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經濟觀

人本經濟觀，"理性人假設"提出了批判。為中國經濟崛起提供了基本邏輯和理論基礎。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人本經濟觀
• 理論基礎：經濟人階梯
• 4個層面：個人、組織、單個市場、整體經濟
• 揭示：西方經濟學的系統性偏差

人本經濟的觀察角度

人是第一生產力，人是人本經濟觀看待經濟的著眼點。經濟個體（包含自然人和法人）的質量、數量和構架模式決定了經濟整體的強弱。

如果把經濟整體拆分為一個個經濟個體。那么，總量=質量1+質量2+……+質量m+……+質量n （式1）

這裡，質量m是第m個經濟個體的淨產出（淨產出=產出-成本）。這個經濟個體可以是自然人，可以是法人。這裡的n代表了經濟個體的總數目。

如果我們把經濟整體看做一個個行業（單個市場）的集合。那么，總量=質量1*數量1+質量2*數量2+……+質量m*數量m+……+質量n*數量n （式2）

質量m是第m個行業的人均潛在淨產出水平，數量m是第m個行業的人員數量。“*”是數學符號乘號。這裡的n代表了行業（單個市場）的總數目。

為了方便論述，這個n個行業已經按照“質量”由高到低進行排序，使得質量1≥質量2≥……≥質量m≥……≥質量n。

如果我們把經濟看做一個整體。那么，總量=質量*數量 （式3）

這裡的質量，是經濟個體在單位時間的淨產出（淨產出=產出-成本）水平。這裡的數量，是經濟個體的數目字。這裡的“*”，是經濟的構架和模式。

中庸人假設

人構成了經濟，人是第一生產力。如何看待人，決定了一個經濟理論的適用範圍。為了能夠說明複雜經濟問題特別是轉軌經濟體面臨的問題，人本經濟觀這樣看待人：

人性有兩個基本面。一是自我性，一是社會性。自我性，就是人的私心私慾。社會性，就是人對社會其他成員的需要和因此擔負起的對他人的責任。在自我性和社會性產生衝突時，人將根據自己的經驗、傾向，做一個平衡性選擇。

這種看待人的方式，稱之為“中庸人假設”。“中”是一個區間，由人性兩個基本面的某一系列平衡點構成，“庸”則是一個經驗值，是多次面臨類似問題後，人的經常性選擇。

理性人和中庸人的異同。理性人假設和中庸人假設實際上都是為了描述經濟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西方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強調了人的自我性，把經濟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簡化為經濟利益交換。中庸人也是理性的，只是理性的範圍更廣。因為中庸人考慮了自我性，還考慮了社會性。由於加入了社會性，中庸人的理性是帶有主觀性的，是含有價值判斷的。一個年輕人放棄城市裡優厚的工作回家鄉創業，可以是一種帶有主觀性的理性選擇，包含了這個年輕人的一系列價值判斷。從一段時間內的個人收益上來講，他是有損失的。但如果他能夠帶領鄉親們致富的話，他就會獲得大家的認可和支持，很可能在中長期取得各方面的大收益。

不確定性有害原則

不確定性，會給經濟體的決策帶來困難和風險，會提高經濟體的成本，會減弱經濟體的凝聚力。因此，人本經濟觀樹立這樣一個原則：不確定性是有害的，應將不確定性儘量減到最少。

不確定性有害原則表明，人本經濟觀承認經濟中存在大量的不確定現象，並且把不確定性作為研究對象之一。

不確定性來源於多個方面。以下列舉最主要的兩項。

1人的社會性帶來不確定性。以高考為例。每個考生都儘量爭取好的分數，這是考生的自我性。但能不能考取某大學的某專業，不僅僅取決於這個考生得了多少分，還取決於同一志願其他考生考了多少分。這就是考生必須面對的社會性。在現實經濟競爭中，競爭維度比考試要多元，社會性帶來的不確定性也更多。

2信息量超出理性的現有處理能力，帶來不確定性。這個不難理解。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藉助新方法和新工具，理性的處理能力是在不斷進步。

經濟人階梯

經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一個現象。不確定性主要源自人。那么，對人的描述越簡單，不確定性就越少。根據“不確定性有害原則”，應該儘量將對人的假設進行簡化。當面對的問題比較複雜，不得不對經濟人做更全面描述時，那么就要面對更多的不確定性。也就是說，為了解決不同層面的問題，對經濟人的描述要不斷擴展，研究者就要忍受相應產生的不確定性，這就形成了一個階梯。因為這個階梯源自對經濟人描述的角度，所以稱之為“經濟人階梯”。

下面對“經濟人階梯”做出分析，回到開篇的三個式子中去。

（式1）總量=質量1+質量2+……+質量m+……+質量n

這裡，質量m是第m個經濟個體的淨產出（淨產出=產出-成本）。這個經濟個體可以是自然人，可以是法人。這裡的n代表了經濟個體的總數目。

式1不考慮經濟個體結成整體的方式，那么經濟整體就是一個個經濟個體的簡單相加。這時，個人在產出上和他人不產生聯繫，因此不需要對經濟人做出抽象的歸納，面臨的不確定性極小。

式1成立的條件，就是每個經濟個體都是自給自足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或者遊牧經濟社會，符合這樣的情況。當代經濟中，也有滿足此條件的情況。比如，公司中的某一個基層生產部門。

（式2）總量=質量1*數量1+質量2*數量2+……+質量m*數量m+……+質量n*數量n

這裡，質量m是第m個行業的人均潛在淨產出水平，數量m是第m個行業的人員數量。“*”是數學符號乘號。這裡的n代表了行業（單個市場）的總數目。

式2把經濟整體當做一個個行業（也就是單個市場）的數學相加，即不考察單個市場是如何組成經濟整體的。這時，人與人的經濟關係已經產生了，必須解釋人們是如何組成一個行業（或市場）的，相互間是怎樣一種關係。理性人假設做出了合適的解釋：在單個市場中，人與人之間是一種經濟利益交換的關係，彼此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這種利益最大化是用金錢來衡量的。

這就是西方經濟學的個體經濟學部分。理性人假設較合理地抽象了在單個市場中人與人的關係。個體經濟學用科學方法，在單個市場上找到了各方均衡狀態下的極值，達到了帕累托最優的狀態。

有關個體經濟學的詳細理論就請閱讀相關的著作吧，前輩們研究得已經很透徹了。

註：式2和個體經濟學有什麼差別呢？式2的著眼點是經濟整體，解釋了人和資本在行業（或市場）間的壁壘。不同行業的人均產出水平是不一樣的。高質量的人和資本總是流向高產出的行業。但這些高產出水平的行業一般存在著這樣那樣的進入門檻。各個行業的利潤水平之間會維持一個相對水平，但不存在某些理論中認為的“社會平均產出水平”。銀行業的產出水平和沙縣小吃的產出水平是不會一致的。

（式3）總量=質量*數量

這裡的質量，是經濟個體在單位時間的淨產出（淨產出=產出-成本）水平。這裡的數量，是經濟個體的數目字。這裡的“*”，是經濟體的構架和模式。

式3把經濟看做一個整體來分析。由前文（第二、三章）考察的各類現實案例可知，人與人的關係已經不能由經濟利益交換來概括。中庸人假設就是為了面對這種情況。人性有兩個基本面，一是自我性，二是社會性。經濟整體的質量來源於經濟個體的自我性。自我性得到的激勵越強、發揮空間越大，經濟個體提升質量的可能性越大，經濟整體的質量就越高。經濟整體在數量上的號召力，則主要來源於對經濟個體人性的滿足。那么，優先滿足經濟個體的自我性還是社會性呢？這取決於對“中庸”的認識和傾向。不同背景的人們有不同的選擇，而且會隨著環境、年齡、經歷等發生改變。

這時，“*”已經不是個數學運算符號了，而是將經濟個體們組織成經濟整體的構架和模式，包括硬性制度、軟性文化在內的一系列安排。“*”不僅僅決定了現有“質量”、“數量”下的“總量”，而且會反過來影響“質量”和“數量”。也就是說，“*”的改變可以改變現有經濟個體的“質量”水平，也可以改變對經濟個體的號召力而影響“數量”。當“*”維持不變時，那么“質量”和“數量”決定了經濟整體的“總量”。

根據上述分析，得到“經濟人階梯”：

	經濟人假設	人與人關係	不確定性	優先權
式1	無	不考慮	☆☆☆ 極小	1（最優先）
式2	理性人假設	利益交換	★☆☆ 小	2
式3	中庸人假設	社會、經濟關係	★★☆ 大	3

小農經濟/單一經濟分析

小農經濟時代，經濟主體由一個個農戶構成。農戶之間沒有必須的經濟關係。青壯勞動力的產出水平（質量）相差不大，土地是否肥沃、氣候是否反常對質量的影響更大。

因此，根據式1（總量=質量1+質量2+……+質量m+……+質量n），n對於提升總量是最關鍵的。增加勞動力數量，是農業經濟的核心。

再來看式2（總量=質量1*數量1+質量2*數量2+……+質量m*數量m+……+質量n*數量n）。因為只存在一個行業——農業，所以式2變成了 （總量=質量1*數量1）

這裡，質量1是農業的人均潛在淨產出水平，數量1是農業勞動力數量。因為農業社會勞動力之間的質量差別很小，可以得出與分析式1時一致的結論。農業經濟時代，提升總量最關鍵的是增加勞動力數量。

最後來看式3（總量=質量*數量）

因為勞動力質量差異很小，決定總量的是數量。所以“*”——經濟的構架和模式——應當是能夠號召更多農業勞動力的。因為農戶間不存在必須的經濟聯繫、不需要進行商品交換，那么“*”就沒必要涉及經濟利益交換。本書第四章的討論中可以看到，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長期保持繁榮，正是發展出了一套適合小農經濟時代的“*”。儘量淡化人的自我性，突出人的社會性。“存天理滅人慾”，恥於言利，強調“共同之善”。

由此可見，當經濟體內部的產出模式是單一的，那么這個經濟體將傾向於用人的社會性來組織。現代社會依然存在這樣的經濟體，而且有些還占據了社會的重要部位。

現代經濟/複合經濟

此處之所以是“現代經濟/複合經濟”而不是“工業經濟”，是因為人本經濟觀不認為科學技術是經濟研究的劃分標準。社會分工才是推動經濟模式的關鍵。所謂的工業時代，農業依舊存在，服務業的比重甚至超過工業。工業只是社會分工確立後首先發展出來的行業門類，是現象而不是本質。所以，本文更傾向於使用“複合經濟”，既表現了社會分工對經濟模式演進的作用，又可與小農經濟等“單一經濟”相對應。

複合經濟的標誌是社會分工確立。社會分工帶來了專業化，專業化使得經濟個體的質量（單位產出）大大提高，彼此之間的差異顯著形成了，不同行業（單個市場）的質量難以直接比較。此時，式1（總量=質量1+質量2+……+質量m+……+質量n）就 難以解決複合經濟問題了。

那么，來看式2（總量=質量1*數量1+質量2*數量2+……+質量m*數量m+……+質量n*數量n），如前所述，式2將經濟整體看做一個個行業（也就是單個市場）的集合。質量m是第m個行業的人均淨產出水平，數量m是第m個行業的人員數量。“*”是數學符號乘號。這裡的n代表了行業（單個市場）的總數目。

1要追求更高的總量，那么就要使單個行業（市場）m的產出更高，即“質量m*數量m”達到更高。個體經濟學研究了此問題。在理性人假設和信息完全的情況下，單個市場在人們自我性的驅使下(看不見的手)，通過利益交換可以達到最高效率的資源配置。也就是說，利用數學方法是可以在單個市場上找到一個極值的。個體經濟學以較令人信服的方式，解決了單個市場最大化的問題。

2要追求更高的總量，還需要解決行業間的資源配置問題。即，能夠讓勞動力流向具有更高產出水平的行業，淘汰出來的勞動力可以向低產出水平的行業流動。也就是說，行業間是不存在壁壘的，信息是完全的。這樣的方向是正確的。但現實里能不能達到？市場一線的經驗讓本文傾向於認為，這不完全符合實際。降低勞動力跨行業流動的成本，是一個有重要現實意義的課題。請參考前三章的案例。

最後來看式3（總量=質量*數量）

複合經濟下，勞動力的“質量”差異可以是幾倍、幾十倍乃至更高。“質量”對“總量”的影響已經超越了“數量”，具於核心位置。所以，複合經濟的“*”——經濟的構架和模式——必須是能夠尊重勞動力的質量差異的，必須是能夠保障經濟利益交換的。不承認個人差異或者不保護交換規則，那么社會經濟分工根本就無法大範圍確立，也就依然停滯在單一經濟狀態了。

那么，複合經濟提升經濟總量的途徑有哪些呢？

首先，人的自我性必須得到承認和重視。構架和模式“*”應當儘可能激勵“質量”的提高。來看看西方先進國家是怎么做的。A個人自由得到最大化的尊重，只要不危害他人就可以容忍。即“防止他人之惡”是社會的最基本原則。B交換規則應當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契約精神成為人們最基本的價值認同。

其次，不能忽視人的社會性。社會性的滿足程度，對經濟體的“數量”依然具有重要影響。同等條件下，經濟體的“數量”越大，市場就越大，總量當然也越大。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在合理的“*”條件下，“數量”越大，可以篩選高“質量”勞動力的範圍越大，最終產生的“質量”會更高。

再次，必須正視“不確定性”。複合經濟的複雜程度以及人的社會性，超越了可以用科學方法精確認知的範圍。必須用“中庸人假設”來替代“理性人假設”，防止迷信經濟個體的理性，防止經濟整體失衡導致崩潰。詳見第一、三章中的房地產市場案例。

複合經濟的巨觀經濟調控正是基於式3（總量=質量*數量）展開。質量（效率）、數量（穩定）和“*”（構架和模式）都必須在考慮範圍內，“不確定性”不可忽略。西方經濟學的總量經濟學部分，總是研究特定幾個巨觀經濟指標的相互關係，忽略了巨觀經濟的複雜性，忽略了巨觀經濟體天然具有的社會性，強行套用科學方法。這就等於否定了巨觀經濟中的“不確定性”。於是，完美的推理經常得出完全的錯誤。以中庸為代表的東方智慧，承認“不確定性”的存在，並對“不確定性”做出相應的有限應對，反而能夠取得好一些的巨觀調控結果。同時，正因為承認了“不確定性”，那么巨觀調控總會存在各種問題和不同的解讀。這是人們必須面對的現實。

“中華民族復興”和“改革是最大的紅利”

上文（標題五、六）用人本經濟觀分別解釋了以小農經濟為代表的“單一經濟”和現代經濟為代表的“複合經濟”。當前討論的經濟轉軌，就是從“單一經濟”走向“複合經濟”。“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是在保持中國統一、穩定的前提下，從“單一經濟”成功轉軌為“複合經濟”。

在“單一經濟”（小農經濟）時代，勞動力質量差異很小，決定總量的是數量。所以當時中國的“*”是為了凝聚更多農業勞動力的。因為農戶間不存在必須的經濟聯繫、不需要進行商品交換，那么“*”就沒必要涉及經濟利益交換。儘量淡化人的自我性，突出人的社會性。“存天理滅人慾”，恥於言利，強調“共同之善”。

複合經濟則完全不同，勞動力的“質量”差異極大。“質量”對“總量”的影響已經超越了“數量”，具於核心位置。所以，複合經濟的“*”必須是能夠尊重勞動力的質量差異的，必須是能夠保障經濟利益交換的，必須能激勵“質量”的提高。那么，人的自我性就必須得到承認、重視和激發。於是，“人性本惡”，“防止他人之惡”是社會的最基本原則，“契約精神”是人們最基本的價值認同。

可以看到，單一經濟和複合經濟所依託的社會價值判斷差距極大，對於人性的基本認識是完全不同的，有些方面是對立的。這就是經濟體完成轉軌的主要困難：必須徹底改變經濟體的基礎社會共識，才能完成一系列上層建築的變革。所謂徹底，是指從基層讓每個成員都參與進來。僅僅從上層改變，不可能實現從單一經濟到複合經濟的轉軌。

再來看中國的轉軌。對照上文標題6例舉的複合經濟提升經濟總量的三個途徑：1，人的自我性必須得到承認和重視。構架和模式“*”應當儘可能激勵“質量”的提高。2，不能忽視人的社會性。社會性的滿足程度，對經濟體的“數量”依然具有重要影響。3，必須正視“不確定性”。用“中庸人假設”來防止經濟整體失衡導致崩潰。

中國在途徑2和3上都不處於劣勢，甚至具有優勢。但在途徑1上，面臨很大的困難。作為小農經濟時代的佼佼者，中華文明在幾千年間將人的社會性發揚到了某種極致。轉軌時要求尊重和發揮人的自我性，有時必須做徹底的自我否定，其痛苦和艱難可想而知。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更是加劇了轉軌的難度。轉軌過程中是否會失去凝聚力和“數量”，誰也沒把握。這個“中華民族三千年未遇之變局”，最終是在外部的強力衝擊下開始的。

回顧中國的轉軌歷程，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階段。先是至上而下推動轉軌，幾次嘗試都沒有成功。再是由下至上推動轉軌，取得了進展，但還沒有完成。第二大階段“由下至上”又經歷了幾個步驟。1是由國家意志推動社會分工的初步形成。這個階段，經濟個體的意識還停留在單一經濟時代。2是讓社會分工逐漸變為經濟個體的一種自發行為，即推廣市場經濟。這個階段，經濟個體逐漸參與到了現代經濟/複合經濟的運行中來，意識開始隨之變化。3是全面確立複合經濟時代的“*”。這個階段，經濟個體們已經熟悉了複合經濟的運行，將憑實踐而不是空想來找到新時代的“中庸”，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終完成。

顯然，第二大階段的步驟3才剛剛開始。中國經濟個體的平均“質量”還只是已開發國家的幾分之一，潛力還遠遠沒有發揮出來。“質量”上的潛力，通過改革“*”總能釋放出相當一部分。也就是說，“改革是最大的紅利”。

公司治理和管理者階梯

公司與市場的邊界

在複合經濟時代，經濟體已經不再主要由“社會性”組織起來了。以效率（質量）為導向、以“自我性”為基礎、以盈利為目標的新興經濟組織，開始大量湧現。這就是公司。

在追求“質量”上，公司這種組織形式無疑具備更強的競爭力。公司成員首先是按照效率原則被組織起來的，性價比和適用性是主要考量因素。這顯然比按照社會性（是否同宗、同鄉、同學……）組織的經濟體更能追求質量。公司管理者是由資本擔任或選擇的，資本是按效率（質量）——也就是利潤——來做出決策的，那么管理者就會努力爭取更高的效率（質量）。

公司已經是複合經濟體裡的主要經濟組織模式了。公司數量眾多遍布各個行業，面對的情況千差萬別，這就要求出現大量合格的管理者。雖然公司主要依據質量來組織，必須尊重人的自我性。但是，對於管理者而言，如果不考慮人的社會性，團隊連維持都存在問題。因為團隊本身就有社會性的含義。把握好社會性，可以讓團隊有更好的產出。當公司發展到足夠大時，人的社會性對整體的影響就是決定性的了（請見第二章幾個上市公司的案例），理性人假設必須讓位於中庸人假設。

一個有趣的問題就產生了。既然公司是以效率（質量）為導向的，單個市場也是以效率（質量）為導向的，那么公司與市場的邊界是什麼呢？哪些事情該由公司去做，哪些事情讓市場去解決呢？

有一種看法，從交易成本的角度來解釋“公司與市場的邊界”。如果從市場上獲得的價格低於自身生產的成本，那么公司會選擇從市場購買。反之，則公司自身生產。總之，公司內部交易成本和市場價格的均衡點，決定了公司與市場的邊界。也就是說，公司和市場相比，誰更有效率（質量）就是誰的地盤。

我們如果對上面的回答仍不滿足，可以繼續問下去：為什麼公司內部交易成本可能比市場還低呢？這個問題有另一種問法：公司為什麼可能比市場更有效率（質量）呢？我們知道，市場是建立在人的自我性之上的，根本不考慮人的社會性。公司作為人構成的以效率（質量）為導向的組織，天然依賴人的社會性和自我性而存在。兩相比較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把握人的社會性在某些情況下比單純發揮自我性能產生更高的效率（質量）。資深管理者們有一個共識：“金錢是最差的激勵方式”。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公司與市場經濟的邊界”，就是人的社會性與自我性的效率（質量）邊界。為了幫助管理者找到“中庸”之道，找到通過社會性與自我性來管理團隊的均衡點，梳理了“管理者階梯”。

管理者階梯

以管理者的視點，用人本經濟觀的方法，對公司管理進行分析，得到“管理者階梯”。管理者階梯中，對團隊成員社會性的管理和對自我性的管理同時存在，缺一不可。

階梯一：

（式1）總量=質量1+質量2+……+質量m+……+質量n

質量m是第m個員工的淨產出水平。

適用管理簡單團隊。簡單團隊，指團隊中人員較少，且彼此間分工簡單。管理者清楚知道每個成員的工作狀態。

在這種情況下，管理者有時間和精力與每一個團隊成員詳細溝通，將每個人的狀態調整到最好。團隊成員的工作狀態彼此都一目了然，溝通交流的成本很低，不需要對經濟人做出抽象的歸納，管理者通過直接溝通，對團隊成員社會性和自我性進行管理。對於管理者來說，信息的不確定性是小的。

此種情況適用大公司的基層團隊，也適用於微型公司。團隊的人數，在網路房地產企業中一般不適合超過8個，以6個為宜。人數再多，普通基層管理者的精力就難以覆蓋了。

階梯二：

（式2）總量=質量1*數量1+質量2*數量2+……+質量m*數量m+……+質量n*數量n

這裡，質量m是第m個簡單團隊的人均淨產出水平，數量m是第m個簡單團隊的人員數量。“*”是數學符號乘號。

適用管理較複雜團隊。較複雜團隊至少由幾個簡單團隊組成。但管理者還是可以認識團隊里的大多數人。

此種情況下，管理者對團隊普通成員有一定了解，但已經無法知道每一個人的工作狀態了。各個簡單團隊間的協調已經成為了重要問題，無法只通過人對人的溝通來解決。一方面，需要通過各簡單團隊的基層管理者來完成對整個團隊的掌控。另一方面，需要藉助制度來進行管理。

制度一般包含一系列的量化指標和行為規範，明確告訴團隊成員應該完成什麼，產生衝突怎么解決。制度是通過獎懲來規範團隊成員行為的，是針對人的“自我性”設立的硬性約束。沒有獎懲的制度就失去了價值。

較複雜團隊中，管理者仍可以通過溝通對團隊成員的社會性進行管理，但是已經不能夠靠溝通對團隊成員的自我性進行管理了。即使管理者有能力掌握所有團隊成員的狀況，團隊成員之間也無法了解其他人的真實情況，誤解、隔閡必然產生，導致管理失敗。

階梯三：

（式3）總量=質量*數量

這裡的質量，是經濟個體在單位時間的淨產出（淨產出=產出-成本）水平。這裡的數量，是經濟個體的數目字。這裡的“*”，是經濟體的構架和模式。

適用管理複雜團隊。複雜團隊里，高層管理者已經無法認識大多數成員。

此種情況下，管理者和團隊基層成員的信息交流成本極大，兩者無法依靠人際交流來建立在社會性上的共識。制度依然是管理團隊必不可少的工具。可是，由於團隊規模已經完全超出了管理者直接掌控的範圍，制度的執行可以有誰來保障呢？建立公司共同的價值觀——也就是企業文化——成為了必不可少的選擇。

企業文化可以提供這樣一些東西：共同的目標、基本的信任、歸屬感……這些源自人的社會性的需要，對團隊成員的產出水平有極大影響。有管理經驗者很容易理解這點。

根據上述分析，得到“管理者階梯”：

管理目標	管理者與成員關係	對社會性的管理	對自我性的管理	不確定性	適用式子
簡單團隊	非常熟悉	直接溝通	直接溝通	☆☆☆ 很小	式1
較複雜團隊	認識，但交流有限	溝通（可藉助基層管理者）	制度	★☆☆ 小	式2
複雜團隊	陌生	共識、企業文化	制度	★★☆ 大	式3

可以看到，面對不同團隊，管理者要具有的素質、採用的方法、處事的準則都是不一樣的。

後發經濟體為什麼總選擇從“社會”主義出發

本文第一章用較通俗的語言和案例，描述了後來者難以通過純粹市場經濟方式取得發展。這裡，用學術的方式來解釋，為什麼後發經濟體總選擇從“社會”主義出發。

原因一：理性人假設會加劇後發經濟體與先進經濟體的“質量”差距。

西方經濟學描繪的純粹市場經濟，在經濟人階梯中就是理性人假設下的複合經濟。式2描繪了這種情況。

式2：總量=質量1*數量1+質量2*數量2+……+質量m*數量m+……+質量n*數量n

因為要把先進經濟體和後發經濟體放在一起考察，那么這裡的“總量”是指全球經濟。如前文假設，這個n個行業已經按照“質量”由高到低進行排序，使得質量1≥質量2≥……≥質量m≥……≥質量n。

我們把問題簡化一下。全球經濟里只有兩個經濟體，一個是先進經濟體A，一個是後發經濟體B。行業1到m屬於先進經濟體A，行業（m+1）到n屬於後發經濟體B。既然是先進經濟體，那么經濟個體的“質量”水平總是遠高於後發經濟體，也就是說高產出水平的行業集中在先進經濟體中。雖然上面的簡化有點極端，但方便討論的展開，並且與事實相差不遠。

那么，在理性人假設之下會發生什麼呢？行業（m+1）到n中的優秀經濟個體會向行業1到m流動。也就是說經濟體B中最高質量的經濟個體會流向經濟體A。其最終的結果是，後發經濟體B的“質量”與先進經濟體A的差距越拉越大。那么，“總量”差距也會越拉越大。

後發經濟體和先進經濟體的存在，本身就體現了人的社會性。如果西方經濟學者完全、徹底地認同純粹市場經濟，那么就應該提倡對全人類一視同仁，讓不分國度的人們都享受西方已開發國家的國民待遇。一邊鼓吹全球市場一體化享受著全世界的資源和市場，一邊卻把後發國家的社會問題擋在自己門外，這至少算不上公平正義吧？

所以，後發經濟體如果片面聽信了“理性人假設”或者“純粹市場經濟”，一定會為先進經濟體提供市場和高質量經濟個體，但自身能否發展起來就不好說了。儘管後發經濟體中的某些精英階層會傾向於選擇接受西方的這一套理論，可是廣大基層的民眾恐怕不會這么想。

原因二：“社會性”在起步時對後發經濟體民眾更有號召力也更具操作性。

後發經濟體追趕先進的過程，就是從“單一經濟”走向“複合經濟”的過程。後發經濟體起步時，幾乎都處於“單一經濟”狀態。需要通過人的社會性來產生經濟體的凝聚力。複合經濟則完全不同，勞動力的“質量”差異極大。“質量”對“總量”的影響已經超越了“數量”，具於核心位置。所以，複合經濟必須是能夠尊重勞動力的質量差異的，必須是能夠保障經濟利益交換的，必須能激勵“質量”的提高。那么，人的自我性就必須得到承認、重視和激發。單一經濟和複合經濟對於人性的基本認識是完全不同的，有些方面是對立的。後發經濟體必須徹底改變制度和共識，這需要考慮民眾的接受能力。

等待內部自發形成社會分工，逐步走向“複合經濟”，顯然要花費很多時間，而且外部條件也未必許可。抓住人性中的社會性，以國家意志的方式迅速建立社會分工，無疑更快捷，也更容易讓民眾接受。

用式3（總量=質量*數量）來解釋這個過程，就是一邊保證“數量”，一邊用人的主觀判斷（國家意志）來實現社會分工，強制產生“質量”差異。這樣，在“*”上依然還是以民眾熟悉的社會性為主，複合經濟也初步建立起來了。這樣的複合經濟並不是以“質量”為導向建立的，是以經濟體成員共同的意志建立起來的。雖然與複合經濟的最終內涵還有很大偏差，但對於後發經濟體已經是巨大的進步，而且是可以走得通的道路。為後發經濟體進一步理解複合經濟，找到新的平衡點奠定了基礎。

式3還表明，後發經濟體的“數量”越大，用“社會性”來完成初步社會大分工的傾向性越大。這是因為，單一經濟時代“數量”越大，說明這個經濟體在“社會性”上產生的凝聚力越大，失去“數量”優勢的損失也越大。這樣的經濟體當然會更願意選擇符合現狀且成本更小的道路。

原因三：人的“社會性”在某些條件下比“自我性”能產生更高的效率（質量）。

回顧上文“公司治理和管理者階梯（上）——公司與市場的邊界”，人的社會性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帶來比自我性更高的效率（質量）。

公司是以效率（質量）為導向的，市場經濟也是以效率（質量）為導向的，公司作為人構成的以效率（質量）為導向的組織，天然依賴人的社會性和自我性而存在。市場是建立在人的自我性之上的，根本不考慮人的社會性。兩相比較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人的社會性在某些情況下比人的自我性能產生更高的效率（質量）。如果不是如此，那么經濟體中就根本不需要出現公司這樣的法人，而應該純粹由個人組成。在管理界，資深管理者們用通俗的言語這樣表達：“金錢是最差的激勵方式”。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共同的目標、基本的信任、歸屬感……這些源自人的社會性的需要，對團隊成員的產出水平有極大影響。有管理經驗者很容易理解這點。

公司這樣以盈利為目的而產生的組織，竟然是“社會性”在某些情況下在效率（質量）上超越“自我性”的產物。那么後發經濟體選擇首先滿足人的社會性，依然可能在某些情況下達到比“市場選擇”更高的效率（質量）。這種社會性的滿足，可以是榮譽，可以是信念，可以是內心的安全感和滿足感。具體的例子，中國人都能知道幾個。比如雷鋒精神，比如愛國主義。不是所有人都贊同為社會性而犧牲自我性，有人稱之為“傻”。但請不要輕易嘲笑不理解的事情，那也可能是彼此認識水平不同。“存天理，滅人慾”固然不好，“一切向錢看”同樣不美妙。

綜合以上三點，解答了後發經濟體總選擇從“社會”主義出發的原因。請注意，這裡討論的是“出發”，是一個階段性概念。最終的目標，之前的討論已經明確了。

創新

“創新”是一種突變，無法預測。大部分創新可能是沒什麼價值的，某些創新則帶來了質量上的突破，是可以帶來代差的“x”因素。怎樣來描述創新呢？沒有人知道創新將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發生，更不知道這個創新究竟是什麼樣子的。

創新的產生，是孤立的，無法預測。是

（式1）總量=質量1+質量2+……+質量m+……+質量n

在質量m上的某個突然變化。經濟體裡參與創新的個體越多，創新思維越活躍，創新的基數就越大，創新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創新的價值，需要市場去篩選和驗證。這就要看

（式2）總量=質量1*數量1+質量2*數量2+……+質量m*數量m+……+質量n*數量n

中，產生創新的行業m，質量m（第m個行業的人均潛在淨產出水平）是不是得到了提高。創新要成功，需要市場具有相應的安排，能夠及時發現創新的價值並給予推動。式1中某個經濟個體m（x）的質量突變，必須轉化為行業m的質量提升，才意味著創新得到了確立。這不是創新者本身可以做到的。

創新能否持續發生，不斷帶來價值？這就要看創新者的空間和利益有沒有得到保障。

(式3)總量=質量*數量

中的“*”必須是能夠尊重人的自我性，能夠“限制他人之惡”的。而且是能夠鼓勵創新，把創新當做一件“共同之善”加以弘揚的。式3中的“*”，將影響式1中參與創新的經濟個體數量和活躍程度，將影響式2中行業m對創新做出反應的時間和成功率。創新者得到足夠的硬體和軟體支持，創新成功的可能性會越大。

因此，看似偶然的“創新”，實則需要個體意識、市場安排、社會環境等多個層面的支撐。脆弱而易於扼殺、剝奪的“創新”，在尊重自我性、“限制他人之惡”的環境下比較有可能持續發生。如果西方文明是一座皇冠，那么創新就是皇冠上的明珠。對於以“弘揚共同之善”為出發點的經濟體來說，“創新”將是一個最大的課題。沒有創新，將只有“大”，沒有“強”，這樣的經濟體只能做跟隨者，難以有“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