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友誼的事業》是現代作家巴金創作的一篇散文。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人民友誼的事業
- 創作年代：現代
- 作品出處：《隨想錄》
- 文學體裁：散文
- 作者：巴金
作品原文,作者簡介,
作品原文
人民友誼的事業
我們在趙無極先生家裡過了一個愉快的夜晚。到了十一點鐘，似乎應當告辭了，主人說照法國的習慣，照他們家的習慣還可以繼續到午夜。然而這是我們在法國的最後一個夜晚，明天大清早我們就要搭班機返國了。這天我們是參加了法中友協的幹部會議從郊外趕到趙家的，“友協”的幹部拉斯吉葉先生開車送我們到趙家。本來他和他的夫人準備兩小時以後開車來接我們回旅館，我們想讓他們休息，就說自己回去方便，堅決地請他們不要來。最後他們把電話號碼抄給了我們。等到要離開趙家的時候我們才發現叫出租汽車有困難，便打電話 到拉斯吉葉家，說是他早已開車出去。我們走出趙家大門，一輛麵包車在門外等候，從車上走下來拉斯吉葉夫人，駕駛座上坐的是她的丈夫。巴黎的五月的涼夜突然暖和起來了。他們夫婦在巴黎地拉爾旅館樓下同我們告別的時候，帶著友好的微笑祝我們這一夜得到很好的睡眠。
我回到七樓上的房間，為了整理行李，忙了將近兩個小時。凌晨一點前，該辦的事情都辦好了。我感到疲勞，但是我不想睡。我坐在擺滿沙發的寬敞的客廳里，沒有翻看書報，也沒有人同我談話，十八天的生活像影片似的在我的腦子裡一本一本地映了出來。幾個小時以後我就要去戴高樂機場。離開這個國家，我感到留戀，離開朝夕陪同我們活動的法國朋友，我感到痛苦。“友誼”並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帶子把我們的心和法國朋友的心緊緊地拴在一起。“法中友協”是民間團體，經費有限。為了便於我們活動，朋友們借來一輛麵包車，由“友協”的幹部輪流來為我們開車。他們並不是“友協”的專職幹部，大家都有另外的工作。他們為我們花費了不少的時間和精力，他們想得周到，做得自然，他們接待我們就像接待久別重見的親友。對於他們這一切全是自覺自愿的“義務勞動”，鼓舞他們的力量是友誼，是對新中國的熱愛，是對中國人民的感情。我們每次向他們表示謝意，他們總是帶笑地回答：“你們來了，我們就高興了。我們盼你們盼了好久了。”我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其實我們有許多話可以說，也應該說。同法國朋友在一起的時候，我總覺得他們想盡多地了解我們，也希望我們盡多地了解他們。他們對我們懷著無限的好意，但是對我們國內發生的事情也有一點疑惑，他們需要更多的理解。我們最後一次參加他們的幹部會議，以為會上總有人提出要求幫忙澄清幾個問題，他們的會議就是為著解決思想問題召開的。可是他們不願意打擾我們，害怕使我們感到為難，什麼都沒有講出來。我們感到輕鬆地走出了會場。只有坐在巴黎地拉爾旅館七樓會客室的沙發上休息的時候，我才想到還有許多話沒有講。我們增進了友誼，可是很難說相互的了解加深了多少！我記起來，我們進行訪問的時候，好幾次“友協”的秘書長馬紀樵夫人開她的小車送我到目的地。有時路相當長，小車常常中途停下，我們有機會交談，她讓我們了解一些法國的事情，卻從不問：“你們那裡怎樣，怎樣？”有一次她談起剛剛讀了《家》的法譯本，說對書中一些事情她也能理解，她年輕時候本來打算學醫，因為父親反對，才改學經濟。另一次她的女兒也在車上，她們母女坦率地講了些法國青年學生思想和生活的情況。“友協”的主席貝熱隆先生陪同我們飛尼斯，去馬賽，游里昂，我和他第一次見面就仿佛相識了多年。他知道我在翻譯赫爾岑的回憶錄，就把他收藏了多年的法譯本《赫爾岑文選》送給我。我們從尼斯到馬賽，因為通知當地“友協”的到站時間有錯，迎接的人來遲了，急得貝熱隆先生跑來跑去，不住地搖頭，接連打電話找人。看見他急得那個樣子，我反倒幾次同情地安慰他，這當然沒有用。但是後來車站上一下子出現了不少的人，他暢快地笑了。根據我的印象，這是一位脾氣很好的人。為了安排我們訪問的日程，他也花了不少的心血。在尼斯我們感受到家庭的溫暖，在馬賽海濱我找到五十一年前的腳跡，在里昂我們過著友誼的節日。他和我們一起衷心愉快地歡笑。在維爾高爾先生“島上磨坊”的家裡我們談得十分融洽。在沙多—吉里我重溫了五十一二年前美好的舊夢。這也和貝熱隆先生與馬紀樵夫人的安排分不開的。從早到晚，他們沒有得到片刻的休息，其他的“友協”幹部也是如此。我們和他們雖然都是初次見面，但我尊敬一切為人民友誼鞠躬盡瘁的人，他們在荊棘叢中找尋道路，在泥濘里奮勇前進，對他們這種艱苦的工作，子孫後代是不會忘記的。
親愛的朋友們，你們的工作絕不是徒勞的。你們不聲不響地為我們所做過的一切，我們都牢牢地記在心上。道路可能很長，困難仍然不少，但是光明永遠在前面照耀。我們回國已七十多天，代表團成員分居三個省市，今天我還接到詩人的來信，他說：“想起在法國的那十八天，意味還是很長，許多美好的回憶是不會忘記的。”詩人可能把他火熱的感情寫成動人的詩篇。我呢，這幾篇隨筆只是向法國朋友的普通問候。倘使問起我這次訪問的最大收穫，我的回答便是：讓我也把這餘生獻給人民友誼的事業！
我回到七樓上的房間，為了整理行李，忙了將近兩個小時。凌晨一點前，該辦的事情都辦好了。我感到疲勞，但是我不想睡。我坐在擺滿沙發的寬敞的客廳里，沒有翻看書報，也沒有人同我談話，十八天的生活像影片似的在我的腦子裡一本一本地映了出來。幾個小時以後我就要去戴高樂機場。離開這個國家，我感到留戀，離開朝夕陪同我們活動的法國朋友，我感到痛苦。“友誼”並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帶子把我們的心和法國朋友的心緊緊地拴在一起。“法中友協”是民間團體，經費有限。為了便於我們活動，朋友們借來一輛麵包車，由“友協”的幹部輪流來為我們開車。他們並不是“友協”的專職幹部，大家都有另外的工作。他們為我們花費了不少的時間和精力，他們想得周到，做得自然，他們接待我們就像接待久別重見的親友。對於他們這一切全是自覺自愿的“義務勞動”，鼓舞他們的力量是友誼，是對新中國的熱愛，是對中國人民的感情。我們每次向他們表示謝意，他們總是帶笑地回答：“你們來了，我們就高興了。我們盼你們盼了好久了。”我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其實我們有許多話可以說，也應該說。同法國朋友在一起的時候，我總覺得他們想盡多地了解我們，也希望我們盡多地了解他們。他們對我們懷著無限的好意，但是對我們國內發生的事情也有一點疑惑，他們需要更多的理解。我們最後一次參加他們的幹部會議，以為會上總有人提出要求幫忙澄清幾個問題，他們的會議就是為著解決思想問題召開的。可是他們不願意打擾我們，害怕使我們感到為難，什麼都沒有講出來。我們感到輕鬆地走出了會場。只有坐在巴黎地拉爾旅館七樓會客室的沙發上休息的時候，我才想到還有許多話沒有講。我們增進了友誼，可是很難說相互的了解加深了多少！我記起來，我們進行訪問的時候，好幾次“友協”的秘書長馬紀樵夫人開她的小車送我到目的地。有時路相當長，小車常常中途停下，我們有機會交談，她讓我們了解一些法國的事情，卻從不問：“你們那裡怎樣，怎樣？”有一次她談起剛剛讀了《家》的法譯本，說對書中一些事情她也能理解，她年輕時候本來打算學醫，因為父親反對，才改學經濟。另一次她的女兒也在車上，她們母女坦率地講了些法國青年學生思想和生活的情況。“友協”的主席貝熱隆先生陪同我們飛尼斯，去馬賽，游里昂，我和他第一次見面就仿佛相識了多年。他知道我在翻譯赫爾岑的回憶錄，就把他收藏了多年的法譯本《赫爾岑文選》送給我。我們從尼斯到馬賽，因為通知當地“友協”的到站時間有錯，迎接的人來遲了，急得貝熱隆先生跑來跑去，不住地搖頭，接連打電話找人。看見他急得那個樣子，我反倒幾次同情地安慰他，這當然沒有用。但是後來車站上一下子出現了不少的人，他暢快地笑了。根據我的印象，這是一位脾氣很好的人。為了安排我們訪問的日程，他也花了不少的心血。在尼斯我們感受到家庭的溫暖，在馬賽海濱我找到五十一年前的腳跡，在里昂我們過著友誼的節日。他和我們一起衷心愉快地歡笑。在維爾高爾先生“島上磨坊”的家裡我們談得十分融洽。在沙多—吉里我重溫了五十一二年前美好的舊夢。這也和貝熱隆先生與馬紀樵夫人的安排分不開的。從早到晚，他們沒有得到片刻的休息，其他的“友協”幹部也是如此。我們和他們雖然都是初次見面，但我尊敬一切為人民友誼鞠躬盡瘁的人，他們在荊棘叢中找尋道路，在泥濘里奮勇前進，對他們這種艱苦的工作，子孫後代是不會忘記的。
親愛的朋友們，你們的工作絕不是徒勞的。你們不聲不響地為我們所做過的一切，我們都牢牢地記在心上。道路可能很長，困難仍然不少，但是光明永遠在前面照耀。我們回國已七十多天，代表團成員分居三個省市，今天我還接到詩人的來信，他說：“想起在法國的那十八天，意味還是很長，許多美好的回憶是不會忘記的。”詩人可能把他火熱的感情寫成動人的詩篇。我呢，這幾篇隨筆只是向法國朋友的普通問候。倘使問起我這次訪問的最大收穫，我的回答便是：讓我也把這餘生獻給人民友誼的事業！
作者簡介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說《家》《春》《秋》，中篇小說《憩園》《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說《寒夜》。1982年獲“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