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一毛:聚焦美國福利改革之弊》作者芭芭拉·埃倫賴克帶著1000美元的啟動資金、一部汽車、一台用於記錄的筆記本電腦以及她作為記者的銳利眼光，開始了一段長達3個月的底層生存體驗。她隱瞞了自己的作家身份和生物學博士的學歷，化身為一位離婚無子女的中年家庭主婦，輾轉於佛羅里達州、緬因州和明尼蘇達州之間，在從記者到餐廳女招待、賓館女工、清潔工、療養院護理和超市服務員的角色轉換之間，毫不客氣地撕裂曾經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美國夢”，讓全世界的人看到隱藏在繁華都市和摩天大樓之間的美國真相。 當越來越多的媒體及作家將目光聚集在華爾街的億萬富翁，和矽谷里迅速崛起的新富階層時，“貧困”在這個富庶的國度里似乎無跡可尋。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在美國的福利改革政策將140萬家庭婦女和更多的依靠福利保障的民眾推往就業市場之後，他們能否，又是如何靠低得可憐的薪水維持生存？
基本介紹
- 書名：五分一毛:聚焦美國福利改革之弊
- 譯者：石建海
- 出版日期：2008年4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08611044
- 品牌：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作者：芭芭拉·埃倫理奇
-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頁數：187頁
- 開本：16
- 定價：32.00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專業推薦,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內容簡介
《五分一毛:聚焦美國福利改革之弊》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財富》評選的75本商務人士必讀書之一，《紐約時報》年度暢銷圖書，《時代周刊》傾情推薦震撼之作。
《財富》評選的75本商務人士必讀書之一、《紐約時報》年度暢銷圖書、《時代周刊》傾情推薦震撼之作。作者用一段長達3個月的底層生存體驗，將她標誌性的諷刺與幽默的口吻，使美國社會中"隱形"的貧困階層浮出水面
《財富》評選的75本商務人士必讀書之一、《紐約時報》年度暢銷圖書、《時代周刊》傾情推薦震撼之作。作者用一段長達3個月的底層生存體驗，將她標誌性的諷刺與幽默的口吻，使美國社會中"隱形"的貧困階層浮出水面
作者簡介
芭芭拉·埃倫理奇，職業作家與專職撰稿人，為《時代周刊》、《哈潑雜誌》、《新共和》、《國家》、《紐約時代周刊》等全球最富影響力刊物撰寫文章；其創作的《墮落的恐懼》曾獲美國國家圖書評論獎提名；《惡劣的年代》獲當年“《紐約時報》年度暢銷書”。她的著作還包括《血祭》等九部作品。現定居於美國佛羅里達州基韋斯特
專業推薦
“上世紀60年代之後美國最重要的社會批評著作之一。”
——《國家》雜誌
對福利改革之後的美國敲響了警鐘。
——《新聞周刊》
洞見尖銳，極具閱讀價值。我們要感謝作者以發自內心的人文關懷和毫無掩飾的生動筆觸，向全世界展示了美國底層民眾的生存狀態。
——《紐約時報》
埃倫里奇將她在基本生活線上掙扎的經歷描述得驚心動魄、扣人心弦，又出乎意料地幽默。
——《時代周刊》
作者用她標誌性的諷刺與幽默的口吻，使美國社會中“隱形”的貧困階層浮出水面。
——亞馬遜網站
——《國家》雜誌
對福利改革之後的美國敲響了警鐘。
——《新聞周刊》
洞見尖銳，極具閱讀價值。我們要感謝作者以發自內心的人文關懷和毫無掩飾的生動筆觸，向全世界展示了美國底層民眾的生存狀態。
——《紐約時報》
埃倫里奇將她在基本生活線上掙扎的經歷描述得驚心動魄、扣人心弦，又出乎意料地幽默。
——《時代周刊》
作者用她標誌性的諷刺與幽默的口吻，使美國社會中“隱形”的貧困階層浮出水面。
——亞馬遜網站
圖書目錄
引言這不是一場秘密探險
第一章 試水之旅
第二章 “女超人”再入困境
第三章 傾斜的遊戲規則
結語“臥底”報告：工作真的是跨入美好生活的入場券嗎？
第一章 試水之旅
第二章 “女超人”再入困境
第三章 傾斜的遊戲規則
結語“臥底”報告：工作真的是跨入美好生活的入場券嗎？
文摘
插圖：
第一章 試水之旅
出於人的惰性，我決定在離現居住地最近的小城——佛羅里達州的基韋斯特，開始我低薪生活的體驗工作。基韋斯特約有2.5萬人口，正在努力成為一座真正的城市。很快我就意識到，熟悉也有熟悉的壞處。以前自己總是以消費者的身份出現在雜貨店、電影院或煤氣站，花錢的時候總是大手大腳、不假思索，而現在我極有可能就成為某一個地方的工作人員了。我非常恐慌，尤其是一開始的時候，害怕被一些友好的店主或是以前的鄰居認出來，更害怕自己不得不結結巴巴地向別人道出事情的原委。但是，令人驚喜的是，我有點杞人憂天了，我的擔心完全沒有必要。在一個月貧窮、勞累的生活中，完全沒有人認出我本人或叫出我的名字，有的人根本沒注意，大多數人則是沒吭聲而已。在這個低收入階層的世界中，我的父親挖了一輩子煤，我從來沒有進過大學的校門，大家都叫我“寶貝兒”、“甜心”、“美女”，最常叫的是“姑娘
我的第一項任務是，找個地方安身。我算了一下，根據招聘廣告給出的薪水標準，如果我每小時能賺7美元，這似乎也能過得下去。我可以支付得起500美元的房租，如果房租較高，600美元也行，這樣我就可以有400或500美元的結餘來支付一伙食費和煤氣費。在基韋斯特地區，我這樣的收入水平也就只能住得起廉價旅館或活動房了。有一處倒是挺不錯，離城裡也只有15分鐘的車程，但是沒有空調，沒有紗窗，沒有電扇，沒有電視，唯一有的只是躲避房東的德國獵犬時的驚險和刺激。條件如何暫且不提，這個地方最大的問題是房租有點兒高，每月675美元，已經大大超而無不及，如紐約城、灣區、傑克遜、懷俄明州、特柳賴德以及波士頓等地。這些地方旅遊者雲集，有錢人在和一群為他們刷馬桶、做家務的窮人爭奪著生存空間，房租也是居高不下。我猛然發現，破舊不堪的“拖車活動房”已經成了我所希望擁有的住處了
為此，我決定在支付能力和交通便利這兩方面做一個權衡。我選擇了一家月租500美元，走兩車道公路到基韋斯特的工作地僅有30英里的地方居住。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道路施工，如果沒有被堵在一群被太陽曬得發暈的加拿大遊客後面，我去上班也就只有45分鐘的車程。其實我討厭開車，公路邊總是布滿了白色的線條，紀念著一次次讓人觸目驚心的正面衝撞。但是我倒是蠻喜歡那個甜蜜的小屋，矗立在潮濕的庭院之中，房子全是舊汽車改裝而成。我的房東是一個和藹的電視機修理工，他的女朋友在酒吧里賣飲料，兩個人就在這裡快樂地生活著。從人類學的角度講，活動房的環境應該是非常宜人的。但是我這兒原本白色的地板已經不能稱之為白色了，床墊硬得像石塊，還被我消滅了幾隻臭蟲
下一項任務是從一大堆招聘廣告中搜尋適合自己的工作。出於某些因素考慮，有一些工作被我排除在選擇範圍之外，如賓館前台工作人員，這類工作被看做是沒有任何技術含量的，而且每小時只有6到7美元的薪水。我之所以不考慮它是因為幹這一行每天要在同一地點連續站立8個小時。做服務員也是我唯恐避之不及的工作，因為18歲那年我曾做過服務員，上一天班下來骨頭都快散架了，那種感覺我仍然記憶猶新。從那時開始，我受靜脈曲張和背痛的折磨已經長達幾十年了。電話促銷是生活突然跌入低谷時首選的避難方式之一，但是考慮到自己的性格還是不做為好。剩下的就只有超市的工作了，如熟食店店員，或者做賓館、客房的清潔工作，這類工作每小時能賺7美元。我想這和我平時在自己家裡乾的活應該沒有太大的區別，我不是已經千了將近半輩子了嗎？
於是，我穿了一身自認為看上去比較體面的衣服——一條熨得筆直的百慕達短褲和一件圓領T恤，開始到當地的賓館和超市應聘適合自己的工作。最佳西方酒店管理集團、經濟旅館和汽車旅館都讓我填寫了工作申請表。這些地方大多數關心的是我“是否是美國的合法公民”以及“是否有重大的犯罪前科”，這讓我如釋重負。我找工作的下一站是溫迪克斯超市，這兒的應聘流程非常複雜，比較有特色的是由電腦進行的20分鐘面試，因為，很顯然，這個面試的前提是沒有人能代表公司的觀點。我被帶到一間大的辦公室，牆上貼滿了海報，主要講述的是如何讓你看起來更加“職業”（它對白人比較有用，如果是女士的話，對燙髮的女士有幫助），以及告誡大家如何防範華而不實的允諾，工會負責人很有可能會利用上面的問題考驗我。面試採取的是多項選擇的形式，問題如下：會不會有些問題讓你難以按時上班，比如照顧孩子？你認為工作安全是管理者的責任嗎？然後突然冒出來一個狡猾的問題：你去年偷的東西值多少錢？如果你發現自己的同事盜竊單位的財產，你會告發他嗎？最後，你是一個誠實的人嗎？
顯然，我在面試中的表現還是不錯的。有人告訴我，明天我只要到醫務室做尿檢就可以了。這似乎是一條非常普遍的規律：如果你想在化學法西斯盛行的美國堆疊切里奧斯紙箱或打掃賓館客房，你就必須得心甘情願地蹲下來，在一個健康的員工面前小便（這個員工之前一定也有過類似的經歷）。溫迪克斯超市給的薪水是每小時6美元，開始時只有幾毛錢，這連自己受辱的補償都不夠
我的午餐是在溫迪斯快餐店吃的，這兒的墨西哥餐廳只需花4.99美元就可以隨便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我在那兒飽餐了一頓。一位年輕的服務員見我在看招聘啟事，很善解人意地給我送來了一張工作應聘表一雖然這兒的薪水只有每小時6美元，但我還是把它填完了。隨後我轉遍了基韋斯特老城所有的本地客棧和旅館，這兒既有真正的遊客，也有酒鬼，隨之發展的還有興盛的餐飲住宿業。在離該島尾部幾英里處雲集了眾多消費較低的廉價賓館。在帕姆，姑且就這么稱呼它吧，一位很有精神的經理甚至還帶我參觀了那兒的客房，見了幾位客房清潔員。我非常高興地發現，他們的裝束打扮看上去和我非常之像——褪色的前嬉皮士風格短褲，長長的頭髮扎在腦後，梳成辮子。但是，除了提交工作應聘表，幾乎沒有一個人和我攀談或者看我一眼。我的最後一站是富麗堂皇的B&B旅館。為了見一位叫馬克斯的人，我在那兒足足等了20分鐘，最後卻被他告知那兒目前沒有空缺，但是很快就會有的，因為“沒人能在這兒工作超過兩周
3天就這樣過去了，讓我懊惱的是，我大約應聘了二十多家，竟然沒有一家打電話通知我面試。我本來還擔心找工作時自己的教育程度太高，但現在發現所有的擔憂都是徒勞，甚至沒人有興趣發現我是大材小用的。直到後來我才意識到：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根據招聘廣告可靠地判斷是否真的有可申請職位。正像我從馬克斯的言語中悟出的道理一樣——招聘廣告是僱主用來防範無情的廉價勞動力流失的保險單。大多數大型賓館幾乎常年不斷地刊登招聘廣告來貯備勞動力，以防現有員工的流失。因此，找工作其實就是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點，靈活地選擇應聘那天所能提供的工作。這一說法終於在我的身上應驗了。和往常一樣，那天我去了一家大型的折扣連鎖賓館應聘客房清潔員，結果我被介紹到該賓館附屬的家庭餐廳去應聘服務員。這個餐館面朝停車場，較為陰暗，在這樣95華氏度高溫的天氣里賣本店的特色菜——波蘭香腸和燒烤調味汁。菲利普，一位自稱是經理的風度翩翩的西印度小伙非常熱情地對我進行了面試，認真得好像在為我做醫療檢查一樣。他問的主要問題是我能夠值哪個時段的班？什麼時候能夠開始工作？我還在那兒難過地嘀咕著自己不想做服務員，他卻已經準備給我拿工作服了。如果真的答應他的話，那我明天就得穿著黑色的寬褲子和黑色鞋子上班了。他還提供了一件鐵鏽色的球衣，上面繡有餐館的名字——家庭餐館，儘管我還是想穿著自己的襯衣上班。當說到“明天”兩個字時，一種摻雜著恐懼和憤慨的感情突然湧上我的心頭。我真想說：“謝謝您的時間，先生，但這只是一個實驗，不是我真實的生活。
地點：基韋斯特家庭餐館
職務：服務員
薪金：2.43美元/小時+小費
工作時間：2：00P.m.～10：00P.m
就這樣我開始了在家庭餐館的工作生涯，前兩周我的工作時間是下午2點到晚上10點，每小時2.43美元，外加小費。工作人員是不允許走前門的，所以我的第一天是在廚房開始的。一個金髮齊肩的紅臉大漢在不停地朝牆上扔著結凍的牛排，一邊扔還一邊滿嘴髒話地罵罵咧咧。“那是比利，”蓋爾解釋道，“他又開始發了。”讓他生氣的原因是，今天早晨上早班的廚師忘了解凍牛排了。在接下來的8個小時裡，我跟著身手敏捷的蓋爾忙裡忙外，零零星星地聽她講述自己的人生悲劇。所有的食物必須得裝盤。她今天顯得有點疲憊，她說她昨晚夢到了前幾個月剛剛在本州北部監獄中死於混戰的男朋友，於是在一身冷汗中驚醒了。沒有檸檬水了。其實他之所以進監獄是因為幾次醉酒駕駛，僅此而已，任何一個人都可能遇到這種事情。把冰激凌送到餐桌上去，把它放在猴形碗裡，千萬不要用手拿他走了之後，她在她的車裡生活了好幾個月，小便只能用塑膠的便瓶，晚上看書只能點著蠟燭。但是夏天就不行了，天氣太熱，不得不把車窗打開，但是這樣一來蚊子什麼的就全都可以進來了
至少蓋爾不再讓我擔心侍者這份工作對我來說是大材小用了。從第一天開始，我就發現我已經把所有的東西統統拋在了腦後，什麼家庭、身份全都不管了，我最想要的是“稱職”。即使在寫作領域，我也從來沒有百分之百地認為自己是完全稱職的，因為一天的成功並不能表明今後會如何。但是在我的寫作生涯中，我至少還了解一些寫作的程式：做相關研究或探索、列出提綱、打草稿等等。然而作為一名服務員，我卻有點手忙腳亂，疲於應付各種各樣的要求：給這兒加點冰鎮茶，給那兒拿點番茄醬，給14桌拿個餐盒，嬰兒椅在哪兒等等。餐館裡一共有27張餐桌，通常我得負責6張以上。下午客人較少或蓋爾不在的時候，我得照看所有的客人。餐館裡有一個觸控螢幕電腦點菜系統，我原以為這個系統可以減少服務員和廚師之間聯繫的工作量，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還得不斷地做人工調整，如：“土豆泥上澆的是肉汁嗎？”“肉餡糕上面什麼都不加！”如此等等。此外，自從我18歲那年不再做服務員之後，有件事情我忘了：服務員的工作中大約1/3屬於顧客看不到的“額外工作”——清掃、擦洗、切菜、加茶飲以及進貨。如果其中哪只有一丁點兒的工作沒有做完，下午6點的就餐高峰時你將會手足無措。剛開始，有十幾次我都把事情弄得一團糟，羞愧中一直支持我的是蓋爾——“挺好的，寶貝兒，大家有時也會這么做。”——因為我的確在乎，這全然出乎我的意料，儘管我一直設法保持自己的超然態度
如果我能夠像滑稽劇中莉莉·湯姆林飾演的侍者那樣應付自如，所有的事情就容易多了，但是我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荒謬的布克·T·華盛頓箴言：要做就做好。事實上，“做好”沒有一定的標準，做得再好都不夠好。因此，只要比前人做得好就達到了目的，我父親如是說。他一定早已深刻地領悟到了這句話的道理，因為在被大吃大喝消磨了雄心之前，他就是以此為目標鞭策著自己和家人不斷向前：從比尤特深不見底的銅礦走到樹木繁盛的東北市郊，從製造鍋爐的工匠發展為馬提尼酒釀酒師。但從我一生所付出的努力來看，“比別人做得好”並不是一個明智的目標。當我凌晨4點在一身冷汗中突然醒來時，我惦記的不是已經漸漸淡忘的截稿日期，而是我弄錯了點選單的那張桌子：直到那家人都該吃酸橙餅了，其中一個孩子才拿到他的兒童餐。顧客或“病人”是我的另一個強大動力，因為我經常會不由自主地想到他們，會由於莫名其妙的脆弱竟一時無法吃飯了。在家庭餐館工作了幾天之後，我感到自己腦中的服務道德就像注射了荷爾蒙一樣不斷膨脹。我的顧客大多數是辛勤工作的當地居民，有卡車司機、建築工人，甚至還有附屬賓館的客房清潔員。我只想讓他們在這個邋遢的就餐環境允許的情況下，在小隔間中有一次享用“精緻晚餐”的經歷。對我來說，這兒沒有“夥計們”，只要年齡在12歲以上就都是“先生”或“女士”。我不辭辛勞地為他們添加冰鎮茶或咖啡；用餐到一半的時候，我會特意詢問大家是否還有什麼需求，我還一邊為他們精心準備著沙拉：剁碎的生蘑菇、倭瓜片，只要能在冷藏室找得到的都是我的原料
有位客人叫本尼，長得矮小而結實，是個下水道修理工。這個人只有在空調下吹半個小時，喝了一肚子冰水之後才能吃得下飯。於是我們總是先聊一陣子氣溫或者電解液的話題，直到他準備點菜為止。他點菜有點挑剔，總是要吃什麼當天的湯、菜園沙拉，還有一份粗米。餐廳來德國遊客的時候，我會用蹩腳的德語招呼他們，如“歡迎光臨”、“一切都順利嗎”，這讓他們非常感動，總會給我小費。（那些歐洲人，很明顯是被他們的工會和高工資福利的國家給寵壞了，大多數都不知道他們是應該給服務員付小費的。一些餐館，包括我所在的家庭餐館，都允許服務員向外國客人“索要”小費，或者把應該付的小費加到他們的賬單中去。既然這筆小費在顧客選擇付或不付之前就已經加進去了，這種做法自然也成了對那些不懂英語之人的懲戒。）一天，餐廳來了一對女同性戀，她們身上污跡斑斑，看上去是剛剮下班。她們在冰鎮果汁朗姆酒中發現了蒼蠅，於是我便非常溫和地為她們解決了此事。沒想到，我和藹的態度打動了她們，兩位甚至不惜花費時間找到我們的經理助理斯圖，在他面前對我大加讚賞了一番。還有薩姆，善良的退休警官，他總是用一根手指堵住氣管切孔，強迫香菸煙霧被吸入肺中
有時候，我會幻想自己是一個為一些小小的過錯而懺悔的公主，承擔起親手餵養自己臣民的重任。但那些和我一起工作的、不是公主的人也是同樣的寬容，即使這意味著要違背管理規則。“你想要多少，趕緊要呀，”蓋爾低聲說，“只要斯圖沒有盯著你。
第一章 試水之旅
出於人的惰性，我決定在離現居住地最近的小城——佛羅里達州的基韋斯特，開始我低薪生活的體驗工作。基韋斯特約有2.5萬人口，正在努力成為一座真正的城市。很快我就意識到，熟悉也有熟悉的壞處。以前自己總是以消費者的身份出現在雜貨店、電影院或煤氣站，花錢的時候總是大手大腳、不假思索，而現在我極有可能就成為某一個地方的工作人員了。我非常恐慌，尤其是一開始的時候，害怕被一些友好的店主或是以前的鄰居認出來，更害怕自己不得不結結巴巴地向別人道出事情的原委。但是，令人驚喜的是，我有點杞人憂天了，我的擔心完全沒有必要。在一個月貧窮、勞累的生活中，完全沒有人認出我本人或叫出我的名字，有的人根本沒注意，大多數人則是沒吭聲而已。在這個低收入階層的世界中，我的父親挖了一輩子煤，我從來沒有進過大學的校門，大家都叫我“寶貝兒”、“甜心”、“美女”，最常叫的是“姑娘
我的第一項任務是，找個地方安身。我算了一下，根據招聘廣告給出的薪水標準，如果我每小時能賺7美元，這似乎也能過得下去。我可以支付得起500美元的房租，如果房租較高，600美元也行，這樣我就可以有400或500美元的結餘來支付一伙食費和煤氣費。在基韋斯特地區，我這樣的收入水平也就只能住得起廉價旅館或活動房了。有一處倒是挺不錯，離城裡也只有15分鐘的車程，但是沒有空調，沒有紗窗，沒有電扇，沒有電視，唯一有的只是躲避房東的德國獵犬時的驚險和刺激。條件如何暫且不提，這個地方最大的問題是房租有點兒高，每月675美元，已經大大超而無不及，如紐約城、灣區、傑克遜、懷俄明州、特柳賴德以及波士頓等地。這些地方旅遊者雲集，有錢人在和一群為他們刷馬桶、做家務的窮人爭奪著生存空間，房租也是居高不下。我猛然發現，破舊不堪的“拖車活動房”已經成了我所希望擁有的住處了
為此，我決定在支付能力和交通便利這兩方面做一個權衡。我選擇了一家月租500美元，走兩車道公路到基韋斯特的工作地僅有30英里的地方居住。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道路施工，如果沒有被堵在一群被太陽曬得發暈的加拿大遊客後面，我去上班也就只有45分鐘的車程。其實我討厭開車，公路邊總是布滿了白色的線條，紀念著一次次讓人觸目驚心的正面衝撞。但是我倒是蠻喜歡那個甜蜜的小屋，矗立在潮濕的庭院之中，房子全是舊汽車改裝而成。我的房東是一個和藹的電視機修理工，他的女朋友在酒吧里賣飲料，兩個人就在這裡快樂地生活著。從人類學的角度講，活動房的環境應該是非常宜人的。但是我這兒原本白色的地板已經不能稱之為白色了，床墊硬得像石塊，還被我消滅了幾隻臭蟲
下一項任務是從一大堆招聘廣告中搜尋適合自己的工作。出於某些因素考慮，有一些工作被我排除在選擇範圍之外，如賓館前台工作人員，這類工作被看做是沒有任何技術含量的，而且每小時只有6到7美元的薪水。我之所以不考慮它是因為幹這一行每天要在同一地點連續站立8個小時。做服務員也是我唯恐避之不及的工作，因為18歲那年我曾做過服務員，上一天班下來骨頭都快散架了，那種感覺我仍然記憶猶新。從那時開始，我受靜脈曲張和背痛的折磨已經長達幾十年了。電話促銷是生活突然跌入低谷時首選的避難方式之一，但是考慮到自己的性格還是不做為好。剩下的就只有超市的工作了，如熟食店店員，或者做賓館、客房的清潔工作，這類工作每小時能賺7美元。我想這和我平時在自己家裡乾的活應該沒有太大的區別，我不是已經千了將近半輩子了嗎？
於是，我穿了一身自認為看上去比較體面的衣服——一條熨得筆直的百慕達短褲和一件圓領T恤，開始到當地的賓館和超市應聘適合自己的工作。最佳西方酒店管理集團、經濟旅館和汽車旅館都讓我填寫了工作申請表。這些地方大多數關心的是我“是否是美國的合法公民”以及“是否有重大的犯罪前科”，這讓我如釋重負。我找工作的下一站是溫迪克斯超市，這兒的應聘流程非常複雜，比較有特色的是由電腦進行的20分鐘面試，因為，很顯然，這個面試的前提是沒有人能代表公司的觀點。我被帶到一間大的辦公室，牆上貼滿了海報，主要講述的是如何讓你看起來更加“職業”（它對白人比較有用，如果是女士的話，對燙髮的女士有幫助），以及告誡大家如何防範華而不實的允諾，工會負責人很有可能會利用上面的問題考驗我。面試採取的是多項選擇的形式，問題如下：會不會有些問題讓你難以按時上班，比如照顧孩子？你認為工作安全是管理者的責任嗎？然後突然冒出來一個狡猾的問題：你去年偷的東西值多少錢？如果你發現自己的同事盜竊單位的財產，你會告發他嗎？最後，你是一個誠實的人嗎？
顯然，我在面試中的表現還是不錯的。有人告訴我，明天我只要到醫務室做尿檢就可以了。這似乎是一條非常普遍的規律：如果你想在化學法西斯盛行的美國堆疊切里奧斯紙箱或打掃賓館客房，你就必須得心甘情願地蹲下來，在一個健康的員工面前小便（這個員工之前一定也有過類似的經歷）。溫迪克斯超市給的薪水是每小時6美元，開始時只有幾毛錢，這連自己受辱的補償都不夠
我的午餐是在溫迪斯快餐店吃的，這兒的墨西哥餐廳只需花4.99美元就可以隨便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我在那兒飽餐了一頓。一位年輕的服務員見我在看招聘啟事，很善解人意地給我送來了一張工作應聘表一雖然這兒的薪水只有每小時6美元，但我還是把它填完了。隨後我轉遍了基韋斯特老城所有的本地客棧和旅館，這兒既有真正的遊客，也有酒鬼，隨之發展的還有興盛的餐飲住宿業。在離該島尾部幾英里處雲集了眾多消費較低的廉價賓館。在帕姆，姑且就這么稱呼它吧，一位很有精神的經理甚至還帶我參觀了那兒的客房，見了幾位客房清潔員。我非常高興地發現，他們的裝束打扮看上去和我非常之像——褪色的前嬉皮士風格短褲，長長的頭髮扎在腦後，梳成辮子。但是，除了提交工作應聘表，幾乎沒有一個人和我攀談或者看我一眼。我的最後一站是富麗堂皇的B&B旅館。為了見一位叫馬克斯的人，我在那兒足足等了20分鐘，最後卻被他告知那兒目前沒有空缺，但是很快就會有的，因為“沒人能在這兒工作超過兩周
3天就這樣過去了，讓我懊惱的是，我大約應聘了二十多家，竟然沒有一家打電話通知我面試。我本來還擔心找工作時自己的教育程度太高，但現在發現所有的擔憂都是徒勞，甚至沒人有興趣發現我是大材小用的。直到後來我才意識到：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根據招聘廣告可靠地判斷是否真的有可申請職位。正像我從馬克斯的言語中悟出的道理一樣——招聘廣告是僱主用來防範無情的廉價勞動力流失的保險單。大多數大型賓館幾乎常年不斷地刊登招聘廣告來貯備勞動力，以防現有員工的流失。因此，找工作其實就是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點，靈活地選擇應聘那天所能提供的工作。這一說法終於在我的身上應驗了。和往常一樣，那天我去了一家大型的折扣連鎖賓館應聘客房清潔員，結果我被介紹到該賓館附屬的家庭餐廳去應聘服務員。這個餐館面朝停車場，較為陰暗，在這樣95華氏度高溫的天氣里賣本店的特色菜——波蘭香腸和燒烤調味汁。菲利普，一位自稱是經理的風度翩翩的西印度小伙非常熱情地對我進行了面試，認真得好像在為我做醫療檢查一樣。他問的主要問題是我能夠值哪個時段的班？什麼時候能夠開始工作？我還在那兒難過地嘀咕著自己不想做服務員，他卻已經準備給我拿工作服了。如果真的答應他的話，那我明天就得穿著黑色的寬褲子和黑色鞋子上班了。他還提供了一件鐵鏽色的球衣，上面繡有餐館的名字——家庭餐館，儘管我還是想穿著自己的襯衣上班。當說到“明天”兩個字時，一種摻雜著恐懼和憤慨的感情突然湧上我的心頭。我真想說：“謝謝您的時間，先生，但這只是一個實驗，不是我真實的生活。
地點：基韋斯特家庭餐館
職務：服務員
薪金：2.43美元/小時+小費
工作時間：2：00P.m.～10：00P.m
就這樣我開始了在家庭餐館的工作生涯，前兩周我的工作時間是下午2點到晚上10點，每小時2.43美元，外加小費。工作人員是不允許走前門的，所以我的第一天是在廚房開始的。一個金髮齊肩的紅臉大漢在不停地朝牆上扔著結凍的牛排，一邊扔還一邊滿嘴髒話地罵罵咧咧。“那是比利，”蓋爾解釋道，“他又開始發了。”讓他生氣的原因是，今天早晨上早班的廚師忘了解凍牛排了。在接下來的8個小時裡，我跟著身手敏捷的蓋爾忙裡忙外，零零星星地聽她講述自己的人生悲劇。所有的食物必須得裝盤。她今天顯得有點疲憊，她說她昨晚夢到了前幾個月剛剛在本州北部監獄中死於混戰的男朋友，於是在一身冷汗中驚醒了。沒有檸檬水了。其實他之所以進監獄是因為幾次醉酒駕駛，僅此而已，任何一個人都可能遇到這種事情。把冰激凌送到餐桌上去，把它放在猴形碗裡，千萬不要用手拿他走了之後，她在她的車裡生活了好幾個月，小便只能用塑膠的便瓶，晚上看書只能點著蠟燭。但是夏天就不行了，天氣太熱，不得不把車窗打開，但是這樣一來蚊子什麼的就全都可以進來了
至少蓋爾不再讓我擔心侍者這份工作對我來說是大材小用了。從第一天開始，我就發現我已經把所有的東西統統拋在了腦後，什麼家庭、身份全都不管了，我最想要的是“稱職”。即使在寫作領域，我也從來沒有百分之百地認為自己是完全稱職的，因為一天的成功並不能表明今後會如何。但是在我的寫作生涯中，我至少還了解一些寫作的程式：做相關研究或探索、列出提綱、打草稿等等。然而作為一名服務員，我卻有點手忙腳亂，疲於應付各種各樣的要求：給這兒加點冰鎮茶，給那兒拿點番茄醬，給14桌拿個餐盒，嬰兒椅在哪兒等等。餐館裡一共有27張餐桌，通常我得負責6張以上。下午客人較少或蓋爾不在的時候，我得照看所有的客人。餐館裡有一個觸控螢幕電腦點菜系統，我原以為這個系統可以減少服務員和廚師之間聯繫的工作量，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還得不斷地做人工調整，如：“土豆泥上澆的是肉汁嗎？”“肉餡糕上面什麼都不加！”如此等等。此外，自從我18歲那年不再做服務員之後，有件事情我忘了：服務員的工作中大約1/3屬於顧客看不到的“額外工作”——清掃、擦洗、切菜、加茶飲以及進貨。如果其中哪只有一丁點兒的工作沒有做完，下午6點的就餐高峰時你將會手足無措。剛開始，有十幾次我都把事情弄得一團糟，羞愧中一直支持我的是蓋爾——“挺好的，寶貝兒，大家有時也會這么做。”——因為我的確在乎，這全然出乎我的意料，儘管我一直設法保持自己的超然態度
如果我能夠像滑稽劇中莉莉·湯姆林飾演的侍者那樣應付自如，所有的事情就容易多了，但是我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荒謬的布克·T·華盛頓箴言：要做就做好。事實上，“做好”沒有一定的標準，做得再好都不夠好。因此，只要比前人做得好就達到了目的，我父親如是說。他一定早已深刻地領悟到了這句話的道理，因為在被大吃大喝消磨了雄心之前，他就是以此為目標鞭策著自己和家人不斷向前：從比尤特深不見底的銅礦走到樹木繁盛的東北市郊，從製造鍋爐的工匠發展為馬提尼酒釀酒師。但從我一生所付出的努力來看，“比別人做得好”並不是一個明智的目標。當我凌晨4點在一身冷汗中突然醒來時，我惦記的不是已經漸漸淡忘的截稿日期，而是我弄錯了點選單的那張桌子：直到那家人都該吃酸橙餅了，其中一個孩子才拿到他的兒童餐。顧客或“病人”是我的另一個強大動力，因為我經常會不由自主地想到他們，會由於莫名其妙的脆弱竟一時無法吃飯了。在家庭餐館工作了幾天之後，我感到自己腦中的服務道德就像注射了荷爾蒙一樣不斷膨脹。我的顧客大多數是辛勤工作的當地居民，有卡車司機、建築工人，甚至還有附屬賓館的客房清潔員。我只想讓他們在這個邋遢的就餐環境允許的情況下，在小隔間中有一次享用“精緻晚餐”的經歷。對我來說，這兒沒有“夥計們”，只要年齡在12歲以上就都是“先生”或“女士”。我不辭辛勞地為他們添加冰鎮茶或咖啡；用餐到一半的時候，我會特意詢問大家是否還有什麼需求，我還一邊為他們精心準備著沙拉：剁碎的生蘑菇、倭瓜片，只要能在冷藏室找得到的都是我的原料
有位客人叫本尼，長得矮小而結實，是個下水道修理工。這個人只有在空調下吹半個小時，喝了一肚子冰水之後才能吃得下飯。於是我們總是先聊一陣子氣溫或者電解液的話題，直到他準備點菜為止。他點菜有點挑剔，總是要吃什麼當天的湯、菜園沙拉，還有一份粗米。餐廳來德國遊客的時候，我會用蹩腳的德語招呼他們，如“歡迎光臨”、“一切都順利嗎”，這讓他們非常感動，總會給我小費。（那些歐洲人，很明顯是被他們的工會和高工資福利的國家給寵壞了，大多數都不知道他們是應該給服務員付小費的。一些餐館，包括我所在的家庭餐館，都允許服務員向外國客人“索要”小費，或者把應該付的小費加到他們的賬單中去。既然這筆小費在顧客選擇付或不付之前就已經加進去了，這種做法自然也成了對那些不懂英語之人的懲戒。）一天，餐廳來了一對女同性戀，她們身上污跡斑斑，看上去是剛剮下班。她們在冰鎮果汁朗姆酒中發現了蒼蠅，於是我便非常溫和地為她們解決了此事。沒想到，我和藹的態度打動了她們，兩位甚至不惜花費時間找到我們的經理助理斯圖，在他面前對我大加讚賞了一番。還有薩姆，善良的退休警官，他總是用一根手指堵住氣管切孔，強迫香菸煙霧被吸入肺中
有時候，我會幻想自己是一個為一些小小的過錯而懺悔的公主，承擔起親手餵養自己臣民的重任。但那些和我一起工作的、不是公主的人也是同樣的寬容，即使這意味著要違背管理規則。“你想要多少，趕緊要呀，”蓋爾低聲說，“只要斯圖沒有盯著你。
序言
這不是一場秘密探險
這個故事講的並不是視死如歸的秘密探險。我做的事別人也能做得到，無非就是找工作、做工作、拿微薄的薪水謀生。事實上，成百萬上千萬的美國人每天都在浮誇和恐慌申過著這樣的生活。
寫這本書的想法源於一個較為奢華的場合。當時，《哈潑時尚》雜誌社的編輯劉易斯·拉帕姆請我到一家頗為雅致、具有法國鄉村風味的餐廳吃了一頓30美元的午餐，並一起探討我今後可能會為該雜誌寫的文章。我記得當時點了三文魚和田野蔬菜。起初我向他大談特談了一些我對流行文化的看法，後來話題轉到了我最熟悉的主題上——貧窮。沒有一技之長的人如何靠他微薄的工資生活？尤其是福利改革將使大約400萬婦女進入勞動市場，每小時六七美元的工資讓她們如何維持生計？接著我說了句：“應該有人做些傳統的新聞——走出去，親身體驗。”這話到現在我都時常後悔。我本來想說的是，比我年輕的那些求知若渴的年輕記者有的是時間，但拉帕姆表情怪異，臉上似笑非笑，拖著長長的語調，說了句：“那就你去。”然後結束了我們的談話，我知道這也結束了我原來的生活。
之前一次我被迫放棄正常的生活，去從事乏味、薪水又低的工作還是在20世紀70年代。那時有幾十個，甚至幾百個六十年代的激進分子走進工廠，把自己“無產階級化”，並把工人階級組織起來。我不是這樣的女孩。我同情那些人的父母，他們繳了大學學費，卻培養出了藍領工人的崇拜者，我也為他們一心想培養成才的子女感到悲哀。就我自己的家庭來說，低工資的生活從未遠離過我們。它離得如此之近，以至於任何時候，我都珍惜這愜意的不受約束的寫作生活，雖然報酬有時並不豐厚。我的姐姐不停地變換著低薪水的工作，先後做過電話公司銷售員、工廠工人和接待員。用她的話說，她是一直在與“薪水奴隸的絕望處境”做抗爭；我的丈夫，17年的伴侶，當我愛上他時，他只是個時薪4.5美元的倉庫工人，他最終逃離了這種生活，並成為美國運輸工會的組織者，這讓他如釋重負，我的父親，曾是個銅礦礦工，叔叔、舅舅和爺爺、姥爺，不是在礦上就是在太平洋聯合鐵路工作。因此，對我來說，整天坐在桌前寫作不僅是一種榮幸，更是一種義務；這是我一生都虧欠他們的，不管是在世的還是已經過世的，他們的辛酸故事說也說不完。
我的家人不斷地提醒我：即使不離開書房，我也能把這個項目做得差不多。我可以按每天8小時的最低工資標準支付給自己薪水，自己收自己的住宿和一伙食費，再加上煤氣等合理費用，一個月後把這些數目加起來就行。我所在的小鎮上人們的普遍工資為每小時6至7美元，房租至少要400美元，我似乎還是能把這些數字算出來的。這增加了我的疑慮。一個單身母親，如果沒有糧食券、醫療補助以及住房和育兒津貼等各種形式的政府補助，能否生存？在我還未走出舒適的家庭前，這個答案就已經是不言自明的了。據美國無家可歸者聯盟統計，1998年，每小時的工資達到8.89美元(全國平均數)才能租得起一間單人公寓。美國公共政策中心估計，一般的福利領取者以這樣的“最低生活工資”找到一份工作的機率是九十七分之一。我為什麼還要大費周章去證實這些令人心酸的事實呢？當我推辭不掉這個任務時，我開始覺得自己有點像我曾認識的一位老人，他先是用計算器計算支票簿的餘額，然後再拿筆把每筆款項重算一遍進行核對。
最後，克服猶豫的唯一方式就是把自己想像成一個科學家。事實上，我所接受的教育正是要成為一個科學家。我是生物學的博士，但這個博士學位可不是靠整天坐在桌旁擺弄數據得到的。在這一行，你的思想可以天馬行空，但早晚還是得腳踏實地，投身於自然界日常的混沌。令人驚喜的發現常常潛伏在最平淡的測量中。如果我能夠真正著手此項工作，或許我就可以從中發現低收入階層中隱藏的經濟現象。華盛頓經濟政策研究所1998年報告顯示，大約有30%的工人每天都在為每小時8美元或更少的收入而奔波勞累。如果事實果真如此，那他們一定還有一些我所不知的生存之道。我想，如果我走出現在的世界，脫離那些所謂的福利改革的庇護，或許我還可以發掘出自己對生活樂觀向上的態度。當然，還有一種可能，那些始料不及的額外支出，如體力、財力或情感方面的損耗，將會推翻我之前的所有預算。但不管怎樣，目前唯一的辦法就是走出去，親身體驗一下低收入階層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本著科學探索的精神，我首先制定了一些規則和變數。
規則一：不得選擇與目前的工作或教育經歷相關的工作。不管怎么說，現在招聘隨筆作家或評論家的廣告隨處可見，這一點非常重要。
規則二：必須選擇一份我所能找到的薪水最高的工作，並爭取幹下去；不準發怒，不準悄悄躲在洗手間讀小說。
規則三：必須租住我所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住房，當然這種房間首先必須確保個人的安全和隱私。其實，這方面我的標準一直模糊不定，日後的經歷也證實了這一點，隨著時間的推移，標準也在不斷降低。
我曾試著將上述規則堅持到底，但是迫於無奈，在工作中我幾乎違背了自己原先的所有意願。舉個例子說明，1998年春夏之交的時候，我來到基韋斯特開始了“體驗低收入群體生活”的征程。當時，我去應聘服務員職位，為了獲得面試官的欣賞，我告訴他我可以用標準得體的法語或德語招呼歐洲遊客。不過，這是我唯一一次利用自己的教育經歷找工作的例子。2000年初夏，我在明尼阿波利斯住了一段時間，這個小鎮是我體驗生活的最後一站。也就是在這裡我違背了另一個規則，那就是放棄了我所能找到的薪水最高的工作，廣大讀者可以猜猜我為什麼這么做。最後，當我的體驗工作接近尾聲的時候，我崩潰了，於是找了個地方背著別人悄悄發泄了一番。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向僱主推銷自己，尤其是如何解釋自己為什麼沒有相關的工作經驗。事實的真相，或者可以說是經過徹底改編的“真相”，似乎還是很容易被人相信的。在面試中自我介紹的時候，我說自己是一位離過婚的家庭主婦，在經過多年毫無樂趣的家庭生活之後想重新找一份工作乾乾。沒想到，這樣的解釋還真奏效，屢試不爽。有些時候，我也會應聘去做家庭清潔工作，這時我就不得不引用之前同住室友或基韋斯特的一位朋友的經歷。其實，我也只是偶爾幫那位朋友做過點兒餐後清潔工作。在每次填寫工作應聘表時都需要填“教育經歷”一欄，此時我才發現，辛苦拿來的博士學位對找工作沒有絲毫幫助作用，相反，還會讓僱主對我的過去產生懷疑，人家甚至會猜測我是不是因為嗜酒成性而到處碰壁，或者情況更糟，所以才落到今天這個地步。為了避嫌，我通常都填我上的是三年制大專，然後再列一些我在母校上學時的真實經歷。結果證明，幾乎從來沒有人對我的背景產生過質疑，幾十個僱主中只有一位不厭其煩地查證我的證明人。還有一次，一位非常能侃的面試官問到了我的興趣愛好，我說是“寫作”，她卻沒有察覺到任何的不對勁。要知道，她所提供的工作即使是找一個人字不識幾個的文盲也能夠完全勝任。
最後，為了能夠充分應對可能遇到的各種磨難，我又制定了一些保障性措施。首先，我應該有一輛車。在基韋斯特，我可以開自己的。到了其他城市，我可以租用包車出租行的車，然後通過信用卡支付租金，這樣可以把賺來的收入攢下來。當然，我可以多走一段路，或者找一份交通方便的工作。我只是覺得，等公共汽車的故事讀起來並不是那么有趣罷了。其次，我將無家可歸排除出選項。每到一處，我會在那兒先待一個月，看能否找一份工作，看我的薪水是否能夠交得起下一個月的房租。如果為了交房租花光了我所有的薪水，最後落到無處安身或只能以車為家，那我就只能宣布體驗工作結束了。此外，我也沒有想讓自己餓肚子。這個“實驗”一開始，我就向自己保證，如果有一天真的落到吃了上頓沒下頓的境地，我會求助於我的儲蓄卡，作個小小的弊。
所以說，這個故事講的並不是視死如歸的秘密探險。我做的事別人也能做得到，無非就是找工作、做工作、拿微薄的薪水謀生。事實上，成百上千萬的美國人每天都在浮誇和恐慌中過著這樣的生活。
當然，我現有的生活條件和其他整日從事全美國最乏味之工作的人還是有所區別的，它既有幫助作用，同時也在某些方面對我有所制約。很顯然，在低收入者為維持生計而苦苦掙扎的這個世界裡，我只是個匆匆的過客。在現實中，我花費半生心血早巳創造出了屬於我自己的財富——銀行存款、個人退休賬戶、健康保險、寬敞的宅第，這些都足以讓我衣食無憂，無所牽掛。有著這樣的生活背景，我實在是無法去“體驗貧窮”，或者去“真正感受”一下低薪工人生活的辛酸。我寫本書的目的非常之簡單、客觀——我就是想看看，我能否像真正的窮人一樣能夠用自己微薄的收入養活自己，維持生計。此外，我在貧窮中所遭遇的一些事情早已告訴我，貧苦的生活並不是一處讓你觀光旅遊的地方，因為這兒到處都散發著惶恐與不安。
與眾多的低薪工人不同，我還有更多的優勢可以利用，比如我是白人，而且英語是我的母語。其實，在1998年至2000年勞動力市場緊缺的3年間，假定僱主對所有的求職者都一視同仁地雇用，上述優勢並不會對我的工作機會產生什麼影響，但是它們肯定會影響到我所從事工作的性質和種類。在基韋斯特的時候，我原本以為我只能找一個賓館保潔員之類相對簡單的工作乾，沒想到我做了服務員，這無疑是得益於我的種族優勢和嫻熟的英語技能。事實上，和保潔員相比，做服務員並不會給我帶來多少實際收入的增加，至少我在基韋斯特工作的那段時間如此，因為那時也是小費收入的淡季。但是這些經歷對我將來工作生活地點的選擇起到了很大的幫助作用。受此啟發，我決定不去紐約和洛杉磯了，因為這兩個地方的工人階層主要由有色人種組成。如果說一口標準英語的白人婦女一心想找一份只能填飽肚子的工作，那一定會讓人覺得不可理喻。
此外，還有一些優勢讓我有別於我的大多數同事，比如我有車。如果想模仿一位擺脫政府救濟、重新工作的婦女的經歷，那么我應該有兩個嗷嗷待哺的孩子，這才是理想的狀態。但是我的孩子都已經長大成人了，也沒有人願意把自己的孩子借給我過一個月的苦日子。除了出行方便和無所掛念之外，我的身體健康狀況也可能比長期處於低收入水平的工人好得多。該有的我都有了。
可以說我還有一些其他的不同之處，只是別人不易覺察，還沒人指出來而已。可以說我並沒有為了演好想像中的低薪勞動婦女形象而刻意做什麼。如果場合允許，我穿的還是我平時的衣服，還是我以前的髮型和裝扮。和同事聊天的時候，我會講我的孩子、我的婚姻以及和他人的關係等等，我們聊的內容一切都是真實的，我覺得我沒有必要編造出一個全新的生活來給人聽。但是，在用詞上我確實做了一些調整，這主要是考慮到我在工作中只是一個新手，如果說話不注意會讓人看起來傲慢無禮。多虧受美國運輸工會的影響較大，檢查言語是否得體已經成為我平時講話的一部分了。當然，我也和同事開開玩笑，奚落奚落別人，給點建議或意見，偶爾還給別人講講健康方面的知識，這和我以往做的沒什麼兩樣。
自從體驗工作結束之後，已經有好幾個熟人問我這樣一個問題：“和你一起工作的那些人難道就沒有覺察到，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完全不同於或在層次上高於那些慵懶之人嗎？”我真希望我可以告訴大家，我的上司或同事曾經說，我有一些非常讓人羨慕的特別之處，比如我看上去很有才智，或很明顯比大多數人接受過更好的教育等等。但是，事實上，這一切從來沒有發生過。我之所以這么想，是因為唯一真正使我看起來很“特別”的東西，就是我笨手笨腳、毫無經驗的工作表現。反過來說，低薪工人的人格和能力並不比以寫作為生的人差，前者的幽默和機智程度也不比後者低。如果受過教育的人群中誰有異議，那么誰就應該去擴充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子了。
當然，我和同事真正的差別的確是存在的，而這個差別只有我自己知道。那就是，我並不是為了錢而工作，我是在為寫文章和寫書做研究，體驗生活。每天下班回家，我都不像大多數人一樣幹家務事，而是直奔我的手提電腦，花一兩個小時記錄當天發生的事情。在此我必須補充一下，我做這項工作還是非常刻苦的，記錄幾乎是我每天的必修課，期間幾乎沒有中斷過。可以說，我是給大家設了一個騙局，我的手提電腦就是這場騙局的見證，因為它連線了我的過去和未來。但是，每每想到那些我所關心的和想繼續相處的人，我就會感到不安。(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在研究過程中，曾經有許多人和我一起共事，並在一些場合中相識，為了保護他們的隱私，我對書中的人名和具體細節做了必要的修改。此外，我還適當修改了我曾經工作過的地名以及具體方位，以便進一步保證人物的隱私不被泄露。)
每當我在一個地方的體驗工作接近尾聲，我都會心情焦慮，考慮再三之後，將事情的真相向幾位同事和盤托出。他們聽了首先都會大吃一驚，但很快就出奇地平靜了，我最喜歡的回答是這樣的：“那就是說，下星期你就不回來值夜班了吧？”我曾絞盡腦汁地想，對於我的“坦白”同事們為什麼沒有表現出更多的驚訝甚至是氣憤，其原因可能在於人們對“寫作”的理解。很多年前，我嫁給了我的第二任丈夫，當時他很得意地告訴他當時做代客泊車工作的伯父，說我是一名作家。伯父反問道：“難道有誰不是嗎？”每一個識字的人都可以“寫作”。我在這次體驗生活中認識或見到的低薪工人中就有一些在寫日誌和詩歌，有一個甚至在寫長篇科幻小說。
但是，也許我自己一直在誇大這場“騙局”的程度，因為我發現得太晚了。例如，我根本無法假裝成為一名服務員：食物要么在桌子上，要么不在。人們知道我是服務員、保潔員、療養院助理或售貨員，並不是因為我扮演得很像這個角色，而是因為我當時就處在那個角色當中，至少當時是。在每一份工作當中，在我住過的每一個地方，工作耗費了我所有的精力和大部分腦力。我是很認真地在說這句話，沒有半點兒開玩笑的意思。儘管一開始我就懷疑有關薪水和租金的簡單算術題是否可行，我還是竭盡全力地成功完成了這個項目。
我聲稱我的經歷與任何人都無關聯，因為我的故事並不具有典型性。請記住，我講述的是現實中最生動的事例：在這個充滿活力、繁榮昌盛的時代，憑藉種族、教育、健康和動機所能提供的每一個優勢，設法在社會的最底層求得生存的人。
這個故事講的並不是視死如歸的秘密探險。我做的事別人也能做得到，無非就是找工作、做工作、拿微薄的薪水謀生。事實上，成百萬上千萬的美國人每天都在浮誇和恐慌申過著這樣的生活。
寫這本書的想法源於一個較為奢華的場合。當時，《哈潑時尚》雜誌社的編輯劉易斯·拉帕姆請我到一家頗為雅致、具有法國鄉村風味的餐廳吃了一頓30美元的午餐，並一起探討我今後可能會為該雜誌寫的文章。我記得當時點了三文魚和田野蔬菜。起初我向他大談特談了一些我對流行文化的看法，後來話題轉到了我最熟悉的主題上——貧窮。沒有一技之長的人如何靠他微薄的工資生活？尤其是福利改革將使大約400萬婦女進入勞動市場，每小時六七美元的工資讓她們如何維持生計？接著我說了句：“應該有人做些傳統的新聞——走出去，親身體驗。”這話到現在我都時常後悔。我本來想說的是，比我年輕的那些求知若渴的年輕記者有的是時間，但拉帕姆表情怪異，臉上似笑非笑，拖著長長的語調，說了句：“那就你去。”然後結束了我們的談話，我知道這也結束了我原來的生活。
之前一次我被迫放棄正常的生活，去從事乏味、薪水又低的工作還是在20世紀70年代。那時有幾十個，甚至幾百個六十年代的激進分子走進工廠，把自己“無產階級化”，並把工人階級組織起來。我不是這樣的女孩。我同情那些人的父母，他們繳了大學學費，卻培養出了藍領工人的崇拜者，我也為他們一心想培養成才的子女感到悲哀。就我自己的家庭來說，低工資的生活從未遠離過我們。它離得如此之近，以至於任何時候，我都珍惜這愜意的不受約束的寫作生活，雖然報酬有時並不豐厚。我的姐姐不停地變換著低薪水的工作，先後做過電話公司銷售員、工廠工人和接待員。用她的話說，她是一直在與“薪水奴隸的絕望處境”做抗爭；我的丈夫，17年的伴侶，當我愛上他時，他只是個時薪4.5美元的倉庫工人，他最終逃離了這種生活，並成為美國運輸工會的組織者，這讓他如釋重負，我的父親，曾是個銅礦礦工，叔叔、舅舅和爺爺、姥爺，不是在礦上就是在太平洋聯合鐵路工作。因此，對我來說，整天坐在桌前寫作不僅是一種榮幸，更是一種義務；這是我一生都虧欠他們的，不管是在世的還是已經過世的，他們的辛酸故事說也說不完。
我的家人不斷地提醒我：即使不離開書房，我也能把這個項目做得差不多。我可以按每天8小時的最低工資標準支付給自己薪水，自己收自己的住宿和一伙食費，再加上煤氣等合理費用，一個月後把這些數目加起來就行。我所在的小鎮上人們的普遍工資為每小時6至7美元，房租至少要400美元，我似乎還是能把這些數字算出來的。這增加了我的疑慮。一個單身母親，如果沒有糧食券、醫療補助以及住房和育兒津貼等各種形式的政府補助，能否生存？在我還未走出舒適的家庭前，這個答案就已經是不言自明的了。據美國無家可歸者聯盟統計，1998年，每小時的工資達到8.89美元(全國平均數)才能租得起一間單人公寓。美國公共政策中心估計，一般的福利領取者以這樣的“最低生活工資”找到一份工作的機率是九十七分之一。我為什麼還要大費周章去證實這些令人心酸的事實呢？當我推辭不掉這個任務時，我開始覺得自己有點像我曾認識的一位老人，他先是用計算器計算支票簿的餘額，然後再拿筆把每筆款項重算一遍進行核對。
最後，克服猶豫的唯一方式就是把自己想像成一個科學家。事實上，我所接受的教育正是要成為一個科學家。我是生物學的博士，但這個博士學位可不是靠整天坐在桌旁擺弄數據得到的。在這一行，你的思想可以天馬行空，但早晚還是得腳踏實地，投身於自然界日常的混沌。令人驚喜的發現常常潛伏在最平淡的測量中。如果我能夠真正著手此項工作，或許我就可以從中發現低收入階層中隱藏的經濟現象。華盛頓經濟政策研究所1998年報告顯示，大約有30%的工人每天都在為每小時8美元或更少的收入而奔波勞累。如果事實果真如此，那他們一定還有一些我所不知的生存之道。我想，如果我走出現在的世界，脫離那些所謂的福利改革的庇護，或許我還可以發掘出自己對生活樂觀向上的態度。當然，還有一種可能，那些始料不及的額外支出，如體力、財力或情感方面的損耗，將會推翻我之前的所有預算。但不管怎樣，目前唯一的辦法就是走出去，親身體驗一下低收入階層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本著科學探索的精神，我首先制定了一些規則和變數。
規則一：不得選擇與目前的工作或教育經歷相關的工作。不管怎么說，現在招聘隨筆作家或評論家的廣告隨處可見，這一點非常重要。
規則二：必須選擇一份我所能找到的薪水最高的工作，並爭取幹下去；不準發怒，不準悄悄躲在洗手間讀小說。
規則三：必須租住我所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住房，當然這種房間首先必須確保個人的安全和隱私。其實，這方面我的標準一直模糊不定，日後的經歷也證實了這一點，隨著時間的推移，標準也在不斷降低。
我曾試著將上述規則堅持到底，但是迫於無奈，在工作中我幾乎違背了自己原先的所有意願。舉個例子說明，1998年春夏之交的時候，我來到基韋斯特開始了“體驗低收入群體生活”的征程。當時，我去應聘服務員職位，為了獲得面試官的欣賞，我告訴他我可以用標準得體的法語或德語招呼歐洲遊客。不過，這是我唯一一次利用自己的教育經歷找工作的例子。2000年初夏，我在明尼阿波利斯住了一段時間，這個小鎮是我體驗生活的最後一站。也就是在這裡我違背了另一個規則，那就是放棄了我所能找到的薪水最高的工作，廣大讀者可以猜猜我為什麼這么做。最後，當我的體驗工作接近尾聲的時候，我崩潰了，於是找了個地方背著別人悄悄發泄了一番。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向僱主推銷自己，尤其是如何解釋自己為什麼沒有相關的工作經驗。事實的真相，或者可以說是經過徹底改編的“真相”，似乎還是很容易被人相信的。在面試中自我介紹的時候，我說自己是一位離過婚的家庭主婦，在經過多年毫無樂趣的家庭生活之後想重新找一份工作乾乾。沒想到，這樣的解釋還真奏效，屢試不爽。有些時候，我也會應聘去做家庭清潔工作，這時我就不得不引用之前同住室友或基韋斯特的一位朋友的經歷。其實，我也只是偶爾幫那位朋友做過點兒餐後清潔工作。在每次填寫工作應聘表時都需要填“教育經歷”一欄，此時我才發現，辛苦拿來的博士學位對找工作沒有絲毫幫助作用，相反，還會讓僱主對我的過去產生懷疑，人家甚至會猜測我是不是因為嗜酒成性而到處碰壁，或者情況更糟，所以才落到今天這個地步。為了避嫌，我通常都填我上的是三年制大專，然後再列一些我在母校上學時的真實經歷。結果證明，幾乎從來沒有人對我的背景產生過質疑，幾十個僱主中只有一位不厭其煩地查證我的證明人。還有一次，一位非常能侃的面試官問到了我的興趣愛好，我說是“寫作”，她卻沒有察覺到任何的不對勁。要知道，她所提供的工作即使是找一個人字不識幾個的文盲也能夠完全勝任。
最後，為了能夠充分應對可能遇到的各種磨難，我又制定了一些保障性措施。首先，我應該有一輛車。在基韋斯特，我可以開自己的。到了其他城市，我可以租用包車出租行的車，然後通過信用卡支付租金，這樣可以把賺來的收入攢下來。當然，我可以多走一段路，或者找一份交通方便的工作。我只是覺得，等公共汽車的故事讀起來並不是那么有趣罷了。其次，我將無家可歸排除出選項。每到一處，我會在那兒先待一個月，看能否找一份工作，看我的薪水是否能夠交得起下一個月的房租。如果為了交房租花光了我所有的薪水，最後落到無處安身或只能以車為家，那我就只能宣布體驗工作結束了。此外，我也沒有想讓自己餓肚子。這個“實驗”一開始，我就向自己保證，如果有一天真的落到吃了上頓沒下頓的境地，我會求助於我的儲蓄卡，作個小小的弊。
所以說，這個故事講的並不是視死如歸的秘密探險。我做的事別人也能做得到，無非就是找工作、做工作、拿微薄的薪水謀生。事實上，成百上千萬的美國人每天都在浮誇和恐慌中過著這樣的生活。
當然，我現有的生活條件和其他整日從事全美國最乏味之工作的人還是有所區別的，它既有幫助作用，同時也在某些方面對我有所制約。很顯然，在低收入者為維持生計而苦苦掙扎的這個世界裡，我只是個匆匆的過客。在現實中，我花費半生心血早巳創造出了屬於我自己的財富——銀行存款、個人退休賬戶、健康保險、寬敞的宅第，這些都足以讓我衣食無憂，無所牽掛。有著這樣的生活背景，我實在是無法去“體驗貧窮”，或者去“真正感受”一下低薪工人生活的辛酸。我寫本書的目的非常之簡單、客觀——我就是想看看，我能否像真正的窮人一樣能夠用自己微薄的收入養活自己，維持生計。此外，我在貧窮中所遭遇的一些事情早已告訴我，貧苦的生活並不是一處讓你觀光旅遊的地方，因為這兒到處都散發著惶恐與不安。
與眾多的低薪工人不同，我還有更多的優勢可以利用，比如我是白人，而且英語是我的母語。其實，在1998年至2000年勞動力市場緊缺的3年間，假定僱主對所有的求職者都一視同仁地雇用，上述優勢並不會對我的工作機會產生什麼影響，但是它們肯定會影響到我所從事工作的性質和種類。在基韋斯特的時候，我原本以為我只能找一個賓館保潔員之類相對簡單的工作乾，沒想到我做了服務員，這無疑是得益於我的種族優勢和嫻熟的英語技能。事實上，和保潔員相比，做服務員並不會給我帶來多少實際收入的增加，至少我在基韋斯特工作的那段時間如此，因為那時也是小費收入的淡季。但是這些經歷對我將來工作生活地點的選擇起到了很大的幫助作用。受此啟發，我決定不去紐約和洛杉磯了，因為這兩個地方的工人階層主要由有色人種組成。如果說一口標準英語的白人婦女一心想找一份只能填飽肚子的工作，那一定會讓人覺得不可理喻。
此外，還有一些優勢讓我有別於我的大多數同事，比如我有車。如果想模仿一位擺脫政府救濟、重新工作的婦女的經歷，那么我應該有兩個嗷嗷待哺的孩子，這才是理想的狀態。但是我的孩子都已經長大成人了，也沒有人願意把自己的孩子借給我過一個月的苦日子。除了出行方便和無所掛念之外，我的身體健康狀況也可能比長期處於低收入水平的工人好得多。該有的我都有了。
可以說我還有一些其他的不同之處，只是別人不易覺察，還沒人指出來而已。可以說我並沒有為了演好想像中的低薪勞動婦女形象而刻意做什麼。如果場合允許，我穿的還是我平時的衣服，還是我以前的髮型和裝扮。和同事聊天的時候，我會講我的孩子、我的婚姻以及和他人的關係等等，我們聊的內容一切都是真實的，我覺得我沒有必要編造出一個全新的生活來給人聽。但是，在用詞上我確實做了一些調整，這主要是考慮到我在工作中只是一個新手，如果說話不注意會讓人看起來傲慢無禮。多虧受美國運輸工會的影響較大，檢查言語是否得體已經成為我平時講話的一部分了。當然，我也和同事開開玩笑，奚落奚落別人，給點建議或意見，偶爾還給別人講講健康方面的知識，這和我以往做的沒什麼兩樣。
自從體驗工作結束之後，已經有好幾個熟人問我這樣一個問題：“和你一起工作的那些人難道就沒有覺察到，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完全不同於或在層次上高於那些慵懶之人嗎？”我真希望我可以告訴大家，我的上司或同事曾經說，我有一些非常讓人羨慕的特別之處，比如我看上去很有才智，或很明顯比大多數人接受過更好的教育等等。但是，事實上，這一切從來沒有發生過。我之所以這么想，是因為唯一真正使我看起來很“特別”的東西，就是我笨手笨腳、毫無經驗的工作表現。反過來說，低薪工人的人格和能力並不比以寫作為生的人差，前者的幽默和機智程度也不比後者低。如果受過教育的人群中誰有異議，那么誰就應該去擴充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子了。
當然，我和同事真正的差別的確是存在的，而這個差別只有我自己知道。那就是，我並不是為了錢而工作，我是在為寫文章和寫書做研究，體驗生活。每天下班回家，我都不像大多數人一樣幹家務事，而是直奔我的手提電腦，花一兩個小時記錄當天發生的事情。在此我必須補充一下，我做這項工作還是非常刻苦的，記錄幾乎是我每天的必修課，期間幾乎沒有中斷過。可以說，我是給大家設了一個騙局，我的手提電腦就是這場騙局的見證，因為它連線了我的過去和未來。但是，每每想到那些我所關心的和想繼續相處的人，我就會感到不安。(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在研究過程中，曾經有許多人和我一起共事，並在一些場合中相識，為了保護他們的隱私，我對書中的人名和具體細節做了必要的修改。此外，我還適當修改了我曾經工作過的地名以及具體方位，以便進一步保證人物的隱私不被泄露。)
每當我在一個地方的體驗工作接近尾聲，我都會心情焦慮，考慮再三之後，將事情的真相向幾位同事和盤托出。他們聽了首先都會大吃一驚，但很快就出奇地平靜了，我最喜歡的回答是這樣的：“那就是說，下星期你就不回來值夜班了吧？”我曾絞盡腦汁地想，對於我的“坦白”同事們為什麼沒有表現出更多的驚訝甚至是氣憤，其原因可能在於人們對“寫作”的理解。很多年前，我嫁給了我的第二任丈夫，當時他很得意地告訴他當時做代客泊車工作的伯父，說我是一名作家。伯父反問道：“難道有誰不是嗎？”每一個識字的人都可以“寫作”。我在這次體驗生活中認識或見到的低薪工人中就有一些在寫日誌和詩歌，有一個甚至在寫長篇科幻小說。
但是，也許我自己一直在誇大這場“騙局”的程度，因為我發現得太晚了。例如，我根本無法假裝成為一名服務員：食物要么在桌子上，要么不在。人們知道我是服務員、保潔員、療養院助理或售貨員，並不是因為我扮演得很像這個角色，而是因為我當時就處在那個角色當中，至少當時是。在每一份工作當中，在我住過的每一個地方，工作耗費了我所有的精力和大部分腦力。我是很認真地在說這句話，沒有半點兒開玩笑的意思。儘管一開始我就懷疑有關薪水和租金的簡單算術題是否可行，我還是竭盡全力地成功完成了這個項目。
我聲稱我的經歷與任何人都無關聯，因為我的故事並不具有典型性。請記住，我講述的是現實中最生動的事例：在這個充滿活力、繁榮昌盛的時代，憑藉種族、教育、健康和動機所能提供的每一個優勢，設法在社會的最底層求得生存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