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初年的《何君閣道銘》是中國書法史上一件重要作品，南宋洪适《隸釋》最早著錄此銘，稱“此碑蜀中近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何君閣道銘
- 年代：東漢初年
- 性質：中國書法史上一件重要作品
- 書法簡介：毗陵胡世將承公
書法簡介,《何君閣道銘》亦稱《何君閣道碑》,
書法簡介
毗陵胡世將承公，好藏金石刻，紹興己未年帥蜀，尚未見之。”案之《宋史·胡世將傳》，紹興九年(公元1139年)胡世將為寶文閣學士，宣撫川、陝。紹興十一年秋起復，未幾，瘍發於首而致仕。《何君閣道銘》發現當在公元1141年之後。《墨寶》載“此碑出於紹興辛未(公元1151年)”，大抵不錯。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劉球纂成《隸韻》十卷，猶收入《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所用文字，而紹熙甲寅(公元1194年)年晏袤跋《開通褒斜道刻石》，則稱其“與《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體勢相若，今何君碑不傳。”看來，此碑出土後43年間，已遭遇出而復晦、不得相傳的逆運。估計宋元以來此石拓本甚少，藏者珍稀而秘不示人。光緒十三年滎經名士汪元藻請沈賢修以為底本(有學者定此本偽刻)重摹刻碑，立於縣學。鄧少琴先生抗戰期間作《益部漢隸集錄》，收入此摹刻之雙鉤本。及至20世紀80至90年代，堪稱巨製的《中國美術全集·書法篆刻編·商周至秦漢書法》卷、《中國書法全集·秦漢刻石》二冊，皆未能收入《何君閣道銘》拓本圖版，《秦漢刻石文字要目》則稱“原在四川綿竹，久佚”。原璧不可見，實為中國書法史研究者和愛好者的一件憾事。
《何君閣道銘》
《何君閣道銘》2004年3月在滎經縣烈士鄉境內，發現漢代摩崖石刻。經論證確認為《何君閣道銘》原刻。
此銘刻於古棧道首段左側石壁上，下臨滎江，銘高65cm，寬73cm，周有框線，字大如拳，凡七行，行八字、七字、六字、九字不等，隨字之筆畫多寡而異，錯落有致。圓筆中鋒，結字寬博，時見篆意，故洪适稱其“字法方勁，古意有餘”。
《何君閣道銘》雖用圓筆，而結字力求破篆體之圓而立隸書之方，波挑之法尚不嫻熟，但筆力雄健，氣勢奪人。書法家何航飛先生曾題是碑“雄風尤逮三公山，雅安神跡壓人寰”。《何君閣道銘》全文共52字，排列7行，隨字形簡繁，任意結體，每行7字、9字不等。其銘曰：“蜀郡太守平陵何君，遣掾臨邛舒鮪，將徒治道，造尊楗閣，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道史任雲、陳春主。”書者有時似乎在不經意之間使用篆字，如銘刻中最大的一個字“尊”，即純為篆體，與漢印所用相同，“舒”字偏旁“予”，“鮪”字偏旁“魚”，亦甚似繆篆，“有”上“又”旁凡三筆，亦用篆法。這反映了隸書依依告別篆體，自身走向成熟前夕的一種現象，完全不同於東漢晚期某些碑刻有意以篆體入隸。所以，《何君閣道銘》可謂西漢至東漢隸書發展轉折點的一個標誌，洪适稱“東漢隸書，斯為之首。”元代鄭杓《衍極》卷下認為：“漢碑三百銷蝕亡幾，何君閣道、夏淳于碑可以全見古人面貌。”清代學者黃生稱《何君閣道銘》“蓋碑刻之萌牙，故簡質如此雲。”康有為指出，此碑和《褒斜》、《閣》、《仙友》等碑“變圓為方，削繁成簡，遂成漢分”，這些看法都是比較中肯的。
《何君閣道銘》亦稱《何君閣道碑》
《何君閣道碑》的發現是很偶然的。
著名的“何君閣道碑”是在 2004年3月14日，由民建國小的老師劉大錦、牟建在滎經縣烈士鄉馮家村游泳時發現。
《何君閣道碑》系東漢光武帝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所刻。這是史有記載，未曾見物的國寶，歷朝歷代的考古工作者、史學家、書法家夢寐以求的古代文物。說它是碑，是因為史書中記載為碑，實際上是摩崖石刻。 刻石鐫於高約350厘米，寬約150厘米的頁岩自然斷面上，上面岩石呈傘狀向前伸出約2米，形如屋頂，有效地保護了刻石免遭日曬雨淋。刻石四周隨字型變化鑿成一不規則梯形，高65厘米，上寬73厘米，下寬76厘米。全文共52字，排列7行，隨字形簡繁，任意結體，每行7字、9字不等。其銘曰：“蜀郡太守平陵何君，遣掾臨邛舒鮪，將徒治道，造尊楗閣，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道史任雲、陳春主。” 
字跡清晰完整，最大字徑寬9厘米，高約13厘米。書法風格極具早期漢隸典型特徵。結體寬博、橫平豎直，波磔不顯，古樸率直，中鋒用筆，以篆作隸，變圓為方，削繁就簡。其章法錯落參差，灑脫大度，反映了由篆及隸的演變過程。
《何君尊楗閣刻石》最早見於宋代洪适《隸釋》：“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字法方勁，古意有餘，如瞻冠章，甫而衣縫掖者，使人起敬不暇。雖敗筆成冢，未易窺其藩籬也。”宋代晏袤評《開通褒斜道刻石》：書法奇勁，古意有餘，與《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體勢相若，今《何君碑》不傳。”《字源》證此碑在雅州。
《墨寶》記：“此碑出於紹興辛未年（公元1151年）在滎經縣，以適邛笮之路也。”
從實際情況看，確實是如此。滎經古稱嚴道，為南絲綢之路上的重要關隘 
。但在史料的記載和學者的論著中，南絲綢之路滎經段的走向為嚴道古城-花灘-大相嶺-漢源清溪。據孫光西老人講，清朝的光緒年間，在這條道上的鹿背頂處還建有"和鈞閣"，並立碑記述了關於《何君閣道碑》的事，此閣在民國時期被毀。《何君閣道碑》的發現，則與此論相左，於是乎就都以南絲綢之路滎經段的走向為嚴道古城-花灘-三合-九把鎖-瀘定化林坪為定論。這就引發了相嶺古道與九把鎖古道之爭。
清代馮晏海《金石索》據《古刻叢鈔》記載有《何君閣道碑》拓本。康有為《廣藝舟雙揖》對該碑盛讚有餘。據民國十七年版《滎經縣誌》載：“滎經舉人汪元藻《重修何君閣道碑跋》：原刻石失傳久矣，原碑在明時為巡按吳某取去。他本人請在成都知名書法家沈鶴子據《金石索》臨摹刻碑立於原滎經中學內。近代鄧少琴《益部漢隸集錄》據沈氏臨本雙鉤圖錄。後之編錄碑刻者已誤傳為漢隸真跡。《何君尊楗閣刻石》的發現，佐證了宋代史書的記載，糾正了後期碑刻志書的誤記。此外，“何君閣道碑”對於研究古代交通史、行政管理制度、公文行文方式、計量均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在史料的記載中，有稱《何君閣道碑》的，有稱《何君尊楗閣刻石》的，但從實物來看，確係摩崖石刻，現在也就有人稱《何君閣道摩崖石刻》，還有稱《何君閣道銘》的。既是有了實物，何以還稱為碑，一方面是習慣成自然，改不了。二是體現一種對歷史的尊重態度，也說明古代的學者們，最多就是見到了拓片，是沒有見過實物的，要不然何以處處稱碑呢。由於《何君閣道碑》底面平整，結體規範，布局謹嚴，字數較少，又加有邊線，未見過實物，僅憑拓片，確也容易判斷為碑，後之志書，轉相訛誤。
既然成習慣，還是按照大多數人的說法，稱碑合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