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頓是政治穩定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立足開發中國家的政治實踐，闡述了他的政治穩定理論，詳細分析了政治參與和政治制度化的關係，建立了政治穩定理論的經典分析框架。他說：“我以前對這種變遷的研究，即《變遷中社會的政治秩序》，把重點是放在政治穩定的問題上。我寫那本書是因為我認為政治秩序是一件好事。我的目的是要發展一項通則性的社會科學理論來解釋能否實現穩定的原因、方式和條件。”亨廷頓闡釋了政治穩定的含義、政治不穩定的原因以及實現政治穩定的途徑。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亨廷頓政治穩定理論
- 外文名：Huntington's theory of political stability
- 類型：理論學術語
內容簡介
政治穩定的涵義
政治穩定是一個內涵極其豐富的概念。亨廷頓指出，與政治民主不同，政治穩定是極難定義的。不過，總體上來說，“政治穩定這一概念占主導地位的是兩個因素：秩序和持續性。”秩序意味著政治體系相對不存在暴力、高壓政治和分裂等。而持續性意味著政治體系的關鍵部分相對來說不發生變化、政治發展不中斷、不存在根本改變政治體系的重要社會力量和政治運動。
亨廷頓認為，政治穩定並非政治體系處於靜止狀態，而是處於不斷變化之中的。政治穩定是指“相對的持續性和政治體系的一些比較基本和主要的成分，如基本的政治價值、文化和政治的基本組織結構，不發生變化。”政治穩定就體現在政治體系與社會經濟環境的互動中。
亨廷頓認為政治穩定同合法性一樣，當其不存在時才更容易分辨。所以，對穩定的研究一般都所用不穩定的指標來衡量政治穩定。開發中國家在二戰後出現了諸如政治動盪、政府權威和合法性的下降等政治衰敗的現象。亨廷頓慧眼獨具，從政治參與和政治制度化之間的關係出發分析了開發中國家出現政治不穩定的原因。他認為“現代性有助於政治穩定，而現代化卻孕育了不穩定。”換言之，已經現代化的社會和傳統社會趨向於政治穩定，而處於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則必然滋長政治不穩定傾向。亨廷頓分析了政治不穩定的原因，並且為研究政治穩定提供了理論框架。
對政治不穩定的分析
作為政治穩定理論的代表，亨廷頓認為由於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政治不穩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在社會急劇變革的條件下，新的社會集團被迅速動員起來捲入政治，而同時政治體制的發展進展緩慢所造成的。換言之，政治不穩定取決於政治參與和政治制度化的關係。亨廷頓分別從現代化、政治參與和政治制度化的關係、城鄉差距等方面分析了政治不穩定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根源。
(一)現代化：開發中國家政治不穩定的經濟根源
現代化作為多層面的歷史進程，涉及到人類的思想和行為的所有領域的變革。具體而言，包括城市化、工業化、世俗化、民主化和新聞參與等各方面。亨廷頓指出，對於處於現代化過程中的開發中國家來說，政治不穩定原因不在於缺乏現代性，而在於為實現現代性所進行的努力。基於這種認識，亨廷頓提出了導致政治不穩定的著名公式：
- 社會動員/經濟發展=社會頹喪
- 社會頹喪/流動機會=政治參與
- 政治參與/政治制度化=政治動亂
經濟發展帶來了社會生活水平的提高，並給恪守傳統的人士提供了新鮮事物和新的生活方式，打破傳統文化在認識和觀念上的障礙，並提高人們新的渴望和需要水準。而轉型社會中滿足渴望的能力的增速比渴望本身的增速要慢。於是，在渴望和指望之間，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滿足之間造成了差距。根據戴維斯曲線，這一差距就造成社會頹喪。如果傳統社會可以提供大量的流動機會，公民的社會頹喪會隨著社會流動的增加而得以緩解，從而確保社會穩定。但是，大多數處於現代化之中的國家社會流動程度很低。公民為了擺脫社會頹喪感，會要求擴大政治參與，從而能夠試圖影響政府的決策，以滿足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渴望。如果政治制度化水平不夠高的話，就容易導致政治動盪。可見，政治不穩定的最終根源來自於現代化所導致的經濟發展。
(二)政治參與和政治制度化的比例失調：政治不穩定的政治根源
亨廷頓認為，政治穩定從根本上依賴於政治參與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間的相互關係。而開發中國家政治不穩定的原因恰恰在於政治參與的不斷擴大，超過了政治制度所能承受的限度，現有的政治制度不能將政治參與的要求和行動納入制度化軌道，那么政治體系就會不穩定，導致動亂和暴力的出現。亨廷頓根據兩者的比例關係區分了公民政體和普力奪政體。普力奪政體就是政治參與程度高而政治制度化程度低的政體。亨廷頓詳細分析了軍人執政的普力奪政體下，軍人、農民、知識分子等各個階層介入政治而導致的軍事政變、反覆無常的國內政策、低下的行政效率以及政府權威的下降等等政治不穩定的徵兆。
(三)城鄉差距：政治不穩定的社會根源
亨廷頓認為，現代化所導致的城鄉差距，是正經歷著經濟和社會變革的國家所具有的一個極為突出的特點，是這些國家不安定的主要社會根源。開放的、現代的和世俗的城市，與封閉的、傳統的、宗教的農村格格不入。城市中文職官員、學生、知識分子等紛紛參與政治過程，而農村仍處於封閉落後狀態。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差距導致鄉村的衰敗和城市的動盪，從而使整個社會陷入失序和衰敗的狀態。城市中因為各階層的政治參與而處於動盪之中，不過這是次要的。而在農村，因為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分配不均，會導致農民的抗議。亨廷頓指出，“農民的不滿情緒是建立在物質性基礎上的。”這些物質性的要求通常集中在土地的租佃制度、賦稅和物價等問題上。因此，一個處於現代化之中的國家的穩定，依賴於它在農村推行改革的能力。同時，現代化所產生的農村向城市的流動，以及農民政治參與意識的提高，也會影響到政治穩定，這就是亨廷頓所言的“綠色起義”。
通往政治穩定的途徑：政治制度化
亨廷頓剖析了開發中國家政治不穩定的原因，為通向政治穩定之路提供了解決方案。他認為，避免政治動亂，實現政治穩定的根本途徑是提高政治體系的制度化水平，以確保公民的有序政治參與。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是獲得政治穩定的根本保障。政治制度化是指“組織和程式獲取價值觀和穩定性的一種進程。”制度化的程度可以通過組織和程式的適應性、複雜性、自主性和內部協調性來衡量。而如果一個社會要想維繫高水平的共同體，政治參與的擴大必須伴隨著更強大的、更複雜的和更自治的政治制度的成長。當然，政治制度化是一項複雜而系統的政治過程。具體而言，亨廷頓認為，開發中國家實現政治穩定的具體途徑包括以下幾項：
首先，強大而有效的政府權威是政治穩定的制度前提。開發中國家的政治民主化過程中，鞏固政治權威和強化政府能力是維護政治穩定的有效途徑。亨廷頓認為，“各國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於它們政府的形式，而在於它們政府的有效程度。”第三世界國家在二戰後取得經濟發展的同時，卻未能在政治體制上有所作為，從而導致了政治動盪、政權更迭。因此，亨廷頓主張建立有效率的強大的政府，提高政府的執政效能。他認為，對於處於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來說，政府首先要能夠控制被統治者，然後才是控制自身。因此，對開發中國家來說，首要的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個合法的公共秩序。只有政府首先要建立政治權威，才能夠實現政治穩定。擁有強大執政合法性和權威的政府能夠充分調動各種執政資源，緩解社會危機，避免政治動盪。
其次，發達而完備的政黨制度是謀求政治穩定的重要保障。亨廷頓認為，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政黨具有建設和維護現代政治制度的功能。他一再強調政黨的重要性，並闡述政黨與政治穩定的關係。亨廷頓指出，“處於現代化之中的政治系，其穩定取決於其政黨的力量，而政黨的強大與否又要視其制度化民眾支持的情況，其力量正好反映了這種支持的規模及制度化的程度。”亨廷頓考察了一黨制、兩黨制和多黨制同政治穩定的關係。他認為，處於現代化之中的國家，一黨制度較之多元政黨體制更趨向於穩定。而從長遠來看，兩黨制才是促進政治穩定的最恰當體制。當然，政治穩定也不僅僅取決於政黨的數量，還取決於政黨的力量和適應性。亨廷頓指出，一個強有力的政黨體制既要能夠通過擴大政治參與來遏制動亂，還要能夠緩解和疏導新興集團參與政治。
再次，政治改革是推進政治現代化、實現政治穩定的動力。開發中國家在政治改革中，制定正確的改革策略和運用高超的政治技巧是維持政治穩定的法寶。亨廷頓認為，改革對於政治穩定而言是雙刃劍。能夠成為推動政治穩定的動力要看其改革策略和技巧。他運用社會階層分析的方法，對城市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農民兩個集團對待改革的態度進行了分析。對於城市中產階級而言，亨廷頓一改亞歷士多德的中產階級是政治穩定的說法，認為改革只會增強這個階級的激進思潮，迎合城市中產階級的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劑。對於農民階級而言，由於農民不滿情緒都是建立在物質性基礎上，那么通過土地改革，滿足農民的物質性需求，就可以使農民成為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因此，迎合農民的改革則是改革的替代物，“從政治穩定的角度考慮，土地改革的代價是輕微的和短暫的，而收穫卻是根本和持久的。”通過漸進的政治改革能夠為順利實現政治穩定創造良好的條件。
最後，具備吸納能力的政治體系是實現政治穩定的重要手段。只有具備開放的吸納能力，政治體系才能夠動員和吸收新的社會勢力和參政集團。“因此一個正在進行現代化的制度還必須具有將現代化造就的社會勢力吸收進該體制中來的能力”。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展開，很多新興的社會集團會出現並產生新的社會意識。在大多數情況下，接觸到現代事物的是知識分子、商人、醫生、銀行家、手工業工人、企業家、教師、律師和工程師。這些集團逐漸感到他們在政治上有能耐並要求以某種形式參與政治體系。當這些新生的社會集團要求參與政治體制之時，如果政治體制能夠以各種與現存制度和諧相處的方式提供參與手段，那么，它就能夠保持政治體系的穩定;反之，如果是將這些集團排斥在政治體制之外，從而導致公開的或隱蔽的內亂和叛離。
此外，亨廷頓認為，經濟發展同政治穩定之間存在著曲線的關係。高速度的經濟發展有助於政治穩定。因為，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公民會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創造社會財富上，而社會財富的增加也會拓寬公民利益表達的途徑。公民利益表達的途徑也往往轉向民主和法治的手段，而不是訴諸暴力。這樣，民主的機率增加了，政治穩定性也就大大增強。
要言之，亨廷頓所提供的解決政治穩定的方案是以政治制度化為核心的。政府權威、政黨制度、政治改革以及政治體系的吸納能力都是以政治制度化為前提和基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