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土所宜是主張以當地所產物品充繳賦稅的征課原則。不發達的自然經濟是這一征課原則的經濟基礎。殷商的“因其地勢所有而獻之”(《全三代文》卷一) 是其雛形，西周時加以明確和合法化。《周禮·地官》記載：“任農，以耕事貢九穀; 任圃，以樹事貢草木; 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 任商，以市事貢貨賄; 任牧，以畜事貢鳥獸; 任嬪，以女事貢布帛; 任衡，以山事貢其物; 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任土所宜的課徵原則對後世財政思想有較大影響。以致後來賦稅由實物繳納向銀錢繳納轉化時，仍有相當多的人以任土所宜為依據反對這種轉化。唐中葉楊炎創立兩稅法，主張兩稅以錢交納，當時陸贄、白居易、韓愈、李翱等均表示反對。
陸贄認為，“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陸宣公集》卷二二)。白居易把賦稅征錢看成是造成人們舍本趨末的原因，主張“不求非農桑之產，不重非衣食之貨”(《白居易集·策林·不奪人利》)。認為只要取消賦稅征錢的辦法，就能使“任土之利載興，易貨之弊自革” (同上)。韓愈認為物價上漲與賦稅征錢有關，他不僅主張賦稅征農產品，而且主張“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出錦絲百貨之鄉租賦悉以錦絲百貨”(《昌黎先生集·錢重物輕狀》)，生產什麼即徵收什麼。李翱也認為“錢者，官司所鑄; 粟帛者，農之所出”，主張“不問遠近，一切令不督見錢，皆納布帛”，政府收支均“以布帛為準”(《李文公集·疏改稅法》)。北宋時，王安石推行青苗、免役等新法，規定青苗錢和免役錢以貨幣繳納，司馬光、蘇轍等都發表反對意見。司馬光指出“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谷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不得私為也”，由於政府“唯錢是求”，農民為了繳納青苗錢、免役錢，在豐收時要減價出售糧食，而一遇荒年，“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強調“自古農民所有不過谷帛與力，凡所以供公賦役無出三者”(《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四五、四九)。蘇轍也說：“夫錢者官之所為，米粟布帛者民之所生也。古者，上出錢以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上下交易，故無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而惟錢最貴，欲民之無貧，不可得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