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廣場母親

20世紀70年代在阿根廷軍政府統治下,許多反政府人士遭到迫害或暗殺。為了尋找自己失散的孩子,阿根廷的母親們組織起來,頭戴白色頭巾,每逢周四就在五月廣場上圍成一圈行走,以這種方式引起阿根廷民眾和國際社會的關注,推動了這個南美國家的民權運動。當晚,第一批“五月廣場母親”部分成員也來到遊行現場,人們紛紛向她們獻上鮮花和擁抱,向她們表達尊敬和感謝。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五月廣場母親
  • 發生地點:阿根廷五月廣場
  • 參與人物:阿根廷的母親們
組織背景,各方致敬,

組織背景

1977年的4月30日,一群中年婦女突然出現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市中心的五月廣場上,她們在粉紅色的總統府前徘徊,只想知道一個問題,“我們的孩子,他們去哪兒了?”當時在魏地拉軍事獨裁政府的統治下,阿根廷足有3萬名年輕人莫名奇妙地“失蹤”了。這些年輕人的母親們在無法打聽到自己孩子下落的情況下,只能通過這種方式表達抗議,進行鬥爭。這群母親被阿根廷人稱為“五月廣場母親”。
胡安娜,是當初“五月廣場母親”中最年長的一位。儘管已經過去了35年,但她依然清楚記得當時發生的一切。“1976年,軍人們發動政變,推翻了阿根廷民選政府,鎮壓也隨即開始。很多年輕人被警察從街上帶走,被從公共汽車上帶走,被從工廠里、中學裡、大學裡帶走。我們完全不知道我們的孩子被帶去了哪裡。我們只知道他們或許曾經聚集在一起,希望一起做點什麼,來阻止獨裁軍政府對這個國家所做的一切。”
貝阿特麗絲的兒子和兒媳也是在當時“失蹤”的。1978年5月18日,她的兒子和兒媳被從家中強行擄走,此後,貝阿特麗絲就再沒有聽到過關於他們的任何訊息。她回憶說:“當時我的小兒子馬賽羅快22歲了,和一個21歲的女孩剛結婚才10個月。他們和我並不住在一起,但像每一個好孩子一樣,每天早晨八點半,他都會給我打電話。但那一天早晨,電話鈴並沒有像往常那樣響起。於是我給他的公寓打電話,但沒人接。我開始擔心,當天下午就趕了過去,發現公寓裡空無一人。我找到樓下的門衛,他告訴我說,前一天夜裡突然有一群人來到我兒子的家門口,說自己是警察,因為一些和毒品有關的事要進行搜查。他們進去後呆了很久,幾個小時後,門衛看到我的兒子和他的妻子戴著鐐銬、臉上蒙著黑布被帶走了。這是我所知道的關於他們的最後訊息。”
突然失去了心愛的孩子後,同胡安娜以及貝阿特麗絲有類似遭遇的媽媽們開始了執著而漫長的尋找。胡安娜說:“我們走在大街小巷裡,到處去敲門。去敲軍政府統治者的門,去敲警察的門,他們回答說,‘不,你的孩子不在這裡。’我們去敲教堂的門,去找每一個主教。‘主教大人,你們看著我們的孩子長大,現在他們就這樣失蹤了,請幫幫我們吧。’‘不,他們是恐怖分子。’”
軍政府的恐怖統治下,這些母親決定團結起來,共同尋找這失蹤的3萬名年輕人。從此,她們尋找的不只是兒子、女兒,而是在後來被稱為“阿根廷骯髒戰爭”中的所有失蹤者。1977年4月30日,14個母親出現在五月廣場那座玫瑰色的宮殿前,要求軍政府對她們兒女的失蹤作出解釋。胡安娜回憶說:“一天,一個失去兒子的母親說,‘各位媽媽們,我們得去五月廣場,總統府里的那些人有所有失蹤者的名單以及拘捕他們的理由。我們得向他們交一封聯名信,我們必須知道我們子女的下落。’於是我們14個母親就在一個周四的下午去了那裡。在廣場上,一個警察走過來對我們說,‘女士們,你們這是在進行政治集會,這是被禁止的。如果你們繼續站在這裡不動,我將把你們帶到警察局。’聽了這話,我趕快拽住了旁邊一個母親的手,拉著她開始繞著廣場走,其他母親們也是一樣。於是,我們就這樣兩人一排地繞著五月廣場走了一個多鐘頭。從此以後的每個周四,我們都會來到五月廣場的總統府前繞圈行走,而且來的人越來越多,人們開始稱我們為‘五月廣場母親’。”

各方致敬

教宗方濟各關切在阿根廷獨裁時期失去親人而至今仍處在痛苦中的人。這是教宗回復“五月廣場母親協會”於2-13年3月21日來信的內容。教宗的這封信由聖座國務院與各國關係部門副秘書長安托萬·卡米萊里蒙席署名。
教宗在信函中表示分擔這些母親和家人的痛苦,並賜予她們特別降福,作為希望和鼓勵的標記,同時也請她們為他祈禱。這些“五月協會”的母親們在阿根庭歷史上的那段時期喪失了自己的親人,並為此受了很多痛苦。教宗在信函中求天主賜給他力量,為根除世界上的貧窮和結束許多需要幫助的人的痛苦進行搏鬥。他在信中對那些接近困境中的人和努力幫助、了解他們、滿足他們合理期望的人,極為讚賞。教宗方濟各最後表示,他在祈禱中寄望對公益負有責任的人蒙受光照,以有效、公正和關懷途徑與貧窮的災難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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