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山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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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22年出生於皖南休寧縣商山村，村後的山屬黃山余脈，門前的溪二三里就流入新安江，正是明代湯顯祖的詩“一生痴絕處，無夢到徽州”所說的那個山水明麗的地方。童年身受水光山色的浸潤、薰陶，心中藏著徽州山水濃濃的影子。七歲那年，全家遷居上海，後來又在蘇州、南京讀中學，這個影子仍揮之不去。小時候生性貪玩，功課時好時壞，卻一直愛讀小說，做著文學的夢。稍大還悄悄寫點什麼，不外是對山水和親情的眷戀，當然沒有發表，也早已片紙無留。

抗日戰爭改變了我的人生道路。我從江南跑到遙遠的陝北，進了抗大。不久又到太行山敵後根據地，開始了軍旅生涯。曾在八路軍總部警衛團、129師385旅工作過，日本投降後轉業當新華社記者，又在劉、鄧（劉伯承、鄧小平）大軍總部記者團隨軍採訪一年。我們那個年代的青年人，多少都有點自命不凡，讀了幾本理論書，記了幾個新名詞，便自以為非常革命，動不動就要“同傳統觀念決裂”，對親情、山水之類，一概斥之為小資產階級情調，不屑一顧。而且在我看來，秦晉黃土高原盡皆童山禿嶺，幾乎沒有風景可言。當時戰火硝煙瀰漫，專走荒僻小徑，急於趕路無暇顧及其他。即使撇開這些因素，我的觀點也明顯是偏激、無知、可笑的。東渡黃河，這條被譽為民族精神象徵的母親河，波濤洶湧，氣魄宏偉，一瀉千里，一去不回，我身臨其境曾受震撼。八百里巍巍太行，奇峰兀立，直插雲天，東方日出，霞光萬丈，乍見此一景觀，不能不獨自在心裡歡呼璀璨輝煌，徒增對光明的嚮往。但“左”派幼稚病竟使我沉默無語，多次面對江南山水所罕見、所不可比擬的北國風光，我情不自禁而不願細細欣賞，領悟那粗獷的美、恢宏的美、壯闊的美、氣吞山河的美。更遺憾的是竟沒有想到要記下幾個字，等到想寫的時候卻寫不出來了。

中國人常以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自勉，我書讀得不多，路倒走得不少。戰爭歲月，行軍、作戰、轉移、背糧、反掃蕩，往往在一個村子住不了幾天，就要背起背包趕路，走遍了太行山區，什麼深溝、山莊、窩鋪幾乎都走到了。劉伯承將軍當年常常引用蘇渥涅夫一句名言教育我們：“腳是決定勝利的基本條件，手不過是爭取勝利的工具。”凡是當過八路軍的，包括後方機關幹部，都會有些腳上的功夫，計算一下萬里綽綽有餘。入城以後，背背包走路的事是過去了，但有了汽車、火車，走得更快、更遠，到的地方也更多了。我在《山西日報》工作了20年，到過全省的每一個縣，多數縣不只到縣城，還跑過不少村鎮。根據地時期成天在農村之中，其實對農村社會並不真正了解。到省報工作以後，接觸面逐漸擴展，做了幾次農村問題的調查研究，情況才有所改善。這個時期寫東西不算少，也見到一些令人怦然心動的景色，但遊記仍無一篇，原因恐怕還是思想、觀念的束縛。1960年春，應邀到《南方日報》參加一個會，會後主人又邀請北方去的同志遊了海南島。現在人們到海南簡直不當回事，那時候卻沒有多少外地人去過，真可說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大開眼界，大長知識。自己感到新奇、興奮，也想讓山西讀者知道知道，便和同去的張春旬合寫了一篇遊記，算是零的突破。此後的1962年、1965年各寫一篇：《梨鄉同川》和《山西的島上人家》，都是山西罕見的景色。50年代末我還受邀去了趟阿爾巴尼亞，並在莫斯科住了7天。回來寫過個小冊子，還應太行時期的老朋友章容之約，為《工人日報》副刊寫了一篇散文，就是書中第七輯的都拉斯和發羅那。從參加工作到“文革”，20多年跑了那么多路，回憶起來所見有特色的景物實在不少，可惜只寫了寥寥四篇，有些在日記上曾記過三言兩語，連日記本也在“文革”抄家時不知去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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