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紀忠辦報思想與實踐研究

內容簡介

余紀忠作為一個具有現代意識而又有相當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國民黨開明派、民營報人，其辦報思想經過形成期、確定期、發展期、升華期四個階段。他地報禁解除前就積極倡導“開明理性求進步，自由民主愛國家”的辦報理念；報禁解除後，經過發展，升華為“政治民主、民族認同、穩定大局”。他追求國家統一，表現出深深的愛國情懷，使《中國時報》成為台灣社會言論的中堅，社會公義的維護者，媒體典範與創新者。同時，由於時代、環境和政治立場拖把局限，余紀忠辦報思想和實踐也具有若干偏誤和缺失。

媒體評論

序

（一）

適逢台灣報業巨星、南京大學歷史系傑出前輩系友余紀忠先生逝世周年忌日，筆者奉左成慈教授所囑，為其博士學位論文《台灣“報禁”解除後余紀忠辦報思想與實踐研究《1988—2001)》的正式出版作序。回首余先生93年的人生歷程，筆者不勝感慨與仰慕，願以這篇短文回應成慈之囑，並深切祭奠余先生。

余紀忠先生是中國現當代的一位傳奇式的人物。他於1928年秋考入中央大學歷史系，是該系首屆學生。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余紀忠就投身愛國學生運動，向國民政府請願抗日。次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他立即投筆從戎，參加十九路軍奔赴上海抗日。1934年，赴英國倫敦大學政治及經濟學院進修。七·七事變後，余紀忠毅然回國從軍抗日。抗戰勝利時，他擔任青年軍某師政治部主任，中將軍銜，曾任國民黨中宣部特派員。後輾轉赴台，“對政治深感失望。……決定另闢途徑，以辦報達到言論報國的職志。”1950年10月2日，在台北創辦《征佶新聞》。1960年元旦易名《徵信新聞報》，1968年9月1日，再易名《中國時報》，迄已50餘

載。當初是一張四開油印小型報紙，市面銷售量不過10餘份。經過余紀忠半生的銳意經營，擴展為巨型的集團企業——中時報系，涉及報業、出版業、旅遊業、影視業、文化及其他產業，成為台灣媒體巨星。《中國時報》在2002年4月10日發布余紀忠辭世的訊息稱：

這位跨越世紀交替、見證歷史起落，屢次在時代轉折中發揮關鍵力量的報人，以凜然的風骨、對民主法治及民族認同的堅持，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巍峨身影。

因此，研究余紀忠的思想與事業，尤其是辦報思想與實踐，是當代台灣史的重要課題，不僅極具學術價值，而且具有現實意義。

余紀忠先生情系母校，強烈關注母校的建設和發展，曾捐巨資參與建造浦口校區的教學實驗樓——玉輝樓，設立華英文教基金，資助母校精英教師出國訪學，中時報系與南京大學互動頻繁，結下了深厚友情。筆者曾任歷史系主任，參加接待余紀忠先生等中時報系領導，深切體認到余先生對母校的熱愛與肯定，更感受他對南大人的殷切期許——把南京大學建成世界高水平大學。這正是世代南大人的奮鬥目標，余先生為此奉獻了自己的心力，也激勵我們奮發前行。

(二)

成慈於1977年就讀於南京大學生物系，本科畢業後留校工作，筆者則研究生畢業留校執教。當時新留校的教師都被安排在13舍住宿，遂彼此結識。雖然專業不同，年齡相殊，但頗為投緣。成慈為人熱誠機敏，學識廣博，對人文社會科學頗有興趣，我們多有交流切磋，相互增進了解，漸成益友。後成慈在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擔任行政副主任，筆者則在中心執教，友情更加深厚。期間，出於工作需要，成慈轉而攻讀歷史學碩士學位，研究方向是國際問題。我當時還為他們教過《台港澳事務概論》。成慈潛心學業，多思好問，成績優秀，其文科學識明顯長進，尤其對國際事務、台港澳事務具有較好的專業知識基礎，也掌握了歷史學和國際關係學的理論、方法，成功地從自然科學轉向人文社會科學。因此，在學科轉型和結合上，成慈堪稱範例。同時，他還將學到的知識運用於工作實踐，在南京大學複合型人才的培養上也有所開拓與創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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