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本名：余埥
- 字號：字上田，號存齋
- 所處時代：清朝
- 出生地：禹州
- 主要作品：《存齋偶錄》等等
- 主要成就：進士，理學家
年少好學,為官經歷,理學研究,學術價值,
年少好學
埥於嘉慶三年（1798年）中舉人，二十四年（1819年）中進士，歷任四川資陽、鹽亭縣縣令。在禹州歷史上，自明朝末年至清代中葉的百多年間，一門出兩個進士是屈指可數的。余埥則成為造詣頗深的理學家。
余埥少年時期師從族父余玿，受到良好的儒學啟蒙教育。稍長，對於孔孟經典著述尤為孜孜求索精進。而且熱衷古代兵書《六韜》（即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的軍事謀略領悟頗深。埥在諸生之中出乎其類，拔乎其萃，於嘉慶三年（1798年）考中舉人。嗣後，在繼續鑽研儒學的基礎上，又對我國南宋時期的哲學家、教育家朱熹及其“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產生了濃厚興趣，特別是朱熹的“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之”的精闢概論奉之為“宗”，且身體而行。他與同一個里甲的儒學賢達相約，各隨子弟設俎豆（古代祭祀時盛牛羊等祭品的器具）禮拜先師。同時另設一席向儒生依次講孔、孟、程、朱四子書，結合格致（推究事物的道理）使其所學內容皆切於日用（屬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學習方法），一掃死讀書或讀死書的積習。余埥不僅治學嚴、治家嚴，而且有恩於鄉里父老，每逢大事，多由他率先營辦。由是深孚眾望。
為官經歷
嘉慶己卯年（1819年），考中第三甲第十八名進士，朝廷外放他為四川資陽縣縣令。資陽地瘠民貧，陳規陋俗根深蒂固。以德行政，以禮義教化邑民為要務，取呂新吾所編通俗易懂的《宗約歌》，派人四鄉宣講。並且延請皮樂人、儒學賢達周昺潢出任資陽學府主講，向莘莘學子傳道授業。一時間，除陋俗，崇儒尚教，成為民間新潮。
嗣後不久，余埥奉調由資陽縣移任鹽亭縣，其治如資陽，尤其在治獄方面有口皆碑。針對各類案犯向不施加酷刑，而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往往有選擇地“子曰”如何如何。所以每升堂問案，幕友私語曰：“又與百姓講書去矣！”
鹽亭原縣令離任時，給繼任者余埥遺留下“倉谷短缺”的漏洞。原來，在清代中後期，一般州縣官衙大多設定有官倉——常平倉，而倉儲穀物大部由當地慈善董捐贈。在“青黃不接”或遭災荒飢餓時，官府將穀物出借給農戶，待秋收後還谷“填倉”。維持人的事情前任做，征繳填倉怨氣余埥落，似乎大有不公。但他並無怨言。往往在一個時限內只能收“三五斗，六七升”，征繳進度十分緩慢，縣府幕僚多有沉不住氣者，對所謂抵賴戶實施嚴懲催逼，說什麼再如此寬下去，擔負征繳倉谷的差役不願幹了。作為父母官的余埥卻說：“此亦人子耳，吾何忍哉！”不過，在余埥耐心的勸導下，“填倉”事宜終善解決。在此期間，資陽縣發生一起民告前任縣官，請求上司令余埥回任資陽，且迫使“前任獲咎去”的事件。余埥雖未再回資陽任職，但政聲日著。
然而，自清代“康乾盛世”不再，至道光年間，國力漸衰，官場傾軋日見險惡。而言語行動拘泥於孔孟之道、不善逢迎的余埥，自然在“大府易人”中，被以“莫須有”的過錯劾降為縣丞。道光四年（1824年）被發往直隸。時值一向器重余埥的蔣攸任直隸總督，即委埥佐理廣平府詞訟，又派他赴磁州查催糧餉。
直隸歷來常患水災，以永定河為甚，如同黃河一樣潰決汛濫。治理水患雖系余分外，但他深思熟慮後仍上書陳述利弊。建議“決疏排注為本”，深議堵截之弊端。
道光丙戌年（1826年），余正欲赴束鹿縣任所（一說章村），聞母病危，即刻返歸。至家，母已故去。余埥哀慟成疾，遂也病逝，享年五十七歲。
理學研究
余埥一生，儘管在仕途無大的建樹，但他對於理學的研究及其等身著作卻是難以磨滅的。據不完全統計，流傳於世的有《春秋傳說授讀》十二卷、古本《大學辨》、《格物辨》、《王學辨》、《辨晚年定論》各一卷、《六藝考略》一卷、《存齋偶錄》若干卷、《文鈔》若干卷。
學術價值
現以余埥《存齋偶錄》一書為例，可見其珍貴的學術價值。
余埥歿後數年，恰逢曾被聘為資陽主講的周潢，昺潢到溫縣序刊河內鄉賢夏用九《強學錄》一書。余埥之子余中允將家父《存齋偶錄》手稿囑潢付梓。於道光戊戌年（1838年）刊印問世，且由三人為該書寫序。進士出身的禹州知州朱煒序稱：“得聖學之正脈也。余（我）披讀之，見首尾皆純正無疵。”同時深信此書之出版，“學術之異同，不待辨而自明矣。”
周序則曰：“前兩卷辨晰程、朱、陸、王之學，直抉根源，洞見異學癥結。《存齋偶錄》與陳清瀾先生的《學通辨》、劉三原先生的《衛道編》同為狂瀾砥柱”；《存齋偶錄》後二卷泛論經史、臧否人物莫不具有特識，真不愧為正學傳家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