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鬥經歷,歷史性轉變,
戰鬥經歷
與同代的法國或義大利相比，發生在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城市戰爭具有很多類似之處，如佛羅倫斯和錫耶納之間的衝突就在伊比利亞得以再現，各個城市(這裡指Salamanca、Avila、Ciudad Rodrigo、Talavera)為獲得和保有周邊富饒的土地而不懈戰鬥，與之相仿的還有法國城市土魯斯－－為了完全占有嘉倫河谷(Garonne Valley)的中部地區而在13世紀中期使用民兵擴展勢力範圍，這次擴張在時間上正好處在土魯斯公爵勢衰與法國王室在南部地區崛起之間。
另外，如果將兩場史詩般的戰鬥-納瓦斯-德托洛薩(Las Navas de Tolosa)和布維涅會戰(Bouvines)進行比較，人們會找到更多令人吃驚的相似之處。在堪稱收復失地運動中最為關鍵的一場戰鬥-納瓦斯-德托洛薩戰役里(1212年)，可供阿方索八世調動的軍隊就包括來自阿維拉、塞哥維亞、坎波、托萊多(Avila， Segovia， Medina del Campo， Toledo)等地的民兵，而在1214年確立法國王權的布維涅戰役中，國王菲利普二世麾下也聚集了來自考比埃、亞眠、博韋、貢比涅以及阿臘斯的民兵(Corbie， Amiens， Beauvais， Compiegne， Arras)。無論是發生在義大利還是法國的戰例，城市民兵的行軍距離往往都是不同的，在教皇國、托斯卡納以及倫巴聯盟的戰爭中，城鎮民兵一般在母城周邊100公里的範圍內活動，而為了抵達布維涅村，法國民兵的行軍距離則在50-150公里之間，疲憊不堪的士兵們在戰場上的表現是無法令人滿意的。阿方索八世在納瓦斯-德托洛薩戰役中徵調的民兵比起布維涅戰役中的法國同行們要更加痛苦，他們不僅要徒步行軍400公里抵達盧塞納(Lucena)，而且還要穿越危機四伏的鄉村地帶。儘管歷史資料中關於這些民兵作戰表現的記錄口徑不一，但它們都沒有把長途行軍所造成的疲乏因素考慮進去。正是這次非凡的遠征及其表現出的民兵獨 立作戰能力，使得伊比利亞城市民兵成為歷史學中一個充滿魅力的研究對象。
1284年並不是收復失地運動的終點，伊比利亞半島的城市民兵也沒有停止戰鬥活動。在與伊斯蘭王國格拉納達接壤的安達盧西亞地區，大小城市繼續保持著活躍的軍事力量，它們一方面在邊界地帶進行小規模襲擾，一方面不時參加由皇室組織的遠征，直接打擊奈斯爾王朝(Nasrid)及其不太可靠的北非盟友。拜梯克山脈(Baetic Cordillera)的峰嶺河谷和要塞險道使得穆斯林格拉納達在基督徒的包圍中生存了2個世紀，直到斐迪南(Fernando)與伊莎貝拉歷經10年戰爭後最終從埃米爾的手中拿到了輝煌壯麗的摩爾人宮殿Alhambra的鑰匙。梅塞塔高原(Meseta)地區的民兵歷史悠久，但他們在此後2個世紀的衝突中很少露面，這些民兵轉型為各種形式的兄弟會，在中世紀晚期成為鎮壓卡斯蒂爾國內騷亂的生力軍，由市民組成的警備力量(hermandades)也為伊莎貝拉女王的神聖兄弟會(Santa Hermandad)提供了兵源，他們參加了對格拉納達王國的最後一擊。諷刺的是，在1520-21年間的考姆奈羅(Comunero)大起義中，這些士兵的軍事技能給斐迪南與伊莎貝拉的哈布斯堡皇孫查理帶來不小的威脅。城市的軍事傳統對於西班牙軍事體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它的泰爾喬(tercios)騎兵與輕騎兵是16世紀歐洲大陸軍隊中的佼佼者。
歷史性轉變
到了13世紀末期，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城市民兵經歷了一次重大的歷史性轉變，這一轉變主要發生在阿方索十世、海姆一世以及阿方索三世統治時期。對葡萄牙和阿拉貢王國來說，與伊斯蘭控制區邊境的直接接觸已成為歷史，而兩國在向北非擴張勢力方面依然保持著相當的興趣，此外阿拉貢王國還密切關注著地中海中東部地區的局勢。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君主們此後或是合謀或是採取單獨的擴張行動，偶爾也會親自率軍征伐，最著名的就是天主教聯軍對格拉那達的最後一擊。不管怎么說，葡萄牙和阿拉貢由於國土上的遠離，其城市民兵已不再直接參與對南方穆斯林的戰爭了。與早先納瓦爾地區的民兵類似，葡萄牙與阿拉貢的城市軍隊注定要萎縮成一支純粹的地方治安與防衛性的力量。至於獲得的大量稅收收入，各個城市如葡萄牙的Garvao， Alcaser， Guarda， Santarem， Bejain以及阿拉貢王國的瓦倫西亞和Tortosa等城很少或根本沒有花在與軍事相關的方面。事實上，地方上的防衛工作在組織方面並沒有退步，巴塞隆納和瓦倫西亞就是很好的例子，海姆國王與其子佩德羅徵集民兵的行動則展現了直到14世紀一直延續不息的民兵力量，隨著佩德羅二世統治的結束，對動用城市軍隊在半島上主動攻略的要求已經大為減弱了。事實上，沒有了曾經活躍的邊境軍事對抗，敏感的國王們總是樂於制約地方軍事實力。正如將來卡斯蒂爾與阿拉貢王國的那些不幸事件所要揭示的那樣，地方民兵既可以被用來執行國王的旨意，同樣也能輕易的被轉換為抵制國王的力量。
13世紀的穆斯林詩人阿爾-倫迪（al-Rundì）曾經悲痛的把陷落的安達路西亞、穆爾契亞（Murcia）和瓦倫西亞比作穆斯林統治區的三根支柱，那么這些大城市以及其它城鎮（基督徒通過殖民或者戰爭得到）會不會成為半島上基督教國家的支柱呢？在葡萄牙與阿拉貢王國的沿海地帶，這一觀點的正確性是毫無疑義的。沿海地帶的這些城鎮在生機勃勃的大西洋和地中海商貿活動中逐步發展成重要的經濟中心，從而根本改變了這些地方的社會和經濟生活。卡塔盧尼亞直到15世紀中期一直占有上述航海貿易領域的優勢，在這段時間裡，葡萄牙和卡塔盧尼亞-瓦倫西亞地區比較大的城市更加接近於歐洲南部的自治市，而非經濟多樣性較差但軍事影響力很大的卡斯蒂爾。可以肯定阿拉貢在13世紀逐步完成半島擴張的過程中，把那些渴望得到戰利品的民兵們補充進所謂的阿爾莫加維爾(Almogavers)當中，專門在阿拉貢和卡斯蒂爾從事戰爭和邊境襲擊。這個組織的起源不太清楚，他們第一次公開露面是在1236年（作為攻擊科多巴城的突擊隊），海姆一世和佩德羅三世統治時期的編年史中也有他們的影子。阿爾莫加維爾能得到施展武功的機會是與卡塔盧尼亞海外利益的擴張分不開的，而一旦穆爾契亞被卡斯蒂爾牢牢掌控，其與穆斯林的國境線也就隨之被關閉了。
出於保險起見，卡斯蒂爾也從穆斯林失去的諸多大城市中搶得一杯羹（尤其是科多巴和塞維亞），不過作為收復失地運動的代價之一，這些城市不得不進行經濟上的全面重組。由於同北非的聯繫被切斷和退出了伊斯蘭的經濟網路，再加上蘇丹黃金的供應也相繼中止，城中的工匠們紛紛遷出城市中心，這些位於安達路西亞的自治城市的繁榮將很難在轉型過程中倖存下來，正如瓦倫西亞在落入基督徒控制後所發生的退化那樣。對卡斯蒂爾城市經濟造成最大影響的是：收復失地運動把安達路西亞的農場養牛業引入了原先只有養羊業的梅塞塔高原。皮革與羊毛成為重要的出口商品，有益於北方商業城鎮如Medina del Campo和商業中心如Burgos的發展，與阿斯圖里亞斯-坎塔布連（Asturo-Cantabrian）沿岸捕魚業和船運業的崛起形成了鮮明對照。我們之所以傾向於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依靠養羊業的城市經濟上，是因為這些城鎮的民兵在12，13世紀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通過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養羊業與梅塞塔地區四處征戰的城鎮民兵之間具有十分緊密的聯繫。在向泛斗羅（Trans-Duero）牧區滲透的早期，這些民兵組織就開始逐步形成了，而使其發展壯大的原因之一即在於保護各城鎮在伊比利亞牧區的牲畜。隨著收復失地運動逐步將安達路西亞的草場同梅塞塔北部草場聯成一片,大型牧場就開始變得越來越重要，羊毛成為主要的獲利商品。一些地方的經濟逐漸開始鞏固在擴張時代就已形成的模式：基於一種原料出口的單一商品經濟。在安達路西亞地區那些較大的城鎮以及斗羅河谷以北重要的商業中心，地位顯赫的商貿階層不斷發展並與古老的城市貴族階層（caballería villana）融合，這個現象的產生與征服安達路西亞後兵役壓力衰減有關，紳士階層（caballero)中的一部分人通過經濟地位獲得社會地位，另外一部分則一直享有在舊軍事階層里服役的榮譽。通過對單一城市經濟與那些已經發展出一定多樣性的經濟實體間反差的對比，導致當代學者們在關於中世紀晚期卡斯蒂爾城鎮經濟的健康度與社會多樣性問題上產生嚴重分歧，有些學者如Teófilo Ruiz認為：很多中世紀晚期的城市經濟都是具有強大生命力的，不過另一批學者如Gautier-Dalché的觀點則令人沮喪：“在11-13世紀間遍布卡斯蒂爾王國的自治市並不比人們預想的要繁榮。”最近的研究成果看起來是支持Ruiz的觀點的。
隨著收復失地步伐的減緩，很多自治市和它們的民兵都已不再參加如阿方索七世到斐迪南三世統治期間的那種經常發生的戰爭活動了，以往通過軍功來提升社會地位的運作方式也不再好用。在那些重要的商業中心,經商成功似乎提供了一條通往上層社會的捷徑，然而許多城鎮實際上並不存在這樣一條途徑，而且就算能夠行的通，這些新貴也不可能與那些世襲的紳士階層平起平坐。在邊境戰爭的全盛時期，昆卡-特魯埃爾（Cuenca-Teruel）的城市憲章規定，對於在戰場關鍵地域將穆斯林騎兵（jinete）擊落馬下者，特別獎勵給他們戰馬（由此便能改變這些步兵的社會地位，影響其未來在戰場上的機會、分配戰利品甚至是在城鎮牧場上放牧的權利），這種阿方索式的體制可以為士兵們提供可觀的獎金甚至還有戰馬和財產，而毫不顧及他們社會地位的貴賤。儘管我們不知道步兵們實際獲得獎賞的幾率有多大，但是這種體制的廣泛傳播使我們相信獲得獎賞的可能性是真實存在的。隨著戰鬥機會的逐漸減少，士兵們得以獲得嘉獎的機會也隨之縮水，更為嚴重的是，由於沒有戰爭造成的城市貴族階級的周期性減員，社會各階層間的流動性不可逆轉的消失了。
從阿方索十世頒發的城市特許狀可以看出，那些城市貴族階層總是想保持和擴大他們的特權，一方面樂於擴大自己的扈從隊伍，一方面又對軍事服役表現出越來越多的不滿。14-15世紀之間，這些城市貴族們逐漸加強了他們對自治政府的控制。卡斯蒂爾的君主們-從斐迪南三世開始，為強化和擴大王室的政治和社會地位，曾經嘗試在托萊多憲章城鎮和安達路西亞以南搞一個由高級貴族（caballeros de linaje，意為血緣貴族）和城市貴族組成的武裝貴族階層，且試圖在梅塞塔南部以及格拉那達前線保持一支靈活機動的作戰力量。城市貴族們為了鞏固自己的貴族地位，沒有像人們預期的那樣在歐洲其它城鎮爭取製造業和貿易上的優勢地位，反而與這些頗具進步意義的方向背道而馳，把注意力放在他們的牧場和農場上，拚命提高自己的血緣，計較各種權利以及免除稅務等，儘管他們有時候也會參加軍事服役，但並非總是出於對王國利益的考慮。
在中世紀中期蠶食穆斯林土地以及收復半島過程中發展出來的戰爭機器在伊比利亞半島各基督教王國中所產生的影響是不太一樣的，總體來說，城市民兵在葡萄牙、納瓦爾以及阿拉貢沿海地區的勢力發展最為薄弱，遠征與戰利品並未對這些地區的自治方式產生長遠影響，而這些地區城市民兵的首領們可能由於經商或其它與持續不斷的邊境戰爭關係不大的活動而消磨掉原有的軍事能力。不過卡斯蒂爾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民兵首領們很難獲得經商之類的機會，只要與格拉那達的邊境仍然存在、來自北非的穆斯林軍隊還會繼續越過海峽，那么長期的軍事能力就必須被保存下去。具有高度習俗化軍事結構的卡斯蒂爾城鎮、不時注入當地經濟流通之中的戰利品，甚至連同皇家法規-“男人們都要不停的去尋找戰機並從中獲得樂趣”-一起造就了戰爭在卡斯蒂爾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卡斯蒂爾民兵依然可以被召集起來，特別是在勃艮第王朝混亂的晚期以及Trastámaras王朝初期的數十年。儘管平時獲得戰利品的機會在緩慢減少，但偶然得到大量戰利品的機會-例如1340年Río Salado之戰-仍在提醒卡斯蒂爾城市民兵們戰爭帶來的快樂。
我們可以說中世紀中期的卡斯蒂爾城市生活被一種黷武主義所滲透，將要征服的土地、將要分割的虜獲、戰場上的希望與機會等等都已深深浸入城市生活的傳統中。與英格蘭和法蘭西君主們製造出來的戰爭機器相似，城市民兵們不是參加國外戰爭就是積極投身於內戰，當1492年格拉那達最終陷落後，探險家哥倫布發現的新世界又為其軍事經驗和技巧找到了發泄場所，學者Angus MacKay從以下兩件相隔甚久的事件中找出了卡斯蒂爾人在享受戰爭所帶來的虜獲和權利時表現出的相似：一是11世紀的熙德和他的追隨者們征服瓦倫西亞，二是16世紀的皮薩羅（Francisco Pizarro）及其屬下在Cajamarca裝滿秘魯黃金白銀的房間裡沉醉。類似的對比不勝枚舉：12世紀對安達路西亞的襲擊、1212年拉斯納瓦斯大捷（Las Navas）、科多巴、海恩（Jaén）以及塞維亞的征服.也正是這些卡斯蒂爾人的後代將繼續追隨科特茲和皮薩羅，協助他們完成征服新世界的夢想。葡萄牙人也在新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他們的航海技術一部分來自於中世紀末期的沿海城鎮，不過在卡斯蒂爾人的征服行動中，那些肆意劫掠的士兵們才是真正的中流砥柱。卡斯蒂爾城鎮與城鎮民兵們竭盡所能增強他們這種永不停息的、貪婪的、富有進取心的意識形態-在由中世紀進入現代社會的轉型時期，曾經使卡斯蒂爾得到了光榮和痛苦的意識形態。而這種世界觀在西班牙文藝復興時期對卡斯蒂爾精神文明形成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可借鑑學者Sánchez-Albornoz精闢的原話：“唐吉訶德與桑丘實際上就是中世紀卡斯蒂爾邊民精神的子孫，他們做著一樣英雄尚武的夢，一樣被那些突如其來的半妄想式的念頭所迷醉。”於是我們可以說，14-15世紀的城市民兵們既為前一個時代劃上了句號，又為一個嶄新時代的來臨寫好了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