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國際知名政治學家、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的領軍人物之一、比較政治學研究領域中的重量級人物。1940年5月生於波蘭，1961年于波蘭華沙大學（University of Warsaw）獲哲學與社會學碩士雙學位，1966年於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獲政治學博士學位。曾先後任教於華盛頓大學、芝加哥大學等，目前是紐約大學政治學系卡柔-密爾敦政治學和經濟學（名譽）講座教授(Carroll and Milton Petrie Professor of Politics and (by courtesy) of Economics)。此前他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馬丁·賴爾森傑出貢獻教授（Martin A. Ryerson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他的專著包括《民主與市場——東歐與拉丁美洲的政治經濟改革》、《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國家與市場：政治經濟學基礎讀本》，合著包括《民主與發展：1950-1990以來的世界各國政治制度與福利狀況》、《可持續性民主》、、《新民主國家中的經濟改革：社會民主的視角》、《比較社會調查的邏輯》，主編或合編的著作包括《民主與法治》、《民主、責任與代表》、《資本主義下的國家與經濟》。其中許多著作一版再版，並被翻譯成漢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日語、韓語、漢語、土耳其語等多國文字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亞當·普沃斯基
- 外文名：Adam Przeworski
- 出生地：波蘭
- 出生日期：1940年5月
人物簡介,教學特點,
人物簡介
亞當·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教授，當代美國著名政治學家。1966年在美國西北大學獲政治學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華盛頓大學、芝加哥大學與紐約大學，到瑞士、德國、法國、智利、印度、波蘭等多個國家做過訪問學者。
學術研究成果斐然。除了大量的學術論文外，普沃斯基教授還獨著、合著或編輯出版了一系列在國際上有重大影響力的學術著作。如《民主、責任與代表》、《可持續性民主》、《資本主義下的國家與經濟》等，許多著作一版再版，並被翻譯成葡萄牙語、西班牙語、日語、韓語、漢語、土耳其語等多國文字。
譚彥德：亞當·普沃斯基——政治學研究中的激情與理性
亞當·普沃斯基對於國內學界來說還是一個比較陌生的名字，甚至政治學界對他的了解可能都不多，但是我們可以藉助一個簡單的事實來立刻拉近他與我們的距離：他是當下中國思想界頗有名氣的崔之元教授在芝加哥大學求學時的導師。如果我們對崔之元和亞當·普沃斯基都有足夠了解的話，我們就會發現二者在學術研究領域和重心上都有著高度的一致性。（不過，他出版的中文版《民主與市場——東歐與拉丁美洲的政治經濟改革》一書還是在國內引起了不少注意。另外他領銜合著的《民主與發展：1950-1990以來的世界各國政治制度與福利狀況》一書的中文版也將面世，此前他的中國學生之一何高潮已經在《管理世界》上專門撰文介紹了此書，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興趣。可以想見，亞當·普沃斯基這個名字將逐漸為中國學者所熟悉。）
成長：生活全部都是政治性的
普沃斯基於1940年5月生於波蘭，這是在德國入侵波蘭九個月之後。普沃斯基的生世和童年生活折射了一個時代。他的父母都是醫生，但是普沃斯基的父親大約在普沃斯基出生時的一次俄國人對波蘭軍官的大屠殺中被殺害，因此普沃斯基從來沒見過他父親。普沃斯基的母親在納粹統治下不能做醫生，只好烤麵包。後來普沃斯基回憶說，從他出生到二戰結束，幾乎所有的新聞都是關於戰爭的，這直接影響人們的私人生活；後來蘇聯接管波蘭，蘇聯國內的一舉一動和美蘇之間的衝突在波蘭有著壓倒性的影響。他說，在他1961年赴美之前（恰好在柏林圍牆倒塌之前），他的生活全部都是政治性的，充斥著國際性事件。雖然，普沃斯基說他當時根本沒有想過要學習政治學，因為在那時的歐洲還談不上有什麼政治學，而波蘭有的只是作為德國和中歐傳統的“關於國家和法的理論”；但是似乎無可否認的是，童年和青年時期的切身體驗使“政治”在普沃斯基心中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也使他在自覺不自覺地思考何謂政治、如何政治。
求學：從沒想過要學政治學
普沃斯基於1957年入華沙大學，但學的不是政治學，而是在哲學與社會學系學習哲學。當時華沙大學實行歐洲式的5年學制，沒有學士學位，普沃斯基輔修了一些課程之後拿到了哲學與社會學的碩士雙學位。
普沃斯基在華沙大學的學習可謂恰逢其時，這裡的學習給他後來的研究打下了底色，日後在接受採訪時他對此間所接受的教育的感激溢於言表。在二戰前，波蘭社會科學界有兩種深厚的學術傳統，即邏輯實證主義傳統和德國理想主義、右翼歷史主義傳統。二戰後，在波蘭出現了一場馬克思主義和實證主義之間的大辯論，這場辯論起先被行政手段中止了，但1955年史達林主義崩潰之後又浮出水面。普沃斯基後來斷言分析馬克思主義的真正起源是在1957年的波蘭，因為這場辯論促使馬克思主義者廓清概念，從而走向了“分析馬克思主義”。
普沃斯基1957年入學時恰逢辯論的白熱階段。他不僅受到了實證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兩大傳統的薰陶，而且接受了系統的傳統中歐式的哲學史訓練。這一階段的學習奠定了普沃斯基的學術底蘊和路向，日後普沃斯基的確毫不含糊地自稱“科學家”和“馬克思主義者”。
普沃斯基在華沙大學本來從未想過要繼續學習政治學，一個偶然的契機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有一次美國西北大學的一位政治學教授，R.BarryFarrell，訪問華沙大學，參加了這裡的一個小組的英語學術討論會。或許是由於普沃斯基的出色表現，這位美國教授會後邀請普沃斯基共進午餐，並問他是否願意到美國去學習政治學。當時波蘭還是一個封閉的國家，年輕人都想出去看看，普沃斯基也一樣，他甚至說，即使教授問他是否願意乘船週遊世界，他也會說願意。於是他1961年來到了美國，開始了他人生中全新的一段旅途。
然而普沃斯基對西北大學政治學系卻評價不高。他說，那裡大部分老師都不怎么樣，他以前所受的教育太好了，使得他在那裡幾乎沒學到什麼東西，除了經濟發展史和研究設計兩門課以外。尤其是後者使他受益終身。
研究：優勢與貢獻
普沃斯基長期從事比較政治學研究，成績斐然。他關於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的互動關係的分析、關於政治轉型的博弈分析、關於代議制民主政治中究責與審議機制的分析、以及關於比較政治學的方法論討論，在已開發國家尤其在開發中國家，有著重大影響力。
和一般學者比較起來，他從事比較政治學研究有著特殊的優勢。他是波蘭人，而波蘭二戰後是典型的社會主義國家，又是東歐國家比較早發動改革和轉型的國家，普沃斯基對於典型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和蘇聯體制的理解甚至親身經驗是一般歐美學者難以具備的；另一方面，普沃斯基長期在美國學習和生活，對資本主義體制的理解又是一般東歐或拉美學者難以具備的。他日後的研究重心如專制制度、民主制度和經濟發展的關係也的確反映了他早年的生活體驗。
他的第二大優勢是他的語言能力。他的母語是波蘭語，他可以說相當流利的法語和西班牙語，而且他對拉丁語系和斯拉夫語系也很熟悉。他平時閱讀用各種語言寫成的小說，甚至完成了一部用葡萄牙語寫作的小說。
普沃斯基善於通過建立數學模型去研究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發展，利用最前沿的社會統計分析手段，去檢驗各種理論假設，結果得出了許多驚人的結論。這項工作要求研究者具備兩個基本條件，第一，必須要有敏銳的問題意識，敢於挑戰現有的理論假設和結論；第二，必須要有深厚的數學和統計學功底。普沃斯基在這兩方面也勝人一籌，這是他的第三大優勢。
與時下中國政治學界政治哲學、政治理論、政治科學各自畫地為牢或者稱貌合神離的狀況不同，普沃斯基高度強調政治哲學、政治理論與政治科學的融合與滲透。他說，閱讀政治理論的經典對他來說極端重要，經典著作是假設、歷史信息和想法的不盡源泉。經典著作中固然不能提供精確的數學公式，但卻可以給人以直覺和問題意識。譬如，美國政治中的基本問題在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都已顯露無遺了。
普沃斯基自己的研究得益於他早年在波蘭的訓練和到美國後與一批政治哲學的頻繁交往。政治哲學是他靈感的重要來源。他在華沙大學系統地學過哲學史，也熟讀卡爾·施密特和漢斯·凱爾森；受過兩年嚴格和艱苦的數學邏輯訓練，這使得他很早就可以在研究中構建模型。而且他當時就讀的西北大學是美國最早的“行為主義系”之一，普沃斯基在這裡肯定也熟悉了政治科學。
普沃斯基回憶說，實際上，在1960年代的美國，同一批人在教授政治哲學與比較政治學，一個老師可以教授“比較政府導論”，從柏拉圖講到北大西洋公約。而今天，在美國政治哲學與比較政治學分家了，其結果是學生們再也不想重大問題了，其視野日益狹窄。普沃斯基坦率地說，“政治哲學被我們忽視了”。
今天，閱讀普沃斯基的《民主與市場》的政治科學方向的學生們可能會對其中提到的卡爾·施密特一臉茫然，而政治哲學方向的學生們對其中大量的數學公式可能更加頭疼不已。
普沃斯基有著良好的學術直覺，往往能夠抓住有價值和創新空間的重大學術問題。民主理論是普沃斯基的一個核心研究領域。普沃斯基緊緊抓住民主政治的核心問題，即民主制度如何才能得到各方的自願服從或者說民主如何才能自我執行？民主產生和維持的條件是什麼？他的研究表明，民主要得到鞏固，民主必須既是公正的（保證政治的非暴力特徵，給所有政治力量提供公平的機會，使之能在制度框架內不斷競爭），又是有效的（有良好的經濟績效，為所有相關的政治力量提供機遇以改善它們的物質福利）。他通過統計學檢驗，得出了一系列讓人耳目一新的結論。譬如，在合計水平上，民主並不影響經濟發展水平；民主和經濟績效的關係呈曲線，而專制制度和經濟績效的關係也呈曲線；經濟成長能解釋民主的存續，但不能結束民主的產生。他給予我們的一個核心啟示是：和政治體的形式（專制、權威主義、民主）相比，治理問題尤其是經濟績效和經濟分配問題對於政治共同體來說毋寧是一個更為關鍵和緊要的問題。
哪一種政治制度，更能促進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是民主政權還是權威政權？經濟發展水平與政權轉型之間，究竟有沒有因果關係：是不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的水平，政治民主化就會成為一種必然的結果？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較量已經蓋棺論定了嗎？這是政治經濟學的經典問題。這些問題意識早在波蘭求學期間就已縈繞著普沃斯基，並貫穿他的整個學術生涯。普沃斯基在這些領域中做出了新的貢獻。
《民主與發展：1950-1990以來的世界各國政治制度與福利狀況》是普沃斯基和他的三位弟子的合著。該書以世界上135個國家40年的歷程為經驗材料，運用前沿的統計分析方法，系統、深入地檢驗了圍繞著上述問題的各種理論假設，得出了一系列讓人吃驚的發現，直接挑戰了許多我們自以為是的看法。比如說，他們發現經濟發展並不一定導致民主政權的出現，但民主政權在富裕國家比在貧困國家更容易存在下去；政權類型對一個國家國民收入的增長沒有影響，不過，只有在威權國家裡，政治不穩定性才會影響國民收入的增長；由於在權威政治體制下人口的增長比民主政治體制下的人口增長要快，所以民主國家的人均收入要增長得更快。
他們還發現，政權類型對人口的影響要比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大得多。把政治制度與人口發展的關係引入到比較政治學研究中，是比較政治學研究視野的重大擴展。他們還進一步提出，只有對不同類型的政治制度作更為細膩的制度分析，才有可能揭示政治制度與各國福利狀況之間的聯繫。
普沃斯基在他的代表作之一《民主與市場》中，指出“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有效的，但社會主義者的替代方案是難以實現的，而社會民主主義和市場社會主義兩者都為人們提供了合理的次優選擇”；最理性最人道的經濟體制應當“依靠市場配置資源，市場要受到約束，由國家來保障所有人都享有最低限度的物質福利”。他通過分析東歐和拉丁美洲的政治經濟改革，指出了種種警世之論，這對於中國也是及時和有效的。例如，“成批賣掉國有財產的計畫根本就是不現實的”,“反對改革的聯盟很可能由那些沒有專業技術或沒有私人積蓄的官僚、無技術工人、政府雇員形成”,“關鍵的問題是國家有沒有政治和行政能力，從那些交得起稅的人手裡收稅，並為那些被市場傷害的人們提供福利服務或維持他們的收入……改革就不會有明顯的倒退”。
對於中國的現實來說，作者在書中提到的幾點看法特別有意義。例如他強調政府必須有治理能力，國家要有自主性、要有強大的徵稅能力，“龐大的公共官僚機構與軟弱無力的徵稅體制相結合，引起了政府的財政赤字”，“國家破產的主要原因在於它沒能力收稅；相反，它向那些本來該納稅的人借債”；民眾對改革的信心問題。“同樣的政策，如果具有完全的可信性是最優的政策，但是如果只有不完全的可行性，就成了次優的政策”。
普沃斯基的學術研究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不為世俗所動，而堅守自己認為重要的。例如，60年代在社會科學界有一股建資料庫的浪潮，這股浪潮後來隱退了，而現又出現了對數據收集和分析的強大興趣。但是普沃斯基對數據的重視卻始終如一。另一佐證就是，普沃斯基在馬克思主義不再時髦的年代還自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教學特點
普沃斯基帶過的博士生將近50個，他說這大概是這個領域中最多的了。他帶學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和偏好。通常一個學生如果想跟普沃斯基學習，他就會首先問這個學生想做什麼研究，再問他已經知道什麼，然後就把一堆資料給他，對他說，“這就是你為了做你想做的工作而必須學習的”。現代這些學生必須學的包括哲學、經濟學、統計學。普沃斯基對這一點很得意，他這樣就等於讓別人同時在教他的學生。
有的時候，普沃斯基也親自傳授。他通常教一些導論課，譬如他很久以前教授過一門叫做“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課，後來這門課演變成“國家理論”，再後來就變成了“政治經濟學”。普沃斯基說他以後或許不會再教這門課了，因為他已經為此領域寫過一本教材了，他說，“我不認為我能夠教我已經寫過的東西”。但是他的學生通常都會修這門課。普沃斯基也給學生上一些高級課程，通常是關於他正在研究的課題或者是一些他認為學生必須學但是從別的老師那裡學不到的方法論。
普沃斯基不教授事實，他認為這應該是學生自己學的。但是他會要求他的學生上“美國政府”這門課。普沃斯基說他喜歡帶研究生，但不喜歡教本科生，因為他們必須被激勵著去學習，他們的生活中總有著比學習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且更重要的是，從本科生那裡學不到什麼東西。
普沃斯基雖然早已年過花甲，碩果纍纍，但是他總是不斷有新的研究計畫和研究領域、不斷學習新東西。他也坦陳，學習新東西對於他這樣年紀的人來說是痛苦的，年輕人往往給他很大的壓力，因為他們知道很多你不懂但卻不能不懂的東西。但是他說他或許真的喜歡做研究，不知道自己還能幹什麼別的，所以他仍然能夠“與時俱進”。他有著很強的政治感情，這是驅使他寫大量著作的原因。他很喜歡介入政治爭論，並且認為這種爭論的能力很重要。
普沃斯基對於美國的學術體制頗有微詞，他認為學術激勵機制和平衡文化使得人們的思考非常狹窄，不敢冒任何風險，只說那些不會引起政治爭議的話題。獎勵都落到了那些中規中矩、四平八穩的“職業人”手中。
他對當代美國研究生的評價似乎也不高。他說越戰時代的研究生們通常在此之前有著別的經歷，往往是政治組織方面的，他們回到學校是為了反思自己的經歷，他們高度重視政治，他們學習政治學是為了改變世界。
然而今天的研究生們只是孩子，他們都生長在和平、富裕、沒有衝突的時代里。他們聰明，也渴望被教育，但是他們沒有激情或者興趣。這甚至是一個世界性現象。他們可以很快地學到知識和技術，但是當他們應該提問的階段他們卻啞口無言。他們只想做職業人，認為他們的任務就是寫書、寫文章，他們並不想談論關於世界或者如何改變世界的東西。
大量學生對政治學只有膚淺的興趣，他們進入研究生階段的學習，只是因為他們認為學術工作能夠給他們穩定的收入和悠閒的生活。普沃斯基建議學生們思考重大問題，在學術上敢於冒險。普沃斯基不無自嘲地說，這或許是一個廉價的建議，因為他在一個好大學中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