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修昔底德的說法，“伯里克利戰略”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初期由伯里克利建議的、雅典城邦採納的戰爭策略。其要點是，避免陸上決戰， 掌控盟邦，戰時不要擴張勢力，不要採取危險行動；做到這些， 雅典將輕鬆贏得勝利。19世紀末以來，西方學者的研究表明，真實的“伯里克利戰略”與修昔底德表述的“伯里克利戰略”存在很大的差異：沿海襲擾戰術帶有很強的攻擊性，雅典的財政經得起較長時間的消耗戰，拿下墨伽拉是雅典戰略中的重要一環，阿提卡有騎兵和要塞的保護，波斯的金錢資助彌補了斯巴達的弱點，得摩斯忒涅斯的戰略更能奏效。總之，伯里克利的戰略總體上是防禦性的，但具有相當的進攻性，屬於積極防禦的戰略。修昔底德的認識出現偏差有多種原因。未來的研究要繼續選取新視角，並從作者的觀點(體現於其評論、分析和擬定的演說詞)與其所記史料相互牴牾之處著手
基本介紹
- 相關戰爭：伯羅奔尼撒戰爭
- 提出人：伯里克利
- 實行方：瑞典
歷史背景
雅典人是如何打伯羅奔尼撒戰爭的?——“伯里克利戰略”研究的回顧與思考
按照修昔底德的說法，“伯里克利戰略”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初期由伯里克利建議的、雅典城邦採納的戰爭策略。其要點是，避免陸上決戰，掌控盟邦，戰時不要擴張勢力，不要採取危險行動；做到這些，雅典將輕鬆贏得勝利。19世紀末以來，西方學者的研究表明，真實的“伯里克利戰略”與修昔底德表述的“伯里克利戰略”存在很大的差異：沿海襲擾戰術帶有很強的攻擊性，雅典的財政經得起較長時間的消耗戰，拿下墨伽拉是雅典戰略中的重要一環，阿提卡有騎兵和要塞的保護，波斯的金錢資助彌補了斯巴達的弱點，得摩斯忒涅斯的戰略更能奏效。總之，伯里克利的戰略總體上是防禦性的，但具有相當的進攻性，屬於積極防禦的戰略。修昔底德的認識出現偏差有多種原因。未來的研究要繼續選取新視角，並從作者的觀點(體現於其評論、分析和擬定的演說詞)與其所記史料相互牴牾之處著手。
公元前431年5月下旬的一天，伯羅奔尼撒同盟的大軍在斯巴達國王的率領下入侵阿提卡，開始踐踏其土地。土地上的雅典人聽從了將軍伯里克利的建議，早已舉家遷入雅典城內，此時堅守不出。作為回擊，雅典人派出100艘戰艦襲擾伯羅奔尼撒等沿海地帶。伯羅奔尼撒戰爭初期，雅典人採取的這一避免陸上決戰、出動海軍襲擾對方的策略被西方學術界稱為“伯里克利戰略”(Periclean Strategy)。這是一個揚長避短的高明戰略?還是一個缺乏進取心、收效甚微的戰略?甚至是導致雅典最後失敗的禍根?19世紀末以來，學者們為此爭論不休，討論不斷深入。這個問題還關係到修昔底德對於這場戰爭的理解，是整個“修昔底德研究”(Thucydidean Studies)中的關鍵問題之一。對此，國內學術界鮮有涉及。這篇小文將首先交待其由來，然後從沿海襲擾戰術、雅典的財政、城邦墨伽拉、阿提卡的防禦、波斯的資助和得摩斯忒涅斯(Demosthenes)①的將才等視角，對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最後提出幾點思考。期望引發學術界的關注。
一、“伯里克利戰略”的由來
戰爭前夕，雅典人有沒有制定出一個全盤的戰略?對此，修昔底德並未明言，更沒有專門闡述，而是通過其記述陸續透露給讀者一些信息。在戰前的演說中，伯里克利建議：
現在，我們必須以最接近島民的立場考慮問題，拋棄土地和房屋，在海上和雅典城設防；同時，不要因為土地和房屋而被伯羅奔尼撒人激怒，從而與之列陣作戰，他們在人數上占有很大的優勢……(1.143.5)②……如果你們願意在戰爭期間不拓展帝國的範圍，不主動招惹禍患，我相信我們將最終勝出……(1.144.1)
在伯羅奔尼撒同盟的軍隊入侵阿提卡的前夕，修昔底德又以間接引語的形式記錄了伯里克利的主張：
對於當前的局勢，他重複了自己以前的建議，即做好戰爭準備，將城外的財物撤回城內，不要出城列陣作戰，而要入城防禦，準備好他們的強項海軍，置盟邦於掌控之中。他解釋說，雅典的力量來自盟邦繳納的貢款；一般來說，戰爭的勝利既靠智謀，又靠金錢的儲備。(2.13.2)
在對伯里克利的蓋棺論定中，修昔底德又引用了其原話：
他說，如果雅典人耐心應對，照料好自己的海軍，戰爭期間不擴張自己的帝國，不做威脅城邦安全的事，就能最終勝出。(2.65.7)
概括起來，“伯里克利戰略”的要點是：避免陸上決戰；保持海軍實力，牢固掌控盟邦；戰時不要擴張雅典的勢力範圍，不要採取給城邦帶來危險的行動。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高度認同伯里克利的戰略計畫，他認為雅典最後的失敗應歸咎於伯里克利的繼任者們“反其道而行之”(2.65.7)，如果按照其計畫行事，“只對付伯羅奔尼撒人，獲勝就易如反掌”(2.65.13)。在雅典，公民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伯里克利身為雅典將軍(戰爭爆發後2年6個月染瘟疫去世)，其建議只有被公民大會採納才能變成城邦的決策。但伯里克利不是普通的將軍，而是“一言九鼎”的雅典“第一人”(2.65.8；9)。因此，把這一戰略計畫稱為“伯里克利戰略”是有道理的。
二、沿海襲擾戰術與“伯里克利戰略”
早在1890年，“伯里克利戰略”就引起了漢斯·德爾布呂克(Hans Delbrück，1848-1929)的注意。這位德國軍事史家把這個戰略與“七年戰爭”(1756-1763)中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1712-1786)的戰略進行了對比③。他認為，二者同為“消耗戰”，即沒有決戰的戰爭。在1900年出版的《歷代兵法史》第1卷中，他分析道，雅典人的陸軍與對手相比太弱，必須放棄阿提卡，任由敵人蹂躪；海軍則封鎖敵海岸，摧毀敵貿易，突然登入襲擾敵鄉村，造成與敵在阿提卡相當的破壞。要絕對避免決戰，堅持打消耗戰。最後看誰首先無法忍受痛苦，筋疲力盡。德爾布呂克肯定了此戰略，讚揚了伯里克利的魄力。但他也指出，消耗戰摒棄決戰，也伴隨著危險——指揮員可能會謹小慎微，不敢利用稍縱即逝的機會進行冒險行動。這是對伯里克利戰略的委婉批評。德爾布呂克同意修昔底德觀點，認為伯里克利的繼任者完全忽視了其忠告，在皮羅斯大捷後，四處出擊，最後導致失敗④。
德爾布呂克是一位軍事史家，並不以研究希臘史見長。與其同時代的一批古典研究者(classicist)，如英國學者格羅特(G.Grote，1794-1871)、德國學者邁爾(E.Meyer，1855-1930)、英國學者格倫迪(G.B.Grundy，1861-1948)、德國學者貝洛赫(K.J.Beloch，1854-1929)、美國學者芬利(John H.Finley，Jr.，1904-1995)分別於1888年、1899年、1911年、1927年和1942年論及伯里克利的戰略。他們大體上都認為此戰略是防禦性的、保守的⑤。造成這種普遍看法的原因是，從修昔底德的記述來看，在阿提卡，雅典人完全取守勢；而從海上對伯羅奔尼撒等地沿海地區進行的襲擾似乎效果不佳，所造成的破壞遠不如敵人在阿提卡平原的破壞(鄉村居民全部撤入城內，引發大瘟疫，約1/4的雅典人病死；城外大量土地遭到踐踏等等)。隨著時間的流逝，雅典一方在此消耗戰中逐漸處於不利地位。如果結果是這樣，伯里克利的戰略豈不是毫無取勝的希望?修昔底德何以對此戰略讚揚有加?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評價這一戰略中的沿海襲擾就是問題的關鍵了。1945年，韋斯特萊克發表論文指出，修昔底德對這類襲擊著墨甚少，容易讓人覺得它們無足輕重，但他細心記載了，實際上其規模是不小的⑥。第一次行動發生在前431年6月末，敵人尚在阿提卡，有100艘戰艦，搭載1000名重甲兵、400名弓箭手，還有來自科西拉的50艘戰艦，搭載為數不明的戰鬥人員。襲擊了拉科尼亞的墨托涅(Methone)、厄利斯的珀亞(Pheia)；奪取了阿卡耳那尼亞的索利翁(Sollium)和阿斯塔科斯(Astacus)；不戰而贏得了刻帕勒尼亞島(Cephallenia)(2.17.4；23.2，25，30)。這支艦隊返程時與伯里克利所率的陸軍會合，入侵、蹂躪了墨伽拉(Megara)的土地。兩軍合計有重甲兵1.3萬名，規模空前(2.31)。同年，以30艘戰艦出兵羅克里斯(靠近優卑亞島)，並在阿塔蘭忒(Atalante)建立了一個永久性據點(2.26，32)。次年6月末，伯里克利親率100艘雅典戰艦，搭載4000名重甲兵、300名騎兵，還有50艘喀俄斯和勒斯玻斯戰艦，在厄庇道洛斯登入，四處蹂躪土地，差一點奪取了厄庇道洛斯城，還蹂躪了伯羅奔尼撒沿海的特洛茲頓(Troezen)、哈利厄斯(Halieis)和赫耳彌俄涅(Hermione)的土地，襲擊了拉科尼亞靠海的一個城鎮普剌西埃(Prasiae)；撤回後這支軍隊又立即出征波忒代亞(Potidaea)(2.56，58.1)。
修昔底德依照時間順序記錄了這些行動，但他顯然不清楚這些行動的目的何在。因為根據他的習慣，如果確實知道其動機，他會記下來⑦。首先，這些行動是為了封鎖整個伯羅奔尼撒半島嗎?顯然不是。該半島海岸線漫長，對古代的船隻而言，許多港口都可以停泊。而且，當時的三層槳戰艦呈狹長型，滿載槳手等船員和戰鬥人員，不可能攜帶大量的淡水和食物，甚至連睡覺的空間都沒有。一般不能遠離海岸航行，夜晚還必須上岸宿營。那么，是為了封鎖地峽嗎?雅典在墨伽拉南面的薩拉彌斯島(Salamis)和埃癸娜島(Aegina)均有駐軍，在科林斯灣的北岸有瑙帕克托斯作為海軍基地，確有封鎖地峽的架勢。但南北兩個方向此時都還不能有效封鎖，尤其是北面，船隻在夜晚可以貼著科林斯灣南岸輕易逃過雅典艦隊的監視。
皮羅斯戰役(前425年夏)後，皮羅斯(Pylos)這個要塞成為了斯巴達境內的墨塞尼亞人(Messenians)和希洛特逃亡的目的地和進行騷擾的基地⑧，給斯巴達人以沉重打擊。那么，為什麼伯里克利不把在敵人土地上建立要塞作為行動的目標呢?伯里克利無疑考慮過這一招(1.142.4)，但在敵人土地上建要塞，守衛、增援和補給都是難題，當地居民會不會紛紛投奔也不好說⑨。
既不封鎖敵人，又不在其領土構築要塞，那么沿海襲擊到底用意何在?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可以提振自己士氣，打擊敵人的士氣。阿提卡遭受蹂躪，雅典人怨氣滿腹，大家紛紛指責伯里克利(2.21)。此時襲擊其沿海地帶，既可報復敵人，又可以讓敵人沮喪。但是，作為將軍的伯里克利不希望自己的戰略只起到心理作用，一定有其軍事用意。韋斯特萊克分析道，伯羅奔尼撒經濟脆弱，半島大部糧食可以自給，但地峽地區需要從西西里、埃及和利比亞進口。僅沿海襲擊就可以讓這種貿易陷於停頓。不僅沿海地區會受到經濟損失，就是內地也會受連累(1.120.2)。經濟困難沒準會引發城邦內部的黨爭，親雅典的派別就有機會了，就像後來的墨伽拉那樣(4.66-69)⑩。前431年的沿海襲擊是試驗性的，次年便將重甲兵的人數從1000名增加到4000名，並用300名騎兵代替了400名弓箭手，目的是擴大蹂躪的範圍，提高蹂躪的成效。同時，沿海襲擊的時機選擇在敵人正撤離阿提卡，但尚未回國之時，留守軍隊(各邦軍隊的三分之一)數量不足且分散。而海軍具有高度的機動性，因此襲擊總是具有突然性，基本上每次襲擊時雅典人面對的只有老幼。若遇頑敵，打了就跑。這種戰術無風險、無傷亡、代價小。攻城拔寨，曠日持久且代價高昂，而養一支海軍本身開支巨大(11)。
韋斯特萊克最後指出，鑒於敵人在陸軍數量和品質上占據絕對優勢，加上陸路從半島到阿提卡又沒有阻礙，雅典人同敵人硬拼是不行的，必須將自己的財政優勢和海軍優勢發揮到最大限度，這種戰略假以時日是可以起作用的，也許5-6年就可以達到目的。這就是伯里克利戰略的真正用意。可惜的是，由於瘟疫的爆發，伯里克利過早地放棄了這種戰略，其動機沒有顯露出來，修昔底德也就無從得知了(12)。
韋斯特萊克令人信服地證明了伯里克利戰略中的“進攻性”，他讓我們看到，伯里克利在戰前所建議的僅僅是其戰略的總原則而已，而其中的細節沒有必要當眾講出來，修昔底德也就不知情了。不過，修昔底德都不知道的事情我們怎么僅靠其文本就能分析出來呢?這個問題留待下文。
韋斯特萊克的這篇文章影響不小。1949年，韋德-格里(H.T.Wade-Gery，1888-1972)為著名的《牛津古典詞典》所寫的條目“修昔底德”就持一種折衷觀點：伯里克利的戰略一開始是進攻性的，後來由於波忒代亞的叛離和瘟疫的影響，改為防禦性的；修昔底德作為伯里克利的仰慕者，不願承認這個戰略遭受失敗的現實，從而對後來許多事件的評判有失偏頗(13)。
50年代，美國學者錢伯斯支持韋德-格里的觀點，他列舉了雅典人戰前(約前445-431年)在北面色雷斯一帶的行動，還列舉了雅典人戰前在西面的行動(約前462-431年)，包括墨伽拉、埃癸娜、阿卡耳那尼亞、科西拉、南部義大利和西西里等地。指出這些擴張行動極大地增強了雅典的勢力。因此，伯里克利的戰略顯然是攻擊性的，其目的是速勝。他不想要一場持久戰，因為他清楚盟邦一有機會就會叛離雅典，那就會危及雅典的財源，而伯羅奔尼撒人只靠身體和意志，不需要為大量槳手支付薪金，準備打一場持久戰。再說，在戰爭爆發時，伯里克利已經60多歲了，不情願讓城邦陷入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去(14)。伯里克利是否改變了自己的戰略?修昔底德並未明言，但他承認瘟疫對雅典的打擊沉重，還仔細記下了圍攻波忒代亞的花費。我們頂多只能說，修昔底德沒有明顯注意到韋德-格里所說的戰略改變。鑒於他對伯里克利的崇敬，修昔底德是會接受這種改變的(15)。
到了60年代，德韋特發表論文《所謂的伯里克利的防守戰略》，認為此戰略從根本上說就是進攻性的，所謂防守戰略或者先攻後守都是沒有道理的。他指出，首先，沿海襲擾對伯羅奔尼撒的糧食生產是有影響的，這一點同韋斯特萊克的分析是一致的(16)。其次，在襲擾行動中，不僅蹂躪土地，還奪取了許多城鎮(有的不在伯羅奔尼撒)，如特洛尼翁(Thronium)、索利翁、阿斯塔科斯、刻帕勒尼亞和普剌西埃等。前430年那次攻打厄庇道洛斯，使用大量步兵，還有騎兵，雖未攻下，但用意頗深。厄庇道洛斯是個較大的城邦，與斯巴達友好，但與阿耳戈斯敵對(阿耳戈斯素有稱霸伯羅奔尼撒之志，且與雅典友好)，如果拿下，就打通了通往阿耳戈斯的道路。雅典人所襲擾的地區，如墨托涅、珀亞、普剌西埃都是潛在的對斯巴達抱有敵意的地區，對特洛茲頓、哈利厄斯和赫耳彌俄涅的襲擾則與對厄庇道洛斯的行動相關聯(17)。第三，阿塔蘭忒就是一個在敵人土地上構築的要塞，既可阻止對優卑亞島的劫掠，又可以限制敵人的行動，這類行動在伯里克利活著的時候沒有在伯羅奔尼撒土地上實施，但確實在其考慮之中(1.142.2-4)(18)。第四，雅典戰前與科西拉的結盟，它和刻帕勒尼亞、茲達庫恩托斯(Zacynthus)、索利翁、阿斯塔科斯、珀亞和墨托涅都位於雅典通往義大利和西西里的航路上；在義大利，雅典的盟邦有赫瑞癸翁(Rhegium)，在西西里，則有勒翁提諾(Leontinoi)和厄革斯塔(Egesta)。雅典人的目的是阻止伯羅奔尼撒人的西面盟邦參與這場戰爭，並阻止她們向伯羅奔尼撒輸送糧食(19)。第五，雅典人在羅克里斯採取的行動旨在保護優卑亞島，該島是雅典的重要糧食生產基地和牲畜、力畜的寄養地；將征服後的埃癸娜人逐出，派雅典人去居住。此舉可以阻止伯羅奔尼撒人將其變為進攻雅典的基地，並反過來成為進攻伯羅奔尼撒的基地(20)。
有人說，伯里克利的戰略是陸上守海上攻，德韋特反駁說，前431年夏末的那次出征墨伽拉，規模甚至比前415年雅典人出征西西里的軍隊還要大(6.43)。這難道不是一次陸上出擊嗎?這么一支大軍出動難道僅僅是為了發泄怒氣?再者，墨伽拉位於雅典與科林斯之間，扼科林斯地峽，如果雅典與之結盟，那么伯羅奔尼撒人從陸路抵達阿提卡就幾乎不可能了。在所謂“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約前460-445年)期間，墨伽拉因與科林斯發生爭端而與雅典結盟，斯巴達人只得憑勇力廝殺才通過地峽(1.107-108)(21)。在中希臘，忒拜(Thebes)是雅典的勁敵，也是斯巴達在伯羅奔尼撒之外的重要盟友。雅典的鐵桿盟友則是普拉泰亞。雅典在特洛尼翁、阿羅珀(Alope)和羅克里斯海岸地帶的行動(2.26.1-2)就是在對這一帶的城邦形成壓力，以動搖它們對伯羅奔尼撒人的忠誠(22)。
德韋特總結說，從雅典人攻擊的三個主要方向(中希臘、墨伽拉和阿耳戈斯地區)看，它們都是搖擺於斯巴達和雅典之間的地區，伯里克利當然希望雅典的行動能帶來最佳的效果。因此，伯里克利的戰略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攻擊性戰略，不過當守則守，比如在阿提卡，必須是守，否則無異於自殺。修昔底德清楚此戰略總體上是攻擊性的，人們的誤解是因其記述偏重於某一方面(23)。
我們看到，從韋斯特萊克開始，學者們主要從雅典的沿海襲擾戰術這一視角對前人觀點提出質疑，揭示了“伯里克利戰略”的攻擊性。如果我們不能否認此戰略在總體上是防禦性的(這一點下文再論)，防禦分兩種——消極防禦(專守防禦)和積極防禦，那么此戰略無疑屬於後一種(德韋特的觀點有矯枉過正之嫌)。
三、雅典的財政與“伯里克利戰略”
既然伯羅奔尼撒戰爭是一場沒有決戰的消耗戰，那么雙方財力的強弱就決定著戰爭的結果。進入70年代，奈特率先開闢了這一新的視角。他在其論文《修昔底德與伯里克利的戰略》中提出一個驚人的觀點：“伯里克利戰略”一開始就幾乎沒有贏得最後勝利的機會，其後繼者是否遵從了其戰略其實都無關緊要(24)。原因在於，這一戰略存在根本弱點：對海軍的依賴和財政的不足。眾所周知，維持一支大艦隊開支浩大。雅典城邦年收入1000塔蘭同(Talent)，其中有600塔蘭同來自盟邦的貢金。因此，能否控制住盟邦關係到雅典的生死存亡。戰前，雅典有6000塔蘭同的金錢儲備，其他各類金銀價值500塔蘭同(2.13.4)，似乎能夠應付長期的戰爭。其實不然，到了前425年，雅典的財政已經吃緊，只得大幅提高盟邦貢金的額度。僅僅鎮壓一個波忒代亞的叛離(前432/1-430/29年)就讓雅典花掉了2000塔蘭同，相當於雅典兩年的收入之和。因此，戰爭拖延越久，其財政越是困難，越會提高貢金，這又導致更多盟邦叛離，如此下去，其霸權就會崩潰(25)。
奈特的研究雖然不夠細緻，但引發了學術界強烈的興趣。1974年，美國學者卡根發表了他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研究“四部曲”中的第二部《阿耳喀達摩斯戰爭》(26)。在這本書的第一章，卡根為伯里克利的戰略算了一筆細賬。戰前，雅典有6000塔蘭同的儲備，但把其中的1000塔蘭同拿出來以應不時之需，不得擅用(2.24.1)，那就剩下5000塔蘭同。再加每年盟邦繳納的貢金600塔蘭同。有銘文資料表明，雅典為鎮壓薩摩斯的叛離和拜占庭叛離，花費了1404塔蘭同，但是卡根著重指出，這筆錢肯定是用完盟邦的貢金之後才動用的(27)，因此這一年雅典的戰爭支出就是2004塔蘭同(600+1404)。這個數字為我們估計後來雅典每年的戰爭開支提供了一個基準。何以見得?卡根接著算賬。拿前431年來說，雅典出動100艘戰艦去伯羅奔尼撒，30艘去羅克里斯，再加早前派出圍攻波忒代亞的70艘，總數就是200艘。1艘三層槳戰艦在海上服役1個月開支大約在1塔蘭同左右，1艘戰艦按1年服役8個月計算，海軍支出就是1600塔蘭同(200×1×8)。圍攻波忒代亞的重甲兵不會少於3000名，後來增援了1600名，我們保守估計按照日常圍攻人數3500名來算，城邦付給每個重甲兵1天1個德拉克馬(drachma)，其僕從1個德拉克馬，一年按360天計算就是3500×1×2=7000德拉克馬=塔蘭同；×360=420塔蘭同。1600+420=2020塔蘭同，這就是雅典這一年的大致開支。還有1.6萬人守衛雅典的城牆和長牆，他們是否得到報酬不得而知，暫且不算在內。因此，兩種方法計算都顯示每年開支在2000塔蘭同左右(卡根還舉出了一種計算方法，此處不贅)(28)。
雅典的財政收入是多少呢?6000塔蘭同減去1000塔蘭同的緊急儲備就是5000塔蘭同，加上每年得到的貢金600塔蘭同，按3年算就是1800塔蘭同，3年雅典的總收入是6800塔蘭同(5000+1800)。每年開支2000塔蘭同，那么雅典可以支撐3年，到第4年就不夠了(需要8000塔蘭同)(29)。難怪修昔底德在第7卷說：
……在戰爭之初，有的希臘人認為，如果伯羅奔尼撒人入侵其領土，他們能撐1年，有的認為2年，還有的認為不會超過3年……(7.28.3)
也就是說，這筆並不複雜的賬，當時的人們都會算的，伯里克利不會不知道。換句話說，伯里克利原本打算在3年之內達到目的，根本沒想到打到第4年。3年之內當然不可能耗盡伯羅奔尼撒人的資源，因此，卡根的結論是，伯里克利的戰略只是想從心理上拖垮對方，讓對方相信，你們3年也戰勝不了雅典(許多斯巴達人以為他們一蹂躪阿提卡，雅典人就要么閉城不出，遭受巨大損失；要么出城決戰，遭受失敗)，從而改變斯巴達內部的輿論，好讓主和派(如阿耳喀達摩斯)占上風，與雅典人和談(30)。這樣，雅典與斯巴達兩霸共存，伯里克利堅信，這個目標是雅典人能夠實現的，對雅典人來說也就是勝利(31)。從卡根的觀點出發，我們不難得出結論：伯里克利的戰略完全是防禦性的，這個戰略到他去世時，就已經失敗了；如果不改弦更張，恐怕避免不了失敗的結局。
卡根看似天衣無縫的證明，遠談不上一錘定音，反而引起更多的疑惑：伯里克利這么一個保守的、注定要失敗的戰略如何贏得雅典人的支持?修昔底德對他的崇敬不顯得很愚蠢嗎?而且，伯里克利在戰前說雅典城邦如何富有，可其總收入連4年的戰爭都支撐不了，不是自欺欺人嗎?還有，一筆幾乎人人都會算的帳，修昔底德為何不在開始向讀者交待，而要壓到第7卷才說出來?那雅典戰前的財政一定另有隱情。
19年後，卡根的觀點受到了卡萊特-馬克斯的有力挑戰。她首先指出，若按近代經濟和財政的觀念，修昔底德的著作是不及格的，因為書中找不到財政收支比率(32)。但是，重視財政在戰爭中的作用恰恰是修昔底德的首創(33)。
我們知道，伯里克利在敵人入侵阿提卡前夕，列舉雅典城邦擁有的巨額金銀(2.13.3-5)；而伯羅奔尼撒人“耕種自己的土地，無論私人還是公家，都沒有多少財產可言。”(1.141.3)既然伯羅奔尼撒人那么貧窮，怎么還贏得了最後的勝利?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前，傳統的陸上戰爭是不需要城邦花錢的。因為能自備武裝者就是公民，武器和給養公民自己負責，金錢不是必需的。同時，這個時期的戰爭是間歇的、短暫的，圍城和長期的作戰都是罕見的。等到金錢廣泛使用，也就是說交換廣泛發展，再加上海軍的成長(尤其是海上霸權的出現)，戰爭就離不開金錢了(34)。戰艦的建造和維護，大量的槳手，長時間的訓練，都需要大筆的開銷。修昔底德一開始在所謂“考古篇”(35)中就將“chremata”(“金錢”)與“dunamis”(“力量”)聯繫起來。因為有了它，就有了“nautikon”(“海軍”)，然後帶來“arche”(“霸權”)(36)。這種情況不適用於沿襲傳統作戰方式的斯巴達，所以修昔底德在列舉雅典城邦的財富時，對斯巴達方面未置一詞。
我們迫切地想要知道的是，雅典的財政到底能否支撐長時間的戰爭?是不是像卡根所說的只能打3年?卡萊特-馬克斯認為，戰爭進行了到第4年(前428/7年)，雅典的財政遠未枯竭。這一年，除墨堤謨娜(Methymna)之外的勒斯玻斯島叛離了雅典人，次年被鎮壓。雅典人本可以繼續讓勒斯玻斯繳納貢金，甚至增加其數額，但雅典人另來一套：將其土地分為3000份，撥出其中300份獻給神，其餘2700份分給了雅典人，“勒斯玻斯人耕種這些土地，每份地每年向雅典人繳納2謨那(Mina)銀子。”(3.50.2)這些銀子流入了雅典個人的口袋，而不是國庫。這說明決策者有意滿足由於搬進城內而受苦的雅典人的願望；同時，由於徵收貢金容易遭襲(3.19)，這種方式更有效，這筆錢雖然到了個人手裡，城邦可以通過財產稅的形式再收回來(37)。不管怎么說，這類收入都屬於雅典城邦。
有銘文顯示，在戰爭的頭5年，雅典向神廟大舉借債(38)。按照今天人們的想法，借債意味著自己的錢告罄，但在古代並非如此。神廟的財富名義上是屬於神的，實際上來源多樣，是屬於全體雅典人的。向其借款，是正常的舉動，只是記住要還(39)。這並不能說明雅典此時財政枯竭，只是說明財政吃緊。
金銀礦山也是雅典的收入之一，安庇波利斯(Amphipolis)、塔索斯島和其對岸的色雷斯海岸有金礦銀礦。所以，雅典人對布剌西達斯在這一帶的活動高度重視，反應迅速。銘文顯示，伊俄尼亞(Ionia)地區貢金數額較低，但第3卷說那裡是“雅典收入的主要來源”(3.31.1)，可能有些誇大其詞，但不應是空穴來風(40)。還有戰爭賠款，塔索斯和薩摩斯都曾被迫賠付，薩摩斯的賠款高達近1500塔蘭同(41)。
由此可見，伯里克利戰前列舉的金銀財富，遠非雅典財政的全部，只是其中最顯眼的部分，他想藉此鼓勵雅典人。修昔底德記述雅典財政狀況(其他如徵收財產稅等)的目的，無非是想從財政方面證明他的觀點：伯里克利的戰略是英明的，其後繼者不如他(42)。
四、墨伽拉與“伯里克利戰略”
我們知道，伯羅奔尼撒戰爭不是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單挑”，雙方都有眾多的盟友。其中，地峽上的墨伽拉對於雅典尤其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但奇怪的是，在修昔底德的筆下，它顯得無足輕重。這一點讓許多研究者迷惑不解。
1979年，美國學者T·E·威克和T·T·威克合寫了一篇短小精悍的論文。作者首先指出，雅典人早就明白墨伽拉的重要性，故當時人普遍認為，墨伽拉與雅典的關係是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首要因素。修昔底德不僅不同意此觀點，反而還激烈反對它。他輕視“墨伽拉法令”(1.67.4；1.139)，強調他認為的戰爭的“真正原因”(43)。事實上，在戰爭頭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墨伽拉在雅典人的戰略裡面，起著關鍵作用。這個觀點的證據仍然來自修昔底德的記載，儘管他貶低這個作用，有時甚至到了耍滑頭的地步，但他不會說謊(44)。
在第2卷的第31章，修昔底德第一次記載了雅典針對墨伽拉的軍事行動，伯里克利親率規模空前的大軍蹂躪墨伽拉的土地，然後撤回。接著說：
此後，在這場戰爭期間，他們每年，還要再入侵墨伽拉一次，有時用騎兵，有時用全部步兵，直到尼賽亞被雅典人奪取時為止。(2.31.3)
尼賽亞(Nisaea)被占是在前424年，皮羅斯大捷以後，斯巴達人被迫放棄出兵阿提卡。也就是說從前431年至前425年，有6年的時間，每年以龐大的兵力兩次入侵墨伽拉。這是多么重大的軍事行動!可是修昔底德似乎把它忘在腦後，到了戰爭的第7年，才舊事重提：“他們每年兩次以全軍入侵其領土。”(4.66.1)反觀伯羅奔尼撒人每次入侵阿提卡，修昔底德都鄭重其事地予以記載，為什麼這裡卻一筆帶過?(45)
還有更奇怪的。前430/429年冬季，雅典人在瑙帕克托斯駐防了20艘戰艦，“以防船隻進出科林斯和克里薩海灣”(2.69.1)。“防止船隻進入科林斯”是不必說的，瑙帕克托斯就位於科林斯灣的北岸，雅典人防的就是科林斯人；克里薩海灣是科林斯灣中的一個小海灣，墨伽拉的西部海岸位於此海灣邊，為何不明說還防著墨伽拉人?前429年夏，斯巴達人及其盟友想要發動針對瑙帕克托斯的攻勢，其艦隊有兩支，其中一支來自“科林斯、西庫翁和那一帶其他城邦”(2.80.3)。西庫翁(Sicyon)和墨伽拉分別位於科林斯的西東兩側，“那一帶的其他城邦”只有墨伽拉!但修昔底德就是不提其名字。看來，修昔底德不想讓讀者知道墨伽拉與瑙帕克托斯有什麼瓜葛。還是在第2卷，修昔底德又透露一點信息：在薩拉彌斯島的“岬角上有一處要塞，還有3艘戰艦防守，不讓任何船隻進出墨伽拉。”(46)(2.93.4)
綜合上述信息，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雅典人每年以大軍蹂躪墨伽拉的土地兩次，同時以瑙帕克托斯為基地封鎖其西海岸，以薩拉彌斯島的要塞為基地封鎖其東海岸。還用所謂“墨伽拉法令”封殺其貿易。多管齊下，想要迫使其在3年內屈服。這就是伯里克利戰略的根本目標。在這種情況下，墨伽拉勢必缺糧。在談及雅典在西西里的行動時，修昔底德說其目的之一是“想阻止伯羅奔尼撒從西西里輸入糧食”(3.86.3)。表面上看，這裡的“伯羅奔尼撒”是個地理概念，而墨伽拉在地峽之外，不屬於伯羅奔尼撒。實際上，指的是“伯羅奔尼撒同盟”，當然包括墨伽拉。修昔底德再次避免提及墨伽拉。瑙帕克托斯的警戒作用在能見度差的夜晚和霧天很有限，於是雅典人要在西西里採取行動，從源頭減少糧食的輸入(47)。
到了前424年，雅典的種種努力終於有了回報，墨伽拉出現內亂，親雅典派與雅典人裡應外合，若不是布剌西達斯及時馳援，墨伽拉肯定全部落入雅典人之手(4.66-74)。皮羅斯大捷後，斯巴達人不敢入侵阿提卡，墨伽拉的戰略地位立即大大降低，雅典努力多年的目標以另一種方式實現了。
修昔底德有意壓低、甚至抹殺墨伽拉的重要性，是因為擔心讀者將雅典與墨伽拉的關係當作戰爭的根本原因，從而懷疑他對戰爭根本原因(雅典與斯巴達的關係)的合理判斷。他覺得這樣做可以讓戰爭的原因更加清晰，因而是值得的。修昔底德可能低估了大多數讀者的能力，他們了解墨伽拉對於雅典的重要性後，不會將其當作戰爭的根本原因(48)。
五、阿提卡的防禦與“伯里克利戰略”
在“伯里克利戰略”中，阿提卡要被完全拋棄，任由敵人蹂躪嗎?到了上世紀80年代，學者們對此產生了懷疑。美國學者奧伯第一個提出質疑。他首先肯定，按照修昔底德的記載，伯里克利的戰略極富創新，完全合乎邏輯(49)。但是雅典人大部分住在鄉下，全部遷入城內，既要遭受巨大的財產損失，還要忍受離鄉背井的痛苦。伯里克利用了什麼辦法讓雅典人服從自己的戰略計畫?第一，他讓雅典人抱有一線希望：伯羅奔尼撒人此番不會深入阿提卡。因為前446/5年那次的入侵就是半道折返(1.104.2)。即使深入阿提卡，也希望他們不要大肆破壞，因為雅典人有手段報復，即對敵人領土進行襲擾(50)。第二，他指望騎兵和據點有效限制敵人蹂躪土地。當時，重甲兵是主力軍，騎兵只是輔助兵種，在方陣作戰時，用以保護側翼。騎兵的優勢是速度，用它來對付散開蹂躪土地的步兵是很有效的。這一點，修昔底德在記述雅典遠征敘拉古時反覆強調(6.21.1；6.22；6.23.3)。雅典人有騎兵1200名，還有忒薩利亞的騎兵來援助。在阿提卡，雅典人有好幾處要塞：厄勒烏西斯(Eleusis)、俄諾厄(Oenoe)、帕那克同(Panacton)、俄洛波斯(Oropos)等。它們可以在敵人入侵後發揮牽製作用。修昔底德的零星記載也說明了這一點：“他(指伯里克利)不斷派騎兵出城阻止敵人小股部隊衝到雅典城附近破壞。”(2.22.2)(51)戰爭的第二年，伯羅奔尼撒人在阿提卡待了近40天，大肆破壞，伯里克利保護土地的計畫完全落空。原因是，瘟疫開始肆虐，到前427年有300名騎兵病亡(3.87.3)；忒薩利亞的騎兵沒有來助戰；伯里克利自己帶了300名騎兵出海征戰。
伯里克利死(前429年)後，他的不出城決戰的策略仍然沿用。雅典的騎兵“照常”出動阻止敵人蹂躪土地(3.1.1)；就是斯巴達人在得刻勒亞(Decelea)構築要塞後，雅典的騎兵：
由於每天都出去襲擊得刻勒亞，守衛土地，他們的戰馬有的為敵所傷，有的在堅硬的地面連續不斷地奔波勞累，跛了腿。(7.27.5)
阿提卡的雅典要塞也發揮了作用，截擊了返回途中的科林斯人(8.98)(52)。
可見，修昔底德關於雅典人騎兵和據點作用的記述是一貫的、清晰的，但在其分析文字和擬定的演說詞中，卻完全沒有提及。奧伯就此提醒我們，修昔底德跟所有歷史學家一樣有自己的偏見和固有觀念，它主要體現在作者的分析文字和擬定的演說詞中，而其不經意透露的零零星星的證據說明了事情的真相(53)。
奧伯的論文啟發了另一位美國學者斯彭斯，他於1990年發表論文《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的伯里克利和對阿提卡的防禦》。他指出，在修昔底德筆下，阿提卡似乎完全被拋棄，任由敵人蹂躪，這種說法過於簡單化。他集中討論所謂“流動防禦”(mobile defense)在該戰略中的地位(54)。首先，當時的希臘，絕大多數城邦糧食沒有多少剩餘，損失一年的收穫就要餓肚子。重甲兵——輔以騎兵和輕裝兵——首要職責就是保護收成。敵人若來蹂躪，一場方陣作戰在所難免。除了在境內以方陣迎敵，還有打出國境、邊境防禦和流動防禦三種作戰方式(55)。近鄰墨伽拉和玻俄提亞地區是雅典人出境作戰的首選，得利翁(Delium)之戰(前421年)說明，雅典人連玻俄提亞人都打不過，更不用說伯羅奔尼撒人了。禦敵於國門之外是個好辦法。阿提卡邊境雖有不少山丘，但仍有多達7條通道，派兵駐守斷不可行。唯一可行的是流動防禦，即以騎兵和阿提卡的據點為手段，阻止敵蹂躪，騷擾敵殿軍，最大限度減少損失(56)。這一觀點與奧伯是一致的。
前428/7年夏，斯巴達一方第三次入侵阿提卡，“雅典的騎兵像過去一樣，一有機會就發動攻擊，阻止對方大批的輕裝兵離開營地，到雅典城周圍破壞”(3.1.2)。“雅典城周圍”一語表述模糊，斯彭斯結合修昔底德的記載，研究了阿提卡的地形地貌，得出結論：應該是以雅典城為中心，西至埃伽勒俄斯山(Aigaleos)，東至許墨托斯山(Hymettos)，北至阿特摩農山(Athmonon)的一片區域。這片不小的區域是安全的(57)。而且，在皮羅斯大捷前的幾年當中，伯羅奔尼撒人每年在阿提卡待的時間不超過40天，也就是說，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雅典人還可以利用其土地。
斯彭斯最後說，在當時的情況下，流動防禦是當時雅典人最為可取的辦法，伯里克利和其後繼者都採取了這一方法——阿提卡並沒有拱手讓給敵人(58)。
斯彭斯的論文又啟發了美國學者亨特。斯彭斯認為伯里克利對騎兵的運用不是事先就策劃好了的，但亨特認為，有豐富的證據證明，運用騎兵來防守阿提卡是伯里克利計畫好的，也是這么執行的(59)。亨特舉了一例：前455年，雅典人與其盟友出征忒薩利亞，結果受挫，原因是，“他們控制的地域不超出其營地附近(因為忒薩利亞騎兵的阻撓)”(1.111.1)。“此後不久”，伯里克利率軍出征。亨特由此得出結論，伯里克利肯定知道了雅典人受挫的事，明白騎兵能對宿營的步兵構成威脅(60)。亨特還提及一處不起眼的記載：伯羅奔尼撒人第一次入侵阿提卡時，抵達厄勒烏西斯後，“在名叫‘赫瑞托’的溪流群附近打敗了雅典的騎兵。然後，他們前進，埃伽勒俄斯山在其右手，經由……到達阿卡耳奈”(2.19.2)。亨特認為，“埃伽勒俄斯山在其右手”一語頗值得注意。重甲兵方陣的弱點在其右側(左手持盾，右手持矛，最右側的士兵身體右側無保護)。這說明，這句話不是指前進方向，而是說明騎兵對他們的騷擾已經夠嚴重了，因此借右側的山地保護自己(61)。作者的結論是，伯里克利不僅是一位戰略大師(master strategist)(62)，而且是一位騎兵戰略家(a cavalry strategist)(63)。
亨特的論文是對斯彭斯論證的補充，但上述所舉的兩個例子都顯得牽強，尤其是後一個，查遍修昔底德書中的“……在其右手”的表述，都是指前進的方向，怎么這裡就有“微言大義”?作者似乎過高評價了伯里克利的戰略謀劃能力。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敵對雙方都把“蹂躪土地”作為主要作戰手段。伯羅奔尼撒人入侵阿提卡，雅典人襲擊敵沿海地帶，都幹著同樣的事情：砍葡萄藤、油橄欖樹，割掉或燒掉莊稼，拆房子，搶東西，宰殺牲畜(如果貴重財物和牲畜沒有及時轉移)等等。這一招大概很厲害。讀者大多熟視無睹，學者們也沒有深究。美國學者漢森於1998年出版了專著《古典希臘的戰爭與農業》(第二版)(64)，很好地回答了此問題。漢森家住加利福利亞，那裡屬地中海式氣候，自己和家人經營農場。在自家地里種植葡萄、油橄欖樹、果樹、麥子等。他親自試驗古人的蹂躪方法，發現耗時費力，效果不佳。葡萄藤很結實，油橄欖樹更結實，而且只要不連根拔起，就會長出新枝。放火燒麥子，也不容易(65)。在當時的阿提卡，農業是勞動密集型的，沒有投入大量資本的基礎設施，田野里只有莊稼，房屋裡只有一些罈罈罐罐，這些東西即使被毀也容易再生產出來(66)。因此，這一招效果不像人們想像的那么大。況且，蹂躪者的時間有限，還要面對騎兵等的騷擾。
但為什麼戰時雅典人對敵人的蹂躪怒火中燒呢?有學者對漢森的解釋作了補充：敵人的蹂躪是隨機的，如果哪個農戶碰上了，就倒霉了，冬季就要餓肚子，這些倒霉的農戶就要鼓動別人出城反擊。此外，他還提醒，年復一年反覆蹂躪，就很厲害了(67)。
六、波斯的資助、得摩斯忒涅斯的將才與“伯里克利戰略”
英國學者考克韋爾以研究修昔底德和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見長。他在1997年出版的一本專著中辟有專章《修昔底德與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戰略》(68)，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
他首先分析了雅典的戰略目標。他指出，當時，一般希臘城邦的陸軍都是兵農合一的業餘隊伍，而斯巴達則是一支職業隊伍，他們的戰鬥力不在一個層次上。戰前的前457年，雅典全軍加上1000名阿耳戈斯人助陣(合計1.4萬人)，在塔那格拉(Tanagra)戰役中被人數少於自己的敵軍擊敗，這支敵軍的核心竟然只有區區1500名斯巴達人!因此，“伯里克利戰略”中的關鍵字是“生存”(69)，即不被打敗就是勝利。其目的不是擊敗斯巴達，而是要斯巴達承認雅典及其海上霸權是撼動不了的。從軍事上說，這是一個消極的結果，但從政治上說，這是巨大的收穫(70)。前425年，斯巴達因為在皮羅斯戰役中遭受失敗，低聲下氣向雅典求和。雅典本有機會實現伯里克利所說的“生存”目的，修昔底德相信雅典人拒絕這個機會是個錯誤(71)。
然而，就海軍而言，情況剛好相反。雅典海軍比一般希臘城邦要先進50年(72)，這正是伯里克利自信之所在。如果斯巴達一方沒有外援，其海軍就沒有能力戰勝雅典海軍。因此，從一開始斯巴達人就尋求波斯國王的金錢資助(2.7.1)。波斯方面最低要求是，希臘人承認波斯國王擁有小亞，包括海岸地帶的希臘城邦。斯巴達人在戰前宣稱自己要從雅典手裡解放希臘，因此不可能讓希臘城邦接受波斯人的奴役，所以猶豫不決。等到雅典遠征西西里慘敗後(前421年夏)，斯巴達看到絕佳的機會來臨，拋開顧慮，與波斯國王合作。斯巴達缺乏金錢的劣勢得以彌補，“伯里克利戰略”就暴露出弱點來了(73)。
波斯國王固然希望雅典失去海上霸權，但他也不想讓斯巴達勢力坐大。因此，提薩珀耳涅斯(Tissaphernes)與斯巴達人虛與委蛇，不給他們足夠的資金，應該就是波斯國王的旨意(74)。按道理說，戰爭越是拖下去，斯巴達和雅典越是兩敗俱傷，就越符合波斯國王的利益。然而，一個偶然因素出現了。前404年，波斯國王大流士二世去世，他的小兒子小居魯士(Cyrus the Younger，?—前401年)想要奪取其兄的王位。他想要借重強大的斯巴達重甲兵，於是自掏腰包，讓斯巴達人很快取得勝利。因此，若無波斯人的資助，斯巴達確實無法取得戰爭的最後勝利；即使這樣，勝利也是偶然的(75)。
除了伯里克利的戰略，有沒有其他戰略讓雅典取勝呢?有的，那就是得摩斯忒涅斯(Demosthenes)的戰略。從修昔底德的敘述中，我們可以隱約發現，得摩斯忒涅斯對這場戰爭抱有主見。皮羅斯大捷一舉扭轉了戰局，就是他的傑作。他發現斯巴達致命弱點不在其希洛特，而在墨塞尼亞人(見前文腳註)。墨塞尼亞人前8世紀被斯巴達人征服，他們有民族自尊。他們從皮羅斯出發的游擊戰讓斯巴達人難以忍受(76)。此後，他率軍偷襲墨伽拉，差點得手；接著，又策劃從東西兩面夾擊玻俄提亞地區。這兩個戰役如果成功，斯巴達恐怕難以再入侵阿提卡。
得摩斯忒涅斯是軍事專家，他嘗試的輕裝兵打重甲兵、夜襲、埋伏、火攻等戰術卓有成效。他是那種前4世紀才出現的專才，而伯里克利身兼演說家、政治家、將軍等。修昔底德認為得摩斯忒涅斯的成功是撞了大運，不給予讚譽，甚至不予評論，不讓他有陳述自己戰略機會。他欣賞伯里克利這樣的全才，對於超越他那個時代的人物所展現的軍事才能，他不具備識才的慧眼(77)。
考克韋爾的意思是，伯里克利之後，雅典實際執行的戰略在很多情況下，是優於其戰略的。也就是說，雅典最後的失敗幾乎不是伯里克利的後繼者背離了其戰略導致的，其中有很多偶然因素，包括小居魯士搶班奪權。至於遠征西西里——這個在修昔底德看來巨大的戰略錯誤——雅典人也是一步一步陷進去的，直到大港決戰之前，雅典人掌握著制海權，仍然有全身而退的機會。
考克韋爾在文中稱“伯里克利戰略”是一個“純粹的防禦戰略”(a purely defensive strategy)(78)，但這只是針對修昔底德對此戰略的表述而言，不是最後的結論。他的研究並沒有否定以前的研究成果。但他對得摩斯忒涅斯將才的觀察和評價，是以前的研究者未曾注意到的。
七、幾點思考
首先，從以上學術梳理來看，真實的“伯里克利戰略”與修昔底德表述的“伯里克利戰略”存在很大的差異：沿海襲擾戰術帶有很強的攻擊性，而不是成效甚微；雅典的財政經得起較長時間的消耗戰，而不是僅能支撐3年；拿下墨伽拉是雅典戰略中的重要一環，而不是無足輕重；阿提卡有騎兵和要塞的保護，並沒有完全拋棄；波斯的金錢資助彌補了斯巴達海軍力量的不足，暴露了“伯里克利戰略”的一個重大弱點；“伯里克利戰略”不是雅典唯一的選擇，得摩斯忒涅斯的戰略更能奏效。
其次，修昔底德對於“伯利克里戰略”的理解出現偏差，其中原因較多。主要是，作者的認識是在看到戰爭結果之後形成的。這一方面讓作者平添了一雙慧眼，所謂“後見之明”；另一方面則讓作者陷入所謂“後見偏誤”(Hindsight Bias)，即從事情的結果去推斷其原因，似乎一切都是必然發生的。這場戰爭的結果是，斯巴達方面藉助強大外援才得以戰勝本已無還手之力的雅典，可見，雅典海軍實力的強大。因此，只要這個實力不被完全毀掉，雅典斷不至於落到戰敗的境地。有了這個想法，修昔底德就沒有深入了解“伯里克利戰略”的具體細節，對其積極防禦的一面缺乏認識。再者，就是作者出於伯里克利的崇敬和對後繼者之一克勒翁的鄙夷，使自己帶上了偏見。還有，作者對伯里克利本人了解有限(伯里克利去世時，作者大約不到30歲)。最後，這部書是一部論戰之作。時人認為伯里克利就是這場戰爭的罪魁禍首，固執地堅持“墨伽拉法令”，雅典本來就無勝算，如此等等，作者都要反駁。在強調自己觀點的同時，必然有所忽略。
第三，為何自韋斯特萊克以來學者們不斷有新的發現?從上述回顧來看，不斷選取新視角很重要。沿海襲擾戰術、雅典的財政、城邦墨伽拉、阿提卡的防禦、波斯的資助和得摩斯忒涅斯的將才等等都是這樣的新視角。新視角不能說已經窮盡了，未來仍可以繼續開闢。
最後，我們不難發現學者們種種質疑的證據幾乎都出自修昔底德的著作，那么，他的書中為何有與其觀點相左的記載?修昔底德在戰爭一開始著手記載(1.1.1)，這裡“記載”應該是“做筆記”(79)。因此，其著作中很多史料是在事件發生不久記下的。有些史料儘管與其觀點(體現於其評論、分析和擬定的演說詞)牴牾，但他仍忠實寫進去。他對史料有選擇，有省略，但不會篡改和偽造，這是他作為“良史”的可貴品質。兩相對比，便可發現問題，這仍是未來研究的重要入手處。
注釋：
①本文部分專有名詞的中文翻譯可能與讀者熟悉的有所不同，故加了英文拼寫。
②本文引用的修昔底德文本均系筆者從古希臘文本自譯，原文見“牛津古典文本”(Oxford Classical Texts)，即H.S.Jones,J.E.Powell,Thucydidis Historiae,Oxford University Press,First printed 1900.Reprinted with Emended and Augmented Apparatus Criticus 1942.這裡依據慣例僅註明原文的卷、章、節序號，下文引用修昔底德的原文均循此例。
③Hans Delbrück,Die Strategie des Perikles.Berlin,1890.
④Hans 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Ⅰ,Warfare in Antiquity,tr.by Walter J.Renfroe,Jr.,Reprint Edition,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0.pp.135-145.
⑤轉引自B.X.de Wet,The So-called Defensive Policy of Pericles,Acta Classica,1969.p.103.
⑥⑦H.D.Westlake,Seaborne Raids in Periclean Strategy,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39,No.3/4,1945.p.75; p.76.
⑧希洛特(Helots)是斯巴達城邦的奴隸，為斯巴達人耕種土地。作者這裡的“希洛特”居住於拉科尼亞(Laconia)，這裡的“墨塞尼亞人”指的是被征服的墨塞尼亞人，一般也被成為“希洛特”。前者與斯巴達人關係略好，墨塞尼亞人則一直在反抗斯巴達人的統治。
⑨⑩(11)(12)H.D.Westlake,Seaborne Raids in Periclean Strategy,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39,No.3/4,1945.p.79; p.82; pp.82-83; p.84.
(13)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1949,Reprinted 1953.p.904.
(14)(15)Mortimer H.Chambers,Thucydides and Pericles,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Vol.62,1957.pp.83-84; pp.86-87.
(16)(17)(18)(19)(20)(21)(22)(23)B.X.de Wet,The So-called Defensive Policy of Pericles,Acta Classica,1969.p.105; pp.105-106; p.107; pp.108-109; pp.110-111; p.115; pp.115-116; pp.116-119.
(24)Donald W.Knight,Thucydides and the War Strategy of Pericles,Mnemosyne,Vol.23,1970.p.152.
(25)Donald W.Knight,Thucydides and the War Strategy of Pericles,Mnemosyne,Vol.23,1970.pp.160-161.
(26)Donald Kagan,The Archidamian War,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Third Printing,1996.其他三部是《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尼喀阿斯和約和西西里遠征》(The Peace of Nicias and the Sicilian Expedition)和《雅典帝國的覆亡》(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分別出版於1969、1981、1987年。所謂“阿耳喀達摩斯戰爭”(Archidamian War)，指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頭十年，當時斯巴達國王阿耳喀達摩斯二世(約前476-427年)在位，故以其名字命名。
(27)Donald Kagan,The Archidamian War,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Third Printing,1996.p.37.另見Russell Meiggs,David Lewis(ed.),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Oxford:Clarendon Press,Revised Edition,1988.pp.149-151。此事發生於前440-439年，共三筆開支：128+368+908=1404(塔蘭同)。
(28)(29)Donald Kagan,The Archidamian War,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Third Printing,1996.pp.37-40; p.40.
(30)(31)Donald Kagan,The Archidamian War,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Third Printing,1996.p.35,40; p.25.
(32)(33)(34)(36)(37)(38)(39)(40)(41)Lisa Kallet-Marx,Money,Expense,and Naval Power in Thucydides’History 1-5.24,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2; p.205; pp.10-11; p.3; pp.188-189; pp.194-195; p.196; pp.198-199; p.199.
(35)修昔底德著作第1卷追溯希臘早期歷史的部分(1.2-19)，被西方學者稱為“Archaeology”。
(42)Lisa Kallet-Marx,Money,Expense,and Naval Power in Thucydides’History 1-5.24,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204.
(43)“我相信，戰爭真正的原因，儘管不太為人所知，是勢力壯大的雅典人，引起了拉刻代蒙人的恐懼，從而迫使他們開戰。”(1.23.6)
(44)(45)(46)(47)T.E.Wick,T.T.Wick,Megara,Athens,and the West in the Archidamian War:A Study in Thucydides,Historia,Bd.28,H.1,1979.pp.1-2; pp.2-3; pp.3-5; pp.5-8.
(48)T.E.Wick,T.T.Wick,Megara,Athens,and the West in the Archidamian War:A Study in Thucydides,Historia,Bd.28,H.1,1979.p.14.
(49)(50)(51)(52)(53)Josiah Ober,Thucydides,Pericles,and the Strategy of Defense,in John W.Eadie and Josiah Ober(eds.),The Craft of The Ancient Historian:Essays in Honorof Chester G.Starr,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5.p.172; pp.174-175; pp.178-179; p.180; p.183.
(54)I.G.Spence,Perikles and the Defence of Attika during the Peloponnesian War,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Vol.110,1990.p.92.
(55)(56)(57)(58)I.G.Spence,Perikles and the Defence of Attikaduring the Peloponnesian War,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Vol.110,1990.p.93; pp.94-95; p.103; p.106.
(59)(60)(61)(62)(63)J.H.Hunter,Pericles’Cavalry Strategy,Quaderni Urbinati di Cultura Classica,New Series,Vol.81,No.3,2005.p.101; p.104; p.105; p.108; p.103.
(64)V.D.Hanson,Warfare and Agriculture in Classical Gree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作者在該書前言中說，此書最早的版本發表於1983年，但第二版改動很大。
(65)(66)V.D.Hanson,Warfare and Agriculture in Classical Gree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p.219-224; pp.176-177.
(67)Iain Spence,Book Review,Bryn Mawr Classical Review,1999.06.20.
(68)George Cawkwell,Thucydides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
(69)修昔底德書中有3處提到，伯里克利認為雅典人依照他的戰略，將“periesesthai”(1.144.1; 2.13.9; 2.65.7)。這是個將來時不定式，意思含糊，兼有“贏得勝利”(win)和“生存下來”(survive)之義。英國學者布倫特似乎第一個(1965年)注意這個詞的涵義，他翻譯為“to win through”，後來被很多學者接受。見P.A.Brunt,Studies in Greek History and Thought,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p.88.
(70)(71)(72)(73)(74)(75)(76)George Cawkwell,Thucydides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p.43; p.43,55; p.44; pp.48-49; p.48; p.49; p.52.
(77)(78)George Cawkwell,Thucydides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p.54; p.43.
(79)“記載”原文是“xynegrapse”(阿提卡方言拼寫)，即“synegrapse”“syn—”的基本意思是“伴隨”、“與……同時”等。“graphō”的意思是“寫”、“記”。它們合起來的意思比寬泛的“寫”顯然有所不同，即在事件發生之時就寫，相當於我們所說的“實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