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五大右派
- 時間：1978年
中央級別右派,幫助整風,批判與控訴,痛楚,右派後代,
中央級別右派
1980年5月8日，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經被劃為右派的55萬人幾乎全部“改正”，但是仍有極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認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認定的90餘名右派分子，總計不足百人。
幫助整風
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發出了整風運動的指示，並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參加運動，幫助整風。章伯鈞當時是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交通部部長、農工民主黨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他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發言：“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這次發言是後來章伯鈞被打成右派的主要依據。
羅隆基當年是全國政協常委、中央森林工業部部長、民盟中央副主席。他建議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失誤偏差，還要公開鼓勵大家有什麼冤枉委屈都來申訴。他的這個發言後來被認為是中國右派的三大反動理論之一。
其他三大“右派”也都是“言多必失”。身為民盟中央委員、上海市政協常委的彭文應主要言論包括“學習蘇聯不一定好，學習美國不一定壞”等；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因發表《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的講話，說“這幾年黨群關係不好”，“關鍵在‘黨天下’這個思想問題上”；民盟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陳仁炳因《陳仁炳對共產黨整風方法有不同意見》被毛澤東點名。
批判與控訴
被打成右派後，5人均受到嚴厲批判，鋪天蓋地的揭發、批判與控訴接踵而至。
章伯鈞的社會職務基本上被撤銷了，只保留了全國政協委員這一項。他的名字漸漸被人們淡忘。“文化大革命”中，全家遭受迫害。1969年，章伯鈞病逝於北京，終年74歲。
持續的批鬥使心力交瘁、氣血兩空的羅隆基終於低下了高昂的頭：從發誓“把自己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社會主義”，轉化為承認自己“企圖把民主同盟造成一個大黨，同共產黨分庭抗禮”。羅隆基是於1965年因害心臟病突然去世的。據說，他白天還給相好的女人打過電話，晚上又請別人吃飯，夜裡老病突然發作，想叫人來救助，伸手去按床頭的小鈴，只差半尺的距離，就斷了氣。
彭文應遭批判之初，其病妻鄧世琳就受驚嚇身亡。1958年4月，彭文應被撤銷一切職務，並取消原有的工資津貼。生活陷入困境。然而，彭文應拒不認錯。1961年12月，彭文應的次子彭志平在極度苦悶和壓抑下，服安眠藥自殺。1962年12月15日，彭文應因心包炎敗血症病逝，終年58歲，至死沒說一句認罪的話。臨終前曾寫致毛主席黨中央的萬言書，建議在全國範圍內結束反右鬥爭，團結起來建設社會主義。“文革”時期，彭及妻、子之墓被紅衛兵掘開一掃而光。
妻子與其離婚，同事紛紛“檢舉揭發”，儲安平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1957年7月，他不得不發表了《向人民投降》的發言。據他在檢討時的自述，在全國上下一片討伐聲中，他“膽戰心驚、坐臥不寧，惶惶不可終日”。不久，儲安平先後被免去光明日報總編輯、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等職務，並被打成了“大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儲安平又被揪出來。8月31日，遭受多次批鬥後的儲安平投河自殺未遂，被造反派看管起來。9月後，人們再也沒有看見他的身影。是自殺、被打死、出家……至今仍無定論。
痛楚
1980年代，絕大多數右派分子獲得平反，而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等96人“不予改正”。
陳仁炳是這5名中央級未獲改正的右派當中唯一一個活著看到自己沒有被平反的人。這給晚年的陳仁炳帶來了難以言說的心靈上的打擊。他多次同和他有著世交兼鄰居關係的王元化聊及自己這一難解的痛楚，無法接受後者叫他“看得淡一些”的多次勸解。“陳仁炳是抑鬱而終的”，王元化回首往事時，兩次強調了“抑鬱”二字。不少熟悉陳仁炳的親朋好友也都這么認為。陳仁炳對“文革”期間他的家庭和他的家族遭受的苦難痛心萬分，他曾對友人稱自己是“還活著的真右派”。陳仁炳多次表示，他對有關方面既承認他解放前後曾“為人民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但是又“不予改正”的現狀耿耿於懷。1990年12月9日，陳仁炳在上海去世，享年81歲。
右派後代
晚飯後不久，羅隆基來了──這是一個初春，父親還穿著藍色薄絲棉襖，而他已換上了淺駝色西裝。精心梳理的頭髮，整齊地披向腦後。 神情含蓄的羅隆基，讓父親猜猜他帶來一條什麼樣的訊息。 父親說：“統戰部對我們有什麼新的處理？” 他搖搖頭，說：“比這個重要。” “是不是周恩來找你談話？要你做些事。” 他又搖頭，說：“比這個重要。” 父親不猜了，帶著一種譏諷口氣，說：“當今的民主黨派，再沒有比中共的召見更重要的事了。”
羅隆基說：“伯鈞，我倆上了大英百科全書啦！” 父親霍地從沙發上站起來，走來踱去，情緒很不平靜。他叫我回到自己的房間去，早點睡覺。 當晚，他倆談得很久。 第二天，父親精神很好，走到我的書房，先和我掰腕子玩。然後，對我說：“我想，有些事情現在可以跟你講一講了。” 我說：“這和羅伯伯昨天帶來的訊息有關嗎？” “是的。”父親讓我把他的小茶壺拿來，他似乎要認真地和我談談了。
他說：“前兩年，爸爸還期待著摘帽子，現在戴不戴、摘不摘均無所謂。只是連累了你們。小愚，我向你鄭重宣布──反右時的爸爸並沒有錯。兩院制一定會在中國實現。”說到這裡，父親的聲音很高，拳頭攥得緊緊的。 父親看到我吃驚的表情，便儘量控制自己的激動，語調也放平緩，繼續說道：“這話現在聽起來很反動，你不必害怕，女兒，將來你就會曉得它是正確的。（一九）五七年五月在統戰部的座談會上，我提出國家體制改革，關鍵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分權問題。因為從集權到分權，是社會發展的進步，任何國家都如此。努生欣賞西方的三權分立是分權，我說的兩院制實際也是分權。不管兩分、三分、四分，怎么分都可以。總之，集權在當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今後國家的大政方針，還是黨內一決定，全民都擁護。我敢斷言，老毛繪製的共產主義美好理想永遠是藍圖，是幻想。
昨天努生講，最新的大英百科全書已經上了中國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條目。他們的基本解釋為：章伯鈞，羅隆基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下，要求實行民主政治。──這樣一個簡單的條目內容，讓爸爸激動徹夜，覺得自己一輩子從事愛國民主運動，能獲得這樣一個歸納，也很滿足了。爸爸能被歷史記上一筆，還要感謝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倆當作一、二號右派份子，我們始終不過是個內閣部長或黨派負責人罷了。”
幾十年的光陰似雲煙一般飄散而去。果然，父親和羅隆基以未獲改正的右派身分，被歷史銘記。我始終且永遠為這個身分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