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學

西漢末，古文經復出，劉歆欲以古文經學的《毛詩》﹑《古文尚書》﹑《逸禮》﹑《左氏春秋》立於學官。與今文家發生立學之爭。自此今文學與古文學分立，每有論爭。瞿秋白《餓鄉紀程》四：“因研究國故感受興趣，而有就今文學再生而為整理國故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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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第三
作者：朱自清

《尚書》是中國最古的記言的歷史。所謂記言，其實也是記事，不過是一種特別的方式罷了。記事比較的是間接的，記言比較的是直接的。記言大部分照說的話寫下了，雖然也須略加剪裁，但是盡可以不必多費心思。記事需要化自稱為他稱，剪裁也難，費的心思自然要多得多。
中國的記言文是在記事文之先發展的。商代甲骨卜辭大部分是些問句，記事的話不多見。兩周金文也還多以記言為主。直到戰國時代，記事文才有了長足的進展。古代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說出的、寫下的都可以叫作“辭”。卜辭我們稱為“辭”，《尚書》的大部分其實也是“辭”。我們相信這些辭都是當時的“雅言”①，就是當時的官話或國語。但傳到後世，這種官話或國語卻變成了詰屈聱牙的古語了。
《尚書》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號令，就是向大眾宣布的話，小部分是君臣的相告的話。也有記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說數，那記事的幾篇，大都是戰國末年人的製作，應該分別的看。那些號令多稱為“誓”或“誥”，後人便用“誓”、“誥”的名字來代表這一類。平時的號令叫“誥”，有關軍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話多稱為“命”；臣告君的話卻似乎並無定名，偶然有稱為“謨”②的。這些辭有的是當代史官所記，有的是後代史官追記；當代史官也許根據新聞，後代史官便只能根據傳聞了。這些辭原來似乎只是說的話，並非寫出的文告；史官紀錄，意在存作檔案，備後來查考之用。這種古代的檔案，想來很多，留下來的卻很少。漢代傳有《書序》，來歷不詳，也許是周、秦間人所作。有人說，孔子刪《書》為百篇，每篇有序，說明作意。這卻缺乏可信的證據。孔子教學生的典籍里有《書》，倒是真的。那時代的《書》是個什麼樣子，已經無從知道。“書”原是紀錄的意思③；大約那所謂“書”只是指當時留存著的一些古代的檔案而言；那些檔案恐怕還是一件件的，並未結集成書。成書也許是在漢人手裡。那時候這些檔案留存著的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漢人便將它們編輯起來，改稱《尚書》。“尚”，“上”也；《尚書》據說就是“上古帝王的書”④。“書”上加一“尚”字，無疑的是表示著尊信的意味。至於《書》稱為“經”，始於《荀子》⑤；不過也是到漢代才普遍罷了。
儒家所傳的五經中，《尚書》殘缺最多，因而問題也最多。秦始皇燒天下詩書及諸侯史記，並禁止民間私藏一切書。到漢惠帝時，才開了書禁；文帝接著更鼓勵人民獻書。書才漸漸見得著了。那時傳《尚書》的只有一個濟南伏生⑥。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詔燒詩書的時候，他將《書》藏在牆壁里。後來兵亂，他流亡在外。漢定天下，才回家；檢查所藏的《書》，已失去數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著這一些，私自教授於齊、魯之間。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時他已九十多歲，不能遠行到京師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錯來從他學。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書》流傳開來。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寫的，還是用秦篆寫的，不得而知；他的學生卻只用當時的隸書鈔錄流布。這就是東漢以來所謂《今尚書》或《今文尚書》。漢武帝提倡儒學。立五經博士；宣帝時每經又都分家數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若干人。每家有所謂“師法”或“家法”，從學者必須嚴守。這時候經學已成利祿的途徑，治經學的自然就多起來了。《尚書》也立下歐陽（和伯）、大小夏侯（夏侯勝、夏侯建）三博士，都是伏生一派分出來的。當時去伏生已久，傳經的儒者為使人尊信的緣故，竟有硬說《尚書》完整無缺的。他們說，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嗎⑦！這二十九篇，東漢經學大師馬融、鄭玄都給作過注；可是那些注現在差不多亡失乾淨了。
漢景帝時，魯恭王為了擴展自己的宮殿，去拆毀孔子的舊宅，在牆壁里得著“古文”經傳數十篇，其中有《書》。這些經傳都是用“古文”寫的；所謂“古文”，其實只是晚周民間別體字。那時恭王肅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並且將這些書都交還孔子的後人叫孔安國的。安國加以整理，發見其中的《書》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這稱為《古文尚書》。武帝時，安國將這部書獻上去。因為語言和字型的兩重困難，一時竟無人能通讀那些“逸書”，所以便一直壓在皇家圖書館裡。成帝時，劉向、劉歆父子先後領校皇家藏書。劉向開始用《古文尚書》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脫簡及異文各若干。哀帝時，劉歆想將《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及《古文尚書》立博士；這些都是所謂“古文”經典。當時的五經博士不以為然，劉歆寫了長信和他們爭辯⑧。這便是後來所謂今古之爭。
今古文字之爭是西漢經學一大史跡。所爭的雖然只在幾種經書，他們卻以為關係孔子之道即古代聖帝明王之道甚大。“道”其實也是幌子，骨子裡所爭的還在祿位與聲勢；當時今古文派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不過兩派的學風確也有不同處。大致今文派繼承先秦諸子的風氣，“思以其道易天下”⑨，所以主張通經致用。他們解經，只重微言大義；而所謂微言大義，其實只是他們自己的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古文派不重哲學而重歷史，他們要負起保存和傳布文獻的責任；所留心的是在章句、訓詁、典禮、名物之間。他們各得了孔子的一端，各有偏畸的地方。到了東漢，書籍流傳漸多，民間私學日盛。私學壓倒了官學，古文經學壓倒了今文經學；學者也以兼通為貴，不再專主一家。但是這時候“古文”經典中《逸禮》即《禮》古經已經亡佚，《尚書》之學，也不昌盛。
東漢初，杜林曾在西州（今新疆境）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非常寶愛，流離兵亂中，老是隨身帶著。他是怕“《古文尚書》學”會絕傳，所以這般珍惜。當時經師賈逵、馬融、鄭玄都給那一卷《古文尚書》作注，從此《古文尚書》才顯於世⑩。原來“《古文尚書》學”直到賈逵才直正開始；從前是沒有什麼師說的。而杜林所得只一卷，決不如孔壁所出的多。學者竟愛重到那般地步。大約孔安國獻的那部《古文尚書》，一直埋沒在皇家圖書館裡，民間也始終沒有盛行，經過西漢末年的兵亂，便無聲無息的亡佚了罷。杜林的那一卷，雖經諸大師作注，卻也沒傳到後世；這許又是三國兵亂的緣故。《古文尚書》的運氣真夠壞的，不但沒有能夠露頭角，還一而再的遭到了些冒名頂替的事兒。這在西漢就有。漢成帝時，因孔安國所獻的《古文尚書》無人通曉，下詔徵求能夠通曉的人。東萊有個張霸，不知孔壁的書還在，便根據《書序》，將伏生二十九篇分為數十，作為中段，又采《左氏傳》及《書序》所說，補作首尾，共成《古文尚書百二篇》。每篇都很簡短，文意又淺陋。他將這偽書獻上去。成帝教用皇家圖書館藏著的孔壁《尚書》對看，滿不是的。成帝便將張霸下在獄裡，卻還存著他的書，並且聽它流傳世間。後來張霸的再傳弟子樊並謀反，朝廷才將那書毀廢；這第一部偽《古文尚書》就從此失傳了。
到了三國末年，魏國出了個王肅，是個博學而有野心的人。他偽作了《孔子家語》、《孔叢子》⑾，又偽作了一部孔安國的《古文尚書》，還帶著孔安國的傳。他是個聰明人，偽造這部《古文尚書》孔傳，是很費了一番心思的。他采輯群籍中所引“逸書”，以及歷代嘉言，改頭換面，巧為聯綴，成功了這部書。他是參照漢儒的成法，先將伏生二十九篇分割為三十三篇，另增多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⑿，以合於東漢儒者如桓譚、班固所記的《古文尚書》篇數。所增各篇，用力闡明儒家的“德治主義”，滿紙都是仁義道德的格言。這是漢武帝罷黜百家，專崇儒學以來的正統思想，所謂大經、大法，足以取信於人。只看宋以來儒者所口誦心維的“十六字心傳”⒀，正是他偽作的《大禹謨》里，便見出這部偽書影響之大。其實《尚書》里的主要思想，該是“鬼治主義”，像《盤庚》等篇所表現的。“原來西周以前，君主即教主，可以唯所欲為，不受什麼政治道德的約束。逢到臣民不聽話的時候，只要抬出上帝和先祖來，自然一切解決。”這叫做“鬼治主義”。“西周以後，因疆域的開拓，交通的便利，富力的增加，文化大開。自孔子以至荀卿、韓非，他們的政治學說都是建築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擴張得極大。他們覺得政治的良好只在誠信的感應；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風從，用不到威力和鬼神的壓迫。”這叫作“德治主義”⒁。看古代的檔案，包含著“鬼治主義”思想的，自然比包含著“德治主義”思想的可信得多。但是王肅的時代早已是“德治主義”的時代；他的偽書所以專從這裡下手。他果然成功了。只是詞旨坦明，毫無詰屈聱牙之處，卻不免露出了馬腳。
晉武帝時候，孔安國的《古文尚書》曾立過博士⒂；這《古文尚書》大概就是王肅偽造的。王肅是武帝的外祖父，當時即使有懷疑的人，也不敢說話。可是後來經過懷帝永嘉之亂，這部偽書也散失了，知道的人很少。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發現了它，便拿來獻到朝廷上去。這時候偽《古文尚書》孔傳便和馬、鄭注的《尚書》並行起來了。大約北方的學者還是信馬、鄭的多，南方的學者才是信偽孔的多。等到隋統一了天下，南學壓倒北學，馬、鄭《尚書》，習者漸少。唐太宗時，因章句繁雜，詔令孔穎達等編撰《五經正義》；高宗永徽四年（西元653年），頒行天下，考試必用此本。《正義》居了標準的官書，經學從此大統一。那《尚書正義》便用的偽《古文尚書》孔傳。偽孔定於一尊，馬、鄭便更沒人理睬了；日子一久，自然就殘缺了，宋以來差不多就算亡了。偽《古文尚書》孔傳如此這般冒名頂替了一千年，直到清初的時候。
這一千年中間，卻也有懷疑偽《古文尚書》孔傳的人。南宋的吳棫首先發難。他有《書裨傳》十三卷⒃，可惜不傳了。朱子因孔安國的“古文”字句皆完整，又平順易讀，也覺得可疑⒄。但是他們似乎都還沒有去找出確切的證據。至少朱子還不免疑信參半；他還採取偽《大禹謨》里“人心”、“道心”的話解釋四書，建立道統呢。元代的吳澄才斷然的將伏生今文從偽古文分出；他的《尚書纂言》只註解今文，將偽古文除外。明代梅鷟著《尚書考異》，更力排偽孔，並找出了相當的證據。但是嚴密鉤稽決疑定讞的人，還得等待清代的學者。這裡該提出三個可尊敬的名字。第一是清初的閻若璩，著《古文尚書疏證》，第二是惠棟，著《古文尚書考》；兩書辯析詳明，證據確鑿，教偽孔體無完膚，真相畢露。但將作偽的罪名加在梅賾頭上，還不免未達一間。第三是清中葉的丁晏，著《尚書餘論》，才將真正的罪人王肅指出。千年公案，從此可以定論。這以後等著動手的，便是搜輯漢人的伏生《尚書》說和馬、鄭注。這方面努力的不少，成績也斐然可觀；不過所能作到的，也只是抱殘守缺的工作罷了。伏生《尚書》從千年迷霧中重露出真面目，清代諸大師的的勞績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固是真本，其中也還該分別的看。照近人的意見，《周書》大都是當時史官所記，只有一、二篇像是戰國時人托古之作。《商書》究竟是當時史官所記，還是周史官追記，尚在然疑之間。《虞、夏書》大約是戰國末年人托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許是後代史官追記的。這么著，《今文尚書》里便也有了真偽之分了。
注釋
①“雅言”見《論語·述而》。
②《說文》言部：“謨，議謀也”。
③《說文》書部：“書，著也。”
④《論衡·正說篇》。
⑤《勸學篇》。
⑥裴駰《史記集解》引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雲。”
⑦《論衡·正說篇》。
⑧《漢書》本傳。
⑨語見章學誠《文史通義·言公》上。
⑩《後漢書·楊倫傳》。
⑾《家語》託名孔安國，《孔叢子》託名孔鮒。
⑿桓譚《新論》作五十八，《漢書·藝文志》自注作五十七。
⒀見真德秀《大學衍義》。所謂十六字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在偽《大禹謨》里，是舜對禹的話。
⒁以上引顧頡剛《盤庚中篇今譯》（《古史辯》第二冊）。
⒂《晉書·荀崧傳》。
⒃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四。
⒄見《朱子語類》七十八。
《經典常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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