。至於自己的種種愛好、興趣，“贊之者寬厚地許以‘興趣廣泛’，責之者至少是斥之為‘不務正業”’。（見《學海岸邊》）我在學校里該可以讀書習文了吧？其實不然，一來自己悟性不高，二來環境、氣氛也不許可。那時沒少學《實踐論》，也深知“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要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的道理，可是學歸學，真要實踐一下，嘗嘗梨子的滋味到底是甜的還是酸的，那就有“業務第一”、“白專道路”、“名利思想”之嫌。那時候，一扣上這幾頂帽子，比文革中的“臭老九”分量並不輕。那么在學校里所司何事呢?據說這所大學是“階級鬥爭的晴雨表”，於是階級鬥爭便成了主課。“大批判”此起彼伏，接連不斷，於是在階級鬥爭的大舞台上，人人出場亮相，全武行，大開打，個個搞得灰頭土臉，“洪洞縣裡沒好人”，到這時人的自信心都沒了，要想寫書恐怕也難以搦管了。就這樣，我雖然在外語系科工作，身邊有許多知名的導師，圖書館有豐富的中外文藏書，卻貽誤良機，從沒想過寫什麼，也不敢譯什麼，就“一心一意撲在工作上”。再往後，老友樂民在“大好形勢”下，下放到農村去三餐吃白薯，到外省幹校去勞動鍛鍊；我則在“開門辦學”的名義下，隨外語系師生到離京城百里之遙的山村分校去種大田、修果樹、整河灘，教課成了“捎帶手兒”的事。這時我們在彼此通信中，誰也想不起再提“一起寫書”的事了。
改革開放，撥雲見日。我的老友開始從事國際問題研究，成就斐然，屢有專著問世，而且將讀書治學的心得匯集成集，以饗讀者，曰《學海岸邊》、《文心文事》、《書巢漫筆》；我每見到他的新作總有一番驚喜，願先睹為快。我自己也在聯合國機構搞了幾年文字工作，然後又回到學校一心一意地教課；“老牛自知夕陽晚，不待揚鞭自奮蹄”，業餘時間也讀點書，譯、寫約二三百萬字，雖然做的都是三四十年前該做的事，但總算追回一點虛擲的寶貴時光，為文化事業作點綿薄貢獻。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老友囑我譯《來日方長》，並表示要為譯本作序，我們終於“一起寫書”了。世事滄桑，人莫能測，半個世紀的夙願，兩人均到古稀之年才得實現，為此快事，不是值得令人欣喜的嗎？
最後．還要感謝遼寧教育出版社本書的責任編輯，是出版社和責編幫助我們實現了多年的願望，起了我們那位早已失散的老同學的作用。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時，我和樂民老友站在天安門西側西三座門南邊“自由觀禮”，我們見到這位老同學在民眾遊行隊伍里，從那以後就渺無音訊了。但願他能見到五十多年前的同窗舊友搞成的這本小書。
蔡鴻濱
二○○○年農曆九月初一於北大中關園
庚辰溽暑，鏖戰三月，終於愉快、欣喜地譯完這本小書。
先說為什麼會感到愉快。幾年來，陸續譯過些托多羅夫、戈德曼、福柯、米歇爾·塞爾、利奧塔爾的理論著作，深為這些人的書里內容晦澀難懂、語言佶屈聱牙所苦；譯時絞盡腦汁，傷透腦筋，譯後卻茫然若無所得。老友樂民囑我譯阿爾都塞的這本自傳，起初我因心有餘悸，仍有些遲疑，等粗略讀過一遍原書之後，正如他所說，覺得“這本書重在敘事，是我能看懂的”(見《一個哲學家的“懺悔”》)，這才應承下來，翻譯時也確實感到輕鬆愉快得多。當然書中有些章節譯時也頗費斟酌，因為作者在敘事中既有“事實”和“幻覺”錯綜複雜的混合，也有“瘋狂”和“理智”的搖擺不定，另外還有些關於心理學、精神分析學、哲學的聯想闡釋也極為費解，所以一邊譯，一邊腦子裡閃過一個念頭：作者在寫這本自傳時是否抑鬱症和譫妄症已徹底痊癒。不過仔細想想，這倒也在意料之中，否則阿爾都塞就不成其為阿爾都塞，阿爾都塞也就不成其為哲學家了。
更主要的還是欣喜的心情。要說欣喜，這話就長了，要追溯到半個多世紀以前。四十年代後期，我和老友樂民還在中學讀書。那時國民黨統治已日薄西山，搖搖欲墜，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像我們這樣的小知識分子，雖然也有些正義感，憂國憂民，胸中充滿悲憤，但終歸是“少年不識愁滋味”，不知怎么突發奇想，說將來我們一起寫書，讓另一位李姓同學開書店，出書售書。不過當時我們並沒有“搭鉤”起誓，也沒有“歃血”為盟，隨著時間推移，加上世事變遷，這個願望也漸漸被淡忘了。五十年代，我們先後大學畢業，他被分配到外事部門，從事民間外交工作，跑遍世界五大洲，他自嘲說是“跑碼頭的”。我畢業後留在最高學府當了教書匠，在階級鬥爭的風口浪尖上磨爬滾打，經受考驗和鍛鍊。我們各自乾的“行當”不同，不過都涉及一個“外”字，所以不論在國內、國外都有見面的機會，還有通信來往，可是“一起寫書”的事早都丟在九霄雲外去了。
其實，那時候年輕人要想寫書又談何容易。我的老友在紀念李一氓同志的短文《瀟灑氓公》中，曾回憶起五十年代初隨一氓同志在一個國際組織工作，常駐國外，做些翻譯、秘書之類的事，看到這位領導同志在工作之餘，專注地根據宋、明底本校箋《花間集》，留下深刻印象。可是就他自己來說，雖然喜歡讀書，興趣廣泛，可是那時年輕人要“分配乾什麼就該只乾什麼，心不旁騖，才是忘我，一心撲在工作上”。至於自己的種種愛好、興趣，“贊之者寬厚地許以‘興趣廣泛’，責之者至少是斥之為‘不務正業”’。（見《學海岸邊》）我在學校里該可以讀書習文了吧？其實不然，一來自己悟性不高，二來環境、氣氛也不許可。那時沒少學《實踐論》，也深知“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要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的道理，可是學歸學，真要實踐一下，嘗嘗梨子的滋味到底是甜的還是酸的，那就有“業務第一”、“白專道路”、“名利思想”之嫌。那時候，一扣上這幾頂帽子，比文革中的“臭老九”分量並不輕。那么在學校里所司何事呢?據說這所大學是“階級鬥爭的晴雨表”，於是階級鬥爭便成了主課。“大批判”此起彼伏，接連不斷，於是在階級鬥爭的大舞台上，人人出場亮相，全武行，大開打，個個搞得灰頭土臉，“洪洞縣裡沒好人”，到這時人的自信心都沒了，要想寫書恐怕也難以搦管了。就這樣，我雖然在外語系科工作，身邊有許多知名的導師，圖書館有豐富的中外文藏書，卻貽誤良機，從沒想過寫什麼，也不敢譯什麼，就“一心一意撲在工作上”。再往後，老友樂民在“大好形勢”下，下放到農村去三餐吃白薯，到外省幹校去勞動鍛鍊；我則在“開門辦學”的名義下，隨外語系師生到離京城百里之遙的山村分校去種大田、修果樹、整河灘，教課成了“捎帶手兒”的事。這時我們在彼此通信中，誰也想不起再提“一起寫書”的事了。
改革開放，撥雲見日。我的老友開始從事國際問題研究，成就斐然，屢有專著問世，而且將讀書治學的心得匯集成集，以饗讀者，曰《學海岸邊》、《文心文事》、《書巢漫筆》；我每見到他的新作總有一番驚喜，願先睹為快。我自己也在聯合國機構搞了幾年文字工作，然後又回到學校一心一意地教課；“老牛自知夕陽晚，不待揚鞭自奮蹄”，業餘時間也讀點書，譯、寫約二三百萬字，雖然做的都是三四十年前該做的事，但總算追回一點虛擲的寶貴時光，為文化事業作點綿薄貢獻。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老友囑我譯《來日方長》，並表示要為譯本作序，我們終於“一起寫書”了。世事滄桑，人莫能測，半個世紀的夙願，兩人均到古稀之年才得實現，為此快事，不是值得令人欣喜的嗎？
最後．還要感謝遼寧教育出版社本書的責任編輯，是出版社和責編幫助我們實現了多年的願望，起了我們那位早已失散的老同學的作用。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時，我和樂民老友站在天安門西側西三座門南邊“自由觀禮”，我們見到這位老同學在民眾遊行隊伍里，從那以後就渺無音訊了。但願他能見到五十多年前的同窗舊友搞成的這本小書。
蔡鴻濱
二○○○年農曆九月初一於北大中關園
序言
需要學會“懺悔”
——《來日方長》中譯本序言（陳樂民）
有一天幾個相熟的朋友在一起閒談，議論西方有哪些學者算是“後現代主義者”，其中提到法國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者”路易·阿爾杜塞。我在二十年前曾見過此公，就在他“殺妻”的頭兩年。阿爾杜塞是否屬於“後現代”，我說不清，至少沾上點邊兒吧；他是近若干年來被我們這裡的“後學”專家們奉為“大師”的福柯的老師。
剛巧我從一位久居北京的法國朋友那裡借到一本阿爾杜塞生前寫就的、出版不久的自傳體“懺悔錄”，書名《來日方長》。
我對這本書之所以有些興趣，只是因為我同作者有過那次的一面之緣，而且這本書重在敘事，沒有那么多深奧的新哲學概念，是我能看得懂的。那是1977年或1978年我去巴黎開會，有朋友說阿爾杜塞提出很想見一位從中國來的中國人（意指不是久居巴黎的中國人）。我於是“奉命”在中國駐巴黎大使館的接待室里跟他交談了一個多小時。
他的來意很明確，就是想聽聽從本土訪歐的中國人說說剛結束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說他很崇拜毛澤東，很喜歡他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但是他怎么也搞不明白，這樣偉大的哲學怎么會弄出個“文化大革命”那種荒唐的事來。分手時他送給我一本他的書，可惜我已記不起那長長的書題，而且連書也被我放到不知什麼地方了；真有點對不起他。最後他很誠懇地說希望有機會去中國看看，不過現在還不行，因為法共與中國的關係還沒有正常化，而他是法共黨員。他說，他是最早看穿了“史達林主義”的法共黨員，因此不為當時的法共領導所容，被視為“異端”；後來法共也公開批判史達林了，但是他的“異端”帽子卻沒有因此被摘掉。
就在這次見面的兩三年後，也就是1980年的某一天，忽然聽說他把年長八歲的妻子埃萊娜硬是用雙手掐死了！這訊息不免使我愕然，哲學家與“殺人犯”怎么連得起來！後來查出他當時是精神病發作時乾出來的，所以法院宣布“不予起訴”，阿爾杜塞隨即被送進醫院。
1991年我去巴黎，住在十四區的PLM旅館，那條街雖然比不上繁華的街衢，倒也車水馬龍，不料在旅館背後竟有一條非常寧靜而整潔的小街；那裡有一片別墅般的園子，透過緊閉著的鏤花鐵門可以看得見園內的兩排高高的楊樹和一條長可二百米的小路，筆直地通向一座古樸的小樓。時值初冬，落葉散落在地上，略嫌幾分淒清。這就是聖安娜精神病院，阿爾杜塞生前不止一次住進這裡。據說，福柯等人也住過。（怪事！為什麼這些個“思想家”心理上都有點毛病。）
阿爾杜塞對於“不予起訴”並沒有覺得絲毫寬慰，因為這反而剝奪了他辯白的機會。他對妻子的感情十分複雜，既有愛戀，又有敬畏。二人性格相左，誰也容不得誰，相互折磨。阿爾杜塞曾移情別戀，但都不成功；曾一度分居，又彼此想著對方。他事後自述，那天清晨，埃萊娜還在熟睡，他照常去撫慰她，不知怎地，他那雙手在妻子的頸部由撫摸轉為漸漸勒緊，他猛然清醒過來，發現妻子已經咽了氣。他驚恐萬狀，大叫：“我勒死了埃萊娜！”
阿爾杜塞從1985年在精神極度疲憊和痛苦中著手寫這部把自己的一生和盤托出的自傳體“懺悔錄”。他在“卷頭語”中說，假如要受審，這本書就是他在法庭上的陳述詞；由於“不予起訴”，他又不願意把自己包藏起來，所以決意把自己展示在世人面前。我想埋在心底的痛楚是最難受的，這大概就是寫這本書的用意。我匆匆看過，決定推薦給一家出版社，並邀請我的老友、北京大學教授蔡鴻濱先生做這本書的譯者。
常說，人活一輩子真不容易；而了解一個人，特別是他為什麼做出有悖常情常理的事來，則更不容易。阿爾杜塞是哲學家，照理腦子該當比常人更清醒而健壯，然而他卻“清醒”到了違反理性、精神不正常的程度。他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極為扭曲的家庭環境中度過的。父親像個暴君，性情暴躁而乖戾，對待妻子和兒子十分粗魯。母親是個慈愛賢惠的傳統女子，心裡一直想念著死去的前夫——阿爾杜塞的叔父——所以便用前夫的名字“路易”作了兒子的名字，母親愛他，實是交疊著對兩個人的愛。因此，阿爾杜塞自幼養成了“俄狄浦情結”，性格十分內向而又怪癖。
這種根源蒂固的心理病態影響了他的一生。步入社會後腦子裡又充進了太多的相互衝突的思想和信仰，絞在一起，不能自拔。
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是哲學家的“搖籃”，本世紀不少稀奇古怪的新思想多出於此。阿爾杜塞在這裡接受了系統的古典哲學教育，結識了從尼採到胡塞爾的哲學，結交了拉康、康吉蘭、巴特、福柯等與他差不多同期的“新思潮”學者。他的家庭是傳統的天主教家庭，在青年時期本來對教義篤信不疑。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應徵入伍，立馬被德軍俘獲，在德國關了四年。戰後，認識了參加“抵抗運動”的埃萊娜，被“愛情之箭”射中。正是在這時，在阿爾杜塞的“天主教腦殼”里隨著愛情滲進了“馬克思主義”。那時的法國知識分子普遍“左傾”，對於青年阿爾杜塞，基督教義和馬克思主義有如魚與熊掌。後來舍一取一，索性加入了法國共產黨。
然而他很快地便發覺有些事不大對味兒。他是最早對於法共領導惟史達林馬首是瞻持懷疑和反對意見的人。例如，他發現當時相當於“共產國際”的“歐洲共產黨工人黨九國情報局”派來的代表、一個捷克籍小青年居然頤指氣使地對法共領導發號施令，連多列士總書記等人也不得不敬讓他三分。
他因對許多事不解而苦惱：哲學說到底是政治，可是哲學和政治在現實中偏偏總是“兩張皮”。於是他下決心要鑽進馬克思的“內心世界”里去觀察馬克思在觀察外部世界時的“內心體驗”；由此他成了所謂“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並以《保衛馬克思》、《讀》等書名於世。阿爾杜塞時而清醒，時而精神恍惚；清醒時鑽哲學，迷糊時住精神病院。我跟他見面的時候，自然是他神智清醒的時候。
看完這本《來日方長》，我的一個很突出的感想就是，人是需要學會“懺悔”的。“懺悔”就是勇於如實地剖析自己。同時對於別人真誠的自責，也不要苛責；因為誰都難免有自己的一段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非常時期”。阿爾杜塞寫完這本書之後，肯定心情輕鬆了許多，平靜了許多。他寫道：
生活，儘管坎坷，仍然能夠是美好的。我已經六十七歲了；雖然青春不再，但是在感覺上，我還是我……不管煩心的事是否即將過去，我自覺永遠年輕。
他好像完成了一件令人心衰力竭的工程，釋然地長出一口氣：“是的，畢竟來日方長！”
果然，他獲得解脫後立即又投入緊張的哲學工作。不過他的身體已壞到了極點，還動了一次食道切除手術。以病廢之身寫了幾篇關於《待完的唯物主義》、《哲學家馬基雅維利》等文字。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是關於哲學與政治的關係的談話錄。他於1990年以心臟病突發撒手人間，時年七十二歲。自從他勒死埃萊娜後，報刊評論一直包圍著他。其中一家報紙用《瘋癲、共產主義、愛情》的大字標題評述他的一生；意思是哲學家的腦子亂了套，以致用愛撫的手殺害了最親近的人。
他死後，他的外甥弗朗索瓦·鮑達埃爾把他的全部私人檔案，連同大量未定稿，悉數捐贈給“當代回憶錄編訂研究所”。1992年4月，《來日方長》首版問世了；同年秋季，“阿爾杜塞之友協會”成立。
阿爾杜塞生命的最後五年可能是他一生中“心理障礙”最少的時期；但是，他解脫了，死神卻逼近了。
1999年5月於京中芳古園陋室
——《來日方長》中譯本序言（陳樂民）
有一天幾個相熟的朋友在一起閒談，議論西方有哪些學者算是“後現代主義者”，其中提到法國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者”路易·阿爾杜塞。我在二十年前曾見過此公，就在他“殺妻”的頭兩年。阿爾杜塞是否屬於“後現代”，我說不清，至少沾上點邊兒吧；他是近若干年來被我們這裡的“後學”專家們奉為“大師”的福柯的老師。
剛巧我從一位久居北京的法國朋友那裡借到一本阿爾杜塞生前寫就的、出版不久的自傳體“懺悔錄”，書名《來日方長》。
我對這本書之所以有些興趣，只是因為我同作者有過那次的一面之緣，而且這本書重在敘事，沒有那么多深奧的新哲學概念，是我能看得懂的。那是1977年或1978年我去巴黎開會，有朋友說阿爾杜塞提出很想見一位從中國來的中國人（意指不是久居巴黎的中國人）。我於是“奉命”在中國駐巴黎大使館的接待室里跟他交談了一個多小時。
他的來意很明確，就是想聽聽從本土訪歐的中國人說說剛結束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說他很崇拜毛澤東，很喜歡他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但是他怎么也搞不明白，這樣偉大的哲學怎么會弄出個“文化大革命”那種荒唐的事來。分手時他送給我一本他的書，可惜我已記不起那長長的書題，而且連書也被我放到不知什麼地方了；真有點對不起他。最後他很誠懇地說希望有機會去中國看看，不過現在還不行，因為法共與中國的關係還沒有正常化，而他是法共黨員。他說，他是最早看穿了“史達林主義”的法共黨員，因此不為當時的法共領導所容，被視為“異端”；後來法共也公開批判史達林了，但是他的“異端”帽子卻沒有因此被摘掉。
就在這次見面的兩三年後，也就是1980年的某一天，忽然聽說他把年長八歲的妻子埃萊娜硬是用雙手掐死了！這訊息不免使我愕然，哲學家與“殺人犯”怎么連得起來！後來查出他當時是精神病發作時乾出來的，所以法院宣布“不予起訴”，阿爾杜塞隨即被送進醫院。
1991年我去巴黎，住在十四區的PLM旅館，那條街雖然比不上繁華的街衢，倒也車水馬龍，不料在旅館背後竟有一條非常寧靜而整潔的小街；那裡有一片別墅般的園子，透過緊閉著的鏤花鐵門可以看得見園內的兩排高高的楊樹和一條長可二百米的小路，筆直地通向一座古樸的小樓。時值初冬，落葉散落在地上，略嫌幾分淒清。這就是聖安娜精神病院，阿爾杜塞生前不止一次住進這裡。據說，福柯等人也住過。（怪事！為什麼這些個“思想家”心理上都有點毛病。）
阿爾杜塞對於“不予起訴”並沒有覺得絲毫寬慰，因為這反而剝奪了他辯白的機會。他對妻子的感情十分複雜，既有愛戀，又有敬畏。二人性格相左，誰也容不得誰，相互折磨。阿爾杜塞曾移情別戀，但都不成功；曾一度分居，又彼此想著對方。他事後自述，那天清晨，埃萊娜還在熟睡，他照常去撫慰她，不知怎地，他那雙手在妻子的頸部由撫摸轉為漸漸勒緊，他猛然清醒過來，發現妻子已經咽了氣。他驚恐萬狀，大叫：“我勒死了埃萊娜！”
阿爾杜塞從1985年在精神極度疲憊和痛苦中著手寫這部把自己的一生和盤托出的自傳體“懺悔錄”。他在“卷頭語”中說，假如要受審，這本書就是他在法庭上的陳述詞；由於“不予起訴”，他又不願意把自己包藏起來，所以決意把自己展示在世人面前。我想埋在心底的痛楚是最難受的，這大概就是寫這本書的用意。我匆匆看過，決定推薦給一家出版社，並邀請我的老友、北京大學教授蔡鴻濱先生做這本書的譯者。
常說，人活一輩子真不容易；而了解一個人，特別是他為什麼做出有悖常情常理的事來，則更不容易。阿爾杜塞是哲學家，照理腦子該當比常人更清醒而健壯，然而他卻“清醒”到了違反理性、精神不正常的程度。他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極為扭曲的家庭環境中度過的。父親像個暴君，性情暴躁而乖戾，對待妻子和兒子十分粗魯。母親是個慈愛賢惠的傳統女子，心裡一直想念著死去的前夫——阿爾杜塞的叔父——所以便用前夫的名字“路易”作了兒子的名字，母親愛他，實是交疊著對兩個人的愛。因此，阿爾杜塞自幼養成了“俄狄浦情結”，性格十分內向而又怪癖。
這種根源蒂固的心理病態影響了他的一生。步入社會後腦子裡又充進了太多的相互衝突的思想和信仰，絞在一起，不能自拔。
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是哲學家的“搖籃”，本世紀不少稀奇古怪的新思想多出於此。阿爾杜塞在這裡接受了系統的古典哲學教育，結識了從尼採到胡塞爾的哲學，結交了拉康、康吉蘭、巴特、福柯等與他差不多同期的“新思潮”學者。他的家庭是傳統的天主教家庭，在青年時期本來對教義篤信不疑。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應徵入伍，立馬被德軍俘獲，在德國關了四年。戰後，認識了參加“抵抗運動”的埃萊娜，被“愛情之箭”射中。正是在這時，在阿爾杜塞的“天主教腦殼”里隨著愛情滲進了“馬克思主義”。那時的法國知識分子普遍“左傾”，對於青年阿爾杜塞，基督教義和馬克思主義有如魚與熊掌。後來舍一取一，索性加入了法國共產黨。
然而他很快地便發覺有些事不大對味兒。他是最早對於法共領導惟史達林馬首是瞻持懷疑和反對意見的人。例如，他發現當時相當於“共產國際”的“歐洲共產黨工人黨九國情報局”派來的代表、一個捷克籍小青年居然頤指氣使地對法共領導發號施令，連多列士總書記等人也不得不敬讓他三分。
他因對許多事不解而苦惱：哲學說到底是政治，可是哲學和政治在現實中偏偏總是“兩張皮”。於是他下決心要鑽進馬克思的“內心世界”里去觀察馬克思在觀察外部世界時的“內心體驗”；由此他成了所謂“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並以《保衛馬克思》、《讀》等書名於世。阿爾杜塞時而清醒，時而精神恍惚；清醒時鑽哲學，迷糊時住精神病院。我跟他見面的時候，自然是他神智清醒的時候。
看完這本《來日方長》，我的一個很突出的感想就是，人是需要學會“懺悔”的。“懺悔”就是勇於如實地剖析自己。同時對於別人真誠的自責，也不要苛責；因為誰都難免有自己的一段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非常時期”。阿爾杜塞寫完這本書之後，肯定心情輕鬆了許多，平靜了許多。他寫道：
生活，儘管坎坷，仍然能夠是美好的。我已經六十七歲了；雖然青春不再，但是在感覺上，我還是我……不管煩心的事是否即將過去，我自覺永遠年輕。
他好像完成了一件令人心衰力竭的工程，釋然地長出一口氣：“是的，畢竟來日方長！”
果然，他獲得解脫後立即又投入緊張的哲學工作。不過他的身體已壞到了極點，還動了一次食道切除手術。以病廢之身寫了幾篇關於《待完的唯物主義》、《哲學家馬基雅維利》等文字。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是關於哲學與政治的關係的談話錄。他於1990年以心臟病突發撒手人間，時年七十二歲。自從他勒死埃萊娜後，報刊評論一直包圍著他。其中一家報紙用《瘋癲、共產主義、愛情》的大字標題評述他的一生；意思是哲學家的腦子亂了套，以致用愛撫的手殺害了最親近的人。
他死後，他的外甥弗朗索瓦·鮑達埃爾把他的全部私人檔案，連同大量未定稿，悉數捐贈給“當代回憶錄編訂研究所”。1992年4月，《來日方長》首版問世了；同年秋季，“阿爾杜塞之友協會”成立。
阿爾杜塞生命的最後五年可能是他一生中“心理障礙”最少的時期；但是，他解脫了，死神卻逼近了。
1999年5月於京中芳古園陋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