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志宏（1916-1972），1916年生於湖南醴陵，1972年去世。1935年高中畢業，回到醴陵任第二高級國小教師。1937年考取廣州國立中山大學經濟系，後決心放棄學業，投身抗日救國。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踏上了革命之路。1947年，在周里（解放後任湖南省委書記）的直接領導下開展統戰工作，利用為湖南省王東原主席做文字工作的身份，積極收集軍政情報。1948年擔任湖南省工委策反小組組長，成功策反程潛，實現湖南和平解放。1949年，任湖南大學軍代表兼秘書長。1954年任武漢大學臨時黨委副書記，兼副教務長。1956年辭去校部職務，協助李達重建哲學系，任哲學系黨總支書記，兼副系主任。1962年接替李達擔任系主任。1972年去世，享年56歲。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余志宏
- 國籍：中國
- 出生日期：1916年
- 逝世日期：1972年
- 長女：余西諦
人物事跡,
人物事跡
（一）
余志宏是湖南省醴陵縣人。1916年出生於東鄉泮川村。他祖父是個窮秀才，長期教私塾；父親在鄉下挖煤炭，他周歲時就病故了；母親在他三歲時被迫改嫁，不久就患肺病死了。他伯伯在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後，在郴州當了一任厘金局長，就在醴陵東鄉買了兩百擔租，成為地主之家。伯伯無親生兒女，就把他當作兒子養大。伯母管教十分嚴厲，他從小就不敢隨便言笑，養成一種孤獨沉默拘謹的習慣。
1922年春，他開始在泮川村族學讀書。1927年春到縣城開明國小、秋天到長沙幼幼國小讀書，後在廣雅中學讀國中。1933年春考進湖南第一中學高中部學習；隨著年齡和知識的增長，他的思想境界也開闊了。他反對當時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提倡的八德衍義和法西斯式的軍訓；對課堂的書本知識不感興趣，卻醉心於課外的新書刊。1935年冬高中畢業後，回醴陵王仙第二高小當教師。1936年秋考入安徽省立大學，但不滿意，次年秋考取廣州國立中山大學經濟系。在中山大學期間，他利用課餘時間，拚命閱讀《政治經濟學講話》、《大眾哲學》、《共產黨宣言》等新書刊。那年年底廣州形勢緊張，他回湖南參加了抗日民眾訓練工作。1938年一月被派赴桂陽縣當區訓練員。五月縣民訓指導處的地下黨員熊邵安發現志宏抗日堅決，生活艱苦，工作深入，就介紹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1938年7月志宏與熊邵安一起離開桂陽，到長沙八路軍辦事處，會見王凌波同志，要求去延安。王凌波沒有同意，勸他們留在湖南工作，但同意地下黨員袁公昶去延安。志宏資助袁公昶去延安的旅費後，就回到醴陵公開擔任了民訓指導員。當時將組織關係轉到了醴陵縣地下黨支部書記潘世棣那裡。不久長沙大火，各縣民訓無形停頓。醴陵地下黨指示他離開縣民訓總隊，回家鄉組織抗日自衛隊；並介紹他與新四軍派到醴陵工作的嚴逸民見面，會商如何利用他伯父存放在白兔潭區公所的、從省政府借來的三十條槍枝組織抗日武裝問題。後因日寇並未繼續向長沙進攻，自衛隊經費困難，只留下數人做鞭炮，以維持生活，其餘隊員暫行解散。1939年上半年他又到王仙中心國小去教書。後又因嚴逸民被捕，潘世棣不知去向，他的組織關係也隨之中斷。在這一時期他的伯父曾懷疑他參加了共產黨，他極力否認，只承認相信共產黨的抗日救亡主張。而他伯父勸他不應為共產黨宣傳所迷惑，應相信蔣介石是抗戰建國的中心力量。為此兩人曾辯論通宵，甚至使得家庭關係瀕於破裂。因此他只好在那年十月動身去雲南澄江中山大學復學。1940年暑假中山大學又從雲南遷回廣東坪石，他則由雲南回家。不久伯父病故，而以前借來的槍枝仍放在他家，此時政府不斷派人前來監視，並謠傳附近雜牌隊伍要來搶槍，而他一時又找不到黨組織指示，就只好根據伯父遺囑將槍交還了省政府。1940年秋後他又回中山大學復學；在進步教授、經濟系主任王亞南的啟發誘導下，他刻苦研究馬列主義的經濟學理論，積極為王亞南主編的進步刊物《經濟科學》撰稿。同時又與進步教授李達、梅龔彬、卓炯，進步同學覃正光、塗西疇過從密切。1943年夏中大畢業後，即去醴陵鄉村師範任教。當時因桂林《大公報》發表了他的《法西斯興亡論》引起國民黨醴陵縣黨部的注意。期終，學校當局便向他表示：“縣黨部認為你思想有問題，不便留任。”於是，他就離開了該校。
（二）余志宏為人光明磊落、待人誠懇，一身正氣、對黨對人民忠心耿耿．那個年代大話空話流行，他實實在在，埋頭苦幹，不迎合什麼人說違心的話，乾違心的事，也拒絕別人逢迎吹捧自己。一次一位教師吹捧他，他當即嚴肅批評說：“我們之間是同志關係，不能把同志關係變成吹吹捧捧、拉拉扯扯的庸俗關係!”他承擔了繁重的行政和黨務工作，但仍堅持親自講課，參加編教材和各教研室的教學科研活動。他子女多，家庭經濟並不寬裕，但在湖南大學時已主動要求降低一級工資，到武大後學校為他定工資時，他又要求降一級，並對愛人說：“我們的工資已經夠用了，許多同志還有困難，如果我每月少拿30元，就可以讓六個工人每人提一級！”他的作法得到了愛人的理解和支持。三年困難時期，他身體虛弱，患有肝炎病，組織上給他一點營養補助費．並說明這是同級幹部都有的，大家接受了，但他堅決謝絕。組織上按規定給他的“高幹補助油”(每月一斤)和黃豆，他主動送給身體不好的教師、有病的友人和幫他帶過孩子的保姆。他關心教師，主動為患病的教師申請補助，安排病重的教師到外地療養。他還把學校按級別分給他的較寬的住房讓給新調來的教師，自己卻住在交通不便的“東山頭”一套相當於講師級別的住房裡。那時學校安排各系的體力勞動次數較多，他每次帶頭參加並爭乾重活。1958年全系師生下放到紅安時，他堅持與農民和師生同吃、同住、同勞動，每天為住戶挑水。 一次學犁田時弄斷了犁鏵，他自己跑到八里路的小鎮上買來新的安上再學，這不僅使廣大師生銘記在心，也使周圍農民為之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