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台背景,通知全文,
出台背景
《通知》宣布撤銷《二月提綱》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提出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會。《通知》羅列了《二月提綱》的所謂十大罪狀，逐條批判。它完全抹煞建國以來思想文化戰線上成就，歪曲國內階級形勢和黨、國家的狀況，提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對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進行批判。《通知》嚴厲批駁了《二月提綱》中提出的有破有立、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正確觀點，要求實行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通知》要求各級黨委立即停止執行《二月提綱》，奪取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號召批判所謂混進黨、政府、軍隊和文化領域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通知》反映了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為“文化大革命”確定了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是“左”傾錯誤的綱領。它的通過和貫徹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
1964年7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專門成立了一個領導思想文化工作的機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彭真，成員有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但是，隨著“左”傾思想在黨內逐步占據統治地位，一大批學術、文藝方面的著作和觀點被強加了修正主義等大帽子，遭到公開批判。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突然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歷史學家吳晗，說《海瑞罷官》是為右傾機會主義翻案，“是一株毒草”。在這種情況下，文革五人小組於1966年2月制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後來被稱為《二月提綱》。《二月提綱》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本意是約束文化領域的大批判，不讓它進一步發展為政治鬥爭。
1966年3月底，毛澤東尖銳批評《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中宣 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如果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將，保護孫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組、中央宣傳部、北京市委，不管哪個省市委！” 1966年4月10日，林彪、江青主持的《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經毛澤東審閱修改後作為中央檔案發給全黨。《紀要》宣稱建國以來文藝界“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
1966年4月9日、10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批判彭真的“一系列罪行”，成立“文化革命檔案起草小組”，以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為成員，起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批判《二月提綱》。
毛澤東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時，加寫了幾段火藥味異常濃厚的話：
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臥榻之畔，豈容他人酣睡？”
“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的“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是指誰？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後連續發表社論，把《五·一六通知》內容捅向全國，從此，一場全國性的、歷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就發動起來了。
通知全文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各部門和各人民團體黨組、黨委，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
中央決定撤銷1966年2月12日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謂“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是根本錯誤的，是違反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路線的，是違反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的指導方針的。這個提綱，對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和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對毛澤東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間中央工作會議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負責同志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關於批判吳晗的指示，陽奉陰違，竭力抗拒。
所謂“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實際上只是彭真一個人的匯報提綱，是彭真背著“五人小組”成員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見製造出來的。對待這樣一個關係到社會主義革命全局的重大問題的檔案，彭真根本沒有在“五 人小組”內討論過、商量過，沒有向任何地方黨委徵求過意見，沒有說明要作為中央正式檔案提請中央審查，更沒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澤東同志的同意，採取了極不正當的手段，武斷專橫，濫用職權，盜竊中央的名義，匆匆忙忙發到全黨。
這個提綱的主要錯誤如下：
第一
這個提綱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用資產階級世界觀來看待當前學術批判的形勢和性質，根本顛倒了敵我關係。
我國正面臨著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高潮。這個高潮有力地衝擊著資產階級和封建殘餘還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陣地和文化陣地。這個提綱，不是鼓舞全黨放手發動廣大的工農兵民眾和無產階級的文化戰士繼續衝鋒前進，而是力圖把這個運動拉向右轉。這個提綱用混亂的、自相矛盾的、虛偽的詞句，模糊了當前文化思想戰線上的尖銳的階級鬥爭，特別是模糊了這場大鬥爭的目的是對吳晗及其他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批判。這個提綱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吳晗《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問題，掩蓋這場鬥爭的嚴重的政治性質。
第二
這個提綱違背了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這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論點。當報刊上剛剛涉及吳晗《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的時候，提綱的作者們竟然提出“在報刊上的討論不要局限於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到各種學術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他們又在各種場合宣稱，對吳晗的批判，不準談要害問題，不準涉及1959年廬山會議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罷官問題，不準談吳晗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問題。毛澤東同志經常告訴我們，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的鬥爭，是長期的階級鬥爭，不是匆忙做一個政治結論就可以解決。彭真有意造謠，對許多人說，主席認為對吳晗的批判可以在兩個月後做政治結論。又說，兩個月後再談政治問題。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領域的政治鬥爭，納入資產階級經常宣揚的所謂“純學術”討論。很明顯，這是反對突出無產階級的政治，而要突出資產階級的政治。
第三
提綱特彆強調所謂“放”，但是卻用偷天換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澤東同志1957年3月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所講的放的方針，抹煞放的階級內容。毛澤東同志正是在講這個問題的時候指出，“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不了解這種情況，放棄思想鬥爭，那就是錯誤的。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又說，“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這個提綱卻把“放”同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反動立場的揭露對立起來。它的所謂“放”，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化，只許資產階級放，不許無產階級放，不許無產階級反擊資產階級，是包庇吳晗這一類的反動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個提綱的所謂“放”，是反毛澤東思想的，是適應資產階級需要的。
第四
在我們開始反擊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時候，提綱的作者們卻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口號。他們用這個口號保護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根本否認真理的階級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同資產階級以及一切剝削階級的謬論的鬥爭，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根本談不上什麼平等。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鑽在共產黨內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麼平等嗎？幾十年以來的老的社會民主黨和十幾年以來的現代修正主義，從來就不允許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有什麼平等。他們根本否認幾千年的人類歷史是階級鬥爭史，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和對資產階級的專政。
相反，他們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一道，堅持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絲毫談不到什麼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而是一 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麼別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
第五
提綱說，“不僅要在政治上壓倒對方，而且要在學術和業務的水準上真正大大地超過和壓倒對方”。這種對學術不分階級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錯誤的。無產階級在學術上所掌握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過了和壓倒了資產階級。提綱的提法，表現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資產階級的所謂“學術權威”，仇視和壓制我們在學術界的一批代表無產階級的、戰鬥的新生力量。
第六
毛主席經常說，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在破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鬥爭中建立和不斷發展起來的。但這個提綱卻強調“沒有立，就不可能達到真正、徹底的破”。這實際上是對資產階級的思想不準破，對無產階級的思想不準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針鋒相對的，是同我們在文化戰線上進行大破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革命鬥爭背道而馳的，是不準無產階級革命。
（七）提綱提出“不要象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又說“警惕左派學術工作者走上資產階級專家、學閥的道路”。究竟什麼是“學閥”？誰是“學閥”？難道無產階級不要專政，不要壓倒資產階級？難道無產階級的學術不要壓倒和消滅資產階級的學術？難道無產階級學術壓倒和消滅資產階級學術，就是“學閥”？提綱反對的鋒芒是指向無產階級左派，顯然是要給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戴上“學閥”這頂帽子，倒過來支持真正的資產階級的學閥，維持他們在學術界的搖搖欲墜的壟斷地位。其實，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鑽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才是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民眾、什麼學問也沒有、專靠“武斷和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
（八）提綱的作者們別有用心，故意把水攪渾，混淆階級陣線，轉移鬥爭目標，提出要對“堅定的左派”進行“整風”。他們這樣急急忙忙拋出這個提綱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無產階級左派。他們專門收集左派的材料，尋找各種藉口打擊左派，還想借“整風”的名義進一步打擊左派，妄圖瓦解左派的隊伍。他們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確提出要保護左派，支持左派，強調建立和擴大左派隊伍的方針。另一方面，他們卻把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修正主義者、叛徒封成“堅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們用這種手法，企圖長資產階級右派的志氣，滅無產階級左派的威風。他們對無產階級充滿了恨，對資產階級充滿了愛。這就是提綱作者們的資產階級的博愛觀。
（九）正當無產階級在思想戰線上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發動一場新的激烈鬥爭剛剛開始，而且許多方面、許多地方還沒有開始參加鬥爭，或者雖然已經開始了鬥爭，但是絕大多數黨委對於這場偉大鬥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時候，提綱卻反覆強調鬥爭中要所謂“有領導”、要“謹慎”、要“慎重”、要“經過有關領導機構批准”，這些都是要給無產階級左派劃許多框框，提出許多清規戒律，束縛無產階級左派的手腳，要給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設定重重障礙。一句話，迫不及待地要剎車，來一個反攻倒算。提綱的作者們對於無產階級左派反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文章，已經發表的，他們極端懷恨，還沒有發表的，他們加以扣壓。他們對於一切牛鬼蛇神卻放手讓其出籠，多年來塞滿了我們的報紙、廣播、刊物、書籍、教科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等，從不提倡要受無產階級的領導，從來也不要批准。這一對比，就可以看出，提綱的作者們究竟處在一種什麼地位了。
（十）當前的鬥爭，是執行還是抗拒毛澤東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線的問題。但提綱卻說，“我們要通過這場鬥爭，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開闢解決這個問題（指“徹底清理學術領域內的資產階級思想”）的道路”。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看了〈逼上梁山〉以後寫給延安平劇院的信》、《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戰線上給我們無產階級開闢了道路。提綱卻認為毛澤東思想 還沒有給我們開闢道路，而要重新開闢道路。提綱是企圖打著“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這個旗幟作為幌子，開闢一條同毛澤東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現代修正主義的道路，也就是資產階級復辟的道路。 總之，這個提綱是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為資產階級復闢作輿論準備。這個提綱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同這條修正主義路線作鬥爭，絕對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關係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將來的面貌，也是關係世界革命的一件頭等大事。
各級黨委要立即停止執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這個通知，可以連同中央今年（1966年）二月十二日發出的錯誤檔案，發到縣委、文化機關黨委和軍隊團級黨委，請他們展開討論，究竟那一個檔案是錯誤的，那一個檔案是正確的，他們自己的認識如何，有那些成績，有那些錯誤。
