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五代史伶官傳序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
《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注釋譯文
詞句注釋
伶(líng)官:宮廷中的樂官和授有官職的演戲藝人。
原:推究,考查。莊宗:即後唐莊宗
李存勖,李克用長子,繼父為晉王,又於後梁龍德三年(923)稱帝,國號唐。同年滅後梁。同光四年(926),在兵變中被殺,在位僅三年。
晉王:西域突厥族沙陀部酋長
李克用。因受唐王朝之召鎮壓黃巢起義有功,後封晉王。
矢:箭。梁:後梁太祖
朱溫,原是
黃巢部將,叛變歸唐,後封為梁王。
燕王:指盧龍節度使
劉仁恭。其子
劉守光,後被朱溫封為燕王。此處稱劉仁恭為燕王,是籠統說法
契丹:宋時北方的一個部族。
與:賜給。其:語氣副詞,表示命令或祈求。乃:你的。
廟:指宗廟,古代帝王祭祀祖先之所。此處專指李克用的祠,同下文的“太廟”。
從事:原指州郡長官的僚屬,這裡泛指一般幕僚隨從。少牢:用一豬一羊祭祀。
納之:把箭放好。
系:捆綁。組:繩索。
函:木匣。此處用作動詞,盛以木匣。
仇讎(chóu):仇敵。
一夫:指唐莊宗同光四年(926)發動貝州兵變的軍士
皇甫暉。
誓天斷髮:截髮置地,向天發誓。
豈:難道。歟(yú):表疑問的語氣助詞。
抑:錶轉折的連詞,相當於“或者”、“還是”。本:考究。跡:事跡,道理。
逸(yì)豫:安逸舒適。
舉:全、所有。
忽微:形容細小之事。忽是寸的十萬分之一,微是寸的百萬分之一。
溺:溺愛,對人或事物愛好過分。
也哉:語氣詞連用,表示反詰語氣。
白話譯文
啊!國家的興盛與衰敗的道理,雖說是天意,難道不是人為的緣故嗎?探究莊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了。
世人傳言晉王李克用臨死時,曾把三支箭交給莊宗,並對他說:“梁是我的仇人,燕王是我扶持的,契丹與我結為兄弟,但都背叛了我而歸附於梁。這三件事,是我的遺恨。給你三支箭,希望你不要忘記你父親報仇的心愿。”莊宗收下箭藏在宗廟裡,此後打仗時,就派官員以少牢之禮祭祀於宗廟,恭敬地取出箭,放入錦鍛織的袋子裡,背著它衝殺在前,等打了勝仗,又把箭放回宗廟。
當莊宗用繩子捆著燕王父子,用木匣裝放著梁王君臣的頭顱,進宗廟,把箭交還先王,稟告報仇成功的訊息的時候,他意氣之盛,可以說是豪壯啊!等仇敵已滅,天下平定,一個人在夜間呼喊,叛亂的人四方回響,莊宗慌張東逃,還沒等見到敵人,官兵們就離散了,只剩下君臣互相瞧著,不知投奔哪裡是好,以至於剪斷頭髮,對天發誓,眼淚沾濕了衣裳,這又是多么衰敗啊!難道真是得天下難而失天下易嗎!還是推究他成功或失敗的原因,都在於人為的緣故呢?
《尚書》說:“自滿招致損失,謙虛得到好處。”憂患與勤勞可以使國家興盛,貪圖安逸享樂可喪失性命,這是很自然的道理。所以當莊宗氣勢旺盛時,天下所有豪傑無人能同他對抗,等到衰敗時,幾十個伶人就可使他命喪國亡,為天下人所恥笑。可見禍患常常是由微小的事情積累而成的,聰明勇敢的人反而常被所溺愛的人或事困擾,難道僅僅是伶人的事嗎?於是作《伶官傳》。
創作背景
歐陽修進入政界後,正是北宋王朝開始由盛到衰的時期,社會上的各種矛盾日趨尖銳,政治上的一些弊端越來越嚴重,社會危機越來越令人不安。到了仁宗慶曆初年,以
王倫、李海等為首的人民暴動接踵而起,
西夏又侵擾西北邊境,屢敗宋軍。歐陽修、范仲淹等人針對當時的敝政,力圖實行政治改革,以挽救北宋王朝的危機卻接二連三地遭到當權派的打擊。在這種情況下,歐陽修憂心忡忡,很擔心五代慘痛歷史即將重演。而宋太祖時
薛居正奉命主修的 《
舊五代史》 又 “繁猥失實”,無助於勸善懲惡。於是自己動手,撰成了七十四卷的 《新五代史》。
歐陽修關心國計民生,憂國憂民,倡導革新他崇尚儒家的尚實致用思想,關心時事,積極入世,堅決反對佛教思想,極力抨擊佛教的危害。他有膽有識,奮發上進,為國家和民族想有所作為。歐陽修反對屈辱苟安,不修武備,力主加強戰備,改革時政。面對國家和民族面臨的危機,歐陽修作此序是為了希望宋朝統治者以史為鑑,告誡執政者要吸取歷史教訓,居安思危,防微杜漸,勵精圖治,不應滿足表面的虛榮,以期引起統治者的警惕。
作品鑑賞
全文可分為兩個部分。
前半部分以敘史為主。作者於開篇之首即開宗明義,用一兼帶感嘆語氣的反詰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論點——“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可謂立論鮮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論戰性,一反當時流行的宿命論的歷史觀。前人曾評此句是“起勢橫空而來,神氣甚遠”。文章接著寫道:“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將列舉莊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為論據,對上述論點加以論證。這一過渡句的運用,使論點與論據間銜接緊密自然,論點有總領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現又不致突兀。
為論證中心論點,作者並未贅述莊宗身世或伶官軼事,也未過多地列舉史例,而是從紛繁的史料中,僅選取了傳奇色彩較濃,頗具典型意義的莊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鍊的文字,沉摯充沛的感情,抑揚頓挫的語調,縱橫捭闔的氣勢加以敘述。據說,晉王李克用與梁王朱溫結仇極深。燕王劉守光之父劉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薦為盧龍節度使。契丹族首領
耶律阿保機(遼太祖)曾與李克用把臂定盟,結為兄弟,商定共同舉兵討梁。但劉仁恭與阿保機後皆叛晉歸梁,與晉成仇。李克用臨終時以三枝箭作為遺命,要其子李存勖為其復仇。李存勖兵精將勇,東征西討,於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劉氏父子,用繩捆索綁,解送太原,獻於晉王太廟。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敗,朱溫之子梁末帝朱友貞命部將殺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貞及其部將的頭裝入木匣,收藏在太廟裡。李存勖還曾三次擊敗契丹,為父報了大仇。但他滅梁以後,驕傲自滿,寵信伶官,縱情聲色,使民怨沸騰,眾叛親離,在位僅三年就死於兵變之中。在敘述這段史事的過程中,作者採用先揚後抑的手法,通過一盛一衰的對比,一褒一貶的抒情,給人以強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讀者心靈的震顫,增強了論點的說服力,正如前人說:“敘唐莊宗處,倏而英俊,倏而衰颯。憑弔欷歔,雖尺幅短章,有縈迴無盡之意。”作者於敘事之後,又以兩個反詰句回扣主題——“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至此,對比論證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後半部分中,作者由敘事轉入論理,論證步步深入,立意層層遞進。從“《書》曰:‘滿招損,謙得益’”自然引出“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論點。為增強這一論點的說服力,作者又將莊宗得失天下之事濃縮為一段簡潔對偶的文字,反證此論,再次通過一盛一衰的強烈對比,與篇首的立論形成前後照應,首尾呼應之勢,使此文的中心論點更加鮮明突出。文章寫至此處,作者胸臆仍未盡抒,又進一步推出“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這樣一個論點,令讀者的認識隨著作者的筆觸進一步深化,以歷史的教訓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啟迪。“憂勞”、“逸豫”、“忽微”、“所溺”皆為人事,因此,上述兩個論點,既是中心論點的深化,又是其具體化。作者於全文論證的高潮處驀然收筆,可謂言已盡而意未絕,令讀者有餘音繞樑之感——“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此處以點睛之筆,闡明了作者寫作《伶官傳》,“善善惡惡”的目的並非就史論史,而是具有廣泛而現實的醒世意義。
此文寫作特點除如上所述的構思精巧,結構嚴謹,論證透闢,層層遞進外,文中語言的運用亦頗具特色。首先是感嘆詞句的多次運用,使文章一唱三嘆。如開篇之首,作者即發“嗚呼”之慨嘆,此種開篇法在他的《新五代史》中屢見不鮮。依作者看來,五代如春秋,為亂世,可嘆者甚多。除篇首外,作者於文中亦曾多次發出深沉的感嘆,這樣作序,是繼承了《
史記》、《
戰國策》序文的傳統筆法,於敘事,議論中夾著感慨,藉以表達作者對史事的見解和態度。或褒或貶,於欷歔中昭然可見,濃烈的感情色彩,增強了文章的藝術感染力與說服力。其次,此文在語言運用上的另一特色,是既摒棄了駢文追求詞藻華麗矯揉的浮靡之風,注重文字的平易曉暢,簡潔生動,又吸取了駢文的長處,利用聲韻和對偶詞句使文章具有濃郁的詩的韻味,誦讀起來,抑揚頓挫,琅琅上口,令人進入美的意境,感受到充溢於字裡行間中的作者的思想感情。作者在描述莊宗意氣之盛時,語氣舒緩沉穩,透著褒揚。而在敘述莊宗衰敗之時,語氣忽轉促急,多用四字句——“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讀來節奏明快,如行雲流水,一氣呵成,流暢中分明透著凝重哀惋,增強了感嘆的氣勢。另外,對偶詞句的運用在文中比比皆是,如盛與衰,得與失,天命與人事,難與易,這些對偶詞句的運用,使文章韻律節奏勻稱,文字簡潔有力,哲理性強。
通觀全篇,融敘事、議論、抒情為一體,敘事生動曉暢,論證層層深入,感情深沉濃烈,實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歷代的文學家多視此篇為範文,倍加讚賞,如明代茅坤稱此文為“千古絕調”,清代沈德潛譽此文為“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歐陽公之文風、政見與為人,於此文可略見一斑。
作者簡介
歐陽修(1007年—1072年),北宋文學家、史學家。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天聖八年(1030年)進士。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歷
樞密副使、
參知政事。宋神宗朝,遷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諡文忠。政治上曾支持過
范仲淹等的革新主張,文學上主張明道、致用,對宋初以來靡麗、險怪的文風表示不滿,並積極培養後進,是北宋古文運動的領袖。散文說理暢達,抒情委婉,為“
唐宋八大家”之一。詩風與其散文近似,語言流暢自然。其詞婉麗,承襲南唐餘風。曾與
宋祁合修《
新唐書》,並獨撰《
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編為《
集古錄》,對宋代金石學頗有影響。有《歐陽文忠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