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自願滅絕運動

人類自願滅絕運動（英語：Voluntary Human Extinction Movement，簡稱VHEMT，發音為vehement，直譯是“激越”的意思。因為據創始人樂斯·U·奈特所說，這是一個“激越”組織）是一場號召所有人放棄繁殖，最終逐步實現自願性人類滅絕的生態運動。

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的支持者認為，人類滅絕可以防止環境惡化。該團體指出，人口減少將顯著降低人為因素所造成人類苦難的出現頻率。團體還認為，非人類物種的滅絕和人類所需資源的短缺都是人口過多所造成危害的證據。

人類自願滅絕運動於1991年由樂斯·U·奈特創立，他是一位曾參與1970年代美國環境保護運動的活動家，認為人類滅絕將是地球生物圈和人性所面臨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奈特是該團體的發言人，並發布新聞通訊。雖然團體有一個網站進行宣傳，並且有在一些環境事件中發揮作用，但還是主要依靠外部媒體來傳播信息。許多評論人士將其視為無法接受的極端組織，不過也有一些作家稱讚了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的視角。一些記者和學者認為，人類可以開發出可持續的生活方式，也可以將人口減少到可持續水平。其他人則堅持認為，無論這一種想法有多么優越，人類繁殖的本能都會有效防止人類在自願情況下滅絕。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人類自願滅絕運動
• 外文名：Voluntary Human Extinction Movement
• 簡稱：VHEMT
• 觀點：人類滅絕可以防止環境惡化

歷史

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由樂斯·U·奈特創辦，不過他本人對此予以否認，稱自己不是創始人，只是給其命名。他是一位生活在俄勒岡州波特蘭的中學代課教師。奈特在一個大家庭中長大，1970年代，身為高校學生的他參與到了環境保護運動中，並將地球所面臨的大部分危險都歸因為人口過多。得出這樣的結論後，他加入了人口零增長組織，並在25歲那年做了輸精管結紮手術。之後他得出了人類滅絕將是解決地球環境問題最佳解決方案的結論。他還相信，人類歷史上一直都有人抱持著這樣的理念。

1991年，奈特開始發布人類自願滅絕運動新聞通訊，名為《這些退出的時代》（These Exit Times）。在通訊中，他要求讀者以不再繁殖來實現進一步的人類滅絕。他還出版漫畫作品，包括一部名為《黑猩猩嬰兒》的連環畫，其中講述了一位女性放棄生育，選擇收養一隻倭黑猩猩的故事。1996年，奈特為人類自願滅絕運動創辦了網站，到2010年時已經有了11種語言版本。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的標識包括一個字母“V”，代表“voluntary”（意為“自願”），還有一個反相的地球（即南北方向倒轉，南在上，北在下），組織聲稱，這個反相的地球代表著人類自願滅絕運動所尋求對人類發展作出的根本性轉變，因為反相標誌經常被用來代表危難。

組織和推廣

人類自願滅絕運動是一個鬆散的網路，而不是一個正式的組織，連成員名單也沒有彙編出來。威拉米特大學的丹尼爾·梅斯（Daniel Metz）表示，1995年時該運動的郵寄名單中只有不到400名訂閱者。6年後，福斯新聞頻道報導稱這個名單上只有230名訂閱者。奈特稱，任何一位認同他思想的人就是這一運動的成員，而這樣的人有“數百萬”。在其網站上，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的參與者都是“志願者”、“支持者”或是“拿不定主意的人”，這些人的一個共同意願就是減少人類的出生率。

奈特是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的發言人。他代表組織出席環境會議和活動，並在這些地方宣傳有關人口增長的信息。不過，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的信息主要還是通過外界媒體進行傳播，而非活動和新聞通訊。人類自願滅絕運動會銷售鈕扣和T恤衫，還有印著“感謝您不生孩子”（Thank you for not breeding）的汽車保險槓貼紙。

思想

奈特認為，世界人口的增長速度已經遠遠超過地球的承受能力，所以對地球生物圈來說最好的事情就是人類自願停止繁殖。他聲稱人類“與生物圈不兼容”，而且人類的存在會造成環境上的破壞，並最終導致人類和其他生命體的滅絕。根據奈特的說法，大部分人類社會都沒有一個可持續的生活方式，雖然有些人嘗試以較為環保的方式生活，但這仍然不足以改變人類的存在對地球和許多非人類生物來說都是一種破壞的事實。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的一個宣傳理據就認為，人類自願的滅絕可以避免人類的苦難和其它物種的絕滅，奈特指出，許多物種都受到人口不斷增長的威脅。

心理學家詹姆斯·奧姆羅德（James Ormrod）在《心理學，文化和社會》期刊上指出，人類自願滅絕運動“最根本的理念”就是“人類應該停止繁殖”，一些人認為自己是這一組織的成員，但並不真的支持人類滅絕。奈特還覺得，即使人類生活變得更環保，但他們仍然有可能回復到以前那些對環境破壞程度更大的生活方式，因此應該自我滅絕。奈特稱，生活在第一世界國家的居民因為消費了大部分資源，因此相應的責任也最大。

奈特認為地球上的非人類生物比人類及其藝術成就有更高的綜合價值，“莎士比亞的戲劇和愛因斯坦的工作都遠遠不及一隻老虎”。他認為食物鏈中層次較高的物種重要性不及層次較低的物種。他的思想部分來自深層生態學，他有時稱地球為蓋亞。他指出，人類的滅亡不可避免，所以最好快些滅亡，免得導致其它動物也遭到同一命運。他還認為這有給其它生物帶來進化潛力的好處。

奈特認為，停止繁殖是一個利他主義選擇，是一種避免非自願性人類痛苦的方式，他甚至將兒童因可預防原因死亡也視為這種痛苦的一個典型例子，聲稱停止繁殖將最終讓人類擁有可與伊甸園相提並論的田園詩般生活方式。奈特堅持認為，最後存活下來的人將會為他們的成就感到自豪。奈特表示，人類停止繁殖所能帶來的好處還包括：不會再有墮胎、戰爭和飢餓。奈特堅稱：“如今，生育就是事實上的虐待兒童。”他認為，如果把資源消耗在不斷增長的人口上而不是用來解決已經存在的問題，人類的生活標準將會惡化。如果人們停止繁殖，那么就可以把能源使用在其它領域，並且建議那些渴望孩子的人們選擇收養和領養。

人類自願滅絕運動反對政府強制性的人口控制方案，偏向於自願性的人口縮減，只支持採用生育控制措施和意志力來防止懷孕。奈特指出，強制手段不大可能永久性地降低人口，指出人類已經在災難性的戰爭、饑荒和病毒打擊下存活下來。雖然其新聞通訊中稱自殺為“最後的退出”，但他們反對集體自殺的理念，他們採納的口號“希望我們長生並滅絕”就說明了這一點。1995年對人類自願滅絕運動成員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其中大部分人都感覺自己有強烈的道德義務要保護地球，他們不相信可以通過政治途徑來防止對環境的破壞，並且願意為自己的理想放棄一部分權利。那些堅信“文明將會崩潰”的成員接受這些理念的可能性最大。不過，人類自願滅絕運動沒有任何公開的政治立場。

與國際人口行動組織相比，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的理念更為極端，前者只是認為人類應該為了地球的可持續發展減少人口數量，而非滅絕。不過與安樂死教會相比，人類自願滅絕運動又更為嚴肅和溫和，因為安樂死教會提倡以自殺和自相殘殺來減少人口。1995年的一項調查發現，運動中36%的成員視自己為地球優先！的成員，並且過去5年中曾向團體捐過款。

反響

奈特表示，他的團體在思想上與社會上的鼓勵生育思想背道而馳。他相信後者已經讓許多人不再支持甚至不再關注人口控制。他承認自己的團體不大可能獲得成功，但認為減少地球人口是道德上唯一的選擇。

主流媒體對奈特的理念褒貶不一。《舊金山紀事報》的格里高利·迪坎姆（Gregory Dicum）認為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的論點有著“不可否認的邏輯性”，但對奈特理想最終實現的可能性深表懷疑，因為許多人都渴望有孩子，並且沒法被說服。《獨立報》的史蒂芬·賈維斯也有著類似的看法，指出人類自願滅絕運動面臨著人類繁殖本能的巨大挑戰。蓋伊·達蒙在《衛報》的網站上稱讚運動的目標“在許多方面都值得稱道”，但也認為相信人類會自願尋求滅絕是一件荒謬的事。自由撰稿人艾比·奧賴利（Abby O'Reilly）寫道，因為有孩子經常被認為成功的表現，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的目標將很難實現。對於這些論點，奈特回應稱人類的性慾是自然的，但對於孩子的渴望只是一種教化的產物。

天主教紐約總教區對奈特的組織提出批評，稱人類的存在是上天神聖的賜予。奧姆羅德聲稱奈特“可以說擯棄了深層生態學，選擇直截了當的反人類觀點”。他指出，奈特聲稱最後滅絕的人類將擁有豐富資源的說法借用了“後現代消費社會”的語言，是違反直觀的。他認為奈特錯在沒有發展出一個統一、明確的意識形態。《經濟學人》認為奈特希望人類自願滅絕的想法是可取的，因為在馬爾薩斯主義思想下，資源是有限的。不過文章中也進一步指出，對地球有所同情並不一定非要追求讓人類滅絕。社會學家弗蘭克·富里迪也將人類自願滅絕運動視為一個馬爾薩斯主義團體，將其劃分為認識到“人類最壞一面”的環保組織。喬西·阿普爾頓（Josie Appleton）在《尖刺》（Spiked）雜誌上認為，這個團體對人類感到漠然，而不是“反人類”。

布賴恩·貝休恩（Brian Bethune）認為，奈特的邏輯“荒謬得無懈可擊”。他對奈特聲稱人類最後倖存者將會有愉快生活的說法表示懷疑，因為在喪失生存意志的情況下，實在很難想像一個人會有什麼快樂的生活。新聞工作室謝爾頓·里奇曼（Sheldon Richman）認為，人類擁有自由意志，可以改變自己的行為。他指出，人類有能力解決地球所面臨的問題。《沒有我們的世界》一書作者艾倫·韋斯曼則認為，限制每個家庭只生一個孩子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Salon.com網站的凱瑟琳·梅伊茲科夫斯基（Katharine Mieszkowski）建議沒有孩子的人們在面對自己無子女的“探索性問題”時採納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的論點。卡門·德拉弗桑諾（Carmen Dell'Aversano）在《溯危動物研究期刊》（Journal for Critical Animal Studies）上指出，人類自願滅絕運動力求放棄生養孩童並將此視為人類進步的象徵。她認為該運動是“酷兒政治對立”的一種形式，因為其中將永遠拒絕繁殖作為一種激勵形式，她還認為這一運動的目的是製作出“公民秩序”的新定義，就像李埃德爾曼認為酷兒理論應該做到的那樣。德拉弗桑諾相信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符合埃德爾德的期望，因為他們代表著死亡的衝動，而不是執念於過去的繁殖理念。

雖然奈特的組織已經被收入一本名為《怪人：人類信仰的外部界限指南》（Kooks: A Guide to the Outer Limits of Human Belief）的書中，《衛報》記者奧利弗·伯克曼（Oliver Burkeman）卻在與奈特通電話的過程中注意到對方似乎“相當理智，並且還會自嘲”。艾倫·韋斯曼也有同樣看法，形容奈特是一個“思維周密，說起話來輕聲細語，能言善道而且非常嚴肅”的人。哲學家史蒂芬·貝斯特和道格拉斯·凱爾納認為人類自願滅絕運動的立場很極端，但他們指出這也是因“現代人文主義”的極端立場所造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